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升机上鸟瞰北京，你会惊奇地发现，景山犹如一个人像，五官俱全，左右对称。
古老的北京城也是一座对称的城市。从北京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条长达７．８公里的城市中轴线以故宫为中心，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
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关乎三个王朝兴亡的中轴线在此摆动，民族与文化冲突的长绳也在此激烈震颤。
谁是“真命天子”
燕京，煤山，寿皇亭旁的古槐下。东方未明，一个太监打扮的人扔掉手中的笔，捧着写满字迹的衣服，站起身来，侧耳倾听，大顺士兵搜索的声音渐渐逼近。时间不多了，他整好衣冠，仰天长叹。手握树上垂下的三尺套索，突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古树无语，光秃秃的枝头晃了几晃，又渐渐趋于平静。
其时是１６４４年３月１９日，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１６４４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在４３天内两易其主，一年之中，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多年中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紫禁城的三位主人依次是大明崇祯帝朱由检、大顺皇帝李自成和大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三人的更替是有其历史必然的。
范文澜先生说，明朝崇祯帝即位后，诛灭客、魏，一时颇有振兴朝纲、挽救危亡之势。但是，魏忠贤失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加之崇祯帝专擅自用，对文臣多有猜疑，对武将任意杀戮，屡斩败将，臣下为保住脑袋多求避祸，少有谏言。统治集团长期动荡，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
柏杨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朱由检（崇祯皇帝）惯用的伎俩就是用小动作掩人耳目，他最勇敢的事是杀人。他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
他对饥饿的武装群众也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馑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却相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虚心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过的“各位先生”杀掉了。
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好大喜功，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只有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即使他在死之前都不忘记用点小伎俩掩人耳目，他在自缢之前留下这样一份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官冕，以发覆面。认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意思是说：虽然由于我品德不好，上天才降下亡国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柏杨先生分析说：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了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地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由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罢了。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相信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相比之下，大顺皇帝李自成倒是颇受穷苦百姓的拥护，他打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群众基础良好。同时，他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身边既有像牛金星、李岩这样的智囊，又有如刘宗敏、李过这样的二流将领。而且李自成的为人还算不错，由于清军的连续攻击，大大削减了明军的兵力，当他进攻北京时，守城宦官又大开城门，兵不血刃即进入北京。他可谓占据天时和人和。
然而，自从进入北京，坐上皇帝的宝座，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对形势缺乏清醒的判断，以致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
首先，对外部形势估计错误。大顺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朝，此时其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军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这些并未引起大顺军的领导者们足够的警惕，他们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强敌压境，大顺政府却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基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
其次，内部措施失当。由刘宗敏、李过等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朝官员除被录用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甚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对于这些举动，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是起义军变质了，范文澜先生则认为起义军并没有变质，而是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这一弱点，对内、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的结果。
这些错误估计和措施导致大顺军心涣散，而且完全丧失了地主阶级的信任——这也是影响吴三桂开关迎清兵的一个因素，失败已在所难免。
再看看清军的举措。其实这场“真命天子”争夺战与其说是福临的胜利，不如说是皇太极及其事业继承者多尔衮的胜利。皇太极的前期经营，围绕“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的方针，将清朝完全孤立，为谋取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相对于明朝政府的耳目塞听、掩耳盗铃和大顺政府的盲目乐观，清朝政府则要高明得多，早在多尔衮进军中原前，清政府首席文臣范文程说：“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提出争夺中原的主要敌手是大顺农民军。清醒的认识让他们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策略实施行动。
在人才的笼络上，皇太极和多尔衮软硬皆施，要么诱之以利，如吴三桂等，要么动之以情，如洪承畴等，实在无法拉拢的才用计除去，如袁崇焕等。而且在用人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麾下一帮骁勇之将和智谋之臣如洪承畴、范文程等均死心塌地地为之效命。相比专擅猜忌的崇祯和旗下无大将的李自成，皇太极和多尔衮在用人策略和人才上就占据优势。
在战争的正义性上，清军又打出替明朝“驱逐流寇”，为明朝子民报君父之仇的口号，俨然一副大侠风范。进入北京城内，清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殡葬崇祯皇帝和皇后，官民戴孝三天等，以示对亡明的尊重；宣布“官来归者复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宣布“民来归者复其业”，即恢复汉族地主的田产；宣布按照明朝会计簿租税额，征收地亩钱粮；宣布文官衣冠，暂用明制。这些政策对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取得一定效果。顺天巡抚宋权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封疆臣，国亡无所属，复故主仇者，即吾主也。”
清朝的这些措施的制定有赖于汉官范文程的贡献，他认为战胜农民起义军的办法“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秩序。无论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相当倚重范文程，对他的建议也能做到欣然采纳。相比之下，专擅的崇祯差得太远了，而李自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他要亲率大军讨伐吴三桂时，谋臣宋献策曾劝阻他：“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李自成不听，终致失败。
历史的发展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紫禁城４３天内两易其主是偶然的。偶然的发生，则是许多必然因素不断积聚所致。阎崇年先生指出，清朝的百年大计是清太祖、清太宗定的，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的人是多尔衮，而实施者则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享用者是幼主福临。所谓的“真命天子”，其实还是由人决定的，没有了太祖、太宗的积累，没有了多尔衮的辅政，没有了手下文臣武将的效忠，“天子”终归要如天边的流云般被历史的罡风吹得烟消云散，不知所踪。
扬州十日不封刀 屠杀的奥义
“清淮流，鞠城下。顾见穹庐张四野，谁言法公真死者！反复覆，城当复；我买刀，趋卖犊。”
这是清代吴炎、潘柽章合著的《今乐府》中的《芜城叹》一诗，此诗题为“悲维扬也”，控诉了清兵攻占扬州城后，屠城十日的暴行。
北京的明朝政府被推翻后，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立福王为新君，是为南明政府，图谋复明。新入中原的清军一路杀来，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明军，一概杀之。
１６４５年４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满洲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繁华都市顿成废墟。
据《扬州十日记》记载，屠城时“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
在清军挥师南下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仅是在扬州，江阴、大同、湘潭、汾城、广州等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屠戮，这还不包括此后因剃发令遭拒引起的大屠杀。
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朝代只有元朝与清朝。这些被汉族称之为异族的“羌胡”之民，每征服一处，都是建立在无数无辜人民的白骨之上的。
世界历史亦是如此，古罗马的圣火被野蛮人用血腥泼灭之前，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被灭绝，只有少许线型文字供后人猜测。这些都“归功于”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
相比之下，蒙古与满清的铁蹄与屠刀还算是比较“钝”的，起码汉族的文明保留了下来，汉族也才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也幸亏如此，不然，中国可能也像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那样成为消失的文明了。
在１３世纪，蒙古大军的铁蹄在亚洲纵横驰骋时，不论是对待汉族，还是对待其他民族，烧杀抢掠的变相屠城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了逼敌人投降，蒙古军会以屠城胁迫，不投降的，一旦城破则必进行大肆屠戮。即便是投降的城池，有时也难逃屠城的厄运。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在望风而降后依然遭到蒙古人屠城的大城市就不下五十座，小村庄更不计其数。成吉思汗甚至提出将汉人之地夷为草原牧场，幸亏大臣耶律楚材一番巧言化解，才让汉族化险为夷。满洲军无疑也秉承了蒙古大军的“杀戮”本性，面对无辜的居民，一次次举起带血的屠刀。其实，满清进入北京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安抚民心的，没有丝毫的屠戮趋向，为何一旦南下，就露出狰狞的面目呢？
有人将之视为民族冲突，但是，民族冲突的高峰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而不是开始统治时期。为什么在尚未开始统治时就大肆屠戮呢？此时实施屠杀又有什么目的呢？
首先，屠城是一种野蛮的心理发泄。人潜意识中都希望一切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受到阻拦，难免要心生恼怒，怒而成愤，这是人性。清军在攻城过程中受到阻拦，恼羞成怒，城破之日屠戮居民，以泄心中之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原始人性的体现。
其次，以战养战，补充补给和提高士气。通过屠城抢掠，将居民财物据为己有，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当然，财富的聚集是以文明和经济的破坏为代价的。同时，通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居民获得暂时的心理安慰，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
屠城还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汉族向来就有“夷夏之防”，对少数民族颇为不屑，从对他们的称呼“南蛮、北狄、东夷、西羌”上就能看出这种蔑视态度。而众多的少数民族一开始却是处于汉族建立政权的压迫之下，难免对汉族心怀怨恨，所以用这种血腥的屠戮来压迫反抗者的神经，提醒他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照样被我们像捏死蚂蚁那样轻易杀死。让他们在这种威慑之下乖乖就范，臣服于自己脚下。
范文澜先生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和大屠杀多为民族斗争，在这段时期内，“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步发展。从远古传说的炎黄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原，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由此看来，在统治开始之前实行异族屠戮多少为民族融合贡献了一点力量。用屠杀的威慑力来增强本民族的影响力，提高本民族的地位，只有两个民族基本持平了，才有融合的可能。虽然效果未必好，但多少能起到作用。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点作用已经足够了。
当然，我们不是在为屠戮者开脱罪名，这些罪恶是不容找借口推托的，更何况，他们屠杀的目的并非如此，只是一种由此衍生出来的影响而已。而且，屠城之举也未必都是少数民族所为，未必都是在异族之间发生。
东汉建国时期，那些所谓的大将，个个都是名震当世的屠杀狂。其中名声最为狼藉的莫过于大屠成都的吴汉，他打败公孙述入成都之后纵兵大掠大杀，其累累暴行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不过从数量上来讲，吴汉远远比不上耿弇。“弇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东汉建国初期，天下共设十二州，而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中县城亦不过七八，笼统计算也就只有七百多城而已。耿弇一个人就屠了将近一半的城市。当然三百可能只是虚指，但肯定为数不少，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汉族地主阶级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的刀下冤魂的数量丝毫不逊色于王朝统一前的屠杀。
因此，无论是怎样的屠杀，最无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最有资格批判这些罪行的也是他们，然而，在封建统治之下，哪里有他们说话的份啊！
扬州十日屠戮，无辜居民的鲜血换来了统治者的满足，血腥的疆土开拓暂时让反抗者忍气吞声，但是，很快，清朝统治者的贪欲挑起了新一轮的反抗。
剃头刀下的文化冲突
１６４５年５月的一天，金銮殿上发生了一件趣事。
早朝时候，满汉两班大臣依次入列。忽然，满班大臣中一片骚乱。
原来是一位汉朝官员——明朝降臣孙之獬，不知何时竟然剃发易服混入满族大臣队列，被满族大臣发现，将其驱逐出来。众满族大臣轻蔑地撇着嘴：小样儿，别以为你扎个小辫、穿个马甲就认不出你来了！
孙之獬悻悻地回归汉臣队列，不料又被赶了出来：数典忘祖的家伙，别跟我们站一边！
尴尬的孙之獬羞得满脸通红，愤然上奏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
孙之獬不知道，他这一“愤然”，导致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锋刃。
蒙元统治中国，衣冠服制仍沿汉俗，并无改变。清军初入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的措施，“民来归者复其业”，“官来归者复其官”，许多制度依循明制。对于衣冠、发式的改变也比较谨慎，以致多铎进入南京之时，还曾颁布告示：“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由此可见，最初对于剃头一事，不仅不强迫，而且不允许擅自剃，颇有认为“汉民”不配之意。所以明臣仍冠服如旧，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
然而，多铎发布告示还不到一个月，这项政策却发生了１８０度转变：清政府颁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行剃发令，全体官民，“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是什么原因导致清王朝改变主意，转而强令民众剃发易服呢？真的是因为孙之獬的“愤然”一奏吗？
张研、牛贯杰认为，多尔衮拿下南京后，以为高枕无忧，转而以征服者姿态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于是向全国颁布剃发、易衣冠令。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当时清军挥师南下征讨时，竟然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如狂风扫落叶般，不到一年的时间，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这大大出乎多尔衮他们的意料，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满洲民族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这让清政府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通过上面多铎颁布的告示，不难发现，像孙之獬之类剃发易服以讨好清王朝的大有人在，这帮归顺的官员别的不会，拍马屁倒是颇见功力，主子换了，立刻入乡随俗，不仅自动剃发，以示忠贞不贰，而且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比如孙之獬那番慷慨陈词，“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么愤慨，多么掷地有声啊！再配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诚恳表情，俨然魏征再世，寇准重生。
这样，一方面，清朝的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汉人的懦弱，汉官员的吹捧，让清政府感觉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尽消，即使没有孙之獬的奏折，剃发易衣冠也是早晚的事，孙之獬之陈不过是引发剃发令的导火索罢了。
然而，清政府高估了汉族人的忍受力，低估了汉民族的伦理观。它以为懦弱的汉人连砍头都那么配合，剃个头发、换身衣服有什么大不了的。
偏偏是这个大不了的决定把事情闹大了！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道：“（剃发令）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得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们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也写出了他的惊讶：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地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
汉人的强烈反抗令清政府出乎意料，在嘉定，平民组成的“乡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清军接连屠杀三次，杀人二十万，才强行镇压下去。在江阴，典吏阎应元率民众浴血奋战，整整固守了八十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又遇暴雨城崩，清军才得以攻入城中，江阴人或战死或自尽，无一降者。这就是最具典型性的激烈反抗——“嘉定三屠”和“江阴三月”。
汉人的激烈反抗是有原因的。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主宰着传统知识分子，而且在千年的岁月里也在下层民众心中扎下深根。
其实在剃发令颁布之前，与当时江南很多城镇一样，南京投降后，嘉定也曾“结彩于路，出城迎之”，且还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贴于门。老百姓对于谁做皇帝，倒是不太计较，反正谁做皇帝都是一样完粮纳税，跟自己本身利益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你清政府一切按明制进行，我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至于外面说的清军杀人的事，只要不砍我的头就行。老百姓的思维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剃发易衣冠令一颁布，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在他们看来，易衣冠倒无所谓，换身衣服没啥大不了的，关键是这个剃发，简直是欺人太甚！“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剃发不仅有违传统，而且是一种侮辱，对自己父母、祖宗的侮辱。这可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骂皇帝、杀皇帝都无所谓，但你侮辱我的祖宗就不行了。民众被激怒了，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各地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喊出“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的口号，摆出一副与清政府决一死战的架势。
所以这场反抗，看似是对“剃头”的反抗，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汉族文化和异族文化两者之间的对抗。随着清军对反抗的血腥镇压，又进一步升级为民族矛盾。刚刚扫平的江南各部，又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南明鲁王监国政府、隆武政府、绍武政府、永历政府，降清的明军将领，农民大顺军、大西军余部，海上郑成功等，他们之间交错联合，相互呼应，掀起了波澜起伏的抗清斗争。这些接连不断的抗清斗争，曾一度使新立的清政府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年幼的顺治帝惊慌失措，甚至想退回关外，被孝庄皇后严厉申斥了一番。
“乡军”虽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毕竟是平民百姓，纯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上组织和战斗力了，所以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满洲铁骑抗衡。野蛮的血腥很快就压制住了激烈的反抗，“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然而，由此引发的“反清复明”的势力，清军用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才基本肃清。
张研、牛贯杰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这是一个被中原汉族政权长期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的边疆民族反过来夺取中原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因其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汉族而举步维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扬州十日”还是“嘉定三屠”，施暴者中都不乏汉人的身影，尤其是在“嘉定三屠”中，“主刀”的将领就是汉人李成栋，这些所谓的“汉奸”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柏杨先生因此颇有感慨地说：
“回溯１２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剃头”一事告一段落，与此事相关的孙之獬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归位”了，他在原籍时遭谢迁之变，城陷，身加三木，至以针穿缝两唇，祖孙五人都被杀死。这么“富有创意”的死法，也算是对他一句话导致江南百万生灵涂炭的一种“报应”吧。
孝庄与多尔衮 清代宫廷第一绯闻
“上寿觞为合卺尊，此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这是明末遗臣张煌言《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讽刺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顺治帝福临之母孝庄文皇后“下嫁”小叔子多尔衮的事。
在清朝遗留下来的诸多疑案中，庄妃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绝对是曝光率最高的，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随着一系列有关清朝的电视剧的演绎，孝庄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故事被润色得活灵活现，宛若真的一般。真的如此吗？
皇太极因病猝死——前一天还如平素一样忙碌一天，晚上却在皇后寝宫离世。“储嗣未定”。当时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主要有三个人：皇太极长子豪格、第九子福临和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前后两者都手握重兵，实力不俗。只有中间的福临，虽然颇得皇太极的宠爱，但年纪太小，只有六岁，缺乏实力。八旗中，支持豪格和多尔衮的各占三旗，剩下的两旗则比较中立，只强调支持先帝的儿子，至于哪个儿子倒无所谓。
豪格与多尔衮两个集团在继承人会议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幸亏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福临即位，最终得到豪格和多尔衮的同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两人的妥协使得清室内部避免了一场内战，也让幼小的福临不费吹灰之力登上帝位。而庄妃与多尔衮的绯闻也从此开始。
有人认为多尔衮之所以同意让福临即位，是因为多尔衮与福临的母亲庄妃有暧昧关系，甚至有人提出福临是多尔衮和庄妃私通之子的大胆设想。真是“身后是非谁得管，满村尽说蔡中郎”。
在多数人心目中，最有资格登基的莫过于多尔衮。他有胆略，有才干，战功卓越，威望正隆。不少贝勒甚至“跪请”他“即尊位”，说他心里没有点想法，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他内心经历怎样的挣扎，最终还是扶持幼子福临登上了帝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正是这个事实让许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明明自己可以做皇帝，偏偏让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做呢？这在旁人，尤其是见惯了皇室之间为夺皇权相互倾轧的汉人眼中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好奇心促使他们凭借想象力寻找答案：嗯，中间肯定有猫腻儿，说不定……
这些流言中，最核心的说法就是“下嫁”说，孝庄皇后用“嫁给”多尔衮的条件换得多尔衮对福临倾心戮力的支持。而且，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还找到许多颇有利的证据：什么孝庄皇太后懿旨，令摄政王多尔衮“出入禁中不避嫌”，“多尔衮多次夜入深宫与太后相商”，顺治帝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等，其中，最有震慑力的“铁证”，就是孝庄太后的昭西陵被划在了皇室风水墙之外。他们认为，连皇族子孙都觉得“颜面尽失”，不肯将她划入风水墙内，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对于多尔衮与庄妃之间的私情，阎崇年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庄妃和皇后、其他妃子住的地方像个四合院，东边屋里能看见西边窗户，多尔衮要是来了还过夜，那多少双眼睛得盯着？这压根不是戏说，是胡说。”
对于以上种种证明两人有私情的“证据”，阎崇年先生逐一进行批驳，最后得出：太后“下嫁”一事确实无。阎崇年先生从许多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化融合与政治冲突的问题。
自古以来，在婚嫁问题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观念有极大不同。当年王昭君远嫁漠北，做了匈奴单于呼韩邪的妻子。呼韩邪死后，他前妻生的儿子成为新一代单于。汉成帝一道圣旨，命王昭君“从胡俗”，再嫁新单于为妻。王昭君先后嫁了单于父子二人，这按汉人的文化礼仪观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但千百年来，人们似乎很少提到这一点，王昭君在人们心目中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形象。因为人们看她的文化视角不同，他们用“从胡俗”的眼光看待王昭君再嫁前夫之子，觉得这是胡人的正常习俗，没有什么。
其实即使在孝庄文皇后前期，她的婚姻状况也颇能“聚焦”中原汉族人的眼球。为了巩固与蒙古的联盟，皇太极一口气娶了孝庄文皇后和她的姑姑、姐姐三人，“姑侄三人嫁一夫”，这在汉族人看来几同乱伦，但由于这是清室入关前的事，在汉人眼里那是“胡俗”，因而并没有遭到“舆论谴责”。即便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真有其事，按满人固有的习俗去看它，恐怕影响也没有多严重，至少不会把它看得严重到要“葬到墙外去”的地步。但用汉族文化的眼光去看它，问题就大啦。更何况，还有一个政治因素在中间作梗，为这股“绯闻”摇旗造势。
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反清复明”。如上所说，入关以前，庄妃与多尔衮并没有什么“绯闻”，两人之间的事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明末清初一些具有“反清复明”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居功甚伟。开头那首诗的作者张煌言就是一位反清斗士，他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立场，顺治年间多次在闽浙沿海一带带兵反清，直到顺治十六年还追随郑成功北伐反清，一直打到长江流域。他以誓与满清不共戴天的情绪写下这首诗，主要目的是大做反清文章，对事情的真实性不会多做冷静求证。
张煌言等抱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清政府满怀愤恨，眼光自然聚焦在清政府的“黑暗面”，多尔衮与孝庄皇后之间存在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风闻不断的不正当关系有悖于封建汉民的传统观念，正是“炒作”的最佳材料，于是，你写首诗，我撰个文，他编个故事，“下嫁”一事很快被炒得沸沸扬扬。
政治化、情绪化都助长了对这件事的风传和渲染。当然，从更本质的层面看，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礼教与满人婚俗之间的差异，想造这么大的舆论也造不起来。要说乱，汉族历代皇室不乏其人。秦始皇的母后乱不乱？武则天乱不乱？但儒家礼教在“文化”上历来是道貌岸然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异族的人，更不容许你带半点火星。
人们看历史，常将元、清两朝作比较。成吉思汗威震欧亚，但元朝入主中原不足百年就“夭折”了，以一代天骄的英名开创的伟大朝代何以如此“短命”？教训就在于它没有认真消化吸收汉族文化，没有用汉族文化把自己武装起来，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相比之下，清朝入主中原后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努力消化吸收了汉族文化，并成功地把自己融入到汉族文化中。
这种文化融入，在康熙之后的历代皇帝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他们完全以汉人的封建礼仪文化为标准，此时，孝庄太后的逝世把难题带出来了。孝庄太后的遗愿是葬在清东陵。康熙与祖母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当然知道把孝庄太后葬到皇太极身边可以遏制谣言，但又不好违背祖母的遗愿。然而，清东陵正中间的位置已建了顺治帝的孝陵，左右两边是她孙辈、曾孙辈的陵墓用地，把她老人家安置在哪个位置都不合法度，这个法度，说白了就是汉族的封建礼仪，在汉族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康熙举棋不定，祖母的陵墓问题就这么一直拖到他去世，即位的雍正快刀斩乱麻，就地解决，本意是单独将老太后划归一片，以表示对她的尊重，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落人口实：看看，把老太太单独划在风水墙外，不正是说明“下嫁”一事确为实事，“皇族子孙”都感到“颜面尽失”吗？于是“下嫁”一说更为盛行，有关此类的猜测、记载随着文人的演绎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为人们津津乐道。征服者的尴尬，也算是被征服者在文化上取得的胜利。
有位作家曾撰文说：马背民族某些本色的、质朴的固有习俗，与汉族文化中的儒家礼教水火难容。这些难以相融的东西，势必会在满人消化力极强的消化道内凝结成几块“结石”——昭西陵就是这样一块“结石”。人们只看到清朝消化吸收汉族文化获得巨大成功的一面，却忽视了它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的一面。
清朝用血腥压迫汉民接受他们“剃头”的文化，在每个人的背后都留下一个小辫，汉民则用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清朝统治者，让他们身不由己融入其中，自觉与他们的祖先文化绝缘，在清东陵里留下一道“隔离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