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古称榆关，又名临闾关，乃明徐达奉命修建，因其倚山连海，故得名山海关。山海关城楼的匾额“天下第一关”五字，为明代书法家萧显所书，相传，那个“下”字的点不是一起写上去的,而是书者将饱蘸浓墨的笔用弓射上去的。
作为明长城的东北起点，山海关处冲要之地，把守着中原的大门，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它见证了许多铁骑奔驰、金戈耀日的争夺之战，目睹了无数塞外勇士、中原守卫的浴血之争。这一次，当疾驰的马蹄踏破山海关酣睡的晨梦时，它饱经沧桑的眼中又看到了什么呢？
看得到的战争 看不见的硝烟
清晨，山海关下。刺骨寒风下，千骑疾奔，冰冻的大地几乎被纷乱的马蹄敲融。队伍前面的将领眉头紧锁，透着书生气质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焦急。后金的女真人屡次突破长城防线，这已不足为奇，然而这次他们竟然直抵北京城下，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念及此，他的内心一阵抽动：宦官当政，朝中腐败，将领们也如此不堪，后金虎视眈眈，我朝险矣！
这位中年将领就是袁崇焕，前两次击退后金军有红衣大炮（也称红夷大炮）与宁远城楼为依托，这次长途奔袭，等待他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明朝的大树已经被孤立，可以动手砍伐了。但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袁崇焕。
努尔哈赤父子俩与袁崇焕之间的战争一共有四次。前三次直接厮杀，后金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遭遇战，对阵双方是努尔哈赤和袁崇焕。征战４３年、无战不克的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将这个白面书生般的“小子”放在眼里。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文弱的后生“小子”终结了他的不败神话，并让他身负重伤，以致含恨而终。
袁崇焕的获胜，虽然与其指挥有方、调度得力有关，但更多得益于努尔哈赤的失误。
此役，努尔哈赤最大的失误就是骄傲轻敌：自恃统领着十三万屡经沙场的精兵，而宁远一个孤城，区区几万人马，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驻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然而，这一次努尔哈赤有些大意了。
努尔哈赤的轻敌直接导致了第二个错误——攻城战术的错误。由于轻敌，他低估了袁崇焕的鼓舞士气的能力和军事指挥才华，也忽视了宁远城中的１１门红衣大炮的作用，采取了类似之前攻城掠地的闪电战术，企图速战速决。然而，红衣大炮的名号不是虚的，女真勇士尚未接近城门，就已经被红衣大炮轰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
这时，努尔哈赤的轻敌又导致他犯了第三个错误：以为只要接近敌人，避开大炮的轰击，就能攻上城楼，于是依然指挥军队拼死猛攻。但袁崇焕准备充分，指挥全城军民沉着迎战，你会钻墙，我会补洞。鏖战三日，女真人始终无法攻入城内。进不到城内，女真骑兵再多、再勇猛也发挥不了作用，只能成为明军的靶子。
如果努尔哈赤此时撤兵，驻扎在红衣大炮射程以外，围困袁崇焕，拖上个一年半载，宁远城孤立无援，明朝政府也无力拨来更多的军兵解围，那么，胜利者就是努尔哈赤了。但老年努尔哈赤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女真骑兵来去如风的战术，决定了他不可能采取这种持久战术，更何况，老天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被飞来的炮石击中，身受重伤。后金匆匆收兵。
第一次交手，袁崇焕凭借三分努力和六分对手失误，外加一分的运气，取得胜利。
第二次交手时，袁崇焕的对手换成了皇太极。皇太极很有自知之明，他吸取老爸兵败的教训，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法，围困锦州，企图引诱袁崇焕出击，再发挥女真骑兵的战斗力歼灭之。不料，辽东明军经过袁崇焕半年多的整治，已今非昔比，皇太极的围困战术不仅引来了宁远的援兵，也将山海关、昌平、宣府各路守军的援兵招了过来，围城者反有被围之势。
匆忙之下，皇太极转攻宁远，虽然在途中成功歼灭了几路援军，但女真勇士也伤亡惨重，皇太极错以为宁远城已无主力，增兵再攻，结果依然攻不下。皇太极明智地选择了撤军。
此番宁锦大战的胜利，袁崇焕的能力才充分显示出来。当然，失败的皇太极并非没有收获，他清醒地认识到对袁崇焕不能力敌，只能智取。这正是皇太极高人一筹的地方，即使失败，也要输得明明白白。这正是阎崇年先生评价皇太极“善于学习，长于谋略”的充分体现，这在接下来的筹划与实施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拔掉的行动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皇太极熟读《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他活学活用，为袁崇焕奉上了两部大戏。
首先上演的是围魏救赵。皇太极学乖了，不再管什么宁远、锦州这些孤城，也不进攻重兵把守的山海关，而是绕过他们，从薄弱处撕破明朝防线。明朝守兵还没反应过来，皇太极已经到达北京城下，这下，慌了手脚的崇祯皇帝连忙调袁崇焕回援，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段。袁崇焕狂奔四百多公里赶到北京城下，已是疲惫至极，但仍在广渠门外击退数倍于己的后金军。第三次交手，袁崇焕依然是胜者。但这个胜利是有水分的。
与上次交手相比，这次皇太极准备充分、谋划得当，而袁崇焕则是仓促迎战，而且是在狂奔四百余里、人马交困的状态下。既然如此，那么皇太极为什么还会失败呢？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皇太极可能因为前两次失利的影响，对袁崇焕的进攻心有余悸，见他们奋不顾身地直扑过来，首先在心理上就输了几分。而且由于对袁崇焕的兵力部署不了解，为了防止前后被夹击，只好暂且后退。
第二种可能，皇太极是故意败给袁崇焕的。因为此时即使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将袁崇焕杀死，而且后金的伤亡也会很大，这样就达不到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除掉袁崇焕。所以，才故意被袁崇焕击“退”而非击“溃”。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其一，增加袁崇焕的功绩，使其被佞臣所妒。
其二，造成袁崇焕以少胜多的假象，为施展下一步计划做铺垫。
皇太极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他为袁崇焕奉献了一场最新版的“蒋干盗书”——借两名太监之口传达袁崇焕与皇太极内外勾结，让崇祯皇帝信以为真，将袁崇焕下狱。达到目的的皇太极围攻北京数日无果后，全军撤退。
有人可能质疑皇太极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周折，目的只是为了拔掉袁崇焕这颗钉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袁崇焕对大明朝的重要作用。
袁崇焕两次挫败后金的大举进军计划，大大鼓舞明军士气，也坚定了许多对昏庸腐败的朝廷失去信心的边关诸将的信心，因此，袁崇焕已不啻为明朝的一道无形的长城。更何况，当时的袁崇焕已经是辽东督师，相当于辽东军区总司令，如若让他长期负责辽东防务，大明的防线将会越来越难以攻破。一个袁崇焕的存在相当于两道阻拦后金入主中原的万里长城，这是皇太极最不想看到的情景。更何况，一旦待明朝喘过气来反扑，形式就更为不利。所以，为谋中原，必先除去袁崇焕。
但是袁崇焕难以力战，只能智取。智取无外乎收买与反间，前者皇太极碰了钉子，只能采用后者。可袁崇焕如今位高权重，且远离京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无论是施展反间还是反间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诱至京城再实施反间。
因此，他们之间的第三场战争胜败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第四场看不见的“战争”——反间战，而由于皇太极的谋划与明政府的昏庸，袁崇焕必败无疑！
其实，无论针对范增的反间，针对苏秦的反间，针对乐毅的反间，还是蒋干盗书中针对蔡瑁、张允的反间，就其本质而言，都算不上高明，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如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一般，幼稚得可笑，但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反间却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这些反间计招招都打在中计者的软肋上。
在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袁崇焕的功劳太大，他深得军心，而且就在皇帝家门口，这时他对崇祯越重要，意味着他对崇祯的威胁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崇祯不让他进北京城的原因。
中反间计的人一般会很快从敌人的误导中清醒过来，苏秦被反间，连纵被瓦解，六国很快就明白自己被骗了；曹操中反间计，杀掉蔡瑁、张允的一刻也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项羽从没有意识到自己中计，因为他的智商不够。崇祯的中计当然与皇太极的撤军让他更加确信情报的准确有关，但袁崇焕是在第二年八月才处斩，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让崇祯来仔细推敲反省，而崇祯最终仍未从皇太极设下的圈子里跳出来，则是他手下那帮“闲臣”——因为无事可做，只有落井下石的朝廷权贵、阉党余孽——的“功劳”。因此，皇太极最终能除掉袁崇焕，崇祯皇帝和他们都居功甚伟。
逮捕袁崇焕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总兵祖大寿见统帅无故下狱，便率万余人抛弃京城，亏了孙承宗调度有方，才拉住了这支力量。处斩袁崇焕的影响更是巨大，《明史·袁崇焕传》说：“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瞬间自毁两道长城，直接暴露在虎狼一般觊觎北京的皇太极面前。
拔掉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皇太极笑了。少了这个心腹大患，虽然战争会变得很乏味，但扫围打合的目的已经达到，明朝已经彻底成为一株孤立中空、辅根皆断、旁枝尽削的朽木，他可以放手收拾面前的这盘残局了。
松锦大战——大明王朝的绝唱
炮声雷动，铁蹄翻飞，锦州附近的官道上驶来一队人马，为首者手中竟然托着一只碗，碗中承接的自鼻中流出的鲜血，被疾驶的马颠簸得洒满胸甲。他就是皇太极，正在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赶往战事吃紧的锦州。当时是１６４１年７月，清明两军松锦大战鏖战正酣。
松锦大战是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最后一场无论从装备还是兵力上都势均力敌的战争，结果清军“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从此以后，明军不仅毫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更无法集合出十几万兵马。可以说，松锦之战后的明朝犹如大清砧板上待宰的鱼肉，只有引颈受戮的份儿。
早期的几次战争，清军的人数占优，但装备落后，如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吃到了“红衣大炮”的苦头，努尔哈赤还因此受重伤去世。皇太极非常生气，他说：“昔太祖皇帝攻宁远不克，今我攻宁锦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生气归生气，皇太极从战败当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我们的装备不够先进，明军有红衣大炮，我们没有。于是他下令自主研制红衣大炮——因为明朝的红衣大炮主要通过澳门从国外进口的，他没有这个条件。女真工匠真是争气，只用五年的时间，就成功仿造出红衣大炮，皇太极带着这批红衣大炮围城打援，发挥了巨大威力。松锦之战时，清军共配备红衣大炮４０余门，数量上与明军基本持平。
兵力与装备投入均等，实力确不同。清军铁骑骁勇善战，明军士兵单兵作战能力有所不及，所以野战对清军有力，明军志在守不在攻。深谙兵法的大将洪承畴运用“且战且守”战术打的就是防守反击，这样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大大限制了清军实力的发挥。因此，双方在综合实力上也是势均力敌的。
双方综合实力势均力敌，那决胜的关键就在于指挥者的谋略与决策了。
洪承畴一直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作战经验丰富，亦颇有谋略，这从其前期制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上就可以看出。然而，他虽为明军的指挥者，决策却受到后方“大头”们的干扰，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京官因“兵多饷艰”，力主洪承畴速战速决，这与稳扎稳打的战术是完全相悖的，却恰合清军的胃口。不谙前方战况的后方上司这帮“狗头军师”成了清军的“第五纵队”，促成了松锦大战明军的失利。
更何况皇太极的谋略丝毫不逊于对手，而且他是绝对的“一把手”，没人能左右他的决策。于是，他充分施展军事才华，连施四计，和对手共同奉献了一场经典战役，当然，清军是绝对主角。
第一计是“围城打援”。当时山海关外，明朝就剩下锦州、宁远和松山三座孤城。皇太极指挥军队围困锦州，他颇有耐心，在锦州周围筑城屯种，建立围困锦州的基地。而后三月一期，轮番包围锦州，但就是不发起总攻，抽空打你两炮，增加明军的压力，等待和前来救援的明军进行野战，这叫弃短取长，充分发挥优势。果然，锦州被围，崇祯皇帝急拨洪承畴做帅，八个总兵、十三万军队、四万匹战马来救，皇太极成功钓到大鱼。
第二计是“断敌粮道”。为了逼迫对手速战速决，皇太极派人把他们的粮草重地给端了。明军的粮道一断，１３万军队人吃不上饭，马吃不上草，官兵意志涣散，加之后路被断，更加恐慌。洪承畴的突围令更使得恐慌大爆发，明军瞬时失去控制，各部纷纷夺路狂奔，正落入皇太极第三计中。
第三计是“巧设埋伏”。皇太极料定明军必退，提前在退路上设下埋伏，痛击明军。一时间，“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者不可胜计，海中浮尸多如雁鹜”。吴三桂总兵逃到宁远时身边只剩二十个人，狼狈之极，可见一斑。
第四计是“瓮中捉鳖”。洪承畴仅剩万余兵马，退守到松山城。皇太极立即移营松山城下，挖战壕围困。松山地形中凹，像一个盆地，松山城正处于盆底。洪承畴在皇太极眼中，正好比瓮中闷鳖、釜中游鱼。但他围而不攻，坐待明军自乱。果然，有人叛乱投诚，皇太极里应外合端下松山城，洪承畴成为俘虏，并最终降清。
关于洪承畴降清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以诚动之，有的说皇太极运用美人计，无论哪个说法，都说明了皇太极的计谋和对人才的爱惜。
洪承畴这个人，到崇祯朝时才得到重用，被俘之初，可能也抱着像文天祥一样必死的决心，然而，忠臣不是那么好做的。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态度绝对不比皇太极对洪承畴的态度差，而文天祥终是不降，洪承畴却降了。这只能说洪承畴自己的决心不大，是个珍惜自己小命的人。关于此点，曾劝降洪承畴的范文程一针见血地指出“（洪承畴）衣服脏了，尚且顾及，何况命乎”，所以他的投降是性格所决定的。
当初汉代名将李陵投降突厥时，是抱有与汉里应外合的诈降之心的，可惜汉武帝太心急，一怒之下诛了李家九族，李陵无奈，只好留在突厥。洪承畴不同，明崇祯帝以为他必以死殉国，对他进行风光大葬，又是追悼会又是全国表彰大会，可以说是隆重之极，而洪承畴终是死心塌地效忠了清朝，为清朝问鼎北京扫清障碍，他用自己的行动结结实实地扇了崇祯一个大耳光。
阎崇年先生认为洪承畴之所以投降是在内心做了番比较的。他在牢里头前思后想，把皇太极和崇祯帝以及农民军做了个比较，他认为皇太极可以算是真命天子，将来会有一番作为。洪承畴一直和农民军打仗，很清楚他们将来不可能统一天下；明朝他也了解，他是三边总督，对明朝的腐败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之势难以挽回；清朝的情况通过打仗，以及在囚所里所见所闻，也有一些了解，他判断清朝有可能继续发展，进入中原。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自身性格和政治权衡的共同作用下，洪承畴才做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阎崇年先生曾夸张地说实现皇太极入主中原这个宏伟志愿的是洪承畴。他将皇太极和崇祯皇帝做了个对比：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忠臣、蓟辽督师、著名英雄袁崇焕视同敌人，处以磔刑，自毁长城；皇太极对自己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劝说让你投降，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用洪承畴等这些降人攻打明朝。一个是把自己的人变成敌人，杀了；一个是把自己的敌人降服，变成自己的力量，成为对手的掘墓人，就这点来说，皇太极比崇祯皇帝高明。
自努尔哈赤兴兵以来，清军与明军有过三次大战。第一次是萨尔浒大战，清军大胜，明军由军事进攻变成退守防御，努尔哈赤则开始施行军事进攻。第二次是沈辽大战，努尔哈赤占领了沈阳和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结束。第三次就是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清朝在辽西统治的确立。现在，在盛京与燕京之间，就只剩下一座山海关了。
投机分子吴三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
吴梅村一首《圆圆曲》在当时家喻户晓，尴尬得吴三桂无地自容。据说他曾经派人送黄金一千两让作者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断然拒绝：“天下皆知，改又何益？”此后，这两句就成为世人对吴藩王的标准评价，将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的笑柄。
吴三桂的降清真的是因为“红颜”之怒吗？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提到，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有关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为朱由检报仇。在答复他父亲的信上，他慷慨激昂地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剿匪。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让人感觉吴三桂似乎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冲天一怒，引兵倒戈。
其实，吴三桂开始似乎是很忠于明的。当时在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的情况下，吴三桂还能不为清廷的百般劝诱所惑而降，这毫无疑问是他忠于明朝的表现。而等到他退守山海关，南北驿道上羽书往还，信使星驰，两大军事集团都在争取吴三桂。皇太极曾手谕并指使早已降清的吴三凤、祖大寿、祖可法以兄长、母舅名义招降吴三桂，许以“功名富贵”“分茅列土之封”，吴三桂的反应是“答书不从”。李自成也曾派明降将唐通、王则尧等人前往辽东劝降，皆被吴三桂拒绝。
如此看来，吴三桂似乎是抱定效忠明朝的决心了，果真如此吗？
李自成进攻北京前，崇祯帝曾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火速入京护驾。吴三桂倒是有所行动，但他以宁远民众恐遭鞑靼屠戮为借口，徙宁远兵民数十万人入关，军民混杂，还有护送老幼，这样的行军速度，能“火速入京护驾”吗？相比之前袁崇焕狂奔四百多公里由宁远至京护驾，我们吴总兵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呢？
果然，军民缓缓行至丰润，北京城就被李自成攻陷了，吴三桂遂引兵北返，退居山海关，坐观时局变化。正是这一举动，让他成为一位在大顺和大清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明灭亡了，属于明军的吴三桂立刻成为“自由人”，他驻守在南北咽喉要冲的山海关，向内，他可以外拒清军铁骑；向外，他可以打开中原的入口，引清军直捣燕京。吴三桂在窃喜：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吴三桂这个人，精明机敏，城府极深，遇事很有主张。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虽然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于不显山不露水之中赢得他人的好感。天启年间，高起前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宠眷有加。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身处乱世，是不可能没有点自己的想法的。
经过松锦一战后，吴三桂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这点上他和洪承畴是一样的，明廷的腐朽他心知肚明，清军的强悍他也是亲身经历过的，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究竟谁胜谁负，一时间吴三桂还不敢妄下定论，更何况还有一股势力——李自成的起义军也在迅速壮大中，而且实力也不容小觑。吴三桂想得更远，他要让时间证明谁才是更值得他选择的，所以，无论对于李自成的劝降还是皇太极的利诱都拒绝了。这并不代表他对明朝是忠心的，不然他肯定也会像袁崇焕一样在崇祯遇到危难时狂奔至皇帝脚下。
他在耐心地等待，等待三方厮杀将要分出个胜负的时候，等待自己能够把握更大筹码的时候，再决定橄榄枝的抛向。当然，他的内心肯定也有一种野心：说不准还能渔翁得利，乘势做个皇帝呢！
当崇祯皇帝召他火速入京护驾时，直觉告诉他机会来了。他决定赌一把，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赌大明的必败，赌自己能够取得更重的筹码。他把眼光聚焦在山海关——南北咽喉要地上。于是才有了迁徙宁远居民缓缓而行，当大队人马途径山海关时，他曾一度认为自己赌输了，当北京城陷的消息终于传来时，吴三桂长出一口气：李自成你真给哥们争气！立刻调转马头，退居山海关，静观时局变化，坐等机会上门。
李自成这任新主容不得眼皮底下存在这样的威胁，而清朝自皇太极去世、幼主福临即位后，摄政王多尔衮决定挥师南下，实现“问鼎中原”的目标。两股分别来自北京、盛京的铁流，南北相向，汇向山海关。
吴三桂，手握四五万兵力的自由兵团，瞬间成为可以左右战局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作用，可媲美楚汉相争时的韩信。当时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而吴三桂则“为顺则顺胜，为清则清胜”。手握如此重要的筹码，待价而沽的吴三桂知道自己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从民族感情上讲，吴三桂可能更倾向于大顺，毕竟同为汉人，而清军是异族野蛮人，投向他们很可能前途叵测。可惜，这些好感都被李自成及其手下的所作所为冲散殆尽。与韩信本身属于汉集团不同，吴三桂其时不属于任何集团，是独立于顺与清之外的，李自成不仅对他没有“解衣推食”之情，反倒有“扣父夺妾”之恨。所以，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决定也不武断。何况，吴三桂还有自己的打算，起初，他打算效仿申包胥忍辱负重、求秦复楚，他与多尔衮的书信屡次提到“求助于大清”，而清兵入京后亦宣称是来帮助驱逐“流寇”的，虽然清兵打出这样的口号可能出于诸多政治因素考虑，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此点。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他不是申包胥，清军也不是秦军，历史的洪流是不能阻挡的。清兵接下来的表现却让吴三桂大失所望。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流寇”已经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
这样，吴三桂的请兵之举立刻变质为“降军”之举。
吴三桂此时对自己的前途肯定也是忐忑不安的，所幸此刻多尔衮一方面为了保存实力，一方面为了削弱吴三桂的兵力，催促他向南扫平起义军。吴三桂也知道，自己与洪承畴、祖大寿他们不同，自己拥有一支独立统率的部队，清朝对自己虽然外示优宠，但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实权，留在北京附近只会使自己死得更早，不如乘势南下，一面确立战功，一面扩张自己的势力。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成为藩王，坐拥一方，恍若土皇帝。当然，代价也是惨重的：除了陈圆圆，他一家包括父亲吴襄在内共３８口都被李自成所杀，他本人则成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助满人夺取汉人江山的“汉奸”。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５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著名历史学家李治亭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即大一统的标准。正如清朝的大一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样，对大一统有利的人或事也应该为我们所肯定。当然这只是大方向的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具体分析。但有一条还是永恒不变的：功者功之，罪者罪之。正如阎崇年先生在谈到正说历史时讲的那样，只是需要将历史的真正面貌呈现出来，功罪自有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