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征战像一个巨大粗暴的铧犁，不仅翻动了世界，也沟通了中西。蒙古人不仅善于建设沟渠，引水灌田，更善于建设国家之间交往的渠道，使人与物在这些渠道中不断地流通。
蒙元疆域的不断扩大，沟通的地域也越来越广。而蒙元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当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竟然具备现代全球化的雏形。作为蒙元帝国的中央的元朝，更是因为其富庶和实行的信仰自由政策成为世界人们心目中朝圣的目标。于是，一批批外国人走进来，有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欧洲人、非洲人，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一批批中国人走出去，去往亚洲、欧洲、非洲。元朝成为了亚欧非三洲的中心，元朝也无法不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蒙元征战产生的“蝴蝶效应”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知名基因生物学家伊利亚·扎哈罗夫说，在与蒙古国毗邻有一个姓丹格特的图瓦人家族，其成员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该家族的一对兄弟接受了ＤＮＡ测试，结果表明，他们的Ｙ染色体与成吉思汗相近，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随着这一发现，蒙元以及成吉思汗创建的庞大帝国重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把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的成吉思汗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评价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形成的影响。毕竟，是成吉思汗创造了最早的全球化，成吉思汗的成就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欧洲国家，在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文明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蒙元的残酷、杀戮、落后，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但如果说蒙元实现了最早的现代化，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发烧后的妄语。但历史确实如此，蒙元时代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蒙古帝国所实行的世俗政治、法律面前无论贵贱、贸易自由、知识共享、宗教宽容、外交豁免权、国际法、国际邮政体系等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华盛顿邮报》公布了该报“千年人物”的最后人选就是成吉思汗。该报公布的理由就是成吉思汗具有今天“全球化”的眼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的《时代周刊》也把成吉思汗列为千年人物第一名。
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所以，今天的我们应该以一种无偏见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蒙元的征服。
当蒙古部落兴起的时候，人数不过百余万人，成吉思汗死后遗留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十二万余人。而成吉思汗和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总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世界诸多古国，在蒙元帝国的征服面前都不堪一击。
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并不是只有屠杀和毁灭。从技术上看，在蒙古兴起之时，成吉思汗的部落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其首领的财富不过是拥有马镫。蒙古征服开始之后，却能够吸收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
韩儒林先生说过：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流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
马克思也曾说过：“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正是经蒙古人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欧洲的近代文明实际上受益于蒙古的征服，元史学家威泽弗德认为：“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
诚然，蒙古的征服有野蛮和残酷的一面，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蒙元帝国的进步的一面。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至少这一点要超越了它所征服的所有地区。单就这一思想来看，成吉思汗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人，并且是超越种族和民族偏见的现代人。成吉思汗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思想，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
成吉思汗曾经在与王罕争权的斗争中失利，最后只剩十九人跟随。在饥寒交迫之中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得以躲过一劫，他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而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也有不同的信仰。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说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
元史学家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
蒙元对世界的影响还在继续。欧洲之所以能够跨入近代，不仅因为他们从蒙古人那里获得了必要的工具（四大发明），同时，也正是在试图与蒙古帝国这个黄金国度不断接近的尝试中，它们无心插柳，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最终没有进入黄金国度，但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哥伦布的远航就是因为要找出一条通往蒙古汗国的新航线。在奥斯曼土耳其阻断东西方的交通之后，哥伦布向西班牙的君主费迪南二世建议，他可以从海路前往东方以重新建立西方与蒙古大汗的联系。
而促使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渲染东方的文明和富庶，声称蒙古大汗亲近基督教，也使一般民众心向往之。后人对《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本书是欧洲跨入近代的导引者。
“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一个曾经在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痛苦挣扎的１９个人，若干年后刮起了一场席卷世界的风暴。几个世纪以后，受他们的影响，另一场风暴把世界刮入了近代。现在，成吉思汗的影响还在继续，不知道将来他还将成为导致哪一场风暴的那双“蝴蝶的翅膀”。
驿马驰骋在辽阔的土地上
“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卷黄尘，骏马飞驰而至，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随即另有一人翻身上马，绝尘而去，这是在影视剧中常见的镜头。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这是唐朝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的唐朝的驿骑。天宝年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６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５００里。
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秦直道就是秦朝最长的驿路。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１５年，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全长１８００余里。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５０米，转弯处更宽到６０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
有一条谚语叫条条大道通罗马，《后汉书·西域传》里，曾提到古罗马“列置邮亭”的情况。那里“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即驿）”。各国使者进入其境，都可直接乘驿达其王都。据统计，公元２世纪时，罗马境内驰道共有３７２条，总长度达８万公里。这些大道也是驿道，把各地的信息及时地传送到罗马城。公元前３１２年，阿匹亚道路的动工使罗马的道路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阿匹亚道路，由罗马通往加普亚。随着罗马的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罗马的道路也像网络一样伸向四面八方，到了帝国时期罗马的道路更是遍及欧洲、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被人称作“条条道路通罗马”了。
道路如同血管，所需要的各种给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自古至今，莫不如此，而在没有现代通信手段的古代，驿路就是一个国家的神经，没有了畅通、及时的通信，一个国家很快就会陷入瘫痪。
蒙古建立了庞大的帝国，而这个庞大的帝国要维持统治，不至于瘫痪，自然也要保证驿路的畅通。事实上，正如李治安先生曾说：有元一代，中原汉地较早便设有站赤，以供交通往来使用。成吉思汗西征之际，就曾命令刘仲禄通过站赤前往山东地区敦请全真道士丘处机。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为了传达政令、互通情报、运送物资等事务，“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蒙古的一些主要驿道从天山南北地区（后属察合台汗国）通过。成吉思汗近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丘处机等人，都曾使用当地的驿站。
“前年驿骑过西陲，闻道萱堂鬓已丝。”这是耶律楚材奉诏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对驿站的描写。另外，在他的诗句中多处提到西征途中的驿马：“庚辰之冬，驰驿西域，过山城驿中。”
“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这是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时所写的一首诗，当时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就是沿着驿路前进的，归途时自然要“驿马程程送”了。
窝阔台成为蒙古大汗之后，进一步将驿站制度严密化、系统化。察合台完全赞同窝阔台的想法，察合台派人报告窝阔台：“我从这里相迎，把驿站相接通。我再从这里派使者去到拔都那里，让巴秃也把他那里的驿站相迎着接通起来。”
１２４５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这些教皇使者就利用了蒙古的驿站，“一天要换几次马，因此不须爱惜马匹”，“一路上骑着马飞快地奔跑，一刻也不停息”。结合他们的行走路线可以推断，察合台汗国的驿道连接了中亚与蒙古本部，再往西可达金帐汗国。
２０世纪上半期，德国中亚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获得了一组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乘驿文书。它们记载了使者换乘驿马、支取饮食祗应的情况，也提到了管理饮食的官员、站官等。从这些文件中人们发现，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发挥着正常职能，向使者提供换乘马、住宿和饮食。饮食分例沿袭蒙古帝国时期的旧制，包括羊、酒、粮食。稍有不同的是，察合台汗国驿站供应的羊肉数量比较多。察合台汗国位于蒙古与西亚、东欧之间，境内驿道是连接这些地区的主要通道。
后来，元朝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中国的驿路交通空前发达。陆路交通方面，全国各地设有驿站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驿道北至吉尔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金帐）、伊儿两个汗国，可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
“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４０或５０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也有经常性的供应。”
这是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的一段话。马可·波罗还说，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４００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３２０公里，即６４０华里。他们身上都带着一面画着鹰隼的牌子，作为急驰的标志，“他们束紧衣服，缠上头巾，挥鞭策马以最快速度前进”。虽然他的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但基本符合当时元驿站发达的情况。
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杰出的元帝国邮政。
“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２４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元朝的驿站制度继承了前代，又有所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曾经提到宋代的一种“急脚递”的传送政府文书的方法，这种传递方法是接力步行传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
“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
这是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的形象描绘。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加急快递的驿使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通行驰驿的牌符证件，各个朝代的称呼不一样。元代称呼为“铺马札子”，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今天的马扎子，最常见的“铺马札子”是金银字圆牌，还有一种叫“铺马圣旨”的证明。金、银字圆牌是紧急驰驿的证件，专门递送军情急务。
韩儒林先生说：元朝政府比较重视西北地区驿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驿站管理制度。为了保证驿路的畅通，元朝还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递方便而快捷，也使连信都懒得写的现代人很难理解古时驿路传递的艰辛，也很难明白元代驿路发达的意义。但当你懒洋洋地用手机发个短信，或者在电脑上发个Ｅ－ｍａｉｌ时，你也别忘记了在马拉松战役中斐力庇第斯为了告诉雅典人“欢乐吧，我们胜利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骏马的另一种魅力
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所谓的“神风特攻队”非常熟悉，大约有５０００名“神风”自杀式飞行员在“二战”最后数个月里丧命，却不知道所谓“神风”一词的由来也与元朝对日本的进攻有关。元军在进攻日本时失利，于是主帅忻都决定班师，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
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６７０多年，直到公元１９４５年。
原来，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于是决定进攻日本。
今天，在日本今津一带有抗元石垒的遗迹，成为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这是日本镰仓幕府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的反抗元军进攻的石坝。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石坝在元军进攻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陆地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却不善于水陆两栖作战，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茫茫大海，止住了元朝扩张的铁蹄。
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主要依靠的是它的骑兵，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上鲜有胜绩。如在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而蒙古帝国也终于止住了扩张的步伐。
虽然扩张的步伐止住了，但交流却是不能停止的。至元十五年，元朝福建行省参政唆都派使节到达占城（越南中南部古国）。使节回报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归顺之意，元世祖忽必烈封其为占城郡王。但此后不久，占城王子布德（史书写为补的）专权，扣押了元朝派往暹国（泰国）、马八儿国（印度半岛南端佩内尔河以南）的使者。忽必烈数度讨伐，但都没有结果，元成宗时，元朝与占城恢复了和好关系。
这样，当元朝的边疆逐渐稳定下来后，逐渐与周围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正如邱树森先生所说：东亚、南亚各国都是我国的近邻，元朝交通方便，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１９７６年，日本人在木浦附近新安郡的海底发掘了一艘７００年前来自中国元朝的沉船，这艘沉船有１２个船舱，发掘沉船的同时还挖掘出中国的瓷器、高丽的青瓷、日本的工艺品。可见这艘船是往返于三国之间的贸易商船。在发掘出大量商品的同时，同时还发掘了大约７万枚元代钱币。可见，当时，元朝的货币在当时世界是一种世界性的货币，类似于今天的美元。
元代的造币业非常发达，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除了传统的铸币外，还大量流行纸币。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专门讲述了中国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为之大开眼界。
在互相的交流过程中，我国元朝的货币往东流出到达了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柬埔寨）风土记》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１２９４年暹罗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
除了马可·波罗外，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记述过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的情景。
元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还包括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例如，当时有一位中国的禅师一宁就被日本天皇尊为国师。当时，元成宗为与日本修好，派遣一宁等为使者，出使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后宇多隆重的欢迎。后宇多天皇对一宁十分尊敬，将一宁留下担任镰仓建长寺的主持，一宁也就留在日本弘扬佛法，公元１３１７年，一宁在日本京都南禅寺圆寂。他的塔祠至今仍存于日本京都南禅寺。
元朝除了与越南、日本关系密切外，与高丽的关系也从当初的敌对渐渐走向友好。
“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唱并即梨。”这是元朝诗人张昱写的两句诗。据《元史》记载，元朝时期高丽与元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在高丽国王子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迎娶了忽必烈皇帝的公主为高丽皇后以后，双方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丽及后来的朝鲜学者很重视对元朝的文化加以学习。
元朝和高丽的友好往来在民间也非常频繁，元代高丽文献《老乞大》、《朴通事》二书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友好画面。
有个例子很能体现这种友好的交往。当时高丽商人通常是与亲戚邻里合伙入元营商，而且高丽商人常喜欢与中国商人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对之热情关照和教导，做商业参谋。高丽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绍说：“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起程回国时高丽客商对中国商人依依不舍地说：“咱每这般做了数月伴当呵不曾面赤，今后再厮见呵，不是好兄弟那是什么？”
化干戈为玉帛，用友好往来代替刀兵相见，以商路上的驼铃代替铁骑的杀伐声。再好的骏马也有倦的时候，再锋利的刀剑也有磨钝的时候，当元朝学会以另一副友好的面孔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时候，人们发现，马背上货物的魅力并不逊于全副武装的甲兵。
“古道驼铃”与“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蒙古帝国只在军事上是世界第一，而元朝则不仅军事世界第一，而且经济、文化，都是世界第一。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元朝北京，是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的世界的首都。
“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重商的朝代。宋朝的商业非常繁荣，宋朝对外贸易主要是蒲寿庚完成的，蒲寿庚是阿拉伯裔。宋朝的外贸官员蒲寿庚投降元朝，使宋的对外贸易被元朝很好地承接，并且被很好地发展。宋朝赋税重，而元朝赋税轻，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元史专家威泽弗德认为，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而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而在１３世纪已经出现过由蒙元帝国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１３世纪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成为蒙古扩张的动力之一。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５０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出口欧洲。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海、陆与亚、非、欧洲和阿拉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当时与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海道贸易方面，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９７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３８个。当时元朝的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入非洲。
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沿海的码头迅速发展起来。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汶。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歌歌鸣健橹。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马玉麟这首《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为了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元朝时，泉州是最大的外贸港口，泉州自唐代开埠，即为中国南方四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元朝时期，泉州港跃居四大港之首，以“刺桐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伊本·巴都他说：“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现代人称誉泉州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泉州还有很多当时外国人的墓地遗迹。
元朝商业的发展与当时的贸易政策和民族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元史》中说：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忽必烈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政府还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蒙古人还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而对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数字化管理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民族特点来看，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蒙元时代之前，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元朝时，不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忙，在陆路贸易方面，元朝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同样发达。据帕哥罗提《通商指南》记载，从金帐（钦察）汗国的塔纳（前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国。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旅行者和商贩来说是有安全保障的。陆路上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关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元朝的货币大量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１２９３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伊儿汗不赛因时期（１３１７～１３３５年），大汗不断地派使臣到中国来朝贡，有时一年之中达五次之多。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亲密关系，加强了中国与伊朗、阿拉伯各地的经济联系。
马祖常《马石田诗集》卷四载：“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首诗记载着元朝与今伊朗地区的贸易关系。在呼和浩特郊区坝口子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有波斯（今伊朗）的银币与金币，查得这些货币来源是经过当时“丝绸北路”的“居延大道”通商贸易而带来的。这条大道西连天山，东经阴山而达科尔沁草原，是一条联系元朝北部边疆的捷径。
元朝与欧洲的陆路贸易也非常发达。１４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中，许多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金帐汗国，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月即别汗时期的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是沟通中西方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国际性”都市。考古工作者在金帐汗国故址发现了许多中国商品，如在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找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萨莱发掘出有汉字铭文的铜镜。当时在这些城市里居住着大量从各国来的商人，欧洲商人不用亲自到中国来，就能在这里买到中国的丝织品。
海上千帆竞逐，陆上驼铃丁当。这就是当时元朝时贸易繁忙的景象。所以，元朝就成为西方人梦寐以求的黄金之国。虽然，仅仅经历了百年的辉煌，但它不仅用铁蹄踏翻了国家之间的藩篱，更用贸易沟通了中西。如果说前者是带有野蛮意味的翻土，后者却是播种，它撒下的自由贸易的种子，若干年后终于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
硝烟后的往来
一首凄美婉转的歌谣飘荡在苍茫的大漠上，上天降下神奇的使者，那朵会唱歌的茉莉花，汗血宝马的骑士将它摘下，送给那即将远离的她，人儿就远走天涯……茉莉花收起花蕊不说话，乱红的花瓣在寒意中，泪珠一般飘落下，不久以后，人们告诉姑娘，在她的英雄临死的时候，哽咽着呼唤远方的她……
这些歌词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但提到歌剧《图兰朵》恐怕不知道的人不是很多。相传这首歌是元朝时的江北民歌，由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来意大利歌剧音乐家普契尼将此曲编入歌剧《图兰朵》，才使此曲在中国重见天日。这首歌曲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经由法国著名音乐家翻唱，被世人惊为天乐。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欧俄的部族被裹胁东来；西征也在客观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欧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贾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欧洲和元朝的交往变得密切而频繁。欧洲人对蒙古原来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欧洲统治者们严重的不安和忧虑，因而极力谋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状况，阻止杀掠。１２４３年，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组织两个使团出访蒙古，使团带着教皇写给蒙古大汗劝谕勿攻基督教民的书信在伏尔加河上觐见拔都。拔都派他们前往蒙古面见可汗贵由，贵由写了勒令西欧的统治者们投降入贡的回信，交给他带给教皇。这是蒙元与欧洲最早的交往。
邱树森先生曾说：元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元朝与欧洲的宗教关系很密切，贸易也很兴旺。
元朝建立后，欧洲的商人和旅行家更是大量涌入中国，当时，除了有名的马可·波罗外，还有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可罗·康提一同被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的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也是意大利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托钵僧，他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录了在中国的见闻。在泉州，他在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他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杭州更使他惊奇。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便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于１３２８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元朝的时候也曾经派使节出使过欧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１２７５年），元朝派景教徒列边骚马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１２８６年骚马在那不勒斯登陆。这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骚马在罗马盘桓之后，去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１２８８年春，骚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烈地接待了骚马，骚马在胜利完成使命后，循原道返回。
骚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进行联系与宣扬宗教。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在１２９３年左右来到大都。孟德科维诺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
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教皇于是再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来，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１３１３年抵达中国。
来而不往非礼也，１３３６年（后至元二年），一个由元顺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团，包括法兰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罗马。使团还携带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请求为他们派来总主教，同时也给元朝皇帝派来使者。这个使团受到教皇别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并携带一匹骏马东来。后来使团抵大都，向顺帝献骏马。《元史·顺帝纪》记载：“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他们描写这些使者“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当使团离去时，皇帝曾嘱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但之后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停顿了。
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元朝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欧洲。元朝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正是元朝把中国的影响真正扩展到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