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究竟是汉民族，还是鲜卑族？
有人认为，李唐王室是鲜卑后人建立的王朝，是胡人王朝不是汉家王朝。陈寅恪先生曾说过：“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李唐王室虽然有部分鲜卑血统，但毕竟属于汉民族。
其实，在这个中国历史中最辉煌的皇室内部，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很多很多，血统之争与之相比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
长孙皇后给人突出的印象是理性，理性地分析时局，理性地对待他人，包括理性地对待生命。
——孟宪实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这首诗是长孙皇后所作的《春游曲》。所有的人都说，这诗是长孙皇后的自我写照。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个草长莺飞、桃花盛开的时节，一名美丽的女子徜徉于宫廷的深院中想心事，因为她的美丽，新桃也来偷面色，嫩柳也来学腰身。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是谁呢？不用问，她的风流出众早就美名远扬了。
自然，这个诗中的女子就是长孙皇后。从诗中，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超凡的审美趣味。桃面是外在的，身轻是外在的，翩翩舞姿是外在的，如莺的声音也是外在的。这些，只有在健康精神的凝聚之下，才可以概括为风流。长孙皇后雍容典雅、恬淡端庄、慧黠毓敏、坤载万物，宛如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真正的风流除了外在的美色，更重要的是精神。长孙皇后的精神就在于她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理性的智慧之光。正如孟宪实先生认为的：“长孙皇后给人突出的印象是理性，理性地分析时局，理性地对待他人，包括理性地对待生命。”
长孙皇后出生于士族家庭，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特别喜欢读书，对于这点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她手不释卷，寒暑如一。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经验主要来自间接获得而不是直接获得，读书就是获得间接经验的最重要途径。据《贞观政要》记载，有一次唐太宗要杀宫廷里的养马人，因为一匹皇上喜欢的马无疾而终。长孙皇后知道后，马上出面提意见，最后唐太宗火气消解了，还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而皇后所说的话，几乎就是《晏子春秋》的翻译。唐太宗说过，读书以润身，不论是太宗还是皇后，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都很出色。
长孙皇后理性的一面还表现在她能理性地分析时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
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比起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靠专制的政策和手腕来治理后宫，长孙皇后的行为更加让人信服与钦佩。
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
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才能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得甚是在理，于是没有计较此事。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
长孙皇后一心为国，从不为自己考虑利益得失。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著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
其实，唐太宗也以理性著称，在面对秦始皇、汉武帝谋取长生的做法时，他曾经给予不屑和嘲笑。但是，晚年的唐太宗却又重蹈覆辙。也许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生命尽头时，恐惧会自然生成、从天而降，从乱投医到不顾一切信一次巫术，很多人都可能会选择这条最后的迷幻之路。
然而，长孙皇后没有，她的理性涤荡了所有的侥幸。她的生命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仍然光芒四射，那是美丽，是庄严，是高贵。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段，太子承乾希望请佛教人士来讲经做法事或者通过大赦天下来治愈她的病情，因为在当时，那是通行的办法。可是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愿化干戈为玉帛 风送思念回长安
中国史上越是强悍的朝代，如汉唐，就越是喜欢和亲，越是孱弱自卑的朝代，就越是没有和亲的资格。
——柏杨
在我国古代，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太阳是一只金鸟，它栖息的地方是一片幸福安宁的乐土；西部雪域——西藏，就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西藏有一个宁静而祥和的地方——贝纳沟，这是一条大峡谷，两边的山脉不见边际，矗立在青藏高原的蓝天下。山上松柏如画、山下小河如诗。这里是中国的“三江之源”，是闻名于世的藏族歌舞之乡。
一千三百年前，一位公主从遥远的长安来到这里，播种文明与希望；一千三百年后，这里四季香火不断，酥油灯昼夜常明，前来朝拜的藏汉人民络绎不绝，亲如一家。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实不为过。
此时的唐朝，正是“贞观之治”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那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家富强，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长安，和唐人做生意，他们以来到长安为荣。这些商人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原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唐朝的强大，使得周围各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表示臣服。为了加强自己和唐朝的亲密关系，都争先恐后地派使者向唐求婚。就像柏杨先生说的，中国史上越是强悍的朝代，如汉唐，就越是喜欢和亲，越是孱弱自卑的朝代，就越是没有和亲的资格。唐朝的和亲与汉朝不同，汉武帝之前，由于战乱而国力孱弱，汉朝是以被动和亲而换得七十年边界安宁。而唐朝的和亲则完全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强盛之音。
而在这个时候，一代英主松赞干布也已称雄雪域高原，完成了对一些小国的兼并，定都逻娑(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密切关系。从公元634年始，他两次派能言善辩，聪明机智的大相禄东赞出使长安，向唐皇求亲。
因为当时吐善已经击溃了吐谷浑，成为西南举足轻重的强邦；唐太宗深谋远虑，觉得只有对吐蕃加强笼络，才能保证大唐西南边陲的稳定，因此才千方百计地对他们从经济和文化上予以协助，使吐蕃在潜移默化中感激和追随大唐。文成公主实际上就是肩负着这项和睦邦交的政治任务远嫁的，这支送亲的队伍也是前去协助她完成这项使命的。
公元641元，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和亲的请求。
文成公主，唐太宗的一个远亲李姓侯王的女儿，端庄聪慧，自幼饱读诗书，她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带着一份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对家人的眷恋，在贞观十五年的一个冬天，她离开了长安。之所以要在隆冬季节出发，是因为由长安经陇南、青海到西藏有一个多月的路程，沿途要经过几条湍急的大河，隆冬季节河水平缓，才便于送亲的队伍通过。
送亲的这支队伍，除了携带着丰盛的嫁妆外，还带有大量的书籍、乐器、绢帛和粮食种子；除了文成公主陪嫁的侍婢外，还有一批文士、乐师和农技人员都在送亲的队伍中，就像是一个“文化访问团”和“农技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的艰苦跋涉，春暖花开的时候，文成公主一行到了黄河的发源地——河源，这里水草茂盛，牛羊成群，一改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一路上很为吐蕃环境恶劣而忧心的文成公主这时也松了一口气，于是送亲队伍在这里作了数日的短暂休整。
这时，松赞干布亲自率领的大队迎亲人马也赶到了河源，松赞干布一行见到大唐使臣江夏郡王李道宗纳头便拜，并行了子婚大礼，他已认定把大唐作为吐蕃的上国。李道宗请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见，这位驰骋高原的吐蕃王一见到中土的金枝玉叶，顿时为她而倾倒，只见文成公主身着华美的盛服，神态端庄，气度文雅。而文成公主所见到的松赞干布，虽然被高原的烈日和狂风塑造得黝黑而粗犷，但配上他高大健壮的身材和眉宇间流露出来的豪爽之气，显得十分英武。文成公主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算是嫁了一个伟丈夫。
文成公主的到来，给吐蕃带来了希望。文成公主把唐朝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给了藏族人民。
当时藏族没有文字，记事时用绳打成结，或在木头上刻一些符号来表示。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专门研究，创造了2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从此，汉文书籍就可以用藏文翻译出来，发展了藏族的文化。
西藏过去没有完整、可靠的历法，以麦收的三月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采用了汉族的历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成公主带去的乐队，丰富了藏族的民间音乐。
还有那些工匠，这时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帮助藏族人民发展手工业，掌握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上也采用了新式的农具和汉族的种植方法。文成公主带去的种子也在藏族的土地上生了根，传了代。据说既耐寒又抗旱的藏族芜菁(蔓菁)，就是其中的一种。
从此以后，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松赞干布将贵族子弟送到长安去学习文化，还邀请了汉族文人到西域为他们缮写汉文的公文。唐高宗初年，文成公主派人再次要求唐朝派工匠传播先进技术，得到了准许。于是，汉族的冶金工艺、农具制造以及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制墨等技术都先后传入西藏。同时，西藏的特产犀角、麝香以及马、金器等也流入唐朝。唐人陈陶《陇西行》中这样描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就充分说明了文成公主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的影响。
现在，在藏民中间流传着一首歌，歌中这样唱道：
今天文成公主来西藏
狮子进了大森林
孔雀落在大平原
不落的太阳高高升起
西藏从此幸福太平
……
择机而教微言大义 《帝范》篇篇见真知
唐太宗在位22年期间,居安思危,任用贤能,虚心纳谏,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协调民族关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然而就在此时，皇室内部却是暗流涌动。皇子与诸王中有的作恶多端，有的争夺皇位继承权，有的企图举兵谋反。隋亡的教训与皇室的矛盾都使他感到,为了李唐王朝长治久安和皇室内不骨肉相残,选立与教育太子、诸王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唐太宗对皇属的基本要求是:第一,克己。不要因为生长于帝王之家而不注意克制约束自己。如果胆大妄为,言行放纵,会遭灭身之灾。第二,惜民力。穿衣吃饭等日常享用,都是蚕妇农夫等辛勤劳动换来的,要倍加珍惜。意思是勿夺农时,勿滥用民力,使百姓安居乐业。第三,戒骄奢。唐太宗希望诸弟“学朕”,外绝游览观赏的乐趣,内去歌舞女色的欢娱。处理军国大事不怕辛苦焦劳,不骄奢淫逸,不倚仗自己的长处而鄙视别人的短处,以“得免于愆过尔”。第四,慎听断。审理案件不要感情用事,高兴时从轻发落,愤怒时从严惩处;要虚怀纳谏。唐太宗晚年多病,太子李治虽仁惠、“孝爱”,但秉性懦弱,又无治国经验,因而放心不下。为使他成为守业之主,便在贞观二十二年即他去世前一年,特作《帝范》赐给李治,对他进行完整、系统的教诫。
《帝范》因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君道”二字。《帝范》开篇就集中地讨论为君之道的理论，而且，其他各篇也都是围绕着“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的，即“君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宋史学家范祖禹特别称赞“太宗可谓知君道矣”，是有道理的。
在唐太宗看来,古代的明君圣帝之所以功垂万世,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黄帝学大颠,颛顼学録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今天也是如此,“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唐太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自己的智慧比不上圣人,若不向师傅学习,没有大臣辅助,就不可治理好天下。
唐太宗在训诫太子、诸王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方法。情理结合,德法相济。
为了使15岁的李治明白事理,他采用了以事明道、以物喻理的教育方法。见他将要吃饭,便问:“汝知饭乎?”李治回答:“不知。”便告诉他:“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以此使太子明白以农为本的道理。看到李治乘马,又问:“汝知马乎?”李治答:“不知”。便告诉他:“马是’‘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以此使他懂得爱惜民力的重要性。看到李治乘船,又问:“汝知舟乎?”李治答:“不知”。又开导他:“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怕!”以此要他畏惧民众的力量,力戒骄纵。看到李治在弯曲的树木下休息,又问:“汝知此树乎?”李治还是回答“不知。”唐太宗又耐心启发他:“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以此使他虚怀纳谏,防止独断专行。即使到了去世前一年,李治已长大成人,唐太宗还是采用这个方法进行教育。比如在《帝范．崇文》中说:“质蕴吴竿,非栝(按:箭未扣弦处)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意思是虽然吴地生产的直竹可用来造箭,但如果箭末不配上羽,则射之不远;同样,人虽有聪慧之性,如不经常学习,也不能明辨是非。这种教育方法比较直观,通俗易懂,有助于缺少生活经验的青少年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较快地明白寓于其中的深刻道理。
太宗特别善于以古圣贤为鉴，善于利用历史上圣主明君等榜样人物的事例来教育后人。如《帝范》的《求贤》篇在讲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时列举了尧、舜、商汤、周文王、齐桓公因善于用人而成就王霸之业的事迹;在《纳谏》篇讲如何听取臣下意见时,引用了因为进谏,汉成帝时的朱云攀折了殿槛、魏文侯时的师经投瑟撞坏了窗子、魏文帝的辛毗扯着曹丕的前襟、汉文帝时的袁盎不让慎妃与皇后同坐等故事,指出他们都不仅没有被怪罪,反而得到表彰,从而使君臣相通,忠者竭其忠,智者尽其智。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太宗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情去感化他们,现身说法,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鉴定。如在去世前一年对太子说：“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也。”一个创业的君王,能向儿子作这样的自我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管子·君臣》说:“道德立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意思是君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礼记·大学》要求君王与百姓一样要进行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两汉时的刘邦、刘秀、刘庄,三国时的曹操、刘备,南北朝时的萧嶷、萧纲等都重视家教,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唐太宗吸取了历史上的家教思想,总结了隋王朝败亡的教训与自己对王子们的教育经验,写下了《帝范》、《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把帝王家训推进到了新阶段,是中国帝王家训的集大成者。
皇帝的随心所欲 一句戏言失天下
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钱穆
皇帝乃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出的话便是金口玉言。虽然就权力而言，皇帝依旧被有所限制，但偶尔闹个小脾气，还是能够做些无理的要求。
钱穆先生在评点历代政治得失时说：“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唐代，相权被分散，因此王权无形地增强了。然而，一般来说，皇帝下诏也必须经由中书门下才能颁布。不过，皇帝偶尔固执一下，也会有不符合制度的行为出现。如果君主足够强悍，错便错了，百官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宰相也只是肚里撑撑船；如果君主的翅膀根儿不硬，那么耍小脾气就要斟酌利害关系了。只可惜，我们的中宗皇帝没能提早认清这一点。
唐中宗李显曾经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被浓墨重笔写了一番。连皇帝都有些底气不足，更不要说受封者了。因此，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其他官员所鄙夷。
既然话说到此，便顺便提提中宗第一次下台时的导火索，也同封官有所关联。李显排行第三，两个哥哥先后被立为太子，结果都没有登上帝位就被废黜，如今龙袍居然穿到了他的身上，着实让他有些兴奋过头。那时，武后余威仍在，为了尽快培植自己的朝廷亲信，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中宗即位后，皇后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立即从一名小官一跃而升为豫州刺史，充分应验了“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的旧话。但韦氏仍不满足，在她的要求下，颇有些惧内的中宗又准备升韦玄贞为侍中（门下省长官、宰相中的第二位）。
这次的提升没有那么顺利了，中书令裴炎坚决反对，据理力争，韦玄贞并无大功，仅仅凭借皇后父亲的身份一下子晋升高位，未免太快了一些。裴炎再三劝谏，惹得中宗火起，怒道：“我是天子，只要我愿意，就算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区区的侍中？”或许是为自己的仕途着想，或许也为了李唐的江山担忧，回天无力的裴炎无奈之下便将中宗所言如实转告了太后武则天。
第二日，武则天驾临洛阳宫乾元殿，召集百官，废中宗为庐陵王。李显问道：“朕有何罪？”武则天道：“你想把天下都让给韦玄贞，还能说无罪？”中宗这才明白过来，登时无言以对。这样，中宗只做了四十多天的皇帝，就遭废贬。
看来皇帝想要随心所欲，也需要有一定的资本。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此是刘祎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祎之则因此遭了杀身之祸。中宗因无理封官时的一句戏言而被废，其实也是历史的偶然，武则天与中宗的力量权衡才是他下台的关键。
钱穆先生解释，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的一切法制，有时也时常有不严格遵守的特例，因为闹得不大，所以皇帝也可以偶尔任性一下。当然，前提是君主能够有足够的震慑力。
迷恋金丹服饵术 误国亡身皆欷歔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瑶池》：“瑶池河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讲的是西王母推开雕镂彩饰的窗户，眺望东方，却不见穆王的影子，只听见《黄竹歌》哀动大地，穆王所骑的八骏马飞驰神速，一天能行三万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如约而来呢？结合当时背景不难发现，晚唐好几位皇帝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药，企求长生不老，以致服金丹中毒死去。王母所盼望的周穆王已经因此而死去，就连西王母这位神仙也无法挽救他的性命，那些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自然是靠不住了。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升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典籍中没有确切地记录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他们所服食的是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开始出现了炼丹，到了东汉，方士们的神仙思想发展成为道教，炼丹的风气便深入民间。除了中国发展炼丹术以外，8世纪，阿拉伯也出现了炼丹术，他们追求一种叫做阿尔伊克西尔的万应灵丹，指望用它来使人长寿。约12世纪，阿拉伯炼丹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传播到欧洲。
炼丹术在唐朝时期已经进入黄金时代。许多皇帝因服食丹药中毒身亡，因此许多专家均提出方术丹药不可尽信的警告。但皇帝们仍坚持炼丹，因不是所有丹药都是有毒的，有人亦以金丹毒为戒，改用其他方法追求长生，而且当时“以毒攻毒”的观念在现代医学上是成立的。根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中记载，唐太宗、高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皆因服食中毒而亡。可见当时迷信丹药成风。
唐太宗是唐诸帝中第一位迷恋金丹服饵养生术的皇帝。长期的戎马生涯和紧张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极大地损坏了太宗的身体,至晚从贞观六年开始,太宗的体质就每况愈下。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后来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与高祖一样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由于长期服食“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看来太宗服用丹药的动机是治病，反过来却让丹药害了自己。
唐高宗与太宗颇为相像。最初他也不信神仙之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无奈高宗的体质一直较弱，显庆五年十月，他刚33岁，也得了“风疾”。从这以后,病情就一直没有好转。总章元年(668年),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向高宗进献了丹药，从此高宗就离不开它了。后来大臣郝处俊以太宗的教训劝阻了高宗。但高宗并没有停止炼丹合药活动。高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上苦头重,不能视”，很快也病逝了。
后来的唐朝皇帝似乎接受了先人的教训，唐穆宗即位后，惩办了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方士道徒。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对神仙之说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和流放了炼丹的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还说：“朕每览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为诫……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
可是好景不长，两位皇帝也都不约而同地重蹈覆辙。
据《通鉴》卷二四二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条载:“上与宦者击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宦官王守澄曾将懂医术、善治丹的郑注推荐给穆宗,受到厚遇。李德裕曾说:“郑注精于服食。”穆宗为了减轻风疾的痛苦，亲信方士,讨得灵丹妙药,为他治病。不幸的是穆宗也因过度服用丹药致使病情加重而死。
宣宗明知丹药之危害而偏要服食，司马光将之归结为“上晚节好神仙”。但这又很难解释此前宣宗所发的关于神仙的一番宏论。宣宗从小体质就很差，患过大病。此后曾多次求访异人、醉心服食仙丹，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唐朝的皇帝大都自幼生长在深宫,锦衣玉食,体质本来就不很健壮,及至登基以后,更少了约束,内宠成群,加之政事杂务以及恶劣的情绪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使体质更加虚弱,极易产生疾病。高祖、太宗、高宗以及顺宗、穆宗、宣宗都是得风疾，而后服用大量丹药致死。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永平教授认为，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身体健康因素以及唐帝室家族中有可能遗传一种病症——“风疾”，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是出于对疾病的治愈，还是单纯地希望长生不老，李唐皇室以及上层社会以服食金丹仙药而求长生的风气是不值得提倡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唐代因服丹而引起的炼丹活动也推动了医药化学的产生和火药的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