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行宫亦称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南。它是清代帝王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与此同时，还担负着另一项历史重担。
历史赋予了承德不一样的意义，木兰围场锻炼着皇族们的筋骨，解决的是皇家内部问题，而紧邻的热河行宫则担负起外交结盟的职能。或许是蒙古贵族不愿再回到几百年前他们曾经失去的王朝故都，或许是清朝统治者不愿用故都的繁华激起蒙古贵族重霸中原的欲望，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古贵族不愿进入北京，因为怕传染上天花，种种猜测的指向，都使得热河行宫成为了满清与少数民族会盟的乐土。
当清朝的统治者和蒙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贵族在这里把酒言欢时，大清的西北边防也在觥筹交错中变得固若金汤。
草原上永远的姻亲
一队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行走在蒙古大漠上，其中的主角是一个１３岁的姑娘，她是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公主”，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与所有帝王之家的公主一样，就是政治上的筹码。她也不例外，她此行的目的是要嫁给赫赫有名的后金四贝勒，也是她的姑父皇太极。
当然，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弱小的蒙古姑娘，后来成为影响清朝内政外交几十年的孝庄皇太后。
但她这时只是这起政治婚姻中的配角，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有清一代，十分重视对民族和边远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蒙古部落或因地理相近，或因历史上的关系，尤其受到重视。
据说满人入关前全族的人还没有明朝的军队人多，清朝当权者深深明白如果没有一个稳固而强大的同盟，要想吞并明朝是不可能的，而蒙古自然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天然的同盟，清朝的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上天赐给的机会。
清朝统治蒙古地区达几百年，对蒙古政策既有因袭前代的，也有不同于前代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蒙统治的经验，始终把蒙古部落看作是一种政治势力或武装集团。
满人在入关前就和蒙古结盟，他们相互通婚，政治军事上相互支持，后建立蒙古八旗，实现满蒙一体。对此，许倬云先生说：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富庶的中国。清廷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持，拓抚漠北，制服准葛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廷的领导之下。
蒙古部落归附清朝有一个过程，清对蒙政策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无论怎么变化，其宗旨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以维护和加强清对蒙古的统治为转移的。
“蒙古部落就像天上的云，云合则能成雨”，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早在天命年间就对蒙古作出的论断，也就是蒙古部落合则能成兵，要想云收雨止，则要使分散的蒙古部落，不能集中到一起。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对于“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人”的蒙古部落，采用威德并举的方针，化“为患”为“为用”。所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推行的总政策是怀柔和武力相结合的政策，并以怀柔为主。作为怀柔的最古老的一种方式当然是“世缔国姻”。
“一去紫台连硕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是杜甫在《咏怀古迹》中的两句，杜甫的这首诗是用来怀念汉朝因为和亲而远嫁匈奴的王昭君的，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和亲”。不过清朝与蒙古部落和亲与历史上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如果说前朝的和亲有示弱和单方友好的意思，而满蒙的和亲则主要是利用裙带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清代，从皇帝到一般王公大臣，都与蒙古部落女子成亲。同时，皇女和养女等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贵族的有三十二人。乾隆皇帝过生日时，前来祝贺的蒙古王公多是他的晚辈。清朝皇帝通过这种联姻关系，既可以笼络蒙古王公，又可以随时监视其行动。
但这种政策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危机。顺治时期，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顺治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亲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本来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但福临恰恰是一个多情种子，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他不能容忍皇后的奢侈和嫉妒，坚决要求废后另立。顺治十年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把皇后降为静妃。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并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于是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最后，这场闹剧终于随着董鄂妃的逝世和顺治的驾崩而告一段落。
“众建以分其势”这是清朝对蒙古部落分而治之的另一方针。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编设佐领，委以官员，各不统属，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猎，即便王公贵族进京朝见也有固定进关道路，不得混杂结队而行。
另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还给蒙古王公贵族高官厚禄来笼络蒙古。蒙古的汗、亲王等每年俸银二千两至二千五百两，据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统计，清廷对外藩蒙古王公俸银高达十二万两。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清朝皇帝“世世为天子，尔等蒙古王公亦世世为王，屏藩百世”的目的。清代还设立统治蒙古的管理机构。早期归附满洲的蒙古部落，一般拨入满洲八旗内管辖；后来归附者众，遂于１６３６年（崇德元年）设立蒙古衙门，蒙古衙门设有承政和参政等官，专门管理蒙古事务，当然清代对蒙古的政策并不仅仅是怀柔，看过电视剧《康熙大帝》的人应记得，电视剧中一段重要的情节就是康熙远征葛尔丹。
１６５３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死，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葛尔丹在内部的争斗中夺取了统治权，并通过兼并漠西蒙古其余各部和控制回部，成了西北草原上的强大势力。
后来葛尔丹勾结沙俄，占领喀尔喀蒙古，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要与清朝相抗衡。１６９０年，葛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深入内蒙古境内乌兰布通，距京师七百里。康熙帝下诏亲征，大败葛尔丹于乌兰布通。１６９７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至宁夏，葛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死去，“所部尽降，于是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
蒙古与满清的关系是复杂的，当葛尔丹试图与康熙平分天下的时候，蒙古的另一支则走上了与葛尔丹完全不同的道路。
乾隆年间，在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上，蒙古的一个部落艰难地跋涉着。他们踏着积雪，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祖国前进。这就是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他们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１７世纪３０年代﹐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无主之地。１４０年后，由于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于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６日，在渥巴锡汗的统率下，毅然举行武装起义，带领１６万人东归祖国。到６月，土尔扈特部历时半年，行程１万多里，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人员减半的巨大牺牲，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们献出了永乐八年明朝政府敕封给他们祖先的汉篆玉印，表示回归祖国的诚意。
清廷对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的行动十分重视。乾隆帝在热河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渥巴锡等首领，并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两篇﹐立碑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同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对土尔扈特部牧地也作了妥善安排。
作为仅有的两个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满清与蒙古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满清在对待蒙古的政策上与对待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或许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或许是为了在人数众多的汉族面前不过于孤单，蒙古就成了满清坚定的盟友和坚强的后盾。
天山风雨几多晴
２００１年３月，在安徽砀山城西关梨园小区建筑工地，一辆挖土机作业时，在４米多深的地下突然发现一座清代古墓。让人惊奇的是，人们在打开一号棺时，棺内一股奇特、浓郁的香味扑面而出。更令人惊讶的是，棺内一具女尸居然保存完好，就像刚刚入葬时一样。尸体的完好程度在安徽甚至中国整个考古史上都难得一见。
该女子是谁，当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得出了答案——香妃。
当然，后来的考古证实，那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猜测。但也说明随着有关香妃电视剧的热播和有关野史的传扬，香妃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历史上的香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在乾隆皇帝的四十多个后妃中，有一位回族女子，她就是闻名遐迩的香妃。传说香妃遍体生香，但是否如此，根本无从考证。
香妃诞生在新疆和卓族的一个贵族家庭。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左宗棠收复该地之后，西域改称新疆。新疆和卓族是世居叶尔羌的回族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和卓是波斯语的译音，本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后裔和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西域伊斯兰教封建上层人物也自称“和卓”。所以香妃又叫和卓氏。
新疆在清朝历史上数经动荡，晴雨难测。乾隆年间，清军进军伊犁，二次平定准噶尔叛乱，解救了被准噶尔拘禁的叶尔羌、喀什噶尔封建主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大和卓木、小和卓木。不料两年以后，大小和卓诱杀清朝将领，小和卓自立为巴图尔汗，发动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清，一时协从的有几十万人，叛军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
乾隆帝派清军进入南疆（天山南路）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残酷地压迫维吾尔族人民，人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小和卓亲自屠杀逃亡的士卒。后来，清军两路会师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兵败西逃。他们的部众树起大旗呐喊呼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此后，图尔都台吉等不愿归附分裂的部落，配合清军，于乾隆二十四年，彻底平息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乾隆二十五年，图尔都等五户助战有功的和卓来到北京。乾隆令他们在京居住，并派使者接他们的家眷来京，封图尔都等为一等台吉。图尔都２７岁的妹妹也被选入宫，册封为和贵人（即香妃）。显然，这是乾隆皇帝统一西域后，实行“因俗而制”的政治需要，即政治联姻。
宋连生先生在《大清盛世》中说：乾隆对香妃的宠爱，有很浓厚的政治含义，是出于民族关系的考虑。对妃子的宠爱，对其民族信仰的尊重，可以表明皇帝对这个民族的重视。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盟旗制和伯克制。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设盟旗制。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
新疆一直令清政府比较头痛，尤其到了清朝末年。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长江中下游流域从此战火不绝。１８６４年，南疆和北疆几地分别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
１８６５年１月，在叛清割据政权的邀请下，以安集延人（乌兹别克人）为主体的浩罕汗国派遣军事首领阿古柏等６０余人进入新疆喀什噶尔，以帮助巩固政权为名，行篡位夺权之实。在英国等支持下，１８７１年，阿古柏相继攻取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１８７１年７月，俄罗斯军队趁清廷无力西顾，以“回乱未清，代为收复”的名义，也借机抢占了北疆伊犁。至此，新疆完全脱离清廷控制。
内外交困中的清政府，面对晴雨不定的新疆，既难以割舍，又缺乏收复的信心。１８７５年，清廷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廷两位主要大臣意见分歧。李鸿章重“海防”，也就是放弃新疆，左宗棠则主张加强西部“塞防”，收复新疆。左公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慈禧太后心里没底，于是她问左宗棠收复新疆需要多少时间，左宗棠的答复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
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１８７６年４月，左宗棠以６５岁高龄，抬棺西征。左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边进军，边植树，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郁郁葱葱的杨柳被人亲切地称誉为“左公柳”。从甘肃西部直到新疆西陲塔城，在绵延１０００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上，有一道独特的景观——左公柳。直至今日，千余棵粗大的左公柳还生存在他抬棺西征的路上。
左宗棠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为方针，展开了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缓进急战”的策略主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迟”为后勤，“速”为决战。清军先打驻守乌鲁木齐的白彦虎集团，１８７６年８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清军顺利占领乌鲁木齐，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白彦虎部逃往南疆。
此后，清军“缓进”，以备粮草军需。期间，阿古柏死亡，其集团内部爆发内乱。１８７７年９月，清军发起南疆战役，刘绵棠率步骑一个月驰驱３０００里，一举收复东西四城，南疆全复。
清军收复新疆大部以后，俄军拒绝撤出伊犁，对此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最终，曾纪泽推翻已由清使崇厚与俄拟下的约章，俄罗斯同意撤出伊犁。１８８１年初，中俄正式签订《伊犁条约》。据此，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至此，新疆全境基本收复。
清政府手中的这团乱麻，终于被理出了一点头绪。王震将军在评价左宗棠时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疆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白彦虎部，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在陕西以清真寺教坊为基础组织，以阿訇为骨干，发动了反清起义，后来被清军击败逃到新疆。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清军的追击下，白彦虎率部属约３３００余人，退至中亚楚河一线，即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处，定居下来。
中国回民在异邦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繁衍生息，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据称，如今９０％以上的“东干人”仍然使用着陕甘方言。
当新疆在动荡中走过了清王朝的风风雨雨，当天山雪莲一年一度地开放，香妃的故乡终于在风雨后恢复了宁静。
世界屋脊上的皇权
珠穆朗玛峰，布达拉宫，需要世人仰望才见的雪域，本来就是适宜灵魂栖居的地方，再加上那种种神秘的传说，还有那神秘的自然风貌，与天相接的西藏，是游离在俗世边缘的净土，这样的净土自然不是俗人所能够统治，所以，就有了在此世和彼世之间不断轮回的活佛。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藏语称“朱古”，意为“幻化”或“化身”。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７世纪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本教的一些教义、神礻氏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人俗称为“喇嘛教”。
公元１３世纪，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忽必烈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人们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
公元１２８３年，噶玛拔希圆寂。噶玛噶举派按教规不能婚娶、依靠嫡亲来继承教权，同时也为了避免师徒传承容易造成自立门户、分散力量的弊端，他的弟子秉承师命，找来一小孩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河。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正式设立的制度。到了清乾隆时期，西藏一些权贵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弄虚作假，以致争权夺利，引发内忧外患。乾隆皇帝看到这种情况，遂颁赐一金瓶，要求活佛圆寂后，将候选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许倬云先生说：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廷的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廷皇权，经由喇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喇嘛教信徒均奉清廷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廷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元明以来，西藏事务都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也派钦差进藏督办。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采取优抚政策。
清代对西藏的控制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崇德年间达赖及班禅已派人向清朝朝贡，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葛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达赖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什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在宗教上班禅略低于达赖，在政权上达赖高于班禅。
西藏地势隆起，海拔极高，对其四周邻近地区皆有高屋建瓴之势屏蔽青海、滇、蜀，乃清朝西部边境天然之藩篱；另外，鉴于西藏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以及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领袖的驻锡地所提供的对蒙藏人民的宗教凝聚力。因此，控制西藏，掌握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对于柔顺、抚绥蒙藏诸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鉴于西藏地方对清帝国的重要，雍正帝决心将其置于朝廷的直接掌握之中。清朝继承了明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五世达赖就与清朝有书信往来。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受顺治帝邀请，率领藏官待从３０００人亲赴北京。五世达赖进入青海境内时，顺治帝派内务府大臣前往欢迎，并由国库发给口粮，赏给金顶黄轿入都。五世达赖到北京后，住在特为他修建的西黄寺里面。第二年，五世达赖回西藏时，顺治帝又送去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他为“达赖喇嘛”。“达赖”是蒙语，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
１７１３年，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是梵文，大师的意思，“额尔德尼”是满语，珍宝的意思。这样，清政府确定了达赖和班禅的封号，并规定了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１７２７年（雍正五年），清朝还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一人，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长驻西藏，协助地方政府处理政务。这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
雍正时期，又把达赖喇嘛移驻内地，对此，川陕总督岳钟琪分析道：“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设使谆噶尔之人乘虚来藏，一闻我兵两路应援，彼竟仍如从前逃遁，或将达赖喇嘛一并迫胁带往，则口外番彝向背所系，关系甚大。我兵独得一空藏，守之无益，弃之可惜。故臣窃以为取藏犹易，而保护达赖喇嘛甚难。若云遣兵进藏，臣虽无才，尚可仰仗天威，力能身任其责。而兵马未到之先，鞭长莫及，恐不能保达赖喇嘛不失陷于谆噶尔之手”。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关系重大，一旦为其他政权所劫持，清朝自然会失去在西藏问题上的主动权。自清廷立国以来，直至雍正朝结束，准噶尔蒙古对清朝西北边境的威胁始终未能解除，且力图置西藏于其统治之下，曾经劫持过达赖喇嘛。
正如张羽新先生所言，“清政府害怕准噶尔故伎重演，再次劫持达赖喇嘛，造成西藏的动荡，于是将七世达赖移驻川边”。１７３２年，准噶尔蒙古在额尔德尼石被额附策凌重创，失去了与清朝抗衡的实力。１７３３年，噶尔丹策零主动提出与清朝和谈。雍正帝鉴于准噶尔蒙古的威胁暂时被解除，因此，准许达赖喇嘛重回拉萨。
有清一代，西藏和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北京的雍和宫的英文名称叫Ｌａｍａ
Ｔｅｍｐｌｅ，因为雍和宫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喇嘛庙，这里原来是皇四子雍亲王的府邸，雍正即位后，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在清代，蒙藏地区的大活佛来到北京，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时任雍和宫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乾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雍和宫的佛仓曾经成为清中央与藏、蒙地区大活佛联系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