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所谓“圆明园”。
始建于康熙时期的圆明园，像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她曾于“康乾盛世”中静享歌舞升平，也曾经历过外敌入侵的硝烟蔽日，还有那场毁灭了她美好容颜与肌肤的大火。当所有的屈辱过后，她已满面沧桑，没有了任何明丽的色彩，那满身焦煳的气味，在空气中无限弥漫，即使穿过若干年的岁月，也依然浓烈。她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风姿绰约、历代帝王的宠爱有加……
往事随风。今天，当你经过她，无须喧哗，无须激动，只请你放慢脚步，睁开心灵的眼睛，注视，然后铭记……
升平背后的盛世阴面
乾隆帝曾经说过，他的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所以在执政满六十年的时候，他想退位了，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来坐。乾隆帝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十全老人”。所以他想在退位的时候举办一个仪式，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功德无量、皇恩浩荡。于是，乾隆爷的禅位大典，就宴请了全国的高寿之人，请他们到皇宫吃饭。学者纪连海认为：乾隆做这件事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此举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道德，尊重老人。第二，皇帝此举那就意味着全国的高寿老者都尊重乾隆，别人就更得尊重了。第三，意味着在乾隆领导之下的六十年间，人人都得以高寿。
其实，这是乾隆帝在向世人证实：在我治理下的国家，社会繁荣，人民生活安定，而且我贵为天子，居然能和平民百姓一起吃饭，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能够做到如此亲民爱子呢？所以，我理应是当之无愧的“千古第一完人”。说得直接点，就是在“粉饰太平”。不过，乾隆勾画的这种盛世图景，也并非完全是空想。范文澜先生说：“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这时的清朝大体上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
不可否认，乾隆也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十分了得的皇帝，他曾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翻译《满文大藏经》等，这对于文化古籍的保存整理都是很重要的贡献。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相当于全唐两千二百人诗作的总和；他除了会自己的母语——满语外，还精通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他的书法和绘画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乾隆在位期间还修建了颐和园、扩建了圆明园，这对于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也是乾隆好大喜功、奢侈的表现。为保护浙江沿海地区的农田，乾隆帝调拨银两，将原来筑海的柴塘改成石塘，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这是乾隆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乾隆期间还对新疆和西藏加强了管辖，奠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版图，初步实现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使清朝成为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盛帝国。但是，正如学者彭勇在《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中所说：“清朝由于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特别是乾隆后期，为了标榜功绩，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当时的吏治腐败也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最可怕的是，军队也加入了腐化的队列，军官克扣军饷，士兵则惰于操练，战斗力严重下降。特别是乾隆帝的宠臣和珅，他的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富可敌国已经不足以说明他的敛财能力。乾隆去世的第五天，嘉庆帝就抄了和珅的家，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抄家清单：
房屋３０００间，田地８０００顷，银铺４２处，当铺７５处，赤金６００００两，纯金，１０００两一个的大金元宝１００个，１００两一个的小银元宝５６６００个，银锭９００万个，洋钱５８０００元，制钱１５０万文，吉林人参６００余斤，玉如意１２００余柄，珍珠手串２３０串，桂圆大珍珠１０粒，大红宝石１０块，大蓝宝石４０块，银碗４０桌，三尺有余，珊瑚树１１支，纱缎绸罗１４３００匹，毛呢哔叽２００００板，狐皮５５０张，貂皮８５０张，又各种粗细皮５６０００张，铜器和锡器３６１０００件，名贵瓷器１０万件。镂金八宝炕床２４座，西洋钟４６０座，四季好衣服７０００件，家人６０６名，妇女６００名，总价值达１１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１５年收入的总和，这是当时官僚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映了奸臣当道、大肆敛财的黑暗现实。不过，和珅被抄家也有好处，就是这笔财产正好可以弥补一下国库的连年亏空，当时民间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各级官员只能是进一步加强搜刮民脂民膏，又由于康熙时期曾实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社会人口激增，土地却没有相应增加，百姓的生活只能是更加困苦。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写：“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獗，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悉暇问年岁！”还有实例，乾隆四十九年，直隶全省耕地总面积为６７７８０６顷，而怀柔县大地主郝氏一家就有“膏腴万顷”，这是什么概念？
土地大部分集中到了地主手中，农民只好租种地主家的地，但有些地方的地租率竟然达到了产量的５０％，也就是说，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一半收入要送给地主，而自己的那一半还要缴纳政府规定的各种苛捐杂税，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情况，乾隆帝并非一无所知，乾隆五十五年，礼部侍郎尹壮图就曾上书，希望乾隆帝整顿吏治，不料如此忠谏却惹得龙颜大怒，尹壮图落得个降职的处分。有此前车之鉴，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在乾隆面前说任何关于大清国不好的话了，官员都本着“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因循苟且，谗上欺下，实在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范文澜先生指出：“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情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的确，在嘉庆帝刚刚登上大位四个月的时候，一场历时九年、席卷五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虽然这场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揭开了大清朝华丽外衣下的累累伤疤，为这个朝代的覆亡奏响了序曲。自此，曾经鼎盛一时的大清帝国开始一步步滑向灾难的深渊。
东西方发展的龟兔之别
正当大清朝还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升平世界中醉生梦死时，一直被他们视为《国富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却在厉行改革，并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许倬云先生在其所著《万古江河》中谈道：“１９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几乎遭遇灭顶之灾？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这两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变化都有哪些？首先是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组成了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并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权利；后来英国也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并由英国女王授予海外开拓的权利，在亚当·斯密的指导下，三百年后的英国成为势力雄厚的“日不落帝国”。与此同时，亚洲的三个古老帝国除中国外，莫卧儿帝国和奥图曼帝国先后被瓦解，麻木的大清朝却依然在沉睡中，丝毫没有惊醒的迹象。１７７６年（乾隆四十一年），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打响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枪声；１１年后（乾隆五十二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并快速向世界强国成长；两年后（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吹响号角，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普鲁士帝国（即今德国）经过一系列改革也已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可悲的是，乾隆与嘉庆两位皇帝竟然对这些巨变毫无察觉，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普鲁士帝国这样一个国家，直到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写成，中国才有所察觉。就这样，清朝在麻木的幸福感中一步步走向了绝路，却浑然不觉。
那这段时间清朝在做什么？乾隆六十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由八十岁以后老人参加的科举考试，各省共报了１１６个人，年龄最大的有一百多岁。坚持到最后的有９２个人，年龄最大的已经有９０多岁。最后，这９２个人都被封了不同的官职。阎崇年先生认为，这是乾隆在借“兴文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这也是一种乾隆盛世下危机的一种表现。想想看，９０多岁的老人即使为官，他还能做什么？这件事与乾隆退位大典时宴请老人是一样的目的，只是这个科举考试的事做得更加过分。这种情况也难怪许倬云先生说：“１９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评价由赞美变为轻视。”没有理由不轻视，在西方世界在讲民主、讲人权的时候，清政府还在禁闭大门考八股文。这时候再想到康熙皇帝的那句话：“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真是一语成瀣。
其实，世界曾向中国敞开过大门，但被我们骄傲的大清皇帝拒绝了。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就派了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来通商。就在乾隆帝要接见他们的时候，出现了“礼仪之争”，乾隆帝还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在要求马戛尔尼。当马戛尔尼表达出此行的目的，乾隆帝一听要在北京设通商代表更是大怒，下令立即驱逐，还说：“我天朝上国，物资丰盈，没有必要与你们互通有无。”本来一次很好的对外沟通的机会，就这么失去了。到嘉庆帝时期，英国使臣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同样是因为“礼仪之争”，最后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嘉庆根本不知道，这时候他眼中的“罪尔小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了。
但是，清政府并非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顺治帝、康熙帝期间，中国还曾起用外国人在朝廷任职，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如汤若望、南怀仁等都相继担任过钦天监的职位。在此期间，西方的历法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谈判时，康熙帝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后由传教士白晋等人与中国人员一起，耗时十年，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编测的地图。而乾隆时期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就使中国长期以来的模糊边界变得清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１８世纪初至１８世纪下半叶，欧洲先后有３套关于中国的资料全集问世，内容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这些资料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者批判欧洲弊端的借鉴。但是，许倬云先生指出“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状，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但是，西方国家在十七八世纪以后为什么突然飞速发展，而一直领先的中国却在这个时候落伍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学者唐德刚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认为：“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者，社会之’‘上层建筑’‘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形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这个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积累下来的弊端。皇帝一个人管全天下的事情，可以说是军政一体，难免会独断专行，就像乾隆，他明明看到大臣的谏书，说国家吏治腐败，可是他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知道也装作不知道，还说那个大臣是造谣，这也是人的本性，谁都爱听好话。皇帝自己不能辨别真假，这就没办法了，大家只好跟着他一起装，一起歌颂太平盛世。一个国家就在赞颂声中慢慢葬送。
浴火的天堂
提到圆明园，总会平添一抹沉重的色彩，似乎一段刻意忘记的伤痛却总在心头萦绕，躲不开，逃不掉……有时候会很遗憾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无缘得见圆明园曾经的惊世繁华，可是，即便时代对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圆明园是帝王之家啊，大清朝六代天子曾经在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圆明园还有一个名称叫“夏宫”。
圆明园中最出色的是它的水景，园中最大的湖就是福海。福海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和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时期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就是取自“徐福海中求”的故事，寓意皇帝长生不老，大清帝国江山永固。但是，福海并没有改变大清朝的命运。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管园大臣文丰因无力抵抗，就跳入福海自尽。让历史再为我们重现那一幕吧，让我们这些在琐碎生活中日益麻木的心灵再经受一次不应逃避的震撼。
１９世纪中期英法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急需扩大国外市场，并寻求更多的原料产地。而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疑是他们眼中的一块肥肉。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与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被迫打开大门的第一步。英国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中国的黄金白银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人的腰包。但是，他们还是忽略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能力。截止到１８５０年，英国输出到中国的商品总值比１８４４年还少了７５万英镑。这让英国人很是费解，苦苦思索后，他们把原因归结于通商口岸开放的数量上。于是，１８５３年，英、美、法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但都被清政府拒绝了。没有达到目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当然不肯罢休，他们开始寻找机会发动新一轮的侵略战争。
１８６０年，当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被第一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慌忙带着家人逃到避暑山庄，留下自己的弟弟恭亲王主持议和。侵略者并未受到太大的阻挠就进入了圆明园，这一天是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６日，圆明园的灾难由此开始。
学者汪荣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说：“尽管劫掠在欧洲的殖民历史里被合理化，视为战争的战利品，但也意味着军纪之荡然无存，只有在军队变得疯狂时劫掠才会发生。”的确，在圆明园中发生的一切只能用疯狂来描述：当天晚上７点，法国侵略军首先到达圆明园，开始抢劫。７日凌晨，英国军队抵达，一个参与侵略的记者写道：“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员秩序大乱，法国兵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争夺，遇珍贵不可携者如铜器、瓷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这种疯狂行为持续了两天，圆明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圆明园给侵略者带来了太大的震撼，他们还舍不得离开。１０月１１日，英军又派出１２００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１０月１８日，３５００名英军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汪荣祖认为：英国人为什么最终要烧毁圆明园，为的是让咸丰痛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报复心理。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以后，恭亲王就曾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加深了英法联军认为清政府非常重视圆明园的印象。１０月１３日，联军威胁清政府如果不打开城门就要向城内炮击。清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英、法、美的旗帜插上了所有城门。至此，联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再火烧圆明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事情到后来却发生了转变。
清朝在初期抵抗时曾经抓到一些联军战俘，１０月１５日，这些战俘被释放。他们诉说了在狱中受到的种种遭遇，还有一部分死在狱中的战俘成了生动的例子。对此，英法联军提出要以焚烧圆明园作为对清政府的惩罚，这个条件没有谈判的余地。于是，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都在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安佑宫中有近３００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圆明园被焚毁的确使咸丰帝大为震怒，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这次以后，圆明园内尚存建筑１３处。四十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再次火烧圆明园，这残存的１３处建筑又遭掠夺焚劫。阎崇年先生说：“第一，圆明园惨遭焚劫，使清朝１５０年举全国物力、财力、人力和智慧凝聚的皇家园林，被化为一片灰烬。第二，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丰富的宝藏，或被劫掠或被焚毁，这是中国从宋朝以来一千多年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空前的文化灾难。第三，圆明园惨遭焚毁，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大伤元气，加快了清朝的衰落和灭亡。第四，圆明园惨遭焚劫，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的耻辱。”
圆明园在焚毁前经过了六代帝王的精心建造，园中究竟是怎样的惊世奢华？来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描述吧。“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来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
这样一个如梦幻天堂般的地方就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了，火烧圆明园给清朝统治者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都是无法言喻的。１８６１年，也就是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以后，咸丰帝就在内外交困中去世了，然后清朝就开始了慈禧当政的时期，这也是清朝历史上最腐败无能的一段时期。
都是鸦片惹的祸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如期进行，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飘扬在香港上空，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历经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众所周知，香港被迫与大陆分离，是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恶果。当时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就有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规定。有人说，鸦片战争就是由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没有他的严禁，英国也不会挑起战争。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首先，林则徐并不是禁烟的第一人；其次，当时已经到了不禁不可的地步。早在雍正帝在位时，清政府就开始禁烟，那时候一年流入国内的鸦片是两百箱，到乾隆时林则徐期增加到一千箱，这样一直下来，到鸦片战争前，每年流入国内的鸦片增加到一万三千箱，每年外流的白银多达三千万，“若再任由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后，中原将无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充饷之银”。禁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针对禁烟这件事，当时的清政府分成了两派，“严禁派”和“驰禁派”。最初，道光帝态度坚决地支持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并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给了林则徐很大的权力。当时的林则徐同样踌躇满志，到了广州他宣布：“若鸦片一日不浸，本大臣一日不回。”很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味道，表现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事实上，他也做得很好，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大概还没有政绩这个词，其实“虎门销烟”就是林则徐的政绩。
在开始禁烟的前半年里，英国并没有反应。当然英国内部的反应肯定是有的，但是用抗议、战争等方式表现出来，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记载。这时候的道光帝对于林则徐是很满意的，对于英国他也抱有美好的幻想，这样的海岛小国肯定已经被大清帝国的雄威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当时的英国或许正在为战争积极地做准备。他会这么想也是正常的，试想清朝自皇太极至嘉庆帝以来，什么时候把这些蛮夷小国放在眼里过。所以，当１８３９年的１１月，林则徐下令向进入广东海港的英国商船开炮，击毙英船水手数人以后，道光皇帝还是很高兴，并大力支持林则徐，随后又宣布与英国绝交。
但是，这件事惹恼了英国人，第二年，他们就开始讨论对华作战的问题。正如学者唐德刚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中则提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鸦片贸易”（ｏｐｉｕｍｔｒａｄｅ）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１８４０年６月２１日，英军就侵入了广州附近海域，遭到顽强抵抗，后又转上浙江镇海，从镇海一路北上到大沽，直逼北京。这个时候，道光帝没有组织兵力全力抵抗，而是以“贪功启衅、误国误民”之罪把林则徐革职，他认为是林则徐禁烟把英军招来的。当时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鼎进谏道光帝重用林则徐，抵抗英军侵略，道光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既然忠言逆耳，王鼎就选择了尸谏，即自杀。自杀前他写好了奏章，装在衣服里，希望他的自杀可以唤醒道光帝。但是，道光没有康熙帝平叛三藩之乱时的魄力与勇气，大清帝国也像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周身散发着衰老与死亡气息。林则徐照旧被革职，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国谈判。
琦善与英军谈判的结果是，中英双方签订了《穿鼻条约》。条约规定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赔款６００万两白银。以此为条件，英军撤回广州。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认为条约有损天朝仪威，下令逮捕琦善，然后对英宣战，并派奕山到广东主持军务。
陈寅恪先生认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愚昧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学者孙善根在《道光帝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说“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殖民战略”，此外，他还指出：“琦善的求降政策与道光帝的天朝’‘宽容的抚夷’‘政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认为道光帝这次的对英宣战，是一种安抚政策。但是，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并非道光眼中的蛮夷之地，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后，开进了珠江。奕山却上报说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此残酷的战争被他视同儿戏一般。而浙江战线的奕经从一开始就迟到了，英军已攻占厦门、定海、定远，姗姗来迟的奕经面对此情景并未做紧急作战部署，而是令人投虎骨入海，以激怒龙王兴风作浪，掀翻英国军舰，又专程赶到关帝庙求签，以决定何时出兵。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做法得到了光绪帝的大加赞赏！一国之君，昏庸至此，国岂有不亡之理！就在道光高高兴兴地坐在皇宫等待各战线凯旋的时候，却不知半壁江山已尽入人手。
各线作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决心向英军求和，并与英国恢复商贸往来。其时英军在广东三元里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抗击，被围在了四方炮台，而最终为他们解围的却是奕山。
求和的结果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２１００万两白银，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驻领事，割让香港。
孙善根说，《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来讲是痛苦的。他还引了一段记载，“（道光帝）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叹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首长叹，旋入殿，以诸笔草草书一纸，封铖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候穆彰阿入直以授之，并嘱其毋为祁隽藻所知。’‘盖即喻议和诸臣画押订约之廷寄也。”可以想象，鸦片战争对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朝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沉重打击，如若自此励精图治，也许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述：“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统治者们依旧延续着这种“习惯反射神经”来维持统治，全盘之败只是时间上的迟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