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腾豸虎豸虎，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踌，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
——清·康熙《畅春园记》
北大西门对面，有两座奇怪的建筑，他们分别是恩佑寺山门和恩慕寺山门，也是现在畅春园仅存的遗物。
畅春园是康熙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仿江南山水营建的，寓“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之意。恩佑寺的前身就是康熙帝在畅春园中的清溪书屋。康熙，这位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帝王，晚年的一半时间，就是在这里卧听王朝风雨、宴请耆老重臣的。
相同的开局不同的结局
１６６１年，顺治帝出天花，病重即将不治，孝庄太后急忙召开会议，主持讨论子嗣继承问题。顺治帝本人意欲立皇二子福全。突然，有人用蹩脚的中文提出一条建议：
“为了避免圣上出天花不治的悲剧重演，应该挑选一名出过天花的皇子即位。”
这句话切中肯綮，孝庄太后心头一凛，决定采纳。托那位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福，已出过天花的玄烨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
康熙即位，子承父业，他不仅继承了顺治的帝位，也继承了顺治登基后的状况。
顺治６岁登基，１４岁亲政，康熙８岁登基，也是１４岁亲政，但直到１６岁除去鳌拜后才真正把大权握在手中。父子俩不仅登基年龄相若，亲政年龄相同，而且在他人摄政的情况下，受窝囊气的时间也基本相等。只不过，摄政之人不同罢了。
父子俩亲政路上的拦路虎分别是“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和辅政大臣鳌拜。
打开中国历史长卷，纵览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有一个共同的亮点，那就是在帝位的继承上的不断摸索，除去那些暴卒和白痴皇帝，帝王们，尤其是那些经过激烈斗争始登帝位的帝王，在帝位继承上都很会总结经验，尽量为自己的继承者扫平道路。
宋太宗赵光义，弟承兄位，还捏造出一个“金匮之盟”来。但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若按“金匮之盟”他只能传位给兄弟，但弟弟哪有儿子亲啊，他当然不愿，于是提前动手，找个岔子就让赵光美去陪兄长赵匡胤了。顺治即位前，虽然皇太极生前颇宠爱他，但毕竟没有明确表示立他为太子，他帝位的继承是为避免两大派相争而捡的便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不确定的事情，他才在去世前委托太后主持召开“子嗣继承讨论会”，要在离世前亲手敲定继承者。
顺治即位时，年龄尚幼，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在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里，顺治形同傀儡，过的都是忍气吞声的日子，他是不允许儿子受老爹这份苦的。然而，继承帝位的儿子玄烨年龄亦幼，根本不能处理政务，必须有人辅政。怎么办？顺治思来想去，觉得多尔衮之所以把自己当木偶一样架空，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有恃无恐。因此，一定不能把辅政大权交给宗室亲王，而且不能交给一人，必须由几人共同辅政，一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二来也可让他们相互牵制。于是，顺治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也是他特别信任的大臣辅佐皇帝执政。并规定凡事需由四人协商一致，然后请示皇帝和太皇太后批准，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得私自上疏或朝见皇帝，不得私自决策大事。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顺治帝年幼时辅政悲剧的重演。做完这一切，顺治以为都为小康熙安排无忧了，安然辞世。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康熙同样遇到与父亲一样的境况。这个一手砸碎顺治帝自认为“无虞安排”的人，正是他视为心腹重臣的鳌拜。
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皇太极死后，在继承帝位问题上，他与两黄旗将领坚决主张拥立先皇（皇太极）之子，并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促进了顺治的登基。此后又忠心效忠顺治帝，屡受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亲政后，重用鳌拜，鳌拜亦不负圣望，忠心事主，始终不渝。所以才被顺治钦点为四辅政大臣之一。
四辅臣中，索尼位居首位，他是四朝元老，位高望隆，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鳌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功高，常常以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这样，顺治帝本以为替康熙准备了一个好开局，然而洗来洗去，发到康熙手中的，还是当初老爹登基时的那手牌。历史把他们父子俩拉到同一个起点上，而他们的人生长跑的成绩却迥然不同：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则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创出一代盛世。
父子同命不同运，开局相同，结局却大相径庭。这里面，除去各种外界因素外，最主要的是两人自身的努力，与父亲顺治相比，在奔赴亲政的路途上，康熙更幸运，表现得也更积极、更主动。
首先在学习上，顺治帝本身“先天不足”，他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以致十四岁亲政时，“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而康熙则要幸运得多，他身受了三种文化的影响，他的家庭说满语，他的满族师傅教他说满语，学满文，教他骑射，他的汉族师傅给他讲“四书五经”，他又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所以他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康熙的学习从四周岁开始，每天早上到上书房学习，晚上很晚才回来。更重要的是他很自觉、主动地学习知识，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早晚读书，年无间日”，累得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相比之下，顺治就显得逊色了，顺治幼时贪玩，因此受到孝庄太后的严厉管教，并直接导致了母子二人关系不融洽。
其次在心态上。同样是被辅政者专权，同样是孤立无援、仰人鼻息，留给顺治的是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从他在多尔衮死后，追加罪名、挖坟掘墓、毁尸泄愤可以看出来。董鄂妃死后顺治几欲自杀，这也是心态不好的延续，后来崇佛谈禅，心态比以前好了，却矫枉过正，滑入空虚的旋涡。而康熙则要“阳光”得多，鳌拜的专权虽然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令他极为愤怒，然而，康熙能够制怒，而且把愤怒转化成动力，不动声色地与鳌拜周旋。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到鳌拜府中探望。他径直来到鳌拜榻前，发现席子底下藏有利刃。对此事他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安抚说：“满洲勇士，身不离刃，乃是本色。”
正如张研、牛贯杰所说，决定康熙优良品质和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在汉文化氛围中，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就这样，良好的心态使得康熙表面上对鳌拜言听计从，实际上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暗地里发奋经营自己的势力。
最后在除去摄政者的战略战术上，顺治帝对除去摄政王多尔衮一直没有什么想法，一方面是多尔衮权倾当朝，功高震主，威赫一时，另一方面，也是年幼、怯懦的顺治一直没有主动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不是多尔衮在壮年暴卒，顺治的傀儡生涯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康熙则不同，其实他亲政时的年龄与顺治相同，都是十四岁，而且当时鳌拜权势正隆，很难对付。康熙没有被吓倒，他制定了良好的战略战术。战略就是上面提到的韬光养晦，不露锋芒，麻痹鳌拜，以免打草惊蛇。战术上则充分贯彻战略思想，以与同龄贵族子弟嬉戏为幌子，暗中筹划并练习制伏鳌拜的办法。结果，在他的精心筹备下，兵不血刃，一举拿下鳌拜，并迅速处理，短短十天之内“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将影响降到最低，波澜不惊地将大权过渡到自己手中。
不可否认，康熙与顺治的不同结局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外界其他因素关系密切，但最终决定他们成败的是自身因素。
阎崇年先生说，康熙作为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从其成功夺回大权这件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了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而此后康熙的所作所为，更是他成功担当历史使命的佐证。
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要撤藩
除掉鳌拜，少年天子康熙开始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这一日，康熙在乾清宫内批阅奏章，几封奏章下来，眉头紧锁，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踱来踱去。良久，他拿起笔，在殿内的柱子上写下三件必须解决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三藩。
三藩是指三个在清初立下战功的汉王：平西王吴三桂，驻昆明，辖云南、贵州两省，镇守西南边陲；平南王尚可喜，驻广州，辖广东，镇守南国大门；靖南王耿精忠，驻福州，辖福建，防备在台湾的郑成功反清势力。三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他们在经济上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政暴敛；政治上挟制地方都抚，结党营私。朝廷也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如三藩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例如势力最大的吴三桂，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他们并借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藩镇割据的危害，汉、唐两代最有发言权，实力雄厚的藩王或称雄一方的将领颇让帝王们费了一番脑筋和手脚来治理。看到这种情况，宋代从太祖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通过强干弱枝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兵力与实力。此后自作聪明的朱元璋却故伎重演，又将分封藩王从祖宗口袋里倒腾出来使用，结果却要了明惠帝朱允炆的小命。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清政府当然不会重蹈覆辙。柏杨先生说，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事实确是如此，随着康熙的执政，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他将三藩作为亟待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柱上，“夙夜廑念”。
阎崇年先生将康熙处理朝政的态度总结为“勤”和“慎”。康熙“夙夜廑念”正是“勤”政、“慎”政的体现。熟读汉族经史的康熙清楚藩镇割据危害严重，必须除去，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不过，他也知道削藩之事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谨慎处理。因为“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的反抗”。（柏杨语）
清朝之前，历史上比较典型的“著名”——因失败而名载史册——的削藩行动有两起：汉景帝时晁错提出的削藩，结果引发七王之乱，晁错被腰斩也没能平息战端，最终还是靠武力艰难取胜，勉强挽回些帝王的面子；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明惠帝朱允炆的削藩行动，结果藩没削成，反将自己的帝位削没了，是一次彻头彻脑的失败。
康熙的削藩行动怎样呢？也很著名，不过不是因失败著名，而是因成功削藩而著名。对比三起削藩行动，康熙的胜利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汉景帝削藩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是选错了削藩的人；三是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使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在削藩时间上，无论是汉景帝还是明惠帝，都是在即位不久提出的，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新君”即位。他们都想好好放把火烧烧，以壮君威，藩镇割据的危害又是那么的刺眼，再加上谋臣在旁边的阿谀奉承，更觉老子天下第一，削你个破藩王有何难？于是脑瓜一热，大笔一挥：削藩。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末句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句话送给上面两位仁兄最合适，为什么？传说鹧鸪的鸣声似乎在说“行不得也哥哥”，咋就行不得呢？因为新君上任，站脚未稳，政治基础不扎实，削藩引起的激烈反抗会对他们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
再来看看康熙是怎么办的。对于三藩问题，在十四岁亲政时，颇有心计的康熙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真正执政后，更是立即提上日程，将这件事书到柱子上作为“柱右铭”，时时提醒自己，因此，到１６７３年削藩时，看似康熙才执政四年，实际上已筹备了四年以上，可谓成竹在胸。而且此时，经过康熙四年的治理，清廷上下也大有改善，虽然此前也对三藩的权力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没有触动他们的根本，三藩依然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经济、政治的发展，如若让他们继续壮大，治理起来会更困难。就在康熙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机会却自动送上门来。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留守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机会，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退休，但以“藩王见存，子无承袭”的律例，否定了尚之信继承爵位。这就等于说我要削你的“藩”。吴、耿二藩立刻上书试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果断下令三藩齐撤。在时间与机会的把握上，康熙做得相当到位。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也曾提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口号，但却忽略了削藩时机的把握。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选错了削藩时间。
在用人上，汉景帝选择的是提出削藩口号的晁错。然而晁错此人，若论见识，确实超出了一般的大臣，但晁错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一方面孤僻强硬，缺乏与朝中大臣的沟通，遭到很多官员的反对。另一方面，当七国叛乱，大军压境时，反倒提出让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都城的建议，这一举措又惹恼了景帝。诸侯王造反均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起兵，而很多大臣主张杀晁错安抚诸王，景帝也就顺水推舟牺牲了晁错。明朝朱棣面对削藩，也是打着类似“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兴兵的。明惠帝的手下人才“寂寂”——能臣强将都被朱元璋杀光了，不败才怪呢！
而康熙呢，撤藩的决定是他深思熟虑，筹备许久后作出的，不是大臣们撺掇的，甚至有些亲信重臣如索额图等反对三藩并撤，康熙是力排众议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因此这个政策也是贯穿始终的，不会因此轻易改变。当初，七王叛乱，慌了手脚的汉景帝听了众臣的建议杀死提出削藩的晁错，以换取众王罢兵，结果如意算盘打空了。当吴三桂叛乱伊始，索额图等人也建议将坚持撤藩的人处死，康熙对此的态度是斥责！这就稳住了朝中坚持撤藩的众臣，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地准备撤藩的相关事宜。这正是康熙的高明之处。
在削藩采取的方法上，汉景帝频频出击，抓住机会就削藩，而且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达到目的，完全没有料到众藩王会联合造反。由于对形势发展预料严重不足，以致慌了手脚，幸亏朝内大将济济，不然，如果像明惠帝那样“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景帝可能也被七王给“削”了。
康熙则不同，提前的思考与筹备让他“知其当然”，他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武力解决。但如果能不战就解决问题更好。所以首先，他是先礼后兵，撤藩只是对你的试探，如果你接受，正合我意，撤藩的准备工作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自有人为你善后；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只能起兵造反，我也有了动用武力的理由。
其次，康熙发兵不忘先造势，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附吴应雄及其子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绝群臣之望”，“激励三军之心”。在战略安排上，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等重镇，一方面保卫江南富庶之地，一方面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既相互呼应，又将叛军分割开来。在战术上，正面派主力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同时，“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如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招降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复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不仅在削藩的时间选择上，在削藩的用人上、削藩的策略上，康熙都做得很到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态好，对削藩战争的难度有心理准备。他清醒地认识到：若以为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显示了他的良好心态，正合了苏东坡分析的“徐为之图”那句话。
但吴三桂打出的“反清复明”旗帜得到了许多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和农民的响应，因为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吴三桂的振臂一呼颇能引起他们的民族情愫，于是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失败。这还是出乎了康熙的预料。
柏杨先生谈到此处指出，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有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不错，康熙就是康熙，即使战争出于他的预料，他也能镇定自若、冷静指挥。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事至不惧”。他不断对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并采取措施补救。比如为什么天经地义铲除割据势力的正义之师，却在朝野上下、全国各地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抵抗？哦，原来是明朝遗老还没有彻底融入到我大清统治中来。
想通了这些，康熙帝迅速调整统治政策，重用汉族官员，提升他们的地位，如特旨选送汉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如在“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召开的“博学鸿儒科”，亲试博学鸿儒，网罗汉族文人。即使未中、未试者也被特赐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同时，又网罗大批明朝遗、老遗少参与纂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一时间，汉族士子纷纷出仕入馆，“遗民自此不世袭”。他的这一措施既为朝廷网罗了人才，又大大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促进了满汉两族的交融。
不难看出，康熙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首先筹划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徐徐图之。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驾亲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三藩战争整整打了八年，康熙在这八年中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一面与大臣共同讨论作战方略，一面抓内政，安抚人心，为取得三藩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基础，也为此后的收复台湾、两战雅克萨积累了战争经验，更为此后国家的治理，以至开创一代盛世打开了一扇门。
海峡波涛中的收复之路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首诗是台湾诗人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时写的，表达了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无比悲愤之情。一介书生的丘逢甲尚且如此，不知道拱手让出台湾的清政府心中是否感觉到愧对祖宗基业，要知道当年，他们的圣祖可是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拿下台湾的。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跨海远征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不久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继位后，着力推行反清抗清的政策，封锁海疆，从而中断了台湾与大陆的往来。
台湾的战略位置也很重要，柏杨先生把它和海南岛比作两只巨拳，保卫着中国的海疆。郑氏后人的这种分裂行为，影响了康熙的统一大业，也大大威胁着清政府东南沿海的安全。因此，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多次晓以大义，招抚台湾，不料郑氏后人却始终坚持分裂的立场，公然提出“如琉球，朝鲜例”，想将台湾变成属国关系，当十八年的招抚均告失败后，康熙即下令用武力收复台湾。战争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就顺利收复了台湾。
这一个多月的战争，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数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为结束分裂局面，消除东南沿海的长期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这些战略、策略随着两岸形势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促使台湾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臣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作为清政府的“一把手”，康熙的决策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起初，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一直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这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为此，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到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政府收复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先后进行了十次和谈，前九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了成功。
其实以战迫和的手段是清政府惯用的，早在他们未入中原以前，对待明政府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皇太极及其部下数次突破长城，长驱直入，甚至攻至燕京城下，以此逼迫明政府承认后金政府的存在，从而达成和解。当然，由于皇太极不肯接受作为明朝的藩属，而且要求将长城以外三个据点割让给他，这场和解注定不能达成。没想到三十年后，这种情况竟惊人般的重现，不过，这次清政府位置换了，由挑战者变为招抚者，对手也换了，由明朝变成了台湾的郑氏集团。
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取决于你手中掌握多重的筹码。与当时清朝要求与明朝处于同等地位不同，台湾当然不可能要求与清政府同等地位，但它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只是作为清政府的属国，而不并入清朝版图，甚至向外发布舆论“非属（中国）版图之中”，这超出了清政府谈判的底线，谈判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后的数次谈判中，清政府屡次作出重大让步，但对方却得寸进尺，继而向清政府讨要沿海几个地区，面对这种没有诚意的对手，康熙决定动用武力，以战迫和。
其实，康熙先文后武的策略是很严谨的，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大背景是相符合的。
康熙初即位时，国家刚将各地的民族暴动压制下去，由于长年的战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阶段。更何况清军是陆上骑兵，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水师力量，对海峡对面的台湾，只能望洋兴叹。这时，采用和谈是最明智的方法。
等康熙从鳌拜手中夺过执政大权后，又忙于平定大陆地区的“三藩”之乱，无暇顾及对台湾用兵，因此也只能用和谈拖着。虽然当时郑氏集团也曾串通沿海的耿精忠在三藩战争中窜上岸来，但随着三藩的失败，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九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命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认识到这一点，康熙迅速调整和谈方针，和谈还是要进行的，但同时必须组建自己强大的水师力量，以战迫和，在战争上越是占据主动，谈判的筹码越大，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自己倾斜。这就是康熙的“因剿于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的本质。
“闻颦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台湾四面环海，必须依仗水师才能攻入。满清将士虽然弓马娴熟，但不习水战，当时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海战，战功卓著，但他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无法正确地贯彻康熙皇帝的战略思想，所以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姚启圣与李光地极力推荐施琅，康熙经过了深思熟虑，接受了他们的推荐，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
起用施琅，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一招。他的确是攻台主将的合适人选。
首先，施琅生长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精通航海，对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军后，转战东南沿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战阵，并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多年来精心谋划对台用兵方略，提出“因剿于抚”的战略方针及一整套实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备，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再次，施琅是从郑氏军营中反叛出来的，他熟悉台湾郑氏集团内情，他的智勇韬略也一向为郑军官兵所畏惧。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很多，为他争取内应和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施琅不但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他指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有三个必胜条件，一是“新平三藩”，政治稳定；二是凭借“天下之财赋”，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三是“以我之众百倍于彼”，军事实力占压倒性优势。这是相当有见地的。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力筹备攻台行动。他提出了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作战的方略，建议先取澎湖，逼降台湾，这和康熙“因剿于抚”、以战迫和的策略不谋而合。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发生内乱，实力削弱，清政府看到统一台湾的契机，立即行动。康熙对自己不善海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为了不贻误军机，颁旨授予施琅“相机自动征剿”的自主权。
施琅没有辜负康熙的厚望。凭借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他决定把渡海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因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可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船队集中停泊，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台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人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动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效。为避开台风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二十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台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敌方防御情况的情报，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起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的出发地，占据风向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后，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于抚”的战略方针。实战证明，施琅对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当施琅率领着三百多艘舰船，雄赳赳地开入澎湖时，在台湾的郑氏家族怎么也没有料到施琅竟然不会害怕台风，只能仓促应战，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清军和郑军最后进行决战时，施琅将舰队每５０艘左右编排成一组，分若干组向郑军进攻。战斗从早上７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４点，炮火纷飞犹如雨点，樯橹灰飞蔽日，杀声震天……康熙在紫禁城中焦急地等待着台湾的消息，终于等到了前方的加急文书：清军大胜。在此次战役中，清军击沉敌舰两百多艘，击毙敌军军官三百余人、士兵一万两千余人，郑军主力尽失，无法再和清军对抗，残余部队自行散去。郑氏家族终于俯首称臣。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农历八月十四，施琅踏上了台湾的土地，接受郑氏家族的投降，几天之后，施琅又当着台湾百姓的面，宣读了康熙的诏书。康熙保证，只要那些对抗清廷的人能真心悔过，大清既往不咎，一定会好好安排他们归降后的生活。
施琅深谙康熙的“仁政”思想，登岸后即率人到郑成功的庙前进行祭祀，一如康熙到金陵拜遏明孝陵。事实上，施琅的父弟子侄都为郑氏所杀，郑氏归降之初，曾对施琅满怀戒心，认为施琅定会杀害郑氏一门，鞭尸泄愤。施琅用实际行动一次次地告诉郑氏家族，自己不会为了个人恩怨，不顾大局。在告祭完郑成功庙后，施琅命人护送郑氏家族上船，一路予以优待，同时又禁止官兵骚扰民众，宣布免除他们三年徭役，减去十分之四的租谷。在施琅的努力下，台湾的生产很快恢复，施琅不单收复了台湾，还代表康熙赢得了台湾的民心。
如果说平定“三藩”之战，显示了康熙的坚决、果敢与智慧，那么在这场收复台湾的战争中，则充分显示了康熙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的宽大胸襟和用人策略，所以柏杨先生才感慨其为：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台湾收复了，事情却还没有结束，紫禁城内在如何治理台湾上发生了争执。有的大臣认为，台湾面积狭小，没有让清朝的版图扩大多少，不如将台湾居民迁往内陆，仅将澎湖一地作为东南屏障，派人留守。有的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布重兵防守，其四周都是大海，大海就是最好的屏障。有的担心台湾发展好了，当地人难免萌生夜郎自大之心，割据一方，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台湾。大学士李光地甚至荒唐地认为，干脆就把台湾给荷兰人算了，让荷兰人定时上贡，既能播撒国威，又能获得好处。幸亏康熙皇帝斥责了放弃台湾的言论，不然，台湾早在《马关条约》签订的１１０年前就已经拱手让人了。不过，清朝官员对台湾的不重视态度显然为后世埋下了隐患。
黄金时代的起点
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
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
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
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
——《圣制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乙巳》
这是乾隆五十年召开千叟宴时当场题就的诗，其志得意满之情跃然纸上。“祖孙两举千叟宴”一句，透露出他大摆“千叟宴”的举动是从祖父康熙帝那里学来的。夹在祖孙两代的千叟宴之间的，则是被后人称道的“康乾盛世”。
柏杨先生将这个盛世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第二个黄金时代在唐代）。康熙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千叟宴则是康熙盛世的巅峰体现。
康熙是大清建国以来的第二任皇帝，他继位时年仅八岁，距清建国仅十七年。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政治上，大权为鳌拜所控制，国内有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势力拥兵割据一方，台湾和广大边疆地区也没有统一；文化上，满人还未融入汉族，汉人反满情绪强烈；经济上，历经战争，农商凋零，百废待兴，对外例行例行海禁，闭国自守，无论哪一方面都困难重重。用阎崇年先生的话说：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年轻的康熙雄才大略，胆量过人，勇敢坚毅地担当起这个重担。他十六岁时就设计智擒鳌拜，收回作为皇帝至高无上的大权，确立了自己的君王地位。随后，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撤三藩特权，并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同时，康熙一方面注重发展经济，任用、拉拢汉族地主，实行满汉融合；另一方面，开放海禁，开设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海关与外国通商，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加强了对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清朝开始走上盛世之路。到千叟宴时，康熙已经将那个时代课题研究透彻，完成了一份含金量颇高的毕业论文。
千叟宴不是康熙自我邀功举办的，而是群众贺寿引起的。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六旬华诞，各省百姓及退休官员纷纷赶来京师祝寿皇帝寿辰。康熙一向主张各种庆典不事铺张，一切从简，但被臣民的赤诚而感动，下谕“今岁天下老人为朕六旬大庆，皆从数千里匍匐而来，如何令其空归？欲赐伊等筵宴，然后遣回”。于是便在畅春园宴请诸位老人，诸皇子率皇孙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亲执爵觞为老人倒茶，并颁发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爱戴，并彰显“养老尊贤之至意”，以此进行社会教化。此次宴会行动，也显示了康熙的自豪之情。
康熙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在位六十一年，他文治武功样样出色，武功方面，他剿抚并用，为中国开拓了广袤的疆土，此时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被柏杨先生称为“第三个黄金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文治方面，他尊孔重道，笼络人才，治河防汛，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显盛世繁华。可谓是施武略四海归心，展文韬盛世似锦。
前面提到，康熙在宫中柱子上写下三件事，第一件是三藩，第二件是河务，第三件是漕运。河务和漕运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即治河。因此，三藩平定后，康熙重点抓的就是治河。他亲自派侍卫赴黄河而上，一直到黄河源头星宿海，往返行程两万里，绘制了黄河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实际踏勘绘制成的黄河图。这样把黄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治理起来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治河的目的，一是防止洪水泛滥，二是发展水利，以利农业。为使百姓生活安定，康熙在农业治理上，一方面调整政策，减轻徭役，另一方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加农业收成，同时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方面发展经济。临洮、巩昌等地多水草，当地百姓效仿蒙古牧养，虽不可耕种，但亦可维持生计。康熙在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巡行时看到人们开渠引水浇田，有所感悟，遂将宁夏等地“取能引水者数人”，派到多旱的蒙古地区传授技术。敖汉、奈曼盛产谷米，兴安等处的百姓就近贩卖，“均有裨益”。
康熙还积极推进农业经营方式朝着商品化方向转变，如此一来，市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江浙为例，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业发达是构成江南商品经济的重要因素，棉市的兴衰决定了市镇本身的繁荣与否。明清两代仅松江、太仓两地先后兴起的棉业市镇即达四十余个，其中不少在清初保持着繁荣景况，枫泾镇、洙泾镇、新泾镇等都是如此。江苏苏州府和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府是明清时代蚕桑业基地，因丝织而兴起的市镇有二十多个，其中多是康熙年间发展起来的，也有的市镇明代已经形成，至康熙朝更趋繁华，如南浔、盛泽等镇即是。浙江乌程县南浔镇“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船辐辏”。从市镇总数和市镇居民人数的增长来看，松江府正德年间有４４个市镇，康熙年间已增至７９个。许多市镇是由乡村聚落快速发展成为地方贸易中心，并且往往成为拥有数千以至上万户人口的大市镇。
农业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无形中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加之康熙采取恤商政策，商业、手工业在康熙中后期也蓬勃发展起来。传统丝织业中心苏州，在康熙初期“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祭”，“机工星散，机户凋零”。到康熙中期，苏州已经面貌一新，“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闾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汉口“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有一首诗言当时丝市之盛：“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区区浔地虽褊小，客船大贾来行商。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即使在边远地区的东北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肆充溢”，“货物商贾络绎不绝”。
商业、贸易的发展，吸引了西方商人，他们的涌入也促进了西方科技的传入。康熙时期尚未实行海禁，西方科技随着商人和传教士的涌入逐渐进入中国，并取得长足发展。康熙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带头钻研学习，由此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一股学习西学的新风气。在这一时期，天文、地理、数学尤为突出。在康熙时期，著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陈厚耀、何国宗、年希尧、明安图等。康熙采纳陈厚耀的建议，组织编纂了《数理精蕴》。这本书基本上吸收了当时所知的全部数学成就，是对中西初等数学的一个全面总结。在天文方面，朝廷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颁用时宪历。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传统法数，而采用西洋天文学体系并按照中国民用历体例编成历法，作为官方历法首次发生体系变化。此外，它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气注历，以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运行位置决定节气时刻的历法。我国地理学融合西方一些进步因素，在诸如地图、测量、自然地理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康熙字典》代表了编纂书籍的最高成就，《聊斋志异》、《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也初显盛世文学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