公元１２７１年，忽必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改国号为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的确，在历史上，唯一敢称其国大者，当属忽必烈。那个时候四大汗国都是元朝的附属国，整个元朝的版图是现在中国版图的三倍多。如此胜景，普天之下，谁与争锋？
在蒙哥成为大汗之前，历史上很难找到忽必烈的名字，而随着他的哥哥蒙哥的继位，忽必烈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就飘遍了草原。如果要想评选出年度最常听见的名字，恐怕忽必烈也会拔得头筹吧。
１２５１年，蒙哥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这一刻起，忽必烈的命运就和华夏大地上的汉室江山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历史的抉择成就了另一位英雄
２８岁的忽必烈在他的王府接见禅僧海云及弟子刘秉忠，忽必烈问海云禅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忽必烈通过这一问向世人传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忽必烈固然是对佛学有兴致，不过这只是最表面的意思；其二，这一问显示出了这位年纪尚轻的王子早已怀有“安治天下”的雄心。
从那时起，忽必烈就不断从中原招来贤人显学之士来为自己讲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前代帝王之治与朝代兴替，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道。只是顺耳听听，也就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杰出的帝王了，他更是身体力行，深入学习中国先王的贤明圣迹。他听取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迹，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国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统治下也有贞观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为此，忽必烈经常提及自己也要像唐太宗一样有魏征这样的卓越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对于宋太祖的帝迹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听，并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见他对中国故帝了解的详尽程度。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凡是有雄心抱负的人无不是从平时就注意积累，忽必烈更是如此。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从年轻时就已经为自己树立起了远大的目标，为着这个目标他做着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荣登帝位也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他的评价是，他青年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思想比较开明，“热心学习汉文化”，“重用汉人儒生”，“问以儒学治道”，“采用汉法”，“更改蒙古旧制”，“办学校”，大“兴水利”，“对人民赋役剥削限定在一定数额内”，较之“以前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
忽必烈出生于１２１５年９月２３日，是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一位智勇兼备的战将。忽必烈的童年时代，正是蒙古铁骑四处征伐、影响极盛的时期。战争环境熏陶了他仁厚英武、度量宽宏、志于伟业的性格。忽必烈从小就很有抱负。在祖父和父母的影响下，青年时期的忽必烈聪明睿智、“思大有为于天下”，就连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也曾在众臣面前夸奖他出言谨慎，“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犹如我再生之时”。
事实也正是如此，忽必烈继位后元朝达到了全盛时期。朱耀廷先生说过：忽必烈的时候也统一了中国，忽必烈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皇帝。他在位３５年，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元朝和统一中国，统一的范围规模超过了汉唐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１２５１年夏天，蒙哥继承汗位，将大漠以南的汉族地区交由忽必烈管理。忽必烈上任后，充分运用了多年来广学博采的治理之道，知人善用，奖罚分明，积极整顿吏治，恢复农业，成功地迈出了开创伟业的第一步。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只是一方的管理者，显示出的是一种文韬气概，充其量是蒙哥的得力帮手，蒙哥对其只有欣赏。那么经过奇袭大理之后，他的才华更加显露无遗，这一次，蒙哥的想法可就复杂多了，他对忽必烈已经产生了防范之意。
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分三路围攻大理城，歼灭大理军的大部，城里军民纷纷溃逃。在姚枢的劝说下，忽必烈禁止屠城，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城内秩序。蒙古军继续前进，一路势如破竹，分兵攻占下关、姚安等战略要地，并很快控制了大理全境。在这次战斗中，忽必烈充分发挥了蒙古骑兵善于奔袭、吃苦耐劳的特点，隐蔽接敌，辅以分化、招抚等策略，出奇制胜，达到了战争的预期目的。攻占大理的全面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忽必烈在蒙古政治舞台的地位，也为他日后统军南下、灭亡南宋做了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忽必烈在中原威望日增，这使得蒙哥感到汗位受到了威胁。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忽必烈当时的情况岌岌可危，他虽身为藩王，但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都在大汗手中，因而难以与蒙哥决一雌雄。无奈之下，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把妻子、儿女送到汗廷做人质，表示自己并无异志。当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了疑虑。忽必烈也撤销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就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实力，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旧唐书》载：“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韬光养晦无疑是一种高明的生存策略。忽必烈采取此策略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相反，只有在这种外衣的保护下，他才能更理性、更安全地实施自己的策略。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军征宋。在征宋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东路军的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７月，蒙哥在攻宋战争中身负重伤，死于合州钓鱼山下。忙于南征的忽必烈为争夺王位，决定返回漠北，碰巧南宋贾似道派使讲和，忽必烈当即同意，断然把大军留在江北，自己率一支亲军先行。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到达开平，召集忽邻勒塔。在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劝进下，忽必烈自称奉遗诏，在一些王的拥戴下继承汗位。而另一方面，蒙哥的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在和林举行大会宣布继承汗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有靠武力解决问题了。经过４年大战，阿里不哥战败，于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归降忽必烈。至此，这场汗位争夺战中，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接下来的几年，忽必烈全力征灭南宋，统一了全国。
忽必烈既是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明智的封建帝王。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道，“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类远祖亚当（Ａｄａｍ）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国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对忽必烈的评价是“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忽必烈在平定南宋、迁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后，颁布的一道《归附安民诏》中，就特别提及：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毁拆。由此可见忽必烈这一异族对臣服国家文化的爱护，同时也表明其将所继承的国家正体。这一点，表现出一个积极学习和尊重历史的态度。
忽必烈还尊孔重道，任用贤才，兴办学校，劝课农桑、安恤流民。他还“复租税，均赋役；明刑典，理狱滞”。元朝幅员辽阔，“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忽必烈注重“发展边疆经济”，“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南北方的统一，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所有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影响十分深远。
此外，忽必烈更是时常拿汉高祖和唐太宗自比，问：汉祖唐宗孰与寡人？可见，忽必烈已经将自己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标准上直接纳入到了中国的帝制正统。
从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说，忽必烈是蒙古继成吉思汗后一位最伟大的帝王，其在位的３５年为蒙古的鼎盛时期，对蒙古帝国而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其领土则包括亚洲及欧洲东部，疆域之广，前所未有。这个帝国在整个欧亚非世界里无人能及了，就连中世纪的欧洲人都对其心向往之。
消除帝国的祸患
１２６２年２月，李璮在自己的封地山东益都，正式发动叛乱。忽必烈此时正在蒙古南部的草原指挥军队攻打阿里不哥。叛乱一开始，忽必烈请重臣姚枢分析当时的形势。姚枢对忽必烈说：“假如李璮趁我军现在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机会，率部沿海岸直捣中都，封锁居庸关，将我军阻拦在关外，使我军前后受敌，补给中断，以致人心惶惶，这是他的上策；而如果他先联合南宋，坚守山东，再出兵不断骚扰我方边境，使我军疲于奔命，这是中策；要是他出兵济南，想等待山东各地汉族世侯响应支援的话，那必然无人追随，最后作茧自缚而已，这是下策。”忽必烈听后忧郁地问：“那李璮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姚枢回答：“下策。”
为什么姚枢可以肯定地回答李璮会出“下策”呢？原来姚枢所说的上、中、下三策，是从忽必烈利益得失的角度说的。要是从李璮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李璮为什么要“作茧自缚”了。出上策确实会给忽必烈以致命的打击，但同时李璮也会远离自己的根据地，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忽必烈先被阿里不哥击败；而不久以后，李璮或者被阿里不哥消灭，或者被其他世侯从后面包抄。总之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李璮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而已。中策对李璮来说是最保险的，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退到南宋境内，可惜他的性子太急，还没有等到南宋的答复就起兵了，这一条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尽管后来南宋派出了由夏贵率领的军队北上，但双方没有达成默契，效果也就不大。很快南宋的军队被击溃，只留下李璮独自去面对元军了。这样看来，出兵山东就成为李璮的必然选择。所以说李璮只能算是个枭雄，而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李璮叛乱后很快就占领了济南。他在济南坐等北方汉族武装出兵支援，但很快就失望了。没多久，北方汉族武装就来了，但却是奉忽必烈的命令，来平定叛乱的。同年五月，史天泽等率蒙军将济南团团围住，李璮成了瓮中之鳖。很快城中弹尽粮绝，最后士兵竟靠吃死人肉维持生计。济南叛军纷纷从城墙上爬下逃命。七月城破，李璮想投大明湖自尽，水浅没死成，被俘后，被史天泽斩杀。
李璮是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养子，金朝末年，趁蒙古人入侵金国时造反，在山东成为一股割据势力。李全只是金朝末年在中原地区趁乱起兵的众多豪强地主中的一员而已，因此他的处世之道十分功利，反复无常就是他的“招牌特征”。这点从李全的履历上可以看出，他先是在山东反金，蒙古大军压境的时候又投靠了蒙古人。
蒙古人入侵中原后，为了统治的需要，把投靠他们且拥有重兵的豪强地主们封为世侯，所以李全的职位是世袭的。但李全没有亲生儿子，养子李璮便承袭父职成为军阀之一。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即位后，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使他的身份更为显赫。李璮虽然和李全没有血缘关系，可他却和李全一样野心勃勃。当年，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时，拨给了李璮大批的军用物资，要求他出兵助战。然而李璮却借口防御南宋，拒不出兵。在李璮的心里有一个愚蠢的念头，认为忽必烈无力两线作战，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叛乱，跟忽必烈很多位高权重的汉族幕僚都取得了联系。当时他的岳父王文统，任中书平章政事，事后证明他是知道李璮要发动叛变的。但这些汉族幕僚的态度十分暧昧，既没有说明要参加，也没有出面阻止的实际举动。这更使得李璮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一起兵，就会一呼百应。为了使自己起兵后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还派人与南宋进行了联系，承诺献出自己在苏北沿海的三座城池，以表诚意。不过还没有等到南宋政府的答复，李璮就已经起兵了。
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发现了李璮与王文统的往来信件，于是处死了王文统。这场叛乱直接影响了忽必烈对汉族幕僚的态度，并更深远地影响到了蒙古人近百年的统治策略。这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李璮之乱，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而且起兵五月即败死。但是李璮之乱的爆发却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璮之乱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忽必烈削去各地军阀势力的兵权。虽然忽必烈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取得汗位，也依靠他们的兵力迅速镇压了李璮的叛乱，但李璮叛乱也暴露出汉人军阀势力的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
李璮叛乱失败后，一些儒臣上书，说乱事之起，是由于诸侯权力太重。姚枢甚至奏请“罢世侯，置牧守”，就是要解除军阀世袭的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兵民分治。史天泽也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他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的有十七人。其余军阀也被陆续解除兵权。然后，忽必烈又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就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
李璮之乱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忽必烈任用色目人而疏远汉人。对此，范文澜先生曾言：忽必烈杀王文统（李璮的岳父，时任平章政事），从此对汉人幕僚增加了疑虑，逐渐疏远。
早在窝阔台任用耶律楚材和奥都剌合蛮以来，蒙古统治集团中就已经存在着关于倚用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等），还是倚用色目人的争论。中统初，忽必烈大力倚用汉人为文臣武将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而色目人居于次要地位。
李璮叛乱之后，色目人趁机向忽必烈进谗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忽必烈通过比较发现，色目官员多以经商理财为擅长，可以帮助元朝统治者搜刮财富，又不至于像汉人军阀那样形成武装叛乱集团。李璮叛乱后，忽必烈在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的同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互相牵制。例如，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原是随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弘吉剌氏按陈那颜，因而可以出入帝后宫账，受到信任和重用。１２６２年，忽必烈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１２６４年，左右部并入中书省，忽必烈又授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来管理财赋。
就这样，忽必烈兼用汉人、色目人，也引发了统治集团中蒙汉色目诸族之间的重重矛盾，后来出现了长期纷争。
傲视天下纵览元朝雄图
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先生著的《乾隆皇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灭大宋的不是蒙古人，是文恬武嬉的文武百官。”乾隆知道母亲已经被说动，继续循着自己的思路款款陈说道：“蒙古大军将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赶到琼崖大海，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还在孩提之间，宰相陆秀夫在船上还在给他讲《中庸》。船被围了，陆秀夫把自己妻儿老小的船先沉了，抱着小皇帝投海自尽……额娘，你知道指挥这一战的蒙古主将是谁？”
太后摇了摇头，她的眼中已经迸出泪花。
“叫张弘范。”乾隆想到宋朝末代皇帝途穷惨状，也觉心中凄惶，哽着嗓子道：“他是大宋的一员战将，投了元，又来打自己主子。灭了宋，还磨崖铸字，写了几个字说’‘张弘范灭宋于此’‘！后人鄙薄他，在前头仿他笔迹又添了个字，’‘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不是文人刻薄，是真真的史实……”
这里乾隆所说的那段史实，正是南宋灭亡的最后一段岁月。
对于南宋的灭亡，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抱怨南宋太懦弱，有人感叹元朝军队过于强大。其实，历史本来是客观的，它会沿着既定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当人们将历史转化为文字出现时，就从来没有绝对的客观了，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是有目的、有感情、有偏好的。
虽然南宋灭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终究还是人的问题。南宋是一个不乏忠臣，也不乏奸臣的朝代，它所缺乏的是能力挽狂澜的军事家和统帅。这不是说南宋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是虽存在这样的人，却很难被重用。有的人才在国家危机时被重用，但危机一过，马上就被排挤出去了。当这样杰出的人才被重用的时候，国家就会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还敌人以颜色。所以，蒙古军队也会遭遇南宋的顽强抵抗。
就像王曾瑜先生说的那样：
悍勇的蒙古军在几十年间，横扫欧亚大陆，灭国数十。蒙古的军事征服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然而其所遭逢的唯一劲敌，却是偏安一隅、不思振作的南宋皇朝。在长达四十余年间拉锯战中，南宋凭借其城防与水军，还有一些有才能的指挥官，居然得以苦苦支撑，而使蒙古军屡遭重创。蒙古的第四代皇帝蒙哥汗竟死于顽强抗击的合州城下。第五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和一些大臣最初甚至打算放弃灭宋。
但是，现实毕竟摆在面前，宋朝固有的传统决定了朝廷对武将的偏见。如同担心岳飞专权一样，宋朝的皇帝再次选择了宁可相信贾似道那样的小人，也不会让武将放手一搏。这样，即便有力挽狂澜的才能又能如何？
１２７９年２月，元军迅速包围了崖山，都元帅张弘范会同副帅李恒，从水路和陆路同时进攻崖山。这是南宋王朝最后一幕凄惨悲壮的历史画面。
南宋将军张世杰率军进行决战，集结一千多艘舰船，四周加固战栅，构成海上坚城。元军的数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但张世杰的这种做法也抹杀了战船的机动性，只能防御，不能有效地进攻。元军采取种种手段诱降张世杰，结果徒劳无功，紧接着他们采用断绝补给，长期围攻的方法，占领了崖山外围，截断了南宋的粮、水补给线。这种情况下，南宋官兵仍然顽强抵抗。到了２月６日那一天，天色晦暗，风雨交加，元军把握住了战机，趁早、午海潮涨退的机会，大举围攻崖山。３月１９日，张世杰决定突围，在经过苦战后，南宋船队最终崩溃。张世杰于混战中率少数战船趁海上大雾突围。但是少帝和丞相陆秀夫被困崖山。无奈之下，陆秀夫杀死妻儿，背着少帝投海殉国。战斗历史二十多天，海上浮尸数十万之多，七日不尽。南宋的历史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智慧博弈的结果是：忽必烈赢了！一位学者也曾说过，忽必烈的智慧根源于他对时局的把握：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整个中国的。忽必烈缺乏其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伴随着南宋帝国的最后灭亡，尘埃终于落定。站在帝国的最顶端极目远望，忽必烈真切地感受到了帝国空前庞大的规模，一个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终于扩张完成。如此一个空前绝后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仅凭忽必烈一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鉴于此，这个帝国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从属于国家最高元首——大汗的统治之下。
面对如此的雄图伟业，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满足了吗？不，伟大的梦想远远不是这已有的巨大版图能够禁锢的，正如柏杨先生所说：侵略扩张是没有终点的，永远不会自动停止。蒙古帝国并不因已获有广大领土而满足，灭掉宋帝国后，大汗忽必烈又列出一张“狩猎”名单，名单上是一些还没有完全降服的邻邦。
于是，还有更多的征战在等待着他们……
伯颜：“军旅之神”的赫赫战功
１２７５年７月，即至元十二年七月，忽必烈下定决心灭宋，命伯颜率领元军直逼临安。伯颜受命后，召集攻宋将帅部署方略，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部署。这年十一月，伯颜分兵三路进攻临安：西路由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率蒙古骑兵出建康，向溧阳、建平（今江苏朗溪）、独松关进军；东路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弘范、都统范文虎率水师由镇江沿江入海，向海盐、澉普（今浙江海盐县南）进军；中路由伯颜驭之，率水陆两军出镇江，向常州、无锡、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进军。伯颜同时节制诸军。
伯颜作出如此部署是基于以下考虑：自建康经溧水、溧阳等地至临安，多为丘陵地带，河湖很少，是骑兵的用武之地，可快速进抵临安，威慑宋廷；宋军在东线沿海水域有一定优势，钱塘江口是临安的门户，东陆元军卡住这个入海门户，既可堵截宋廷的海上逃路，又可遏制南援的宋军；常州、无锡一线则是宋军的重点防守地带，且河湖交错成网，岸上城堡密布，易于水陆联防，元军如果忽视此线，宋军便有可能从此处溃逃或反击，所以伯颜亲率中路军由镇江循此线南下。
三路大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在常州与南宋军队展开了激战，宋军多数献身沙场了。１１月１６日，伯颜督军常州，筑台发炮猛轰，连攻两昼夜，终于破城。常州失守，无锡、平江守军不战而降。后来因为谢太后的消极政策，伯颜兵不血刃就进入了临安城。
这里提到的伯颜是元初的开国名将（一定要区别于后期擅权的奸臣伯颜），出生于蒙古的名门大家，少时长于伊尔汗国，跟随父亲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至元元年，伯颜奉旭烈兀之命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便下令：“非诸侯王臣，其留事朕。”就这样，伯颜留在了忽必烈身边，成了忽必烈的一名得力干将。
宋濂在《元史·伯颜传》中曾评论说：“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唯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
“军旅之神”伯颜，除了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还有一套值得称道的治军方法。有效的治军方法，卓越的指挥才能，二者交互影响，使伯颜成为一代军神。
战斗中，特别是危急时刻，伯颜尤其注意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去影响士卒。据史书记载，在阳罗堡大战时，他披坚执锐，亲冒矢石，临于行阵，指挥诸将帅杀得宋军死者无数。在攻打常州时，宋军防守坚固，元军久攻不下。伯颜来到常州，即令帐前军先登，率先把军旗插上城头。目睹此景的诸军将士欢欣鼓舞，异口同声地高呼：“丞相登上去了！”因为伯颜的身先士卒，将士们深受鼓舞，随之，全军奋勇登城，宋军溃逃而去。
伯颜除了能征善战外，还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一改过去元军对占领地的屠城做法，对战地人民实行优抚政策。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为元朝政府赢得民心作出了贡献。
１２７４年，由于史天泽年迈，忽必烈提拔伯颜做了中书左丞相，率领元军继续伐宋。伯颜上任前，忽必烈对他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奉命进攻南唐，曹彬从不滥杀无辜，一举平定江南。你也要效他，别让我的人民横遭锋刃。”后来在整个伐宋的过程中，伯颜确实做到了“不滥杀无辜”这一点，采用了怀柔的策略。
元军攻宋期间，正逢江南疫病流行，江南百姓更是因为战乱流离失所，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饥荒。伯颜看到这种情况后，下令开仓赈饥，发药治病。江南百姓因此大为感激，称伯颜的军队为“王者之师”。丁家洲战役后，在元军的武力与怀柔政策下，南宋军民多不战而降。元军攻入临安后，伯颜下令不要抢掠，并封存府库，登记钱谷，并明言将不得擅自进城，有抢掠者，军法从事。
伯颜回京后，权臣阿合马认定伯颜从临安得到很多宝贝，打算从伯颜那儿捞点好处，但结果未能如愿，于是就怀恨在心，几天后在忽必烈面前造谣说伯颜私藏了宋室至宝玉桃盏。忽必烈听后，非常震惊，立即派人追查此事，但终因证据不足，况且适逢用人之际，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直到阿合马死后，这件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一个宫人找到了玉桃盏，并呈献给忽必烈。忽必烈看着那个玉桃盏感慨自己差一点儿让忠良受了冤屈。
伯颜曾在自己的诗中写道：“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三两枝。”的确，在整个南征过程中，伯颜未乱杀一人，进临安后也未取一物，这种行为在古今将帅中是少有的，不愧为一代名将、军旅之神！
留取丹心照汗青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１２７９年正月，元军出珠江口，进攻南宋最后据点崖山，文天祥被押解同行。船过零丁洋（今广东中山南的珠江口），元军都元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招降坚守崖山的宋军统帅张世杰，文天祥写下此诗以死言志，严正拒绝。
虽然是元朝唱主角，但是有一个宋人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南宋名臣文天祥。他的一生虽然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其行为却足以留存于青史之上。懦弱的南宋结束了，却因为文天祥的慷慨殉国而有了一个悲壮的尾声。这个尾声，至少让那些耳目充斥着宋室君臣北觐耻辱的人们对这个堂堂大朝不至于到完全蔑视的地步。
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在这个国运难以逆转的危急时刻，却仍有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不惜“慷慨轻身”，以“百炼丹心涅不缁”，“英雄未肯死前休”的气概，百折不挠，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作殊死的苦斗。在史册上有名者，如张世傑、陆秀夫、张珏、李芾、姜才、李庭芝、陈文龙、王安节、尹穀、马墍等很多人，而最著名者，当然是状元宰相文天祥。
南宋灭亡之后，战场上的较量，文天祥失败了，但他与元军的斗争又在囚狱中展开。
当时，许多投向南宋的臣僚们，奉命到上都城西的元王朝太庙中礼拜，后来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南宋的降将一向看不起。他曾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投降得如此容易？”诸将回答：“宋有权臣贾似道擅断政柄，总是优容礼待文士，而就是轻视武官。臣等早已有不平之心，心离体解，所以都望风而款降啊！”忽必烈又说了一些话，大致意思是：“即使贾似道真的轻视你们，那也只是贾似道一个人的过错。而你们的君主又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呢？”后来，他又好奇地问以宋宰相身份担任“祁请史”的吴坚：“你年纪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当丞相治理朝政？”吴坚回答说：“因为朝中人都逃走了，所以我才当丞相。”紧接着，吴坚连忙要求忽必烈准许自己归老。
与这些臣子们不同的是，文天祥在屈辱中自尊自重，以四年的囚禁苦难谱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正气歌”。
忽必烈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进行劝降，结果被文天祥一顿训斥，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然后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一见面就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结果赵显不能开口，只得怏怏而去。后来，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其间，不停地有人来劝说文天祥投效元朝，但文天祥不改初衷。在狱中，他还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至元十九年八月，忽必烈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忽必烈仍然没有放弃对文天祥的劝降，又于十二月八日，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忽必烈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忽必烈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如此一来，忽必烈气恼了，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然后从容就义。死后几天，妻子给他收尸，发现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王曾瑜先生说：文天祥简直就没有设想过自己尚可有另外的苟活之道，而是满怀着“时穷节乃见”，“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坚韧志向，承受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惟其如此，中华的汗青上也方有一个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曾对元世祖的宠臣阿合马说：“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的确，如果南宋早以文天祥取代贾似道，历史自然会改写。然而，历史似乎总是不会尽如人意的。
后人评价文天祥说：“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其实所有后来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