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又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富庶的黄金国。”这是马可·波罗告诉欧洲人的一条信息。此后欧洲就开始了寻找黄金国的努力。也许，元朝称不上是一个黄金国，但在东方人眼里，却有着比黄金还夺目的繁华。元朝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另一个传奇，不过这次不是用战无不胜的铁骑，而是用无与伦比的繁华。
１２７０年（至元七年），元朝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１２８９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商税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可以说，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对于元朝的繁荣富庶，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窥见一二。
从《马可·波罗游记》说起
柏杨先生曾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过：马可·波罗如果不是这本书，他已与草木同朽。这本游记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词句一样。欧洲探险家也相信向西方一直航行，一定可以到达遍地黄金的大汗的国土，受这本书的诱惑很大。
可·波罗如果生在现代，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导游，他没有把欧洲人带到中国，欧洲人却拿着他的记述的有些混乱的“导游全书”，误打误闯进入了资本主义。欧洲人手捧他的类似于科幻小说的游记，懵懵懂懂中跨进了近代的门槛。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写，超乎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马可·波罗进入当时的杭州，就如同最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偶尔置身于华尔街，那种超乎想象的繁华，那种跨越时空的距离，让他窒息，而他的描述更让当时的欧洲人依稀看到了伊甸园的影子。
更何况，当时元朝的信仰自由政策，让因为宗教信仰而残杀的欧洲人更加确信，那就是上帝的国度，因为除了上帝，他们无法想象有谁能建立一个有着如此宽容度的国家。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在丝绸一直到１９世纪还很珍贵的欧洲，马可·波罗这样的描述，要么会让人因为羡慕而发疯，要么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麻木。
“通往市场的街道都很繁华，有些市场还设有相当多的冷水浴室，有男女侍者分别担任招待。杭州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用冷水沐浴。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认为冷水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热水浴室，不过专供外国人使用，因为外国人不能忍受那冰一样的冷水。杭州市民每天都要沐浴，沐浴的时间大都在晚饭之前。”
欧洲人一直到１３世纪，还不知道沐浴（至少也不普遍），所以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天天沐浴，特别强调。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马可·波罗在１２９９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在１３２４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广为流传。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到东方经商，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１２７１年，马可·波罗１７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经过千辛万苦，他们来到大都见到忽必烈大汗并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１２９２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１２９５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１２９８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９月７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７００年来关于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逸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现代学者又重新对《游记》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因为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１７９２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的游记都有记载。
面对质疑，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但《马可·波罗游记》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１５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在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穆王西巡。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时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１３世纪以前，中西方还是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在１３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在今天，再探讨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多大真实性意义已经不是很大，因为他的《游记》已经完全超出了一本书的价值，甚至超出了所有真实记述的书的价值。
元大都：盛世繁华的象征
邱树森先生认为：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代的城市规模是很大的，城市经济也很繁荣。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
这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的元大都。
近年在元大都光熙门（东北门）至大都城东北隅进行勘查，总计发现东西向胡同２２条。北京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现仍保存的东西向胡同也是平列的２２条。可见，相邻两城门区间内平列２２条胡同，当是元大都城规划的统一格式。今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在元大都和明北平（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格局。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１３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四次南下，围攻金中都（现北京），在１２１４年，将中都攻陷，一把火毁了金朝苦心经营了６３年的都城。
四十余年后，忽必烈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决定放弃以现宣武区为中心的金中都旧址，而在其东北的金代的琼华岛离宫，即现在北海公园为中心兴建新都。
元大都又称为哪吒城。当时主持兴建元大都的刘秉忠通《易经》，精阴阳。他主持的元大都设计，完全恪守《周礼·考工记》中的布局。但元大都的城门只建十一门，不开正北之门，这也依了八卦北为坎的方位方法。因为其方位“重险，陷也”，所以不开城门。也有人认为元大都之所以将京城少开了一个门，是受佛家“三头六臂”之说的影响，南面三门为三头，东西三门是六臂，北面只有两个门，代表哪吒脚下的两个“风火轮”。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泾渭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
“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沿袭了前代实行夜禁的制度，以钟声响动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整个城市按照这个节奏，白天热闹而夜晚安宁。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约４０万，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十万人，是１３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经济繁荣，商业尤为繁盛，全国各地以及波斯、阿拉伯、高丽、缅甸等外国的许多货物都集中到这里。
《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珍贵皮毛、奇珍异宝、高贵纺织品。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像今天高呼的口号一样，元大都的繁华，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实行的重视商业的政策以及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更源自当时元朝科学技术的发达。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元朝是科学技术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来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教松江人民制作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织成生动如画的棉布。松江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至正直记》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用木棉布染印，青文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元代的印刷业也有所发展，元朝人王祯选择优质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缩，这就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使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稍后，马称德也镂活字版至十万字，印成了大部头的《大学衍义》等书。
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１３４０年（后至元六年）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金刚经》，首卷的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欧第一本带色印的圣诗，要早１７０年。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技术的发展自然少不了烧瓷技术，并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从唐三彩到宋的青瓷和白瓷，元代瓷器的特点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江西的景德镇是当时的瓷都，官府命令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
１９６４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１９７０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元朝实用算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元朝最能够代表这一特点的是算盘在元朝开始使用，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
元朝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医学的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
元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他们的争斗，严重影响了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加上官吏贪污成风，很快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而蒙古铁骑的霸气已经在长期养尊处优中消磨殆尽，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一触即溃，而元朝的皇帝这时还沉浸在后宫的淫乐之中，知道起义军逼近大都，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只好仓皇带着后宫妃子逃回到蒙古草原。
元朝的末代皇帝抛弃了先辈苦心经营的大都，马背上的民族也结束了在城市中的辉煌，重新回到草原开始了游牧生活。
都市中的游牧民
对于习惯了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而言，城市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攻击和抢掠的目标。当在辽阔的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城市可以征服的时候，他们面对到手的城市和国家有些茫然，显然，他们虽然有攻击和掠取的欲望，却少有占有和经营的概念。
轴狭小而局促的城市显然无法放牧草原雄鹰桀骜不驯的心，但现实还是让他们骑着马进入城市，这次他们不是作为过客，而是主人。于是，他们开始在城市中谱写草原牧民生活的新篇章。
史卫民先生在《都市中的游牧民》一书中说：习惯于逐水草而迁徙的蒙古人，走进了陌生的城市。城市的财富和生活方式吸引了新的统治者，他们先试着在草原上建起宫殿和高大的城墙，随即造出了一座闻名世界的大都城。
当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代表的蒙古族上层集团以帝王将相的身份入主中原，同时大量的蒙古普通百姓作为“国人”移居内地。他们把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习俗带进内地，对元代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元朝建立初期，在是否建立一个城市作为首都，以及在何地建立首都的问题上，蒙古统治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确定建都在开平城，即元朝的上都。后来出于统治中原的需要，才建都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但已经熟悉了北方草原生活的蒙古人，迁居之后毕竟水土不服，比如，忽必烈建国，在中原定都之后，施行两都巡幸制。元诸帝在每年从四月到九月，在上都避暑。
不光是皇帝，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有夏天到蒙古草原避暑的风习。在元一代，围绕皇帝在大都和上都之间轮回巡幸，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对元代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如，蒙古族建国以前就有朝会制度，即忽力勒台制。元朝建国后，这一制度在元宫廷中施行，对元廷制定方针政策，以及笼络控制宗王、诸那颜贵族，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着北方蒙古人的内迁，北方蒙古等游牧狩猎民族习俗影响了内地汉族农业经济。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北方游牧狩猎文化与内地农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对立上。早在蒙古人建国时期，有些蒙古贵族就想将中原良田变为牧场，遭到耶律楚材及蒙古大汗的阻止。随着大量蒙古、色目人的移居，北方狩猎习俗也传至内地，从此内地不少地区出现了狩猎民，以及大规模围猎活动。
内地人的习俗和文化也在影响着蒙古人。蒙古人建立元帝国的前夕，大部分人仍饮马乳，“食肉而不粒”，而至元代，部分蒙古人开始食用农作物食品，饮用阿剌吉酒（烧酒）、葡萄酒。移居内地的蒙古人与汉人一样饮茶，后世蒙古人极为喜爱的奶茶从此在他们中流行。但烈性酒的大量饮用，对有些蒙古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此外，在婚俗方面，蒙古人收继婚的改变、异族通婚的始行，以及在丧俗方面火葬的施行等对蒙古人来说，都是新鲜事情。
在娱乐方面，元代蒙古人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他们所经营的狩猎、游牧等生活中产生。因此，其内容多与他们经济生活有关。其形式也丰富多彩。其中摔跤、骑射、打球等是当时普遍的娱乐活动。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曾经有一段郭靖和欧阳锋在桃花岛比武的精彩描写。在比武的过程中，欧阳锋使诈，使郭靖倒栽葱从树上掉下来。而在另一边，欧阳锋的侄儿欧阳克也掉落下来，两人一倒一正，这时，郭靖无意识地用了一招蒙古摔跤的技法，扳住欧阳克的脚把他摔到地上，自己却又回到了树上。
金庸先生在书中交代说，郭靖自幼在蒙古长大，经常和蒙古的小孩摔跤，所以，蒙古摔跤的技法已经烂熟于心，所以危急之中用了一招下意识的招数。
摔跤，是北方民族体育或娱乐的一种形式，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匈奴时期，从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今沣西客省庄）发掘的匈奴墓中发现了长方形铜牌，铜牌的透雕花纹是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做摔跤状，可见匈奴族有摔跤的习俗。有关１３世纪蒙古人的摔跤习俗在《蒙古秘史》中记述较多，当时已产生了有名的摔跤手。
元代蒙古人在节日或祭祀活动之后必有摔跤表演或比赛。摔跤表演的健儿们，“皆穿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布七八层密缝之，使之坚韧不可碎”。边上嵌上一排闪闪发光的大铜帽钉。其背部多用团文图案装饰，穿起来像盔甲一样威武壮观。蒙古入主中原后，在重大的节日活动中一般要进行摔跤的表演。
骑射，也是蒙古人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元代，骑射在蒙古人中很兴盛，男女老少皆喜欢。汗或那颜贵族也以骑射为乐。徐霆亲眼看见，窝阔台汗同随从数人在帐外射箭娱乐，汗“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远射，射毕即入金帐”。彭大雅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二三，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
骑射又是蒙古人比试箭术臂力与马技的竞技手段。据《元朝秘史》载，成吉思汗两个儿子发生争执，术赤对察合台说：“我与你赛射远，你如胜我时，便将大指剁去！我与你相搏，你若胜我时，倒了处再不起！”
“打球”，也叫“击鞠”或“击球”，是蒙古人自古喜爱的体育活动之一。蒙古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以后，此项运动仍在他们中流行。元代人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中言：“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请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元代分封在外的蒙古贵族每遇节庆也要举行击球比赛：《析津志》又载：“如镇南王之在扬州也，于是日王宫前列方盖，太子、妃子左右分坐，与诸王同列。执艺者上马如前仪，胜者受上赏；罚不胜者，若纱罗、画扇之属。”
在元朝皇宫中，还有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迷信活动，其中有一些是前代所没有的，如“游皇城”、“射草狗”等。
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游记中的记述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当时蒙古皇宫的生活。“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
鄂多立克还描写了在离北京有二十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可见，元朝的皇帝延续了历代帝王的一些习俗，也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
如果说在生活起居上，元朝皇室受到了其他民族很大的影响，但在皇帝的丧葬上，则一直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史卫民先生在《都市中的游牧民》一书中说：元代的宫廷丧葬，大体依照蒙古族传统习俗，但是祭祀等活动在中原传统制度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双轨制。
以成吉思汗的葬礼为例，因为接受了汉族的一些丧葬制度，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地点，他的灵柩被葬在了不儿罕山的起辇谷。又因为蒙古族的埋葬习惯，成吉思汗被深埋入地后，不起坟垅，不立墓碑，当葬礼举行完毕后，护卫的亲兵在坟地上驱马驰骋，将所填新土踏平后，还要在此地驻扎一年，因为马蹄踏平新土的同时也踩倒了周围的草丛。等到来年春天，草生如故之时，这才散去。这样，这片草地就再无任何痕迹可以表明这里曾埋葬一代天骄了。蒙古部落在埋葬成吉思汗且将要离开墓址时，牵一匹小骆驼，当着母骆驼之面杀掉，尔后，此母骆驼每过此地，必会长鸣，这就是他们分辨陵冢的方法。至今，成吉思汗的葬地绿树成荫，青草萋萋，哪一棵树下掩藏着大汗的英魂，哪块草皮下躺着大汗的躯体，都无从得知了。后来这块地方又用同样的方法葬下了蒙古汗国至元朝的历代汗王、诸侯，陵墓都无从考证了。
来有影，去无踪，来时惊天动地，去时了然无痕。这与其说是蒙古帝王的从生到死的历程，不如说是整个蒙元历史的缩影。广袤无垠的蒙古草原，消融了蒙元历代帝王的痕迹，同时也使整个蒙古民族在历史的舞台上风光一时之后，又归于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