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环水抱的绝佳地形、古柏参天的幽静氛围、气势恢弘的园林宫殿、精美巧妙的建筑风格，这一切使清西陵和清东陵处处透着皇家的尊贵与威仪。但无论如何壮观的陵园，却总抹不掉那一丝淡淡的死亡的气息，还有在风中都能捕捉到的伤感。不管是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开创盛世的康熙、争议不休的雍正、功过参半的乾隆，还是垂帘听政的慈禧；也不管生命存在的长短、幸福抑或痛苦，历代清朝君主死后的去处无非是这样两个地方。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若干年后，帝王的尸体也只剩累累白骨，与百姓无异。就像他们手中的江山，终究还是被历史抛弃，无法掌握。
“生命的凋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的停滞与浅薄。”历史曾经这样告诉我们。
“无可奈何花落去”
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军舰开进日本江户，要求开国通商，史称“黑船事件”。当时日本处于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实行“锁国政策”。这次事件过后，日本封建阵营中出现了一批要求革新的势力，并于１８６３至１８６９年春开始了倒幕运动，运动成功以后到１８７３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后的日本逐步走上了富强之路。
与日本几乎同时，受两次鸦片战争的触动，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也开始求变，他们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来抵抗外国侵略。但是，正如学者彭勇所说，“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运动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层层阻挠，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后来，一批接触过西方文化的新兴资产阶级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指出欲使中国富强，应进行制度、法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但是，改革还未开展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也是明治维新的日本实力的一次展示。
众所周知，这次战争中国又是惨败，结果就是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当资产阶级维新派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群情激愤，他们的领导者康有为遂上书清政府，陈述变法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康有为连续上书三次，才传到了光绪帝手中。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光绪帝似乎看到了清朝振兴的希望，所以他决心支持康有为，执行新政。
当时，慈禧太后还握有实权，想实行新政还要经过她的同意。光绪帝本以为慈禧会横加阻拦，但是，慈禧这次的表现让光绪帝既惊讶又高兴，她竟然没有反对，或许慈禧这时也认识到了大清王朝山河破碎，也希望变法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有益无害。有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光绪帝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改革了。他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颁布了《定国是诏》，这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
戊戌变法的内容非常全面，包括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风习以及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就是废除八股文考试，改试策论；在各省设商务局，促进商业发展；废掉军队中用的弓、刀、矛等传统工具，改用枪炮；改变社会上崇拜鬼神的不良风气。政治方面则开放言路、精简机构、任用新人等，这相对洋务运动来说是一个突破。
但是，就因为戊戌变法的完整，就触犯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他们先是公然反对，发现反对无效后，就跑到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那里诉苦。荣禄也正在害怕光绪帝掌握实权后，自己失去势力，再经守旧派这样一说，他就开始派人散布“皇上病重”和“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又去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对变法一事本来就持一种观望态度，就是既不明显支持也不反对，就是要看光绪到底怎样变，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结果，竟然传出了这些说法，慈禧当然不能容忍。
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与荣禄借天津阅兵之机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只经历了１０３天，又称“百日维新”。光绪帝在去瀛台之前,给维新派下了一道密旨,让他们逃难。接到密旨后，康有为逃到了香港，梁启超到了日本。谭嗣同没有逃，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决心以死抗争。７天后，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批人。
学者袁野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时说：“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他是从康有为指导变法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得到这个结论的。康有为在这两部书中的言论较为大胆，他说中国历代相传的儒家经典都是假的，这在中国几千年遵循孔孟之礼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很有冲击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说法来颠覆人们的观念，但是有急躁冒进之嫌，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排斥，给变法带来了很大阻力。杨天石先生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方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有点理想化，不是非常符合社会实际。像是一种强行的嫁接，在旧的树枝上绑上新的花朵，希望能够结出果实，结果只能是失败。
彭勇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戊戌变法是清政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的、全面的变革，但是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展的机会，政府更加腐朽，民间正在策划反清复明的起义运动，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即将走向灭亡。
历史上唯一的无冕女皇
在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有一片风景绝佳的丘陵地，这里就是清朝皇家陵园的所在地——清西陵。在清西陵的众多帝王墓中，道光帝的陵墓是最简约的，虽不失其帝王墓的精巧，但整体所传达的是一种谦卑之气，少了很多帝王所固有的威严与奢华。如果有谁对道光陵墓的简朴心存疑问,就来看他的陵墓上的刻字吧。“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按照清朝规制,皇帝的陵名应该是由下一任帝王写的,但是道光的陵名是他自己在生前就写好的，这句话是道光这位处于清朝历史转折点的帝王心境的最好写照,他怀念蒙古铁骑从东北入关时横扫千里的浩然雄风，面对自己手下的破败山河，他感觉愧对地下的列祖列宗，所以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谦恭。
没有人知道道光写下这句话时是怎样的心境，反正当他的儿子咸丰帝看到这句话时，就将道光帝的陵墓定名为“慕陵”。但是，咸丰的境况并不比他的父亲好多少，他在位期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还焚毁了六代帝王都居住和修筑过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使咸丰帝异常痛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８６１年，他就去世了。自此，清朝开始了慈禧太后执政的历史。
慈禧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据说，咸丰生前很宠爱她，经常和她一起谈论政事，使她对皇权产生了兴趣。所以，就在咸丰帝刚刚病逝，尸骨未寒之际，慈禧就开始了她的夺权计划。
咸丰死前指定了他的独生子载淳继承皇位，并任命了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总揽朝政，还把“御赏”和“同道堂”这两枚印章分别交给慈安和慈禧掌握。如果皇帝要发布诏谕，需同时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咸丰想得很周到，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来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
但是咸丰刚死，慈禧就开始联合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发动政变。当时恭亲王奕还在北京，得知太后意图后，他就要到承德奔丧，但是被八大臣拒绝了，他们要求恭亲王留在北京。奕哪肯罢休，又以手足情深为理由屡次申请，八大臣考虑到人之常情，就允许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给他们设下的圈套，就等着他们伸长脖子往里钻呢！
奕到了避暑山庄，先在咸丰灵前一番痛哭，那种悲痛真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哀悼完了，他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想以叔嫂见面不便为由拒绝，奕就说八大臣可以一块见，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他就知道八大臣不会与他一起见两宫太后。最后，八大臣没有与他一起见，他自己见了两宫太后，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政变的计划就敲定了。然后，奕又在承德待了两天，遂回北京做具体部署。
而这边的两宫太后则在与八大臣打时间差，最终他们比肃顺一行早到达京城四天。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解除了八大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这就是历史上的“辛酉政变”。政变以后，慈禧废掉“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是清朝政权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
自此以后的１３年里，是清朝的相对平稳期，没有外国入侵，也没有内部起义。可以说，历史给了大清帝国一个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来进行改革。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官员出国考察，开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建工厂开矿山等。通过这些改革，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社会也比较稳定。不过这些事情主要是恭亲王奕在主持，同治帝亲政时已经１８岁，第二年就去世了，这些事情都与他关系不大。
其实，同治帝在位期间一直都没有真正亲政，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这也是同治为什么很早就去世的一个原因。他虽然贵为天子，又有亲生母亲，也结婚成家了，但是这些也都是导致他不幸的根源。他是皇帝，但是他决定任何事情都要看太后的脸色。长期这样，同治心里的愤懑得不到排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病，在亲政两年以后，他就死了。关于同治的死因，正史记载是天花，也有人说是梅毒，或者是两症并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国不可一日无君”，前一任皇帝去世了，皇室就要安排下一届继承人。但是，同治帝死得太早，他没有留下子嗣。那应该由谁继承皇位呢？在这关键时刻，慈禧太后的威力又一次显示出来了，她选了年仅４岁的载湉入承大统。让一个４岁的孩子做皇帝？这看起来像个玩笑。但慈禧就这么做了，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可以更长时间地亲政。从这里可以看出，慈禧根本没有为国家民族考虑的全局观念，她似乎认为，皇宫就是我自己家，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想让谁做皇帝谁就做皇帝。
同治帝去世的第二天，光绪帝就进了皇宫，先拜见了两宫太后，又在同治帝灵前祭奠，这样就算是入了皇室大统，做了皇帝。
光绪帝在位期间重复了同治帝的悲剧，他在１７岁时亲政。但是，慈禧规定，光绪必须每隔一日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还经常派人监视他的行踪。贵为天子的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眼中不过是一个她实现权力欲望的玩偶与傀儡。或许慈禧太后认为，光绪能够做皇帝，这个权力与地位是自己给他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听话。后来的戊戌政变也体现了慈禧的这种心理。
慈禧的野心导致了光绪可悲的帝王生涯。光绪开始亲政时，中法战争已经过去，清政府“不败而败”，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贫困加重。但是，到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她还要依照乾隆帝为其母亲庆贺七十大寿的规格来办，还大修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据说共花了７００万两银子。而这个时候，北方民间正在闹灾荒，饿殍遍野，灾民成群。这个时候慈禧竟然花７００万两银子过一个生日！
光绪帝在位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支持“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慈禧太后就搞了一个“戊戌政变”，杀害了“戊戌六君子”，并把“不听话”的光绪帝囚禁起来，一关就是十年，直到光绪帝去世。
就在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也死了。慈禧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加冕称帝，但是她对清朝的专制统治长达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命运之神曾经向中国展露笑颜，但都碰了钉子。清朝注定要在腐朽政权的统治中走向灭亡。
溃伤自内而外
“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洪秀全，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这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为其追随之众描绘的人间“小天堂”，即使最卑微的人都可以穿绸缎。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这种美好生活却成了领导阶层的专利，并最终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在１８５１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战争的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当时的洪秀全对社会灾难之深重颇有感受，特别是有一天他在广州街头上得到了一本基督教的《劝世良言》，可以说这本书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使洪秀全立志推翻清朝统治。洪秀全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宣传“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１８５１年１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的信徒，组织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起义军很快攻下永安，并在永安建制，具备了政权雏形。这个时候的太平军士气高涨，他们乘胜北上，又先后攻下了湖南、武昌、南京，于１８５３年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此后，太平军又兵分三路，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太平天国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面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政府也行动起来。曾国藩以湘勇为基础、任命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为纽带建立起一支湘军。他对湘军的规定非常严格，禁止扰民以及嫖、赌、抽，还经常督促他们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和后来出现的同性质的李鸿章的淮军，就成为反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学者彭勇说，“清政府借助地方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这里所说的地方团练就是指湘军和淮军，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可用之兵，这也说明了清朝统治的没落。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也与清政府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国内的农民起义竟然要借助外国军队帮忙镇压，真是丢人之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太平军如果能够仍像以前那样团结一心、努力抗争，也不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但是，正如何瑜教授所说：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东王杨秀清凭借自己实力雄厚，竟派人把洪秀全带到东王宫，向其“逼封万岁”，洪秀全则派人诛杀杨秀清。当时的天京城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遭遇内讧，最终导致翼王石达开率十多万精锐之师出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自此走向衰落。１８６４年，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他认为：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将儒家著作视为妖书，他还毁坏孔庙，规定大家都要拜上帝，几乎成为一种强制信仰，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反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洪秀全所宣扬的思想类似异端邪说，什么天王、天国……这反映出洪秀全并不明白基督教，他只是借上帝之名，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是很不成熟、很不科学的想法。由于他的倡导迎合了群众的想法，所以能够取得暂时性的胜利，但是他不懂政治，建立政权后，他不知道该怎样治理一个国家。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１８９９年最先爆发于山东，发展迅猛，“不到三月遍地红”。发展壮大的义和团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但所有参加者纪律性非常强，而且多为青少年，有很强的战斗力。义和团最初的宗旨是“反清复明”，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后又转为“扶清灭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
当时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实行了“安抚”政策，利用他们来对付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华时，曾遭到义和团的痛击。但在侵略者的铁骑下，义和团也伤亡惨重。后来，慈禧太后迫于侵略者的淫威，采取了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但是，英勇的义和团战士仍然坚持以各种形式抗击侵略者，一直斗争到１９０２年。
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向侵略者求和，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１１国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傀儡，中国完全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残败江山支离破碎
许倬云先生所著《万古江河》中有一幅１９世纪末列强在华范围的示意图，从图上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范围覆盖多半个中国。这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恶果，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力证明。
据统计，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至１９１２年清朝灭亡，在这短短的７２年时间里，清朝政府同外国政府或外商、国际组织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契约、协约和合约竟多达１１７５件。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般遭遇，可谓空前绝后。而每一个不平等条约背后，都记载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来达到他们卑劣目的的过程，也同样记载着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的顽强斗争与悲惨命运。“条条和约事可鉴”，在这里我们就对其中对中国影响深重的不平等条约略做梳理，为国人敲一警钟，希望国人身处和平年代依然能够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此乃国家、民族之大幸。
首先，归纳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一个为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此条约的签订日期为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条约的中英文本均为英方制定，共１３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英国赔款２１００万元，分４年交纳，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５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其次，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８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驻华公使璞鼎签订的《虎门条约》。该条约共１６条，另附“小船定例”３条，主要内容包括：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一体均沾；各通商口岸都要英舰停泊，并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
再次，为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６日，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共５６款，另附专条１款。主要内容有：英国人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可在北京租地、租屋，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允许英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清政府要一体保护；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许英商船驶入长江至长江沿岸各口岸经商；英国兵船亦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于内地应“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一次缴清；英国享有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赔偿英国商民损失及军费共４００万两，以此作为偿还广州的条件。
此外，还有１８６０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１８６９年签订的《中英新修条约普后章程》；１８７６年签订的《烟台条约》；１８８５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条约》；１８９０年签订的《中英印藏条约》；１８９８年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１９０４年签订的《中英续定印藏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学者唐德刚在其《晚清七十年》中评论英国的对华政策时说，自１８６０年的《北京条约》到１９０１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姆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１８８５）、“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１８９８），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该观点非常之新颖大胆，在他看来英国的这些对华政策，竟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我国领土完整的作用，笔者不敢苟同。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紧随而至，要求中方给予同等的通商条件。清政府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于１８４４年７月３日，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共３４款，主要内容为：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协定关税；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８日，美国打着中立的旗号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该条约是美国趁清政府之危获得的侵略权益，也是美国推行合作侵华政策的典型产物。此外还有１８６８年签订的《中美增续条约》，１８９４年签订的《中美华工条约》等。
俄国同样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１８５１年８月６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条约共１７条，主要内容有：伊、塔两处与俄通商后，俄国可专派领事官照管；中俄双方在伊、塔两地通商，彼此两不抽税；俄国商人在伊、塔两地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以后，俄国就从陆上打开了中国西北的大门。
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８日，在俄国的威胁恫吓下，中俄双方签订了《瑷珲条约》。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领土利益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３日，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通过该条约，沙俄取得了沿海通商权利，并凭借最惠国待遇条款，一举取得了英、法、美等国日后在中国可能获得的侵略权益。此外，还有１８６０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１８６４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１８７９年的《中俄里瓦几亚条约》、１８８１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１８９６年的《中俄密约》等。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俄国掠夺了我国的大片领土。
另外，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１８４４年的《黄埔条约》、１８５８年的《天津条约》、１８６０年的《北京条约》、１８８４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以及１８８５年的《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１８７１年的《中日修好条约》、１８７４年的《中日北京条约》、１８８５年的《中日天津条约》、１８９５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辽南条约》、１９０５年的中日会议《满州善后条约》、１９１５年的《中日二十一条条约》、１９１８年的《中日军事协定》等。还有１８９６年与德国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１８８７与葡萄牙政府签订的《中葡北京条约》以及１９０１年签订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从这些不平等条约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努尔哈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的豪情和霸气，看不到“康乾盛世”巡行江南时的歌舞升平，唯一的感受就是煌煌大清王朝如小绵羊般任人宰割。有人说，蒙古人剽悍的铁骑终于被汉人的耕牛取代，然后套上枷锁，在鞭子的驱赶下缓慢行进。也有人说，这时候的清朝就像走到了一年的尽头，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如此抽象看来，整个清朝风云又像极了一出戏剧，观众还在品味过程的精彩，悲剧的结局却毫无征兆地上演了，那巨大的落差甚至令人有些懵懂。
清朝用了２９６年的时间来演绎开始到结束，重复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兴亡交替的过程，像走入了一个既定的魔咒。这是一个并不太短的轮回，斗转星移，清朝为我们留下了太多传奇、太多疑惑、太多欷歔。
试想，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清朝还会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多少年，如今映照大地的会不会依旧是大清帝国的月光，我们是否仍然穿着满族的衣服在人群中行走，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去参加一次科举考试，求得一世功名？这种生活会不会同样平静而且怡然自得？
陈寅恪先生认为清朝的灭亡在于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逼；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本来，乾、嘉之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异族（相对于汉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力量，不敢放心地重用，而搞什么分而治之（如对曾国藩、李鸿章等），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
由此看来，即使没有列强的侵入，清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不错，历史囊括一切，是不会出现如果的，任何个体都必须跟随历史的脚步前行，无论强大还是弱小。即使这种跟随会无可奈何、会步履蹒跚，或者会跌倒，甚至是肌体上的阵痛，但别无选择。就像一阵狂风吹来，涤荡万物，这个时候不要迎着风吹来的方向。
清朝灭亡了，历史昂然前行。
附录 名家简介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他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先生一生撰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等。
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他１９１８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
范文澜（１８９３～１９６９），著名历史学家。浙江绍兴人。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１９４９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１９６４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１９６６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１９９０年８月在中国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著述颇丰，专著多达８０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１９２０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１０集）、《西窗随笔》（１０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中国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唐德刚,１９２０年生，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中美外交百年史１７８４～１９１１》《晚清七十年》等书。另有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作品。
许倬云,１９３０年生，江苏无锡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斯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稔熟中西方历史，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治史。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阎崇年,１９３４年４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著名的历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２５０余篇。
汪荣祖,原籍徽州，１９４０年生于上海，抗战胜利后即随父母移居高雄。１９６１年台湾大学毕业，１９７１年获美国西雅图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任教３１年，曾任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访问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任中国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咨询委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出版中英文专著十余种，包括《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散文集两本——《学林漫步》与《诗情史意》。
李治亭,１９４２年１月生，山东莒南人。１９６５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兼明史。
主要著作有：《清太宗全传》（合著）、《明清战争史》（合著）、《吴三桂大传》《中国漕运史》《清康乾盛世》《关东文化》（合著）、《关东文化大辞典》（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主编）、《二十六史精华》（主编）、《吉林省百科全书》（总编）。
主要论文有：《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国近代化的曙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议历史人物评价》《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东文化论》《清朝逊国九十年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易中天,湖南人，１９４７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１９８１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其他著作有《帝国的惆怅》和《易中天品评汉代风云人物》等。
张研、牛贯杰,张研，女，１９４８年出生，祖籍安徽，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清代经济简史》等。
牛贯杰，１９７４年出生，山西太原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论文有《论清代的烧锅政策》等。
杨天石，江苏人，笔名有江东阳、苏人、纪文、吴之民、梁之彦等。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中国哲学》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合著）、《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主编）、《杨天石文集》《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南社》《南社史长编》《黄遵宪》《王阳明》《朱熹及其哲学》《朱熹》《泰州学派》《横生斜长集》《民国掌故》（主编）、《中华文化词典》（副主编）、《近代诗选》（合著）等。
孙善根,１９６２年出生，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毕业，副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近代宁波帮与近代宁波社会，出版著作《论近代宁波帮》《宁波帮大辞典》《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等，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安徽史学》《浙江学刊》《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３０多篇。
纪连海,１９６５年生，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１９８６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１９９８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首届历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结业，２００１年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毕业。曾经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正说和珅》《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正说多尔衮》《正说鳌拜》《正说吴三桂》等５６讲；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主讲《〈孝庄秘史〉大揭秘》《解密〈康熙王朝〉》《解密〈雍正王朝〉》《指点乾隆王朝》《话说汉武大帝》等１０５讲。还曾经先后出版了《历史上的和珅》《历史上的多尔衮》《历史上的刘墉》《历史上的纪晓岚》《说孝庄》《说康熙》《说雍正》《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纪连海品读康乾名臣》等书。
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艳红、柳絮恒、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艳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艳、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艳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艳河、阎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艳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王源、杨巍、刘瑞杭、刘红强、段文艳。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系。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驰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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