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形胜，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柳永的一曲《望海潮》道尽江南韵致，引得金国皇帝完颜亮怦然心动，挥鞭南渡，可惜终未能“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四百多年后，康乾盛世，三秋桂子仍在，十里荷花怒放，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数次迎来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风流皇帝。
当帝王爱上小桥流水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白居易的文字可谓简练之至，仅一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就写尽了江南的美。的确，温婉柔和的江南总是文人笔下的宠儿，品她的小桥流水，赞她的娴静幽雅，这一切都使江南烟雨中多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文才武功俱佳的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为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赋诗，表达他对这江南美景的眷恋之情。
但是，江南水乡不全是温润的一面，当失去控制的水决堤而出，产生的便只有灾难。所以，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治理黄河水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康熙与乾隆都曾六次巡视江南。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每次南巡，他都会亲临治河工地，看望百姓，并对工程给予指导。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治河工程历时数十年，终于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遏止了黄河水患，并疏导了运河，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以稳定。
到乾隆时期，他自称为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百姓疾苦，同时想感受一下皇祖康熙南巡时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决定效法先帝，也协同皇太后进行了六次南巡。但乾隆南巡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与皇太后一起饱览大好河山。范文谰先生就说过：（乾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病”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康熙南巡时主要走水路，沿运河而下，经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苏杭。途中，康熙一向大多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只在扬州、杭州等地，建造了少量行宫。而乾隆南巡时，自北京到杭州建造了三十个行宫。康熙帝南巡时“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且不可向百姓派取，只由衙门照价采买供给；他下令地方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违者“以军法从事”；巡行所经之处，百姓应照常生活，一旦发现随从人员有横行扰民者，从重治罪。康熙还派人把这些措施以张贴告示的方式明示民间，便于百姓监督。六次南巡中，康熙在一地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惟恐叨扰百姓。
但巡幸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一些官员借修建行宫之机敛钱的事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康熙说：“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在巡行过程中，他就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一次南巡时，正好赶上康熙的生日万寿节，民间进献了很多食物，被他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的理由谢绝了。为奖励人才，康熙酌量加增了江南地区的入学名额，起到了笼络知识分子的作用。巡幸所到之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纷沓之中有倾跌之虞。康熙就要求：“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他还会询问道路旁百姓的收成情况，安慰灾民，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巡幸过程中，康熙照样处理国家事务。首次南巡时，他规定奏章三日一送，有时内阁送的时间晚了，他就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第六次巡幸结束后三十多年，乾隆帝的江南之行也开始了。其实，乾隆即位不久时，就想巡游江南美景，但遭到了大臣的阻挠。直到乾隆十六年，国力强盛，他的江南之游才终于成行。出发前，乾隆帝曾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光沛恩膏，聿诏庆典。”意思是，我到江浙地区：巡行，要对百姓多施恩典，让大家共享太平盛世。但是，在此一年前，各省就在为皇帝巡行大做准备，修路、建行宫，还在繁华街市搭建了许多牌楼、彩棚、点景、香亭等，并每隔二三十里设尖营，供皇帝临时歇脚。乾隆巡行队伍的船只多达上千艘，所到之处旌旗蔽空，仅拉纤之人就有三千六百之众。一次，皇帝一行来到运河南岸，发现岸上立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待船临近，这仙桃忽然烟火四溅，迸裂开来，桃中竟是几百人正在演寿山福海的新戏，此为水路。当巡行队伍在路上行走时，地方官员为避免灰尘扬起，都会安排人“泼水清尘”，还在各桥头村口等地派兵驻守，务必保护圣上安全。
在江苏，两淮盐商为博皇帝欢心，竟在江南种植梅花万株，以供观赏。乾隆游览大虹园时，认为一处景观与北海中的琼岛春阴非常相似，只是遗憾没有塔。大盐商江春得此消息，立即召集工人在一夜之间建造了一座与北海中同样的塔。这些“忠心之举”自然也有回报，乾隆就曾诏令“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还给各盐商在本身职衔的基础上又多加了顶戴一顶，以示嘉奖。自此，盐商自耀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之风愈演愈烈，所耗钱财无数。乾隆曾指出苏杭二府有浮华之风，但他的首次南巡仅国库耗银就达５６８３００两，再加上地方捐助摊派，其数远大于此。后来的五次南巡又一次更胜一次，助长了奢靡之风。各地官员也借迎驾之机，勒索百姓，加重了人民负担。
为享受众人拥戴之情，乾隆允许百姓沿途观瞻，并规定，官员对此不得禁止。他每到一处，官员都要穿戴整齐前来接驾，百姓则在道路两旁焚香跪拜。乾隆听到百姓山呼万岁，就会龙颜大悦，然后下令减免这个地方的赋税，并赏赐官员“凡有罚俸降级之案，俱准其开复。无此等参罚案件者，各加一级”。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各地官员更是积极为皇帝到来营造太平盛世的表象。
当然，乾隆南巡也并非一味游玩，他同康熙帝一样，在各地都不忘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在山东，他曾连续减免地方赋税，赈济灾民。为体现对人才的重视，他还宣布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增加进士名额。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也表现出仁爱之心，对其嘘寒问暖，多加赏赐，这些做法都很好地笼络了人心。
历次巡游中，乾隆一直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修筑。他曾说过“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江湖要工，所关尤锯”。在修筑浙江沿海塘堤时，有人说要筑石塘，有人说应筑柴塘，乾隆亲自视察后发现，筑石塘会毁掉很多百姓的田地，就下令筑海塘，但每年都要装石块保证稳固。
乾隆南巡时采取的各项措施，客观上起到了笼络人心、亲近百姓的作用，但是他南巡期间的费用是康熙时候的十倍还多，虽展示了盛世之繁华，但也给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除去南巡耗费，乾隆时期的宫廷生活也挥霍成风。孝圣太后六十大寿时，乾隆为她举办了浩大的庆寿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诚”“仰承圣母欢心”。整个祝寿过程从准备到结束持续近一年，此时民间由于连年水患，已经发生灾荒。但为给皇太后祝寿，各地还要增加摊派，官吏更是进一步受贿勒索，人民负担日益沉重。
当帝王爱上小桥流水，民间会不堪重负；当奢侈浮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整个王朝都会倾覆。乾隆后期，盛世背后的阴影开始逐渐显露。
荒芜之地托起的盛世
中国明清时期有晋、徽、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类似于现在的企业集团。十大商帮中以晋商和徽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这两大商帮跨明清两朝，纵横商界五百余年，直到清末民初。
努尔哈赤时期，清朝崛起，战争中的军需民用多由晋商供给，清入关以后，晋商中以范姓为代表的八家遂成为皇商，在蒙古商道自在穿行。蒙古商道上的各种贸易也都由晋商经营。晋商中富户的收入，竟足以为请朝廷支援军款，可见其实力雄厚。乾隆以后的嘉庆和道光时期，晋商开始发展票号、有利润的放贷。到咸丰时期，国家危难，晋商还曾代理省库、国库，在接济官府的同时赚取了大量财富。
徽商则以盐业为主，经营范围包括四川到江南的大部，与晋商形成南北对应格局。除盐业外，徽商的另一著名行业是典当，同样是操弄资金的金融业务。许倬云先生说“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他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两大商帮从明朝到清朝中期的兴旺，与当时的国家实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放松了对商业与手工业的限制，实施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社会各阶层的购买力都有所增长，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康熙时期，台湾统一。康熙帝遂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出海贸易，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海关，与外国通商。这一措施扩大了商人的贸易范围，晋商的商路踪迹就发展到了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与此同时，康熙时期还放松了对手工业发展的限制，扩大织户规模，允许民间采铜铁矿，允许私营炼铜煮盐等工业。这对于以经营盐业为主，兼营茶、粮、棉、布、丝绸等业务的晋商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在封建社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康熙帝对农民也非常照顾。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先是在直隶、河南、湖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９省轮免一周，然后在全国大规模免税。康熙时期全国共有２０余省区获此权利，免税总数达１．４亿两白银。这种政策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治理官吏对农民加派，康熙也想了很多办法。他最初沿袭了顺治时期提前向百姓明示纳税通知单的办法，通知单上明确地列出了该交税的款额，以免官吏私派。但后来，官吏又向农民加派通知单的印费。为避免这一弊端，康熙二十七年，宣布停止刊刻纳税通知单，改为三联限票。此三联一联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遏止了舞弊行为。康熙五十一年时还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固定了丁银征收的总额，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负担。
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黄河泛滥成灾。康熙上任后，为治理水患曾六次巡视江南，亲自沿堤勘察地势，与臣子讨论治河方案，并总结出“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的治河思想，设计了引黄河水入海的具体措施，经过多年的治理，黄淮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出现了“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河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居民安晏”的景象。
此外，康熙时期还改革了顺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圈占百姓土地，用以供养皇室、满洲贵族以及八旗将士的弊政，下令停止圈占民间房地的行为，并要求将当年已经圈占的土地还给原来的所有者，逐步改善了圈地之风，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针对盛世人口繁增的现状，康熙采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并动用财政拨款奖励垦荒流民，为其建造房屋、置备生活及农业用具，规定所垦田地给予本人，“永远为业”。当时，即使在地广人稀的边外，都有人前去垦荒。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间，全国新增土地近６０万顷，新增人口也能够拥有土地，农民大都安居乐业。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康熙还要求驻地官兵就地垦荒，军队垦荒也同农民一样交纳赋税，这种做法既增加了税收又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一举两得。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抚穆尔赛在其所辖范围内多加“火耗”，并向属官索礼之事被曝光，这严重违反了康熙制止官员滥征私派、额外苛索的禁令，经调查核实后，穆尔赛被判死刑。不仅对官员要求严格，即使对于皇室一些兴土木之事，康熙都本着节省民力的原则，能俭则俭。
由于康熙多年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到雍正帝即位时，地方的存银数量都不多。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雍正五年时就开始由朝廷向地方拨“留储银”以备应急之需。对于这些钱的使用，朝廷有严格规定：官员如要动用“留储银”，应先奏请。各省对于“留储银”的适应和存储情况要按季度造册，上呈户部检查。“留储银”的数量很大，是地方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农业方面，雍正继续执行康熙时期的垦荒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鼓励措施。要求凡有可垦之地，应由人们自行开垦，官吏不得阻挠或者从中勒索钱财。垦荒作为各地官员政绩的一部分，可作为升职的参考。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鼓励垦荒，这是雍正措施的一个高明之处。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大力垦荒，到乾隆时期，大片荒地已较为稀少，只剩了一些未开垦的零星小块。但是，正如学者宋连生说“在大清皇帝中，乾隆是个敢于提出新思想的人”。在垦荒这件事上，乾隆就制定了比以往更宽松的政策，并加大了鼓励力度。他规定：“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生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对于边疆荒地，乾隆则用当地驻兵开垦，“凡驻军在２５００人的地方，都要以３／５的人力用来垦荒”。后来，战争平息，各地驻兵减少，不足屯种，乾隆就下令可以召集“流人”，分给他们田地耕种。另外还分给商人每户３０亩承垦新地，免税６年。乾隆甚至开放了前朝封禁的东北地区，将关外闲散旗人迁移过去进行垦荒种地。这一系列措施，很好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垦荒热情，缓解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乾隆效仿康熙帝，多次减免钱粮征收，还曾四次普免全国钱粮１２０００余两白银。其减免的规模、次数和数量都超过了前朝。乾隆时期还曾用七年时间将全国漕粮普免一遍，后又两次普免天下糙粮，普免金额达１０００万两白银。为防备灾荒歉收，乾隆朝还通过官储、民储、商储的途径，实行大规模储粮，总数达到１亿石。在灾荒之年，这些储粮能够起到保证民生的作用，体现了乾隆作为一代帝王的长远眼光，也使乾隆时期国库充盈、国力强盛，所以才有能力支付乾隆六下江南的奢华之需。
“康乾盛世”延续百余年，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盛世的形成与康、雍、乾三代帝王所采取的连贯性的、目标明确的经济策略密切相关。不管后世对这三代帝王的功过如何评价，他们为促进清朝经济发展制定的种种措施，都体现了政治家的谋略，为清朝近三百年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根基。
清朝文化上的陷阱——文字狱
习习微风翻动书页，扰动读书人的心神，于是他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他不曾想，他的这句诗以后会流传千古，被人引用的频率甚至超过李太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他付出的代价也太惨重了，他因为这首诗被砍头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因为文字狱而做了雍正的刀下之鬼。
在西方，当布鲁诺被捆在火刑柱上炙烤的时候，在东方，文人已经在统治者的刀下呻吟了千余年。焚书坑儒只是一个开始。明清时期，当统治者把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统治推向极致的同时，文字狱也被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
柏杨先生曾经说过：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清朝坐收渔人之利，成功入主紫禁城。但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翻覆，中原陆沉”，这种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熙二年，发生了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双目皆盲，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写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后来被人告发，当时庄廷龙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另外共有七百多人受到株连被杀，还有数千人充军边疆。另外，康熙时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也是由于编写清朝前朝历史而招祸的。从总体来看，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是有意识的小题大做，其目的是给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
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是发生在雍正六年吕留良、曾静之狱，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后来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采取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除了加强思想控制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排斥朝廷中的异己。雍正朝时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凌迟，或流放。其实，查嗣庭之所以被杀，并非因为出了“维民所止”的题目，割去了“雍正”两字的头，因为他原是隆科多的旧属。
柏杨先生在评价清朝文字狱时说：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
柏杨先生这里提到了乾隆年间的一桩文字狱。乾隆皇帝自称“古稀皇帝”，有个名叫尹嘉铨的三品官员，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的文字案时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就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查抄，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可见清朝文字狱的“莫须有”的荒唐。
到乾隆中期，文字狱达到了高潮。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就是这时的代表。孙嘉淦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后来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于是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发现全国都在暗中流传。为了避免影响进一步扩大，乾隆没有继续追究，只处理几个直接责任人。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清代文字狱，在中国古代文字狱史中达到了空前高峰。
在康熙朝，清军入关不久，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作为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稳固清朝的统治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康熙以后很多文字狱则是有意的罗织罪名、栽赃陷害了。到了乾隆的文字狱，已经不再是针对民族矛盾，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不再是汉族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不再是镇压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
乾隆即位后，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里的典故，可“夺朱”被说成是夺了明的天下；“异种”意为“奇异之种”，但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满族。乾隆帝大怒，当时沈德潜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鞭打一通。沈德潜之于乾隆，也不是因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咏黑牡丹诗》，而是因为他把代替乾隆修改或捉刀的诗一并收入了自己的集子，戳穿了西洋镜的缘故。
清朝前中期屡兴文字狱，搞得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的这两句深刻地反映了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变。由于当时朝廷规定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导致文人士子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
在清代的文字狱中，被判处死刑的有２００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
文字狱其实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和灵魂的钳制。封建统治者不仅要人民俯首帖耳，而且要他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难怪易中天先生感慨道：“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从文字狱的本质来看，清朝的文字狱因为其鲜明的民族矛盾而具有独特性，但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来讲则具有普遍性。文字狱和八股文，是统治知识分子的两条途径，它们并不是清朝的发明，而是从明朝早已经开始。
朱元璋是这两项政策运用得最熟练的人，清朝只不过是承袭了明朝旧制而已。在明朝，因为文字而被杀的数不胜数。比如：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明太祖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发配云南。连孟子也遭了殃，明太祖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因为孟子的“对君不逊”难以让他容忍。
但如果说朱元璋这样变态的猜忌是出于他特殊的出身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阴暗，清朝统治者尤其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也步朱元璋后尘，确实是自甘堕落了。
平民的堕落关乎一人一家，君主的堕落则直接造成了民族的悲哀。清朝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象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鲁迅曾称“清文字狱杀灭了中国人的骨气”。对此，柏杨先生调侃道：“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天下文人“入彀中”
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清初汉族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再贴切不过了。面对历史的兴亡交替，清初的文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使他们左右为难。“忠君”不是要求他们要忠于清朝的君，而是要忠于亡明。他们不愿承认亡国的事实，心中交织着一种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报国使命感又要他们与当权者合作，也就是与清政府合作。
入关以后的清政府在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陷入了尴尬。王朝的统治要求他们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但以汉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风起云涌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让他们对汉族知识分子心怀疑虑。所以，在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以打击反清思想，但同时又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笼络，使其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
满族虽然依靠军事的强势得以入主华夏，但在文化上，他们自己深深懂得，要统治中国，必须要用汉族的文化。从皇太极时起，他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积极拉拢和优抚汉族知识分子。
满族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从入关前就已经开始。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
“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为此，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的屠杀政策，对在满族家中为奴的明朝生员进行考试，择优录用，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２２８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
皇太极优礼汉官的政策深深影响了他后代的皇帝。清朝入关后，为了收买读书人的心，清朝采纳了洪承畴等汉人官僚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满汉联系。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确立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等。
到了康熙，他更加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文化。
康熙本身具有三种血统，父亲是满人，母亲是汉人，祖母是蒙古人，同时他又受三种文化的影响。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康熙》中说，康熙文化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康熙的学习从五岁开始，虚岁五岁，周岁才四岁，到了上书房学习，就是到学校学习，每天早上入学，晚上很晚才回来，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他自己说，早晚读书年无间日，累得咳血、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他说每日老师给指定这一段要念１２０遍，然后要背诵１２０遍，之后再画一段新的继续背，就这样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下来。所以后来康熙对四书随便指出哪一段，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康熙对儒家文化有如此高的造诣，他自然懂得要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要弘扬儒家文化，重用汉族文人。
随着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他们诏封孔子后代并予以官职，恢复科举，诏令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之士，进一步笼络汉族文人。两开博学鸿词科，对一些硕学鸿儒给予特殊礼遇，比如黄宗羲，虽然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但是清廷仍予礼尊。
同时，清政府又采取许多方式给文人以荣华富贵，稳定人心。通过开史馆和修《四库全书》，既罗致了天下文人，又加强了意识形态权威和思想控制，让这些学者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于是文人也就大多接受这种恩宠了，专心做自己的学术，而不再问及世事。清代学术也由经世致用引向考据，沉潜经史，徒发思古之幽情，甚至发展到为考据而考据。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清政府提供了现成的统治工具，那就是程朱理学。清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就曾被人们称为“理学天子”，乾隆时期更是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系列表彰程朱、强化理学的方针政策，因为理学所灌输的伦理纲常正是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
在清政府的高压和怀柔政策下，抗清知识分子由悲愤走向避世，他们有的隐身山林，杜门谢客；有的遁入佛门，有的选择了闭门著述，“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如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忘记，随着老一代遗民隐士的谢世，文人们渐渐忘却或从来就不知道上辈所经历的亡国之痛，他们在清朝两手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开始认同清朝的文化。
清朝采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措施就是八股取士。柏杨先生说，“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为了保证汉人能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把名额全留给汉人。中央六部的堂官（尚书和侍郎）一律按一满一汉的名额设置，上书房大臣和后来的军机大臣也基本保持满汉平衡。这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汉族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策略。
元朝也采用了科举制度，当时元朝统治者也认识到，采取科举制度是有效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元朝终究没有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而这也成为元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那些家中略有盈余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光宗耀祖。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金庸所在的家族，浙江海宁查家，在清朝时号称“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就表明家庭中有人中过状元、榜眼、探花或者传胪、朝元。这在当地足够荣耀了。戴均衡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可见当时科举风气之盛。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有过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１１岁，一个１３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９９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９４岁。乾隆四年，广州科举考场上，一位叫梁自适的番禺人到了１００岁还上考场。乾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赞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３０两。
可见，当时的汉族读书人忙于在科举考场上拼搏，不仅已经完全没有“反清复明”的意识，相反，已经是完全进入清朝“彀中”了。再后来，清朝将亡的时候，作为清朝遗老遗少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清初那种恢复汉统的意识，而是权力维护满清朝统治，汉族的文人已经完全被清朝驯服了。
人口压力：盛世难逃的怪圈
谷数较为初贱祚，
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
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
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
何怪近利居奇售。
这是乾隆在１７８３年写的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人口增加、米价上涨等问题的思考。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说：乾隆已开始把米贵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加以考虑。他的思索，他对当时关于米贵种种说法的辩诘，对于深入探索物价持续上涨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奥秘极富启发意义。但是，乾隆的思考终究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和窠臼，他最后还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并认为这是所有物价上涨的症结所在，而没有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必然是表面化的。
相信乾隆皇帝在得出“太平滋生富”的结论时，还是颇带着几分自豪的。在“太平盛世”光环的笼罩下，人口与物价的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都被弱化了。的确，清朝入关以来，统治者牢记明朝灭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全面推行垦荒政策、减免农业赋税、消除边疆隐患、加强思想统治，并且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达到了农业产量增长、财政库存丰盈、疆域扩大、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强盛局面，使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但是，学者张研、牛贯杰指出：康雍乾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的人口对策，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不能开辟吸纳人口的新途径，终究突不破人口发展“计时器倒转”的怪圈。先来看清朝人口增长的一组数字，明末全国人口为１．５亿，经过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后，清初人口难以统计。但是到１８世纪末的乾隆时期，人口骤然增长到３亿多。人口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农工商各业发展、经济总量扩大为人口增长带来的有利条件，也有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鼓励的结果。历史专家高王凌则认为：人口增加是传统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产量的必需。农业集约化经营要求不断投入劳动力，人口增加就成为提高产量的主要生产力来源。另外，一些高产作物的引进也为新增人口提供了食物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日益明显。乾隆帝就曾经说过“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还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为缓解这种压力，乾隆沿袭了康熙时的应对措施，继续开荒垦地，但仅此一项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因此，乾隆时期的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更多的人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乞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带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物价的上涨。樊树志指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在物价上涨的冲击下，国家收入的另外一项重要来源——炼铜、漕运和盐业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物价上涨——工业破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时期曾宣布“盛世添丁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国家赋税收入并没有增长，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变，而从康熙到乾隆，物价则上涨了两倍，官兵俸饷均入不敷出，只好各想奇招，贪污受贿者大有人在，吏治腐败，乾隆帝对此却态度暧昧，纵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难。
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了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樊树志认为“乾隆末年、嘉庆初年震动全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白莲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迁移到该地的流民，最初他们依靠开发原始森林生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该地区的土地已经超出了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灾年，很多人就会生活无着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白莲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聚集在一起哄抢豪绅富户，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开始时，白莲教采取的是零星斗争的形式，“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树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随着苦难的加深和白莲教势力的发展，到乾隆六十年底，较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终于爆发了。这次斗争蔓延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前后调动了十六省军队、耗银两亿两才镇压下去。这可以看作是人口压力的一个极端案例，但清朝却以此为转折，由盛世走向衰落。自此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有记载的农民运动竟多达二百多起，社会多处于动乱状态。应该说，如此之多的民间动乱与乾隆时期没有采取科学的人口对策有重要关系。
范文澜先生说：乾隆本只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威信。其实，乾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够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业也不是什么难事。虽然他也沿袭祖制，并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会中阴暗的一面。就像他在晚年写的那篇《十全记》，里面总结了自己即位以来的“十全武功”，即十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但实际上，这十次战役中几乎一半言不符实，有充数之嫌。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皇帝渴望名垂千古的心态。
乾隆将盛世勉强维持下来，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主要还是他祖父与父亲打的根基比较牢固。到他的儿子嘉庆帝即位时，大清朝只留下了一个华丽的外壳。嘉庆时期，诸大臣鉴于前朝教训，普遍玩忽职守。也难怪，当奸臣的日子又轻松又安全，忠言直谏却不被相信，身在这样的朝廷只能无作为。一旦懒惰成了惯性，任凭嘉庆磨破了嘴，大臣们还是我行我素，“悠哉游哉”。甚至兵部将大印丢了半年才发觉，就连皇帝的侍卫也经常旷班，并且衣冠不整，可见大清王朝已经沦落到何种境地！
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的过程，清朝也逃不开这个既定的怪圈。经历了百余年“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最终也只成为历史的一段华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