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盛京，即是如今的沈阳。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沈阳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爱新觉罗氏后人来说，这个城市更有着一层特殊意义，这是他们的先辈统治的大清朝的陪都，也是他们的祖先努尔哈赤一手建设起来、见证着他们祖先荣辱的圣地。
当伪满洲国的溥仪被软禁在长春的宫殿中，让人傀儡般操纵时，遥望沈阳，他是否能够听到祖先无奈的叹息：３００年前的满洲，那是怎样的辉煌啊！
美女与英雄并非风花雪月
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蒙古草原。喀尔喀部首领莽古尔岱的宠妾、刚嫁入一年多的叶赫部大龄女青年（史称“叶赫老女”）——东哥病逝，时年３４岁。这本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却因为一段征战、一个人，而映射出一片历史洪波。
这段征战，是女真族的统一战；这个人，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历史学者阎崇年总结出努尔哈赤的十大贡献中，第一条就是统一女真各部，这是努尔哈赤扩张人生雄图的关键一步。统一女真的标志就是踏平海西女真的最大部落——叶赫，而东哥则是叶赫部落的前首领布斋的女儿、新首领布杨古的妹妹——全名叶赫那拉·布喜娅玛拉。历史的洪流将她推到时代的浪尖上，流溢出古希腊美女海伦般的炫目光华。
努尔哈赤与美女东哥之间没有荡气回肠的英雄气短，没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一片金戈铁马的喊杀声和诡谲反复的政治手段，两个没有交叉点的人生共同导演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引领着女真族走向统一。
女真民族在１２世纪的辉煌时期，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大半片土地，还活捉了当时宋王朝的徽钦二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未入关的若干原始部落存在，他们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的后裔。
与１１世纪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抗辽建国不同，努尔哈赤并非建州女真的首领，起兵时只有祖传的十三副遗甲，因此他的统一战益发艰难，他首先用了十年的时间统一建州女真，“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胜”。接下来，阻挡他统一脚步的就是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野人女真实力不足虑，海西女真四部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尤以叶赫女真部为最。
努尔哈赤所属的爱新觉罗氏族与叶赫那拉氏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早在元末明初时，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便发生过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就是太阳的意思）。”在那场战争中，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当时女真族最大的部落。
历史的发展难以预见。叶赫那拉氏族和爱新觉罗氏族总是在敌人与朋友之间徘徊，是敌人的时候，难免要兵戎相见；是朋友的时候，便歃血为盟。是战是和，都视当时的情况和利益而定。这次亦不例外。不过，这次笑到最后的是主角努尔哈赤，叶赫那拉氏的东哥只是他扫平海西女真的一件工具而已。
东哥是名扬塞外的美女，据说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她的美之万一。她也因此成为叶赫部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而且屡试不爽。
东哥短短的一生中换了七个未婚夫，除去十一岁时为父亲夺得海西四部（叶赫、乌拉、哈达和辉发）头把交椅“牺牲”一次外，此后六次许婚都与努尔哈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首先是海西女真乌拉部首领为其弟布占泰聘娶东哥，东哥的老爹、海西四部首领布斋，为了巩固联盟、组建九部联军攻击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统一让他们倍感威胁——答应了这门亲事。结果，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联军，布斋被杀，而以女婿身份参战的布占泰则做了俘虏。
布斋之子布杨古忙祭出将妹妹东哥（此时仅１３岁）嫁给努尔哈赤为妻的条件，请求“联姻盟好”。努尔哈赤允诺，取代布占泰成为东哥第三任未婚夫，这也是两个人生距离最近的一刻。
努尔哈赤的允诺，并非贪恋东哥的美色，他早已经认识到东哥不过是一件可怜的政治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要充分发挥她的作用，更何况这件工具不仅对叶赫部有利，也对努尔哈赤的统一大业有利。叶赫部是海西女真的首领，与它为敌相当于同时向海西四部宣战，这对于刚刚崛起的努尔哈赤来说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此，不如顺水推舟，一方面缓和与海西四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趁机摆平野人女真，壮大自己的势力。基于以上考虑，他释放了布占泰并与之联姻。
但东哥誓死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叶赫悔婚，并以杀死努尔哈赤为条件向各部征婚。
美女的拒绝并没有让努尔哈赤恼羞成怒，他像一只老谋深算的苍鹰，冷静地观察着各部情况，寻觅攻击的时机。阎崇年先生将努尔哈赤的成功因素归结为“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实，所谓的“天合”“地合”也都是努尔哈赤苦心经营，伺机而动的结果。
机会让他等到了。几年后，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吉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向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努尔哈赤出兵。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叶赫。大敌当前，叶赫惊恐之下，又将东哥（芳龄１７）推了出来，对哈达首领说如果哈达倒戈击杀努尔哈赤，就将东哥嫁给他。极具诱惑力的东哥不负众望，成功让哈达倒戈。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发兵讨伐哈达部，随即灭之。刚荣升为东哥第四任未婚夫的哈达首领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搭上一条小命。
不久，辉发部亦发生内乱，拜音达弑叔自立，众多族人投靠叶赫。拜音达两次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向叶赫索要逃众。叶赫仍以东哥（已２５岁）为诱饵，将第五任未婚夫的“爵位”赐予拜音达，后者立刻神魂颠倒，当即撕毁盟约，向努尔哈赤宣战。努尔哈赤找到口实，挥师直捣辉发部，灭辉发，杀掉连婚约都未捂热的拜音达。
海西四部仅存乌拉与叶赫两部，而且乌拉部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又有联姻，叶赫感到孤立无援恐慌至极，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东哥（此时已３１岁“高龄”），表示要与布占泰重续前缘。痴情的布占泰受宠若惊，马上囚禁建州之妻，并以子女及１７寨主之子为质，投向叶赫，唯恐叶赫反悔。色迷心窍的布占泰以为终于搞到了一张登上东哥之舟的旧船票，浑不知握住的是地狱的邀请函。努尔哈赤举兵荡平乌拉部，叶赫以布占泰失国无用，撕掉婚约。身兼第三任和第六任未婚夫两职的布占泰就这样被罢免，眼巴巴地看着近在眼前的美人，郁郁而终。
直到１６１５年，年已３３岁的叶赫那拉氏大龄女青年东哥终于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蒙古喀尔喀部首领莽古尔岱——当然也是政治婚姻，叶赫部为了联合蒙古制衡努尔哈赤——结束了长达２１年的单身待嫁生活。可惜，红颜薄命，次年就魂断漠北。
经常与红颜薄命提及的还有一个词：红颜祸水。中外历史上，红颜祸水的事不胜枚举，与东哥最相似的就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但东哥的神奇魅力明显有过之而无不及。海伦不过迷住了两人，摧毁了一座特洛伊城，东哥则让众多的女真英豪先后双手奉上性命和城池，前赴后继“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而且这杯潋滟艳丽的鸩毒远比海伦杀人掠地的速度要快，这才是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啊！
柏杨先生说，任何一个王朝的开国都是一部武力征服的血腥历史，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建立在森森白骨之上的。女真的统一过程亦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有了“叶赫老女”征婚的闹剧，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效果。
东哥“找婆家”的过程，也是努尔哈赤逐步扩张的过程，在这个“充满血腥、欺诈、背叛”（张研、牛贯节语）的过程中，看似东哥是叶赫部的最大政治王牌，其实她也是努尔哈赤的“战争工具”，她就像努尔哈赤的前锋，为努尔哈赤敲开进攻的门。她的绣球抛向哪儿，努尔哈赤的兵戈就指向哪儿，战争就蔓延到哪儿。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典某小镇一间住户的窗内，总是悬挂着一副地图，挂哪个国家的地图，希特勒的炮火就打向哪个国家。这只是传说，而近三百年前的东哥则确实成了努尔哈赤战争的风向标。
与那些被东哥摄了魂魄的英豪不同，努尔哈赤对于这个“战争工具”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她的掌控亦是收放自如，一切以取天下为重。因此，被东哥拒婚，他没有像刘备一样“怒而兴兵”，当东哥最终嫁给莽古尔岱时更没有听从手下的怂恿出兵抢亲。他冷静地说：“我当事人都不急，你们急什么？”当时明朝为了制约努尔哈赤，开始与叶赫结盟，况且东哥的第七任未婚夫是蒙古族首领，若出面干涉，肯定会影响满蒙之间的关系。这个男人的目光不会在一件政治工具上停留，他眼中看到的，只有天下。他要等待更佳的进攻时机。
四年后，风华绝代、风靡万千女真热血青年的“叶赫老女”东哥早已芳魂归天，蒙古与叶赫的盟姻名存实亡，而明朝经萨尔浒一战后自保尚可，已无余力顾及叶赫。此时，努尔哈赤才摆出“将已聘之女另许他人”的借口，倾全国之师啃掉叶赫这根“硬骨头”。叶赫的做法犹如苏辙在《六国论》中提到的“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并最终引火烧身。
关于建州女真与叶赫部的恩怨，蔡东番在《清史演义》中提到努尔哈赤修祠堂时挖出一个碑，上面写着“灭建州者叶赫”。清朝后来果然就灭在叶赫那拉氏手里，慈禧太后是叶赫那拉氏，光绪的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当然，这只是为了增加演义效果而制造出来的噱头。不过，叶赫部的征服在努尔哈赤统一的过程中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因此将清朝的兴亡总结为“成也叶赫，亡也叶赫”倒也比较贴切，当然纯属一种历史巧合罢了。
当东哥绚丽的嫁衣终于尘埃落定、湮没在炎炎烈焰中时，她的命运结束了，但以她的名义而起的战争并没有随她离去，依然弥漫在叶赫、建州和明朝的上空。努尔哈赤这只浴火的凤凰已经羽翼丰满，下一步，他将锋芒指向腐朽的大明王朝，擎起了敲响朱氏丧钟的巨杵。
“四合”高手努尔哈赤
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年）八月，太子河，华丽的龙舟里，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眼望棱窗外的湛蓝天空，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难道这就是天命？”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燕京的那一刻了，而这，恰恰是他起兵反明时的愿景啊。
“胡儿骑马走边关”，努尔哈赤的天下宏图不会只着眼在严寒贫瘠的塞外，在荡平女真的同时，他已经在觊觎富庶的中原了，只是一直无暇顾及。当明朝联合叶赫对抗建州时，努尔哈赤决定与大明撕破脸皮。于是，便有了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祭天告地，誓师伐明。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借口的高手。“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父祖”的血海深仇外，努尔哈赤又把“叶赫老女”这件过时的政治工具搬了出来，将“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列为七大恨之一。难怪柏杨先生说除去第一大恨外，“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努尔哈赤的举动很大，“七大恨”激励着女真儿郎们势如破竹，连下抚顺和清河等四城。这下，大明王朝辽东地区门户大开，明廷举朝惊骇，作出了大举剿灭后金的决定。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大考验——萨尔浒大战。
这场大战以努尔哈赤的胜利结束，历史在此发生转折，一举奠定了此后后金与明朝的攻守之势。明朝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这场大捷，是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努尔哈赤“天、地、人、己”“四合”集于一身的集中体现。
“天合”包括“大天时”和“小天时”。首先，明朝腐败，这是“大天时”，努尔哈赤再以“七大恨”巧妙地拨动战争的正义天平。其次，当时是阴历三月初一，东北赫图阿拉附近气候寒冷、冰天雪地，明朝军队多是从南方调来的，行进困难，天寒地冻，人饥马饿；而努尔哈赤的部队土生土长，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努尔哈赤占尽大小“天时”，已经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地合”主要指地利。明朝的军队有战车，有炮，适合于攻城和平原的远距离作战，萨尔浒山麓道路崎岖，西路几万大军在山沟里无法汇集起来。努尔哈赤就利用这个地势，趁统帅杜松分兵两路的时候，直扑萨尔浒大本营。此其一。其二，北路军在尚间崖、雯芬山和斡珲鄂漠扎营，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其三，努尔哈赤命皇太极等抢占阿布达里岗，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东路明军。这些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让他们充分利用了地利因素。
“人合”即人心所向。努尔哈赤平时就很注重对人心的拉拢，尤其是猛士与将才。在他与其他部落打仗时，有两个勇士差点将他射杀，城破被俘后，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封他们为官，辖户三百。对待盟友努尔哈赤亦是大方，因此很得手下和盟友的信任。而此战中，明调集１１万兵马直扑过来，企图一举消灭后金，民族生死关头，更激发了女真勇士的“誓扫明军不顾身”的决心。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民与上同欲也”，而“上下同欲者胜”。
“己合”就是心态好，身心合一。面对气势汹汹、号称４７万的明军，努尔哈赤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按照“任它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捷后，明朝已无兴兵之力。但熊廷弼的“固守不浪战”的政策也让伐明之师暂时难以推进，而身后的叶赫仍旧是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于是利用这个空当回师剿之，并使得自己后方无虞。
纵观努尔哈赤一生的征战史，不难发现，在他“天、地、人、己”“四合”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静、沉稳、善于等待、利用机会的心。努尔哈赤的策略很灵活，能战则战，不战则或走或和，伺机寻求更有利的进攻机会。
努尔哈赤的耐心又一次得到回报，明王朝一年之内帝位三次更迭，熊廷弼被排挤罢免，新帅变更对敌方针，努尔哈赤抓住时机，突破了明军辽河防线，连克奉集堡、沈阳、辽阳、广宁等，并于天命十年（１６２５年）迁都沈阳即盛京。
随着努尔哈赤的征战，后金共迁都三次。努尔哈赤起兵时最早的据点是费阿拉，此城狭小简陋，水源不足，于是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筑造赫图阿拉城。十年后，努尔哈赤在此称帝，建立“大金”。此后，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又依次迁至界凡城、辽阳，最后迁至沈阳，称为盛京。
努尔哈赤的三次迁都，是从偏僻贫瘠苦寒之地向便利肥沃昌盛之地的迁徙，也显示了他不断挺进中原的雄心。
在努尔哈赤决定由辽阳迁都沈阳的时候，他遭遇到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时同样的窘境，贝勒大臣一致反对，理由是：东京辽阳宫室已经修建，且年景不好，迁都劳民伤财。努尔哈赤说：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
努尔哈赤以大战略家的眼光，从政治、军事、民族、物产、交通上分析了迁都沈阳的有利因素，这种思考方式与“四合”相吻合。但诸贝勒大臣还是反对。努尔哈赤索性懒得理他们，带上手下就去了沈阳，贝勒大臣无奈，只好跟着到沈阳。
努尔哈赤力排众议的迁都行动显示了他像北魏孝文帝一样的决心，而他的到来，也促进了沈阳和辽河流域的开发。努尔哈赤在军事扩张的同时也注重经济的发展，他发展采猎经济，发明人参煮晒法，使部民获厚利。他重视采炼业，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尤为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包括军器、造船、纺织、制瓷、煮盐、冶铸、火药等。沈阳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开发，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并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沈阳最终成为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这些都是托努尔哈赤的福。
回眸当年盛京的景致，虽然比不上燕京的雍容繁华，也算得上关外的翘楚之居，在遗留至今的沈阳故宫里，依稀能看得到当年“满洲民殷国富”的盛景。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在宁远遇到了生平第一个劲敌，他首尝败绩，终结了征战四十三年的不败神话，并身负重伤。更重要的是，一颗高傲的心也在耻辱与遗憾中备受煎熬。
同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中的船上，怀着深深的遗憾，带着如同他的年号——“天命”一般的命运离开了。他的人生幕布缓缓落下，但他未竟的事业仍在延续。
天命汗的草创：八旗制度与满文
“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一牛录设厄真一人。牛录厄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塔旦。”
这是《满文老档》太祖卷四记载的关于八旗制度的雏形——女真传统牛录制。后来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将牛录组编为四个“固山”，即“旗”，创建了后金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的一生为满族、为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阎崇年先生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总结出努尔哈赤的十大贡献：统一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建立后金政权、促进满族形成、丰富兵坛经验、制定抚蒙政策、进行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的这十大贡献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统一女真部落，进而统一东北地区，出于统治的需要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并建立后金政权，这些措施最终促进了满族的形成。而后面的几项则进一步促进了后金的发展，为日后建立清朝、入主燕京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更具有代表性。
对于八旗制度的性质，有人说是一种进步，有人则说这仅仅是氏族发展的结果，算不上什么进步。这些我们暂且不管，我们根据八旗制度在女真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进行判断。与此前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元不同，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直接接纳了汉族制度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直接从氏族部落制度跃至封建制度。而努尔哈赤创立的后金（皇太极时改为清）不同，在接纳汉族封建制度之前，自创了一套颇合自己民族发展的八旗制度。入主中原后的制度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钱穆先生称之为清朝特有的“部族政治”。
努尔哈赤去世前创立的八旗是“满洲八旗”，通过八旗这个纽带，努尔哈赤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司法以至于家族，统一到一起，把分散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拳头，来对付外敌。
后来，皇太极又将归服的蒙古、汉人分编为蒙古八旗与汉八旗。八旗制度施行牛录（汉名佐领）、甲喇（汉名参领）和固山（汉名旗）三级管理体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
八旗制度反映了女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当时农业已经成为女真的主要生产部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工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易的频繁，使得满洲民殷国富。八旗兵丁为各部平民，八旗拥有耕地、牲畜或蓄奴数人，负担兵役力役。（张研、牛贯杰）
八旗中最具特征的是兵民合一制度，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为兵，每个八旗平民都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敛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八旗军队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当时传言女真人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八旗军队开始有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更是天下无敌了。所以阎崇年先生不吝赞美之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八旗的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骑兵，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骑兵。”在这支骑兵面前，无论是形同朽木的明军，还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仿若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后金、清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猎结合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满足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一方面便于对民众进行统领；另一方面兼顾生产，为战争备足良好的物质与经济基础，恰恰适合了不断扩张的后金政权的战争需要。
张研、牛贯杰认为，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始终以诸贝勒大臣会议为辅助，这既是女真氏族社会民主制的残余，也是努尔哈赤在频繁征战中集思广益而后决策所必需。原则上，八旗的每个旗主互不统属，看似独立，因此有所谓的“八王共治”之说。实际上，这些都是努尔哈赤为各旗主画的一个满足他们参政需求的“大饼”而已。作为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和此后即位的皇太极一直都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始终将大权握在手中。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才是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前提。
所以，无论是后金建立前的与努尔哈赤有着生死之交的“五大臣”，还是其后四位年长子侄组成的“四大贝勒”，议政大权始终集中在努尔哈赤家族手中，并日益向最高权力者聚拢。这是历朝统治者统治之路走向的必然结果。
八旗制度提高了女真人的战斗力，成就了八旗劲旅的功绩，而将这些功绩记载并流传下去则有赖于努尔哈赤的另一项伟创：创制满文。
经过几个世纪的颠沛，女真文已残缺不全，发布政令要么用蒙古文要么用汉语“代言”，使得政令传达诸多不便。努尔哈赤便决定创制满文，于是两位大臣便用蒙古文字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有了文字，满族历史才能得以记载，人文社会的资料才能记录下来。此外，满文后来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阎崇年先生感慨“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一件大事”。
努尔哈赤２５岁起兵，６８岁故去，４４年的金戈铁马将他的人生磨砺得辉煌灿烂，这种光芒经久不灭，以至于三百多年后依然吸引着众人，尤其是西方人的眼光。许多西方学者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的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其实在中国灿若星海的历史人物中，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杰出帝王，他们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呢？对于这个问题，阎崇年先生认为：
“主要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都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建立过两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长达２６８年，为自秦以来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八分之一。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
“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幅员最辽阔、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大帝国。努尔哈赤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既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
皇太极：聪明的伐木人
１６２６年，盛京。天命汗努尔哈赤的葬礼。一位明将的到来引起后金国一阵骚乱。
袁崇焕——致死天命汗的仇人竟然来此吊唁！这算不算挑衅？
就在大小贝勒们恨不得生食其肉时，后金新君皇太极对杀父仇人则坦然待之，并提出与明议和修好的建议。
皇太极害怕了？他究竟在做什么？
谈到皇太极，顺便提到他那个年代另外三颗具有紫微帝气的明星：明崇祯帝朱由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三人代表的三个集团的政治军事角逐中，笑到最后的是皇太极和他的大清集团。阎崇年先生说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技高一筹。
向杀父仇人议和修好，这件事就显示了这种技高一筹的战略眼光。
皇太极作出这个决定并非怯敌，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结果。
首先，从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宁远城楼的一战中，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也极大。而此时，左右两边又有明朝的附国朝鲜和虎视眈眈的蒙古，与明直接以硬撼硬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努尔哈赤后期，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如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汗合居、杀戮诸生等，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面对辽东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地荒芜、民不果腹、盗寇横行，使得后金的经济大打折扣。所以，必须争取一段休养生息、调整治理的时间。
最后，则是皇太极谋取大明江山的战略问题。皇太极认为明朝已然是一棵败坏腐朽的大树，与其强力伐之，不如待其内部朽蚀，则唾手可得。这从他后期提出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理念就可看出，对于取明朝，他早已成竹在胸。
聪明的“伐木人”皇太极利用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第一斧，皇太极“砍”向内政。他改变对内政策，尤其是对待汉民，“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采取安抚政策，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他人，放宽惩治，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民皆大悦，逃者皆止”。此外，他明白任何时候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制胜因素，重视对汉族文人的提拔，让他们入朝为官。
第二斧，皇太极“砍”向朝鲜。后金的左邻朝鲜一直是明朝的附国，对皇太极来说是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两次东征朝鲜。第一次，逼迫朝鲜定下“兄弟之盟”；第二次，利用朝鲜使臣搅乱登基大典的借口，一直打到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王吓得龟缩于南部山城，向大清臣服，定下“君臣之盟”，这下，彻底断绝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第三斧，皇太极“砍”向蒙古。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林丹汗日渐强盛，逐渐控制了辽河以西的蒙古部落，并时有东进行动，骚扰后金。皇太极继位后，把林丹汗作为主要征讨对象。他三次向西用兵，将林丹汗驱逐至青海，占领了漠南蒙古。
第四斧，皇太极“砍”向杀父仇人袁崇焕。用反间计借敌手将袁碎尸万段，出了心中那口恶气。
皇太极这“四板斧”，斧斧斫实，每一下都砍在明朝外围，却痛在大明心里。对朝鲜与蒙古的征服，一方面为自己扫除威胁，一方面也切段了明朝的左右两翼，相当于砍掉了一个人的左右助手，完全将明朝孤立起来。
皇太极不是程咬金，不止有“四板斧”的武功，还有谋略中原的智慧。一方面砍掉明朝的旁枝，一方面又施展快如闪电的突袭，五次绕过宁远和山海关，直入中原，甚至抵达北京城下，不断向明朝施压，令明朝军民惊恐万分。
这五次长驱直入，如五把利剑，插向明朝心脏，让死水般的明政府也泛起波浪。
一番大刀阔斧的斫砍之后，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服，今为敌国，唯有明国耳。
凭着技高一筹的谋略，皇太极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战抚兼用，同时试图联络农民军夹击明朝、拉拢山海关守将判明降清，用他的文治武功扫清了大清的左右旁枝，缓缓举起了斫向明朝的巨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