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儒林先生曾说：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这是黑暗时代。这是不科学的。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得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是历史的进步。当时的中国，从各族间相互倾轧厮杀变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
元代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维吾尔人、犹太、回族等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到了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而内迁的女真人与汉人杂错而居，互为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经济上互通有无，使得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这些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蒙古人、色目人进入中原主要是通过戍守、经商、居官致仕后入居等途径，蒙古、维、回族如今还作为单一的民族存在，西夏遗民则早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广阔天地下的蒙古民族
今天的苗族服饰以其美丽的造型、绚丽的色彩成为世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是你知道吗？苗族服饰的发展是吸取了许多别的民族的服饰元素而逐步形成的。
其中就有苗、蒙服饰的融合现象。从正面看，苗族的服饰似蒙古服饰；从背面看，却是苗族服饰的衣裳式花带百褶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蒙古王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统治，云贵高原不仅建立了不少民族的土司制度，还有元朝廷派兵驻守。不仅如此，朝廷还在遵义建播州府，安顺、普定是滇黔交通要塞，云南的叙永县一带元代也有驻军；至今，云南仍有蒙古族后裔，便是当时驻军的后代。元代蒙古族后裔定居云南后，服饰也受当地影响而有变化。因此，在蒙古族统治地区的苗族支系服饰，受蒙古民族服饰的影响也很大。从首饰包头布及其首饰缀吊穗，上衣采用蒙古服，挖领裁剪成右大襟，盘肩一周绣花或镶花边，下身不穿蒙古长袍，而是用类似长袍的大围腰蔽膝，大围腰上盘肠如意图案，正面看去，似蒙古长袍，但转过身去从背后看，仍然是上衣下裳，在花带掩盖下，穿着苗族固有的蜡染百褶裙。从首饰看，蒙古族在草原上生存，由于风大，首饰用长布帕包裹头发避风；苗族长期在山区生存，也同样因山里风大，便吸收了蒙古族用长布帕包裹头发的首饰特点。
正是因为这些蒙古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后来苗族的苗族衣饰，这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的是木华黎的第九世孙纳哈出官至太尉，恰值元亡降明，洪武二十年封为海西侯。纳哈出的长子察罕，袭封，因蓝玉事件牵连被诛除；次子佛家奴恐被株连，逃离福州，遂以纳哈出名字的尾字为姓，隐居在惠安九都（今泉港区后龙上西村）。出氏后人直至第十二世孙出科联在乾隆年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时，皇帝认为这个姓很奇怪，出科联才告知自己乃元将太尉纳哈出后裔，乾隆称誉“好个奇姓”。
这种民族融合无处不在，正如韩儒林先生所说：很明显，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民族融合的观点来看，此种影响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以元代的蒙古族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民族融合的一些端倪。元朝统一全国后，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岭北地区、中原及南方地区、西北地区。
岭北地区是蒙古族的大本营，是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也是蒙古族最集中的居住地。蒙古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岭北地区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命镇海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并因此修筑了镇海城（今蒙古科布多东）。以后各朝又将中原所俘汉民迁到克鲁伦河上游、和林附近从事屯耕。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继续在岭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１２７２年至１２９３年的２２年间，曾十多次调动大批汉军、南宋降服军、南人及蒙古军民，给予耕牛农具、种子衣裘、钞币等物，于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上都等地开辟农田，从事屯种。这些屯田在各族军民的辛勤劳动下，成绩很好。武宗至大年间，重新恢复称海屯田，每年得米二十余万斛。以后元代的历任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的农业生产都采取了积极扶植的态度。
蒙古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游牧地区，游牧经济由于其产品的单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常常不能自给。有了农业之后，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蒙古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除了制革、皮毛、炼乳、制毡、弓箭等手工业外，这时也发展起制陶、冶铁、建筑等行业。出现了和林、上都、集宁等城市。在和林有许多汉族工匠，他们从事建筑、制陶等手工业。上都也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有雄伟的宫殿、衙署、寺院，居住着蒙、汉各族人民，商业很发达。
另外，入居内地的蒙古人主要是蒙古的上层贵族、各级官吏和军士。普通的蒙古族士兵大都作为蒙古军、探马赤军驻守在全国各地，他们属于军户，世代为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大部分务农或是从事军工生产。普通蒙古平民也有一些生活在内地的，还有的因破产沦为驱口。这些蒙古人和中原的其他民族也在不断的融合中发展着。
邱树森先生说：这些进入中原的蒙古族人数远不能和广大的汉族人民相比，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为了生存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许多蒙古人努力学习和掌握汉文化。最高统治集团中，向真金太子、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大臣中如拜住、脱脱等，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蒙古官宦之家及普通平民中，也出现了不少用汉文从事理学、文学、史学、书画创作的儒生。
例如木华黎第七世孙朵儿直班就曾悉心钻研经术，熟读程朱理学，为顺帝讲学时，采集先儒名言，著《学本》《君道》《臣职》《国政》四卷，顺帝赐名《治原通训》。朵儿直班还是一位诗人，尤其精于五言。
蒙古上层贵族多信奉喇嘛教。忽必烈尊吐蕃僧人八思巴为国师，命他用藏文字母创造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喇嘛教在元廷中尤其盛行，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不计其数。
元朝灭亡后，大批居住在中原内地的蒙古人没有返回漠北，一直与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友好相处。至今，云南、河南、湖北、江苏、河北等地许多蒙古族就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
除此之外，蒙古向外扩张后，西北的畏吾儿、哈剌鲁、西辽最早臣服和征服，以后又多次发动西征，在西北和域外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因此，蒙古人移居西北和域外的数量很大。久而久之，元代西迁的蒙古人中，除了一部分仍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外，相当一部分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组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于是，西北地区和域外在民族格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被交给伊斯兰教徒抚养，他从小背诵《古兰经》，学会了阿拉伯文，成为虔诚的穆斯林。１２８０年袭封为安西王，封地在今甘肃、宁夏、青海一带，拥有蒙古军队１５万人。他使自己封地内的蒙古族儿童全都实施割礼，并让１５万大军中的大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成宗死后，阿难答参与夺位，失败后被赐死，他封地内的蒙古军队后来逐渐融合到了回族、东乡族、保安族中。
窝阔台的封地因后来海都兵败死去，汗国逐步瓦解，一部分归元朝，一部分归察合台汗国，其民众也大批迁往漠北。
察合台的封地在窝阔台封地之南，海都叛乱后，察合台的后代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势力扩大到东起吐鲁番，西到阿姆河。后来，察合台汗国逐渐伊斯兰化，并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西察合台汗国后来演变成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汗国于１４１８年迁都亦力巴里，明朝称其为亦力巴里，其境内蒙古人大都与当地居民融合。居住在哈密地方的伊斯兰化的蒙古人，称“哈剌灰”，又称“黑回回”，后来成了回族的一部分。汗国西部的蒙古人，多融合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
另外，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也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族。塔塔尔族则是蒙古共同体中自称为“鞑靼”的突厥人种克烈、乃蛮人的后裔。
随着蒙古的崛起和向外扩张，蒙古族人进入中国的各个行省和各地区，而且随着蒙古铁蹄深入欧亚，蒙古人也随之进入异国他乡，在不断的交流和共同的生活中，完成了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
一个新的民族登上历史舞台
１３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做“回回”的新的民族。这一民族中，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对于唐朝的形成，韩儒林先生曾说：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合为一体了；从中亚、西亚来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回族。只有极少一部分，如阿速人等，跟随元朝末代皇帝逃到漠北，才又返回到游牧的生活中去。
其实，《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早就记载：“李沁知胡客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讼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归者。”可见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入籍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不过当时不叫回回罢了。
蒙古帝国建立以前，一批批回回商人就已进入蒙古高原，用中亚纺织品、粮食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有的回回人还效力于蒙古各部，成为拥有“答刺罕”称号的开国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进行了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人数多达几十万甚至二三百万。在蒙宋战争中，许多回国将领建功立业，如适宣、赛典赤·瞻思丁、阿合马等回回政治家、理财家被重用。由于当时大批回回人进入中原，在１２５２年括户时，又正式立“回回户”，按照《中国回族大词典》的观点，这“标志着回回先民的’‘藩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到１２６３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户就达２９５３户，并且多为富商大贾之家。
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开，而元政府又在西域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减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险。从此，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的方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水上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这些穆斯林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份，散布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明史·西域传》曾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
在元代的回回人中，除了穆斯林外，还有个别非伊斯兰教徒也成了当时回回人的一员，融入了今天的回族。除此，瓦剌部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其中也有归附中原后而逐渐变为回回人。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属的蓝田县发现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谱就表明，蓝田黑姓祖先为蒙古人，后来归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回回人，融入回族。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爆发，黑姓回族的一支随白彦虎进入中亚，现在是独联体某国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围压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此外，北宋来中国经商时侨居开封的犹太人，因其习俗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又以青布缠头，而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元代还把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和“术速蛮回回”）。蒙古西征时，征服了持波斯语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后多从军进入中原，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这些回回人显然不是穆斯林，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部分也融入了今天的回族当中，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接近，后来成为穆斯林的更多。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罗哩回回”，这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元代的“罗哩回回”大多来自波斯，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直到明代还将其称为“回国别种”，这些罗哩人也融入了回族。另有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来也迁居中国。而“昆仑回回”（即“黑回回”）则是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的称呼，其中也有一些因迁居中国后融入海南回族中。
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并且极善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回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３２０人；在１０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６５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例如赛典赤·瞻思丁就是一位回族杰出的政治家。
尽管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回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即奴婢），供人买卖，尤其到了元朝后期，回回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贰，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回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成为明代开国元勋和将士。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趁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回人因战死、隐姓埋名、避难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音信皆无也始于此。
许多回回人尽管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但是一旦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后，却能自然地接受当地的习俗。就像陈垣先生在《元西域入华化考》中说的那样：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
在元代，回回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传入中国，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中国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本地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与赵孟齐名，其画和诗至今有存。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回人中举入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回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汉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随着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区的清真寺也不断建立，执掌教法的人称“哈的”，可以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财产纠纷，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
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城乡，因而伊斯兰教也扩及到了全国范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元代进入中原的回回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帝师”八思巴与吐蕃
１２４６年，萨班携他的侄子八思巴、恰纳朵儿只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议定了西藏归附条款，并由萨班发表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分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封信的发表，标志着吐蕃归顺蒙古已经付诸实施。
１２６０年，忽必烈抢在阿里不哥前宣布继承大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设立了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也就是宣政院的前身，命刚刚２９岁的八思巴掌管，到后来，由帝师管理宣政院也就成了一种习惯。有宗教势力的帮助，元政府对吐蕃的工作就容易展开了。不久，元政府就开始在西藏设立起地方行政机构和驿站，根据吐蕃的物产分布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元政府还对吐蕃地区进行了人口普查，在前藏和后藏分别设立了１３个万户，各万户兼管军事民政，皆由八思巴领导。这样一来，八思巴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成为行政首脑，一个“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西藏出现了。韩儒林先生对此曾评论说：元朝在吐蕃设立了１３个万户府，西藏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帝师其实是元代皇帝授予藏教僧人的最高神职。元代的第一位帝师是八思巴，可以说在中央与吐蕃的关系中，八思巴起了重要作用。
八思巴生于１２３５年，是藏教萨迦派高僧萨班的弟子，同时也是他的侄子。“八思巴”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圣童”，是藏民给他的美称，因为八思巴在７岁的时候就能熟读佛经，知道经文的大意了。１２４７年，萨班到凉州与阔端谈议吐蕃归附蒙古的事项，年仅八岁的八思巴也一同随行。萨班走后，八思巴作为人质留在了凉州。这样，他童年的大多数时间就多是在蒙古人的宫廷中生活，所以八思巴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很大。萨班去世后，１５岁的八思巴作为萨班的继承人，到六盘山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一见到他就非常喜爱，把他留在了身边。
西藏地方的社会矛盾时常出现紧张局面，忽必烈改“元”之后，就对吐蕃地区加强了中央的管辖。在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设立宣政院，宗王分师与帝师的统领，完善地方机构和设立驿站，统计户籍等措施。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两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管理也多采用政教合一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具有政教合一身份的帝师对吐蕃地区进行管理。
政教合一的政体对吐蕃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元政府赐给帝师庄园土地，使帝师成为吐蕃地方的大封建主。这些是按照圣旨赐给八思巴的土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而由于帝师的特殊身份，他领导下的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的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这就使吐蕃的经济形式具有了封建性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此，邱树森先生在《元朝史话》中说：西藏地方由元朝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后开始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对于西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当时西藏与内地有驿站相通，物资交流很频繁，元政府在碉们、黎州二地设置榷场，便利了汉藏人民进行茶、马、绢、帛的交换。
在元朝多民族统治的庞大帝国中，吐蕃在农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吐蕃的手工业多以家庭为生产加工单位。牦牛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织成的各种织物，种类繁多，质量精美，“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都广受人们喜爱。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是上贡的佳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品，和吐蕃当地的特产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既是贡品，也有一部分进入市场成了贸易商品。
因元政府的扶持，吐蕃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以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留在了凉州，从事佛教工作。他发现当时蒙古人使用的畏兀儿蒙文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为了传播翻译经文的需要，萨班便对畏兀儿蒙文加以完备，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的出现对后来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文字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一点忽必烈也意识到了。在他于１２６０年宣布登上蒙古汗位后，就命八思巴开始制定蒙古新字。八思巴同萨班一样，也是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４１个蒙古字母以拼写蒙语，这一新的拼音文字在１２６９年正式公布使用。元朝统治时期，官方文书一律用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译写。今天我们从保留下来的元代碑刻上，还能看到这种文字。
１２８０年，八思巴去世后，历代藏教首领成为“帝师”，受朝廷的委托，执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政事，就成为一项没有明文的规定。
吐蕃文化在元朝也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就大约形成于元代。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歌颂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伟大业绩。
另外藏族史学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重要的原始资料。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的《红史》，于１３４６年至１３６３年由公哥朵儿只写成，对后代藏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很多中原史书也被翻译成藏文，如汉族译师胡将祖把《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记》译成藏文，并有喇嘛亦邻真乞刺思刊行。史书的编译整理，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对各种艺术风格也进行了更好的吸取利用。
滇国气象
在昆明城东区民航路五里多小学门口的体育场内，有一座方形高２４米，宽约１３米的墓，顶为青石雕成的石瓦，墓体四面镶碑石。正面刻汉文“元咸阳王瞻思丁墓”８字，分４行，直书；背面为蒙文碑刻。左右两侧，一边刻《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另一边刻袁嘉谷撰书的《重修咸阳王陵记》。围墙外，即宽阔的公路。这座陵墓，是为纪念元代初年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瞻思丁而修的纪念冢。
赛典赤·瞻思丁，又名乌马儿，西北回回人，曾随忽必烈立下赫赫战功，很受器重。到云南任平章政事前，忽必烈召见他时说：“我曾亲率大军以革囊渡过金沙江征服大理，过去委任治理的人都不适宜，致使那里久不安定。你是个谨慎宽厚、文武兼济的人，安抚治理那边远之地，没有比你更妥当的了。”赛典赤本没有到过云南，受命后，遍访熟悉云南情况的人，获得了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然后精心绘制了一张图表呈送忽必烈，并奏明了安抚治理的设想。忽必烈大喜过望，为赛典赤盛宴壮行。
当时云南的“第一把手”是皇室宗亲脱忽鲁宗王，他以为赛典赤到云南必定威胁自己手中的大权，便严兵以待防备不测。但是赛典赤不以钦命恃强轻慢，先派长子先行，以礼参见脱忽鲁，并对他说：“父王到云南是与宗王共议安抚治理良策，绝非替代宗王行事。父王还请宗王推举手下两亲信臣子，委任’‘行政断事官’‘要职。”脱忽鲁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又没有失权之忧，便决心鼎力协助，“政令一切听赛典赤所为”。
就这样，赛典赤·瞻思丁得到了当地首脑的认可，可以放手治理大理。对此，韩儒林先生评价说：云南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在前代都是稀有的事情。
当然，这种开发有赖于赛典赤的治理。赛典赤治理大理时，首先做的是改革原军事统治的政权建制，开始设置路、府、州、县，并相应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行政官职。在少数民族地区注意委任当地民族官员，安抚山官土司，化解民族矛盾，把武力征服、屠杀镇压视为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武力。
有一年，罗架甸（今元江）发生叛乱，赛典赤率兵征讨，但不以武攻，而是晓之以理。数日叛酋不降，手下一股士卒按捺不住擅自攻打，他急令停止，怒斥说：“我奉命安抚，不是奉命杀戮！”又讲了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反叛酋长知情后深为感动，于是心服而降。
还有一次，几个被罢免官职的当地酋长，因为心中怨恨，结伙到京城控告赛典赤专擅权柄，任免不公。对赛典赤了解颇深的忽必烈当然不相信他们的话，于是派人将他们押回大理交给赛典赤治罪。让这几个人没有想到的是，赛典赤不但不加问罪，反而宽柔为怀，晓以大义以后，量各人所长又分别委任官职，几个人惊喜之下，感激而又诚服，遂“叩头谢恩，誓死以报”。就这样，赛典赤的安抚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云南政治形势日趋稳定。
政治形势稳定了，赛典赤便腾出手来全力发展农业生产。他身着当地百姓的衣服，亲自带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深入民间，征询老农对利国便民的意见和要求。他说：“我想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种子、农具、耕牛借给你们，估计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众人回答说如果这样可以一半上官粮。他想了想说：“太重了，牛死要再买，农具损坏了要再买，种子也要更换，一季收成仅余其半，一家衣食将不堪维持。”老农们又说可以三成入官仓。他仔细盘算一阵，认为还是不行，说：“你等农家克勤克俭可上三成，但恐难以积蓄防备灾荒，再如婚丧嫁娶、养育子孙。在我之后为官的难说又增加其数，还是苦了下面百姓。”赛典赤最后决定每亩田上官粮二斗，并可用银钱、牛马折算缴纳。赋税大大减轻，人民安居乐业。赛典赤又把因战争出现大片无主荒田清理出来或由军队屯耕，或分给百姓耕种，既扩大了财政收入，又增加了百姓耕地面积。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发展。
赛典赤到云南不到三年已是政绩显著，法令畅通。此后，赛典赤报朝廷批准，将云南行省治所由大理迁到鄯阐（今昆明），自此，昆明开始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云南行省治所迁到昆明后，赛典赤特别重视滇池水系的治理和建设。当时，滇池水域比现在宽阔得多，梁家河一带、云津市场以南、官渡以西都属滇池水域。雨季水位上涨，昆明城中常常水患成灾。赛典赤和张立道一起从盘龙江源头到滇池周围进行了实地考察，制订了治理滇池水系的工程规划，分上、中、下三段布置实施。上段是选择了鸣凤山与莲峰山之间最狭窄处修筑大坝形成水库，积蓄高明白邑的青龙潭、黑龙潭两股水源和雨季降水，名为“松华坝”。坝上设水闸，旱时启闸济灌万顷良田，涝时封闸减缓下游水患。中段是开挖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等分流盘龙江水，河道沟渠形成网络，既减轻水患又便利农灌。河堤上遍植树木，既稳固堤埂又美化景观。现在一些河堤上还存活着当年种植的柏树，已是七百余年的元朝古柏。下段是开凿滇池出水口（含海口），建石龙坝，降低并控制滇池水位。滇池水与螳螂川沟通，经普度河汇入金沙江。这样，滇池水位大大降低，既减少了水患又得良田万顷。三段水利工程完成后，基本治住了水灾，也为后来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
云南由于地处边远，交通又不便，文化教育与内地比还是相当落后。赛典赤除了鼓励农业、兴修水利、繁荣商贸外，还致力于文化教育，在城中拨地五顷建盖孔庙为学堂，推行教化。经过五年多的治理，云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现代的历史学人曾这样评价赛典赤在云南的功绩说：“赛典赤在云南期间，对云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且不说螳螂川的疏通与松华坝水库的修建，就是云南儒学的兴办，也是从元代赛典赤时期开始的。１２７４年，赛典赤在昆明城中五华山建立了云南第一座文庙，至今犹存。（当时）每期招收１５０名学生。此后，大理、建水、安宁、嵩明、邓川、保山、丽江、鹤庆等地先后建立了孔庙。云南省的第一部地方志书《云南志略》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公元１２７９年，赛典赤操劳成疾，在昆明去世，百姓无不悲痛，“王葬之日，百姓巷哭”。后来元朝皇帝封他为“咸阳王”。墓葬在昆明北郊马耳山，现五里多小学里还有一座衣冠冢。元朝时，这一带是梁王的别墅，后人为了便于瞻拜凭吊，选在此处建庙立冢。
赛典赤死后１８年，他的三儿子忽辛到昆明任“云南行省右丞”。忽辛在兴办教育上政绩更加显著，他曾命州、府各邑广建孔庙做学堂，选任文学之士为师教育后生，使云南“文风大兴”。
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清官
维吾尔族，在秦汉以前称作袁纥、韦纥；隋唐时期，称作回纥（或回鹘）；到了元代称畏兀儿；明清以后才称作维吾尔的。维吾尔的祖先在古代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成员，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祖国统一，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历代的清官良吏，出身于这个民族的非常多，元代的廉希宪就是这其中的代表。
一次，忽必烈下诏大赦京城囚徒。一个西域商人匿赞马丁因为很富有被关押在狱中，因这次大赦被释放，廉希宪因为告假，不在京城，不知道这件事。匿赞马丁的仇家上告到忽必烈那里，廉希宪认为有大赦的诏书，匿赞马丁可以被释放，忽必烈很不满意，认为不该释放，廉希宪说没有诏书说匿赞马丁不可以被释放。忽必烈十分生气就对廉希宪说：“你们号称读书人，就不能理解上面文字中的意思？办事这么没有水平，你说该怎么办？”廉希宪想了想回答说：“我既然是宰相，办事不合你的意思，就该罢退。”于是忽必烈就罢免了廉希宪。
廉希宪罢官在家，只是读书。忽必烈很快就后悔自己罢免了廉希宪，非常希望他出来接着做事，可是又没有借口，就问侍臣廉希宪在家做什么，身边的人说每天读书。忽必烈说：“读书不出来做事，多读书有什么用处？”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廉希宪整天在家和家人喝酒作乐，忽必烈听后生气地说：“廉希宪清贫一生，哪会喝酒作乐？”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宋濂曾在《元史》中对廉希宪作出如下评论：希宪在中书，振举纲维，综劾名实，汰逐冗滥，裁抑侥幸，兴利除害，事无不便，当时翕然称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
廉希宪任平章政事的时候，正遇上拥有权势的大奸臣阿合马总揽国家的财务大权。阿合马这个人专靠阿谀奉承，取得了皇上信任。他贪赃枉法，横行无阻。后来由于他们同伙分赃不均，互相揭发把案情暴露了。元世祖忽必烈如梦初醒，大吃一惊，考虑到案情重大，就委托中书省进行审理查处。可是，中书省的几位大臣，又都是畏权伏势的家伙，谁也不敢明察这件事。
正在朝廷左右为难之际，廉希宪挺身而出，毅然决定亲自审理这个案件。经过详细审问和调查，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人赃俱在，罪行属实，阿合马及其党羽被分别论处了。廉希宪严肃地惩办了贪污犯罪分子，使元朝萎靡的朝政为之一振。
廉希宪不仅能够清除贪污之人，振兴朝纲，且能知人善任，目光远大。
当他在京为长官时，当时四川宣抚使浑都海造反，西川将领纽邻奥鲁官即将要举兵响应，却被蒙古八春捕获，与其党羽五十多人被监禁在乾州监狱，送了其中两人到京兆来，请廉希宪处死他们。
廉希宪对属下说：“浑都海不可能乘机向东侵犯，目前还没有其他顾虑。而且他们大家心志不一致，有人确有反叛之心，但是主意还不坚决。他们如果看见自己的将领受到拘禁，可能更加心生反叛，危害不浅。可以顺着他们怕死的心意，一起宽释，然后派这支军队剩余的士兵去依附八春，由八春带领，才是最好的办法。”
当初八春逮捕各军官，全军士兵都非常恐惧，四处逃逸；后来听说军官都安全，纽邻奥和鲁官也释放了，于是士兵们都大喜过望，人人感佩。最后八春果然带着精兵数千人，一起向西讨伐浑都海。
明代冯梦龙对此曾评论说：让那些人依附八春的原因，是预知八春有能力制服叛贼，不是随意纵虎归山，遗留后患的。八春能杀他们，廉希宪能救他们，畏惧与感念交集，不必担心不被我所用。
廉希宪既能做到严于律人，坚决打击处分贪官污吏；也能做到严于律己，表现出自己的高洁。有一次，廉希宪有病，医生说需要砂糖，廉希宪家里没有，当时的砂糖是稀有的东西，权臣阿合马派人送了两斤给廉希宪，想乘机结交。结果，廉希宪说：“如果吃了它可以活命，那我也不吃奸人的东西。”
廉希宪为官数十年，廉洁清正。当他回到京城时，囊中空空，两袖清风，随身所带之物，唯有琴与书而已。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他说：“丈夫见义勇为，祸福无预于己，谓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无牵制，三代可复也。”又说，“汝读《狄梁公传》乎？梁公有大节，为不肖子所坠，汝辈宜慎之！”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祠堂。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
廉希宪正如天山雪融后的一缕清风，飘过元代政坛，涤荡了一方净土，留下清廉、刚直和高洁，后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