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偏见有时会显得荒谬，譬如一提起元朝，就会想到这个时期充满黑暗、血腥，除了元曲，在文化上不会有什么建树。其实不然，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又说：“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以求之。”从此处不难看出“元人文化不弱”。
元朝对世界的征服就像一个懵懂的少年无意中打败了一个成年人，当成年人拜服于他脚下，听从他发落的时候，他却没有了主意。当世界臣服在他脚下，当他明白他不仅是他所征服的世界的占有者，也必须成为它的治理者时，他没有自己的模式可以强加给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又逐渐在原来的体制下恢复了原来的秩序。一切都没有变化，但一切又都发生了变化，因为不同文化已经不再像原先那样相互隔离，行政区域的统一打破了文化间的条块分割，各种文化走到一起，相互交流和融合，于是，元朝为世界奉献了一场旷古烁今的文化盛宴。
理学与文学共结连理
汉武帝时，汉臣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但他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索还汉使苏武。匈奴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
后人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据《元史》载：“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元世祖元年，郝经佩金虎符，充“国信使”，带大批从人出使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结果，郝经行至宋境，贾似道怕自己在鄂州私下与忽必烈议和纳贡之事被宋帝知晓，命李庭芝派人把郝经软禁在真州。这一囚，就是整整１６年。
郝经是远超初年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郝经在中国理学思想发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上接唐宋，下启明清，在金末元初这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中为保存、传播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文学上，郝经提出了“内游”独特的作家修养论。他说：“至矣哉，诗经于王政如是之切也！于人情如是之通也！于治乱如是之较且明也！故有国君人者，不可以不读诗。”还说：“美而不至于谀，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而不至于伤，乐之也而不至于淫。”在文学上强调理学中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他把理学和文学完美结合的思想。
李治安先生对此评论说：与唐宋诗词章句的考试内容相比，以理学为考试内容的变革是一种进步。
理学和文学共结连理是元朝文化的一个特色。忽必烈主政以后较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更多地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至元朝中后期，元朝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而考试的内核就是许衡提倡的朱子理学，并影响明清两代。在元朝，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正统思想意识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元代正统文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诗人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诗人本身就是理学家或理学中人，如郝经以后的刘因、许衡、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都是理学和文学兼通的代表。
“乱云随日下，荒草过堤平”“云影水边去，雁行天际来”，这就是元朝理学大家许衡的名句。许衡主张以文章为载道之器，重视实用，他文风庄重，行文简洁，在体现孔子“辞达而已”的原则基础上，既重视义理也重视辞章。《元诗选》中的“作者小传”在评论他的诗时说：“先生开国大儒，不借以文章名世。然其古诗亦自成一家，近体时有秀句。”充分体现了他理学文学兼通的特点。而真正开创了元代理学家创作诗文先河的是刘因。
“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这是刘因在《西山》中的诗句。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律气势磅礴，雄奇俏丽，颇有韩愈诗风的余韵，他的七律受元好问影响较深。“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这首《渡白沟》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歌的风致。
刘因出身儒学世家，著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精要》，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学家。刘因诗歌作品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他的《人月圆》充分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个特点：自从谢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闲。今年新授，平章风月，检校云山。门前报道，曲生来谒，子墨相看。先生正尔，天张翠幕，山拥云鬟。茫茫大块洪炉里，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废垒，老树遗台。太行如砺，黄河如带，等是尘埃。不须更叹，花开花落，春去春来。
在元朝，另一个理学与文学兼通的大家是吴澄。元朝时的行省椽（官职名）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他听说有个叫吴澄的人学问很高，于是去和他比试高下。他提出许多有关《易》《诗》《书》和《春秋》的深奥问题加以考问，吴澄都对答如流。元明善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拜吴澄为师。
吴澄与许衡、刘因并列为元朝三大理学家。他在理学中提倡“性其情”的道德情感，而在文学理论中则提倡性情和情性，吴澄的文道合一思想分而合之，不杂不离。吴澄还发展了刘勰以来关于文学通变的思想，提出“文不与世俱”的新命题。吴澄的新的思想观点向文学理论的迁移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吴澄的学生虞集这首沉郁苍劲、感人至深的《挽文山丞相》最能代表理学与文学共结连理的状况了。而元朝的这种倾向，也给死板僵化的理学吹来了一丝清风，给灰色的理学理论增添了一抹亮彩。
社会民生的舞台演绎——元杂剧
如果说“元杂剧”这一过于学术化的术语可能不被大多数人了解，那么，《西厢记》《窦娥冤》就很少有人不了解了。《西厢记》《窦娥冤》就是元杂剧中的经典。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若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窦娥冤》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将它放在世界伟大的悲剧中，也毫不逊色。
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在内的传统戏剧又称为“戏曲”，这是因为“曲”的演唱在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性质来说，中国戏曲实是一种带舞蹈成分的歌剧。
中国的戏曲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到元代形成了“元杂剧”。元杂剧把音乐、歌舞、表演、念白融于一体，是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中国戏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远。从元杂剧的直接源头来说，则主要是两条：一是从宋到金的说唱艺术——诸宫调，一是从宋到金的以调笑为主的短剧——宋杂剧、金院本。
说到说唱，就不能不提唐玄宗。唐玄宗本人素喜音乐，他把原来隶属太平寺的倡优杂技人才划出来，设立左右教坊；又挑选好乐工数百人，在蔡苑的梨园进行专门训练，于是，唐玄宗就被奉为梨园领袖。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
说唱在唐代的变文，已经发展得很盛；北宋中叶，艺人孔三传创造了一种“诸宫调”来说唱长篇故事；到了金代，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为标志，这种说唱艺术发展得更为成熟。它的音乐即是元杂剧音乐的基础，所以前人说董解元为“北曲”的首创人；它按不同宫调将多个曲牌分别联套演唱一段段故事情节和曲与说白交错的体式，也为元杂剧所继承；它的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性格描写，尤其是经常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自叙（即代言形式）来展开情节的特点，又在文学上给元杂剧以相当的影响。
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种艺术形式——相声和元杂剧有共同的源头。它们都始于上古宫廷弄臣“优”，以诙谐、调笑为主要特点的艺术表演，后来演化为双人表演的“弄参军”，参军戏的一支演变为现代的相声，另一支与歌舞相结合，并渗入了戏剧的因素，便形成宋杂剧和金院本。这些均为元杂剧所承袭。
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当然，元杂剧的兴盛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大都的景象。城市经济的繁荣和艺术表演的社会化、商业化，是促使戏剧成熟与兴盛的必要基础。蒙古军攻占北方以后，在许多地方造成破坏，但若干中心城市，却人口激增，财富更为集中，出现畸形繁荣，这是元杂剧繁荣的最深层的原因。
元杂剧的兴盛，使元代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杂剧作家，有姓名记载的就有两百多名，有记载可查的杂剧剧本有七百多种。
熟悉西方文学的人都知道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前的三百多年，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已经开始上演《窦娥冤》；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在构思当中时，中国的《西厢记》早已经红火了三个世纪。
虽然，我们现在把相爱的恋人称为张生和莺莺，我们也都知道“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句《西厢记》中的名言。《西厢记》中的红娘这一角色已经不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丫鬟，而成为媒人的别致称谓。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而说到《西厢记》，就不能不说那个写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稹，王实甫的《西厢记》最早的原型是他写的《莺莺传》。当然，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西厢记》，故事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一句美好的祝愿，“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则是呼告无门的无奈，而流传了近千年的这句呼告就是出自关汉卿的《窦娥冤》。关汉卿是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他一生写了六十多部杂剧，大多表现了下层妇女的苦难和斗争。他的代表作《窦娥冤》深刻地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的不满，对弱者的同情。关汉卿的创作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
除关汉卿和王实甫之外，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纪君祥等。
元杂剧在题材上是一种突破，它把文学创作的题材深入到社会的现实，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这一人类生活中的严峻问题。而这一类题材通过戏剧这一种最具有煽动性的文艺形式来表现，其效果也格外强烈。
元杂剧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世界上也备受关注。纪君祥的杂剧作品《赵氏孤儿》很早就传入欧洲，１７５４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它改编为歌剧《中国孤儿》，并注明“五幕孔子的伦理”。
元杂剧中的许多剧目一直到今天仍在戏剧舞台上上演，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儒学思想熠熠生辉
在元朝，朝廷的佛教帝师地位很高。有一次，朝廷的佛教帝师到大都来，“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这早就气恼了国子祭酒孛术鲁翀先生，他拒绝向帝师行礼，并说：“你是释迦牟尼之徒，又是天下僧人之师，我则是孔子之徒，天下儒者之师，请各不为礼。”这位帝师还算知趣，闻言大笑，站起来举觞共饮。
在元朝，儒家文化的地位很高，忽必烈就曾经说过，诸教派中，“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忽必烈在进攻南宋的时候，曾经“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甚至被汉族上层人士誉为“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
就是元朝的“元”字，也来自儒家文化，即取自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在《建国号诏》中，忽必烈称“绍百王而纪统”，忽必烈的儿子则完全是在儒者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来元朝的皇帝中，不乏能作汉文诗词的，能写汉字书法的，都是儒家思想不断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结果。
蒙元虽然实行宗教自由，当时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在北中国，无论辽还是金，其国家的正统思想都是儒家的，蒙古实现国家统一后，在元朝的大臣中，不少都是儒家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例如，有一次文宗问国子祭酒的女真裔大臣孛术鲁翀：“三教之中，到底哪个最尊贵？”孛术鲁翀回答：“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帝又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儒家就是最不值钱的了？”孛术鲁翀答道：“黄金白璧，有没有都关系不大，但五谷却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啊！”
在蒙古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许多儒士被俘虏，皆没为奴。在被灭掉的西夏国，有一个名叫高智耀的人，是儒教的坚定支持者，他向忽必烈强烈抗议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帝然之，不少读书人因此得到解放。
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元朝也实行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元朝的皇帝还解释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至此？”元朝的皇帝们“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因此，汉文化在元朝非但没有中断，而且还有发展。
元朝建立的时候，儒学经由朱熹已经发展到了理学，随着中国南北的统一，理学也传到了北方。此后，在元朝历史以及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许衡。
说到元代的儒学，就不得不提到许衡这个人物。李治安先生曾说：许衡成为中国１３世纪，也就是元朝那个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诏从祀孔庙，这可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呀！
在历史上，许衡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文天祥不同，南宋灭亡之后，他选择了与元政府合作的道路。陈得芝曾经这样评价许衡：“许衡是抱着’‘行道’‘的志向应聘出仕的。在中原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情况下，许衡出山谋划太平之治，说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是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的。”许衡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第一次被征召入朝，当时有人质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他的回答是：“不如此则道不行。”
许衡作为宋朝的亡民而在元朝入仕，用儒家传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忠的表现，是在大节上有亏的，所以，传说他死后让儿子把棺材悬在墓室里。千秋功过，自由后人评说。
许衡不仅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实践，拯救万民于水火，同时，他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论”。他说：“言为学者，治生最为要务。”许衡是元代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人，元代有人赞扬他说：“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中离则称之为“朱之后一人”。
综而论之，许衡的哲学思想具有折中理学和心学以及用心学补理学的倾向，并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对朱熹的思想作了一定的改造和发展。
许衡生在乱世，年轻时颠沛流离，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有一次天热口渴，忽见路边梨树上挂满梨子，许多人都争摘之而解渴，许衡却不为所动。有人问许衡：“你为啥不摘梨呢？”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好一个“我心有主”，也正是由于我心有主，他才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面对世人对其不忠的指责。他是元代初期的名臣，鉴于当时的社会势态，他一再向元世祖建议要重视农桑，广兴学校，以“行汉法”作为“立国规模”。由于这一“立国规模”的确定，中原广大地区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他也因此成为元朝第一人。
蒙元虽然在治国思想上利用儒家文化，但在贯彻的过程中是不彻底的。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对儒家文化的歧视，比如他们把当时的汉人分成了十等，即“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本来“官、吏、医”等阶层的人也属于儒家体系，但为了侮辱和嘲弄汉人的价值观，故意把“儒家”分出来置于“娼”和“丐”之间。
由于儒家思想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元朝在后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仅仅经历了百年的辉煌，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也不得不从中原消失了。
兼容并包的宗教情怀
熟悉《射雕英雄传》的人都会记得其中这样一个情节：暮年的成吉思汗年老体衰，他闻听“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想向他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欣然应命，率领门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进谏治国之本。小说的描写和历史自然有一定的出入，但在历史中，这二人确实在蒙古大漠会过面。
１２１９年冬，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遣使相召。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带弟子１８人前往。历时三年，行程万里，７４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吉思汗于雪山。每每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此讲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杀”。
由于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机缘，道教在蒙古时期以及元朝初期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元太祖十九年（１２２４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三万余人，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
尽管这一时期道教尽受恩宠，但成吉思汗对其他宗教亦是同样优礼，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因为不信宗教，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佛教。”
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坚决主张信仰自由政策的，他在给后代的遗言中就强调，对各种宗教要一律平等对待。所以在元朝建立后，各种宗教得以并存。对此，李志安先生这样说：“先西征的战略选择让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几乎成为一个’‘联合国’‘，忽必烈必须考虑各色人等的利益之争。”
如果说元朝与道教的结缘是因为成吉思汗的长生情结，那么对于蒙古统治者礼遇伊斯兰教对宗教的信仰则是因为统治者念念不忘的长生情结。元代统治者要求伊斯兰教徒为其“告天祝寿”。元代在大都的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往往立有石碑，碑文为：“……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知蛮每，不拒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
尽管成吉思汗时期对于佛教并未像对待道教那样极度尊崇，但同样采取优礼的政策。入元以后，佛教在诸教之中所受之尊礼为最，１２５３年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六盘山相见，并将其留在身边问法论道，并首先给王妃察必传授喜金刚灌顶，接着又很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八思巴被封为国师以后，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
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元朝皇帝崇佛，因为佛教本身具备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点。统一后的元统治者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宗教仪式来为元朝“告天祝寿，诵经祈福”。在这方面，佛教似乎明显优于道教。元大都几十个寺院的僧侣们经常举行“诵经祈福，祝皇帝万万岁”等佛事活动，给元朝皇帝头上“绕了一圈神圣的灵光”。
对于当时佛教的盛况，孟樊鳞在《十方重阳成寿宫记》中曾有这样的感慨：“呜呼！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皇家新宠的佛教很快就与传统的宗教豪门道教发生了冲突。由于全真道教徒凭借成吉思汗玺书，在燕蓟晋北地区欺凌佛教，导致佛教与道教的激烈冲。为解决两教之间的冲突，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佛道两家进行辩论。这次辩论会上，佛教联合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对道士进行批驳，“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毁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蒙哥对诸教的看法是只稍稍抬高了佛教。
关于元朝的宗教政策，马可·波罗曾经借忽必烈之口说过：“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然大汗有时露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最良之教意。”
当然，马可·波罗抬高了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确实也已经传入了我国。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经历了很多曲折。唐太宗贞观九年（６３５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称景教，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８４５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元朝之所以在宗教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环境。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均在不同时期由国外传入，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
小雅大俗——散曲和民谣
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跃然纸上。这首散曲的作者是管道升，说起她，人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她的丈夫，可能不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她的丈夫就是元朝大名鼎鼎的文人赵孟。这是她看到赵孟欲纳妾而戏赠的曲子后回应的一首曲词。赵孟看到夫人的曲词写得如此情深义重，立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如果说唐诗的成就在于其恢宏大气，宋词的妙处在于其曼妙优雅，而元曲则吸收了前两者的优点，并成就自己平易谦和的特色。以这首《我侬》为例，其中语言浅显而不鄙陋，极尽嬉笑怒骂又不失深沉。
散曲的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依然把儒学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
散曲产生于金元之际的民歌俚谣。金代的词已经出现曲的特点，逐渐变得俚俗、率直、诙谐、浅白。金词对大量北方俚歌俗调的吸收，使得很多词在文学风格上已经接近后代的曲。金末元初文人没有科举取士这条路可走，他们出入秦楼楚馆，而大量名妓会制乐府、唱曲，她们将民间的歌曲大量修改、传唱，导致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散曲便应运而生。
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中的这个名句化用了宋范仲淹的《苏幕遮》。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的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的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
“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名言是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
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由于文人地位急转直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比如被誉为“曲状元”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２８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与诗词相比，元代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民谣也是在元朝影响深远的一种艺术形式。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民谣，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于大起义前夕在民间散布的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民谣主要是在元朝封建统治日益腐败，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下，为讽刺贪官污吏所作。
元代民谣十分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民歌达一百多首。这些民谣如实地反映了元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黑暗。
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反映当时元政府为了烧制瓷器而残酷盘剥百姓的现实。
在老百姓看来，失去民心的政府，每干一事都是坏事，因而把“变钞开河”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正常的。当时民间有诗嘲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有些民谣反映了当时元朝的社会状况：
四川人，生得奸，汉中调龙安。管你干不干，搭个广元县。
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川北地区的一句民谣，反映了元代初期川、陕建省时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
元代散曲和民谣的发展使高高在上的文学艺术进入民间，使文学日渐通俗化。伯颜死后，朝廷籍没其家，数月清算不尽，民间有人题诗于壁云：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这首诗用讽刺挖苦的语言把伯颜贪婪的本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元曲和元代民谣的发展无疑为以后明清小说的繁荣铺平了道路，成为明清小说繁荣的先声。
元代文人的精神画苑
《儒林外史》一书中共出现了一百多个人物，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来揭露封建科举制的种种弊端，讽刺封建人物的种种丑态。可以说全书大多数人物都是反面的了，但还是有一位正面人物，就是《儒林外史》之第一人——王冕。“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这两句诗出自王冕《题墨梅图》。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对后世的影响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元朝画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便是王冕。
墨梅图王冕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明史》记载：王冕白天放牛，晚上到附近佛寺长明灯下读书。有一天，王冕把牛放到野地吃草，自己跑到私塾里去听老师讲课，结果把牛丢了。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会稽一位叫韩性的读书人，韩性收王冕为徒，教他读书作画。王冕中年时游杭州、逛金陵，然后渡长江，跨淮河，经徐州、济南到达大都。长途跋涉，使他的视野和胸襟大大开阔。由于王冕的诗画风格特异，不同凡响，声名鹊起，他经常讥讽元朝统治者，险些入狱。后来，他被迫隐姓埋名在家乡九里山蛰居，他在居室周围种植了上千株梅树，数百棵桃树和杏树，自题为“梅花屋”。
王冕画了很多《墨梅图》，其中有一幅画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画相配，表露出画家淡泊名利，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王冕的画体现了元朝绘画的显著特点。元代绘画在唐、五代、宋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特点是取消了画院制度，文人画兴起，人物画相对减少。绘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审美情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是对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画家笔下所造的“境”，不仅将自己和风景相沟通，也将看画的人和风景相沟通，还将画家、风景和观画人三者相沟通。元代的文人画正是做到了这些。
陈衡恪先生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元代画家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赵孟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
赵孟，字子昂，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人。他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作为一代书画大家，他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赵孟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以至于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尽管很多人因赵孟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１９８７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在元朝的画作中，有一幅绝对值得后人特别关注。这幅画因为它自身的魅力而使其具有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这就是《富春山居图》。
相传明朝年间，一户人家将一卷卷画册不断地投入火中，火越来越旺，一家人却痛苦而无奈地在一旁叹息，当最后一幅画被投入火中时，从人丛中跳出一个人，抽出这幅画，转身逃走了。这个人拿走的这幅画就是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这幅画自传世以来，被历代文人所珍视。此画在明清两代，曾为许多人收藏。明代万历年间为宜兴吴正志所有。吴正志传给他的儿子吴洪裕，洪裕爱若至宝，寝食与共，临死前竟将此图投入火中，“殉以为葬”，幸而被他的子侄吴静庵从炉火中抢救出来。
虽然这幅画幸免于难，但前面已经烧去了一些。吴家把第一节烧剩的部分裁割下来，从此，这一图卷就分成了长短两段。长的一段历经流传，后归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短的一段被名为《剩山图》，１９５６年上海国画院举办宋、元、明、清名画展时，才和广大群众见面。
从黄公望笔下的“森林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富春山居图》中连绵起伏的丘壑，竟与现实如此相似。那白鹤村里长满了错落有致的各种树木，也仿佛都按图卷里移植下来一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最能引起共鸣的。而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又恰好进入到他以往的审美理想之中。所以，师传统与师造化在这幅杰作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富春山居图》像一张画家的“心电图”，既充分体现了他清冷明洁的道家风骨，又表现出儒家士大夫从容不迫的严正步履。这也许就是他被推为元四家之首，及数百年来山水画史上被奉为“南宗正脉”的原因。
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元代文人比前代文人有更多的背负，更复杂的情感，也就需要更多的寄托，这使他们能够借助画笔在中国绘画史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