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之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禽兽繁衍旺盛的草原。它的前身是清朝皇家猎苑——木兰围场。那时，这里不仅有辽阔的草原，还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正是狩猎的绝佳场所。
如今，围场不复存在，原始森林早已被人工林场代替，唯有古朴典雅的七通碑、庙宫合一的东庙宫、富有传奇色彩的练兵台、将军泡子等当年留下的建筑，在青山碧野间缅怀那段旌旗猎猎、弓翻矢鸣、鹰飞鹿奔、叱咤猎场的光辉岁月。
勿以太平忘武备
木兰围场。西风烈，鹿角鸣。
铁蹄踏过，草茎纷飞，马上人紧追不舍，受伤的猛虎眼见无路可逃，转身扑向来人。猎虎者不慌不忙，挽弓搭箭，拉个满月，马尚未稳，箭已飞出。“嗖”的一声，不偏不倚射进老虎的血盆大嘴，势大力猛的雕翎箭从猛虎的咽喉穿出，带着一蓬鲜血跌落。老虎哀鸣一声，咕咚摔在坐骑跟前，抽搐了几下，口吐血沫而死。
“圣祖神威，凡人无及焉！”身后百官齐呼，山野震荡。
这是康熙帝射杀的第六十八只猛虎。
中国历史上，好游猎的帝王不少，汉武帝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他常“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甚至闹到政务荒疏、人心不安的地步，所以才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的事。清代皇帝的狩猎，自然也有出于享乐的目的，但在清初，主要还是为了保持满族人入关前渔猎、尚武的习俗，一方面表示统治者不忘本，另一方面也起到锻炼军队，考察皇家子弟的目的。
女真勇士的威名早在１２世纪就已经声震塞外，当时辽国流传过这样的话：女真兵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当年努尔哈赤率领女真铁骑扫荡东北时，八旗子弟，特别是居于首脑地位的满洲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迫使蒙族臣服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可以说，满洲八旗的威风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
然而，这样一个以勇武著称的游牧民族，随着对手一个个被剿灭，在问鼎中原，天下无征战的岁月里，被安逸的糖衣炮弹摧毁，他们骄逸自安，耽于游乐，怠于骑射。在刀剑丛中威风凛凛的八旗健儿，日渐萎靡，战斗力迅速衰退。
康熙年间，北方战乱频仍。沙俄对雅克萨的占领，对喀尔喀蒙古色楞河流域的入侵，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准格尔部的叛乱，以及西南地区对三藩的平叛，八旗官兵的萎靡的战力已凸现出来，甚至有些八旗兵听到吴三桂造反的消息时，吓得落荒而逃。在这种情况下，整饬武备，巩固边防，提高八旗官兵的战斗力，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在于平时的训练，这个道理，清朝统治者当然懂得，顺治帝曾说过：“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可见他对骑射的重视。继位的康熙自幼亦是弓马娴熟，练就一身过硬的马上功夫。这个睿智的帝王稔熟中国历史，对历朝历代的兴亡颇有心得，他认为国之灭亡是因为君主政务不勤，政务不勤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素质差，为了国家的持久兴盛，必须对贵族子弟尤其是皇族子弟加强锻炼，免得他们耽于游乐，荒废武功。
但是，八旗兵平时可以组织起来训练，那些皇室贵胄、贵族子弟又该如何加以训练呢？
由皇帝组织的狩猎活动，遂成为训练这些“金枝玉叶”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清朝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种狩猎四季都有固定的名称：春天的狩猎称“春搜”，夏天的狩猎称“夏苗”，秋天的狩猎称“秋狝”，冬天的狩猎称“冬狩”。在这四种狩猎中，以“木兰秋狝”规模最大，最受皇帝重视。
“木兰秋狝”都是在木兰围场举行。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系满语，意思是“哨鹿”，即打猎时八旗兵头戴雄鹿角，以木制的长哨吹出雄鹿求偶的声音，引诱母鹿，是一种诱杀的狩猎方法。木兰围场就是“哨鹿的场所”，康熙帝为了锻炼皇室子弟同时演练八旗军队而开辟的。从这个角度讲，“木兰秋狝”类似于我们现代大学生的“军训”。
开辟出这块“军训基地”的康熙帝以身作则，由于本身就喜爱打猎，自围场设立以后，他几乎年年到木兰进行狩猎。他骑术高超，箭术精准，由于爱之深，练之勤，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猎手。无论骑马还是徒步，在疾驶的马上还是立定射击均能箭无虚发。他晚年曾做过一个统计：“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
他的孙子乾隆也曾经说过：“圣祖神勇天锡，力能挽强，并用十二把长箭，臣下罕有及者。曾见圣祖箭无虚发，围中射鹿，率多贯胁洞胸。即猛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一发殪之。”
雍正即位后，终日忙于朝政，埋头批示臣工奏议，处理军政要务，加之性情不喜外出，厌恶围猎杀生，是以在位十三年，没有搞过一次木兰秋狝。结果身体素质较差，他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过失，因此生前即告诫“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
学者宋连生认为，除了锻炼皇室子弟，木兰秋狝还是考察并选拔人才的重要机会。每次打猎，大臣要请皇帝首射，皇帝射完后，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等射猎。此时皇帝则回到看城观围。通过观围，察看皇子王孙的骑射技术是否娴熟，是否具备超人胆识，这与是否有能力继承皇位或封王授衔有很大关系。对官吏的考核亦是如此。因此，凡是参加围猎的人，个个表现积极，奋勇当先。
乾隆能够从众皇子中脱颖而出，受到康熙的喜爱，就是托木兰秋狝的福。他１２岁时有一次随康熙打猎，康熙射倒一只熊后，命乾隆补射。乾隆刚上马，带伤倒地的黑熊突然人立扑来。乾隆毫不惊慌，控辔自若，巧妙躲过伤熊的攻击，因此备受康熙赞赏，说乾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乾隆后来能登上帝位，与他少年时期在木兰秋狝中的英勇表现不无关系，所以，乾隆一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木兰秋狝情结”。他一生共主持４８次秋狝，甚至在他８０高龄时，还亲自指挥木兰秋狝大典。
木兰秋狝的盛行，成就了清朝皇帝盛世不忘习武的佳话，成就了诸皇子王孙的过人体魄和奋勇争先的能力，这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资本。然而，能力的双刃剑在这些个个英豪、人人英武的皇子皇孙背后，勾画出的却是一片“同室操戈”的阴影。
皇族的“素质教育”
谁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是陆游？陆游活了８５岁，留下诗作近万首，平均３天写一首诗。但陆游并不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同是宋代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作品收在《诚斋集》里。但杨万里的两万多首诗也并不能让他荣膺写诗最多的诗人的桂冠，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载，清朝的乾隆皇帝在四库全书成书之际，已写诗３９３４０首。另据郑鹤声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载，乾隆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不仅为陆放翁（即陆游）所不及，也让所有其他诗人所汗颜。看来乾隆当之无愧可算中国古代写诗最多的人了。
乾隆像乾隆号称“十全老人”，其所擅长的当然不只是写诗了。
乾隆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心慕手追，身体力行，颇有成就。乾隆皇帝还酷爱玉器，现在故宫博物院的三万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乾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颙琰，琰是美玉的名字。颙琰的十六个兄弟也都以玉器的名字命名。乾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
乾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全才的帝王，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乾隆的父亲雍正非常看重对太子的教育，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是因为朱轼在康熙年间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大臣中具有良好的威信，再加上他认真和正直的品质，得到了雍正的信任。作为帝师的朱轼对弘历的影响重大。朱轼为人为官作风一贯严谨，所以对皇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候雍正都觉得有些过头了。一天，雍正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告诉朱轼，你没必要对皇子管得这么严格，不管你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将来都是要称王的。但是朱轼没有顺势而下，相反，他严肃地告诉雍正：“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宋连生先生在《大清盛世》中称赞乾隆说：“乾隆自身文化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称得上才华卓著。”弘历熟读《诗》、《书》、《易》、《春秋》，研究宋儒性理诸书，并旁通八家之文，他能够在位六十年稳定拓展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局面，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此外，从乾隆身上我们见到了清朝皇帝的一个缩影，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清代皇帝虽然在能力上参差不齐，但整体文化修养比较高。而这不得不归功于清朝对皇子的教育。
在教育上，清朝实行的是全才教育，按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讲的话就是素质教育。
清代皇子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书法和艺术。作为未来的帝王或王侯，一旦临政理事，良好的书法艺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代表了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儒雅文明的形象。康熙皇帝的书法非常出众，拿出他的极品书法代表作的话，完全可以置于一流之列，而他的皇四子胤禛书法也极其出色，康熙曾经当面夸奖过他，称赞为“遒美妍妙”，并自负因为自己在皇子教育中对书法的重视而有了很好的成果，“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妙事”。胤禛执政以后，事必躬亲，大小奏折都朱笔批示，从他留下的手迹中，今人尽可一览其书法的风采。康熙在自己的《庭训格言》中回忆了师傅教他练习书法的过程。他的几位师傅不仅自己擅长书法，而且也精通明朝时书法家的书法艺术特点。他自己承认，之所以书法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主要是依靠几位师傅的精心指点。
清代帝王对皇子们的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不及。与前代相比，清代皇子们的读书学习有如下特点：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
清代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是“上书房”，建于雍正初，起初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门向北开，共五间。在清代,皇子凡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并设汉文师傅若干人，主要教授皇子们儒家经典；称为“谙达”的满蒙师傅若干人，均多以贵臣充任。
关于课程的安排，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是这样记述的：首先，“学蒙古语二句”，然后拉弓箭数次，活动一下；接下来学习主课汉语，从早晨六点多钟开始学习，课程有五经、《史记》、《汉书》、《诗赋》等。学习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诵读百遍，然后与前四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放假日少得可怜，只有元旦（夏历正月初一）、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
清代皇子们除了要学习汉族文化经典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满蒙两种语言文字，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学子轻松。
清朝皇室之所以如此重视皇子的教育，与康熙有极大的关系。康熙皇帝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５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帝从自身的经历懂得了学习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朝的皇子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像乾隆这样的全才。
凡事有利则有弊，康熙重视对皇子教育的结果不仅直接提高了清朝皇室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还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的儿子们个个能文能武，优秀出色，个个能够独当一面，堪为帝王之才。而这直接导致了康熙末年激烈的皇储之争。
停尸不顾 束甲相争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时曹魏的朝堂上，才子曹植面对哥哥曹丕的屠刀，痛苦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权力泯灭了人性，兄弟注定要变成死敌。
唐太宗一生英明神武，攻城拔寨，但他直到临死，对武德九年那场屠杀还耿耿于怀，以至于他一直担心史官究竟会如何记录那场事变，毕竟，那次，他的刀砍向的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当时他的父亲李渊召他们弟兄三人进宫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建成、元吉进宫途经玄武门时遭到李世民及秦王府精兵伏击,两人被杀,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样英明神武的康熙虽然自己没有在继承皇位问题上费太大的周章，但他却使其儿子们为争皇位而陷入激烈的争斗。公元１７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康熙皇帝突然辞世。由于他在垂暮之年并没有指定皇位的继承人选，因而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为他身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后雍正的继位，虽然结束了纠葛于皇室内部和众朝臣之间争夺储位的政治斗争，但他的继位却成为困扰着后世的一个历史疑团。
关于雍正的即位问题，无数的野史版本传得沸沸扬扬。雍正究竟是合法继位还是篡夺皇位？他是否真的篡改遗诏成就自己的野心？这些成为后世对雍正继位疑案争议的焦点。
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中说过：到了康熙晚年，储位未定，康熙预感到，他身后他的儿子之间要有一场厮杀。康熙自己说：将来我百年之后，把我放在乾清宫那儿，“尔等束甲相争耳”。
康熙的一生的败笔就是他在立储上的不坚定。康熙２２岁时立皇二子胤礽为太子。后来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当时，康熙用四句话十七个字来谴责太子，康熙说这个太子“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史书记载康熙在宣布这个谕旨时“且谕且泣”，宣谕完了之后，由于他心情十分难过，连续七天七夜不思寝食。
康熙本来想借废太子给其他儿子一个警示，但他终究算错了一着，太子位置的空出，恰似把一只羔羊投到饥饿的狼群中，引起了更激烈的争夺。废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这对康熙的打击很大。废太子后的第二个月，康熙甚至用哀求的口气跟儿子们说，十八阿哥刚死，胤礽的事情又让我伤心不已，身患重病。我现在已经老了，心存畏惧，只盼着能够平平安安得终天年。众阿哥当思我为君父，我如何降旨，你们就如何遵行，安分守己，这才是做子臣的正理。要是你们争斗不休的话，等到哪天我死了，你们还不把我的尸体放在乾清宫，然后又像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一样，到时候“束甲相争耳”！
康熙也曾经考虑过立八阿哥做皇太子，有一次康熙征询大臣们的意思，大臣们立刻附和，后来在征询儿子们的意见时，大阿哥说，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话，我会尽心辅助。康熙一听大怒，这不是除了一个太子党，又出来一个八阿哥党，于是怒斥大阿哥，要把他囚禁起来。后来在众阿哥的苦苦哀求之下，这才作罢。为了制止更激烈的宫廷争斗，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废太子，并倾向于从其他皇子中选继承人。
康熙说他所找的这个人的标准是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禛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禛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禛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禛“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面对康熙的青睐和激烈的兄弟竞争，雍正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作了精心的准备。阎崇年说：雍亲王根据他自己的理念，根据兄弟之间争夺皇位斗争的教训，根据幕僚们的意见，他总结了四条准则。
第一，诚孝皇父。将来雍正是不是继承皇位，他可以不可以做皇太子，关键是他父亲，得讨好他父亲，怎么讨好父亲？两个字，诚、孝。对父亲要忠诚，要孝顺。果然，这一招很灵，因为雍亲王一直实行诚孝皇父这个策略，深得他父亲的喜欢。
第二，友爱兄弟。雍亲王的兄弟很多，得罪了哪一个，兄弟到他父皇那儿给他奏一本，他也吃不消。他的原则就是友爱兄弟，讨好各个兄弟。
第三，谨慎敬业。父亲教给他很多事情要办，第一，要勤，认真来做。第二，要慎，谨慎来做。别做坏了，珍惜每一件事情，都做成功、做好，让他父亲满意。
第四，戒急用忍。雍正这个人，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康熙多次批评他，雍正就想法来陶冶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脾气。雍正把父亲教导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总之，雍正对他父皇讲诚孝，对兄弟讲友爱，对工作讲谨慎，对自己要戒急用忍。他的真实意图是不声不响，一步一步地夺取皇位。
康熙所谓的坚固可托不仅仅是能够托付江山社稷，而且能够托付儿子。在太子选择的标准上，治国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将来的皇帝能够给其他兄弟一条活路。虽然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兄弟之间已经成了仇敌，但对于父亲来讲，儿子还都是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李世民对这一点有深刻的理解。李世民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又偏爱第四子魏王李泰，由此助长了李泰的狂妄，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后来魏王李泰、吴王李恪又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加上以前齐王李祐的造反，李世民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为什么选择李治为太子？李世民也给了大臣们明确的回答：李治不结党营私，这对于维护朝廷的和谐与团结至关重要。实际上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他不大可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
在这一点上，雍正当时的表现正合乎这个要求。虽然雍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和之后，在对兄弟和近臣的态度上，表现出两种性格，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但这已经超出康熙的意料范围了。
康熙儿子们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和雍正的即位而告终。雍正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后来雍正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算。
当时大阿哥已成为一只不见天日的死老虎，不足为虑。对于二阿哥即废太子，则命令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他移居幽禁。三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五阿哥，分别受到牵连，被削爵或幽禁。八阿哥是雍正眼中钉、肉中刺，后削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意思为“不要脸”，被幽禁多年，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阿哥也同八阿哥落了同样的下场，后来被定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备受折磨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被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也许是康熙的儿子们太优秀，或许是因为康熙作为皇阿玛的仁慈，康熙朝皇储的争夺最终还是酿成了兄弟相残的惨剧。就像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康熙在其儿子的争斗中也严重失职。人无完人，把责任推给康熙或许有求全之虞。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治国上英明神武的康熙，最终还是被家事弄得焦头烂额。令大清朝臣庆幸的是，在王朝的初期虽然在皇位的承继上经历了这样的腥风血雨，但宫廷争斗的惨剧没有继续，以后清朝皇位的传递终于能够风平浪静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