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先生有一篇文章《唐朝的天空》，其中提到了“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
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盛唐佛音：拈朵微笑的花
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
——钱穆语
在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庙宇。1987年春天的那个佛诞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这些是世界上已知仅存的佛指舍利，而与之相映衬的是一个大唐的盛世。因为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季羡林先生曾预言：如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也将会成为一门国际学问。这一说法道出了法门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佛教在盛唐时期的地位。为何一个寺庙能和一个王朝盛世联系起来呢？其实法门寺是隋、唐皇家寺院。唐代皇帝先后八次来这里迎奉舍利，每次迎奉之后，皇帝便回赠大量珍宝，这些珍宝便藏于地宫之内。
盛唐就像一个兼收并蓄的大家，这种包容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经济、文化与国际交流上，还有一个宗教问题，那时最主要的是三个宗教：儒、释、道。同时伴随着外籍人士的到来，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传入中国。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史。”确实，佛教伴随着中国文明走过了两千多年的路，它已经和我们本土的宗教一起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来，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佛教于西汉之际，即公元前1世纪初已传入中国，在中国百姓中广泛传播。汉末三国时，一些从西方来的僧人开始翻译汉文佛经。两晋时期信奉佛教之风日盛，南北朝时中国境内各割据势力大多积极扶持寺院和佛学的发展。南梁时，佛教寺院多达2846所；北魏时，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岗、洛阳龙门三大石窟都已初具规模。唐诗人杜牧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当时佛教盛行之一斑。
而提到盛唐的佛教，有一个名字不可不提，这就是玄奘。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中国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是在后世文人吴承恩的笔下，那个唐僧，那个师徒取经的故事，以及那个长演不衰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
其实在退去了神话色彩后，玄奘的经历也具有其自身的神奇性。他的西行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东晋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著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和诃梨跋摩所著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在中国传播小乘佛教。在唐朝时，小乘佛教归于消亡。因此，唐代流传的佛教以大乘为主。
玄奘，本姓陈，名祎，他从小即对佛典非常感兴趣，并且笃信佛理。在隋炀帝大业十年的时候，他出家为僧，年仅十三岁，后法号玄奘。从此，玄奘便潜心攻读佛典，修行佛法。不久，他又云游四方，遍访名师。由洛阳到长安，后转往成都，住了五年，随名师学习佛教经典。贞观元年(627)回到长安，从名师学经，对大小乘都很有研究。前辈都推崇他，称他为“佛门千里驹”。
玄奘之所以决定西行取经，首先是为了解决翻经问题。当时尚有很多梵本经典没有传译过来，人们所译的经论，大多采用意译法，因此很多问题都无法解答，让人无所适从。因此玄奘乃发心前往天竺，寻求原始的梵本经典，学习佛法。
贞观元年八月（627）他联同几位打算西行的同伴上表唐太宗李世民，要求领取出西域的通行证。但当时正值突厥侵扰边疆，唐朝为了防止国人私通突厥，严禁人民出关，玄奘等人始终不获批准，因此滞留在长安。直到关中发生天灾，百姓不得食，太宗允许饥民出关就食，玄奘遂伪装为饥民，得以出西域，踏上前往天竺的路程。
他自长安出发，经秦州、兰州、凉州，潜行至瓜州，循北道出玉门关，越过八百里的莫贺延迹大沙漠，到达伊吾。后转往高昌国，国王十分赏识玄奘，热情招待，力邀他留高昌弘法。但玄奘西行之心不变，无奈之间，留此说法一月。高昌王送钱财给沿途各国及西突厥，请其照顾玄奘。于是玄奘再起行。他先后经焉耆，龟兹，越葱岭，最后到碎叶城，见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可汗下令属国保护玄奘，玄奘顺利经昭武九姓国，吐火罗国，而越黑岭至北天竺。
算起来，玄奘从高昌国到天竺，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算起，已跋涉了将近一年，受尽千般苦楚，终于来到了佛教的发源地。
从此，玄奘遍游五印，广学诸派经论。贞观五年(631)，玄奘到达中印度的伽耶城，前往当时印度最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佛法。主持法师戒贤得知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对他甚是礼遇，还破例为他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的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玄奘在寺五年，成为寺中解论经五十部的十人中之一人。后遍游五天竺，将印度诸派各家学说包罗无遗。
当时有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在其都城曲女城设立大会，有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6000余人参加，有18国国王到会。大会以玄奘为论主，以玄奘所著沟通瑜伽、中观二说之《会宗论》等为标宗。任人破难。但直到18后天大会结束，竟没有一人敢提出异议。于是玄奘声冠五印，得到大小乘诸派的一致推崇，大乘人尊他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他为“解脱天”。其后，玄奘应邀参加了在钵罗耶伽国举行的万人无遮大会，经过75日会毕，最后辞别东归，沿原来路线经西域诸国，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回到长安。至此，玄奘西行求法，前后历时17年，取回经典520夹657部。
因所携经像甚多，途中已有损害和遗失，玄奘恐再有失，乃上表唐太宗，报告西行经过，在朝廷引起轰动。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等前往奉迎，并亲自于皇宫大内接见玄奘。并下诏将玄奘安置在弘福寺内，专心译经。后太子建造慈恩寺时，又在寺内兴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大雁塔，专门为玄奘保存和储放从天竺带回的佛经。同时还建造了一座译经院，将玄奘和诸高僧迎至慈恩寺内，后高宗又将他安置在宜君山的故玉华宫中。玄奘先后共译经、论75部，凡1335卷。译经之余，玄奘还和弟子一起撰写了关于他在西行取经途中的诸多见闻——《大唐西域记》。该书真实地记载了西域地区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和历史传闻，是研究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
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逝世。高宗闻之，十分哀恸，为之罢朝，反复叨念“朕失国宝矣”。
玄奘西行，传入大小乘佛教，完成中国佛教发展。而太宗皇帝大力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就是尝试平息佛教派别的纷争。无论如何，玄奘的西行取经，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同时，佛教在唐朝的发展也呈现起伏不定的状态，这从当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可见一斑。太宗李世民倡道教，但他依然支持玄奘译经，是因为他试图统一佛教派别纷争，是为了适应政治上的统一，由此可见其胸怀。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崇佛，至玄宗李隆基亦是崇奉佛教。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曾在皇宫中迎佛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在盛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十分兴盛，直到唐武宗才有了崇道抑佛的举动。他大举灭佛，不过那已是公元9世纪的事情了。
在唐朝中期，佛教发生了一场改革运动，形成一个新的宗派，这就是禅宗。禅宗盛行以后，其他宗派的影响逐渐衰微，甚至消失，“禅”成为佛教和佛学的别名。禅宗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受魏晋玄学影响甚深。有学者甚至认为“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思想）其实”。禅宗是天竺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冲突融合的产物。禅宗五祖弘忍能“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种超脱无碍的处世态度与魏晋士风颇为接近。自弘忍之后，禅宗的中国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出现了禅宗南宗。
弘忍命门下弟子做偈，想从中选拔一个继承衣钵。一个舂米行者慧能诵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与“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两首谈空说无，相比于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来说，说得更彻底，从作为弘忍门下上座弟子的神秀手中夺去了禅宗的传法袈裟。自此禅宗分裂为南北二宗。神秀所立北宗主张通过长期苦修，逐渐开悟成佛。北宗比较重视戒律，强调打坐修行。慧能得弘忍秘传《金刚经》，携袈裟远遁岭南，开创禅宗南宗。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枝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真，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无不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钱穆语）。
不论佛教如何发展，它都在盛唐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堂庙宇，那些庄严无比的菩萨造像，蕴藏了大唐盛世的无限气象以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
儒家思想在沉潜中等待绽放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明的唐太宗。孔子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令人称颂的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
——黄仁宇
原始儒家思想上承周代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为世人奉献了“四书”、“五经”等诸多经典。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汉代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采纳，从而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发展到宋代儒学又出现了一个高峰，即程朱理学。而儒家思想在盛唐虽然没有站在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但它依然风姿绰约，沉潜着，直到宋代的美丽绽放。
一君一臣的儒家仁者胸怀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
孟子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
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
……
这是杜甫于至德二年结束了往鄜州省亲之旅返回长安的途中，再一次经过太宗李世民的墓地昭陵时，写下的五言长律《重经昭陵》。诗人在这里讲的是在隋末风起云涌的英雄群体中，最值得歌颂的当属太宗。他手提三尺剑，征战沙场，为天下而身先士卒。而后，天下归一后，又在贤臣辅佐下躬行仁政文治，还告诫后代不要滥施武功。他的胸怀如天地般宽广，他的仁德如光辉般照耀着国家的未来……
的确，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明的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令人称颂的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因此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说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甚至还将唐太宗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实践直呼为“人本主义”。这个评价是相当高，也是相当中肯的。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仁”，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内容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宽、信、惠等等。孟子又将孔子所建构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说。从而产生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而太宗李世民接受的正是这一观念。“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谏臣魏征劝谏李世民的话，而他也经常以此自勉。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这环环紧扣的“三为本”的思想，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民为邦本”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导致了在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国家几近废墟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奇迹，打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
太宗充分运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和他身边的一群贤臣们开创了一个盛世。《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确实，国有君如此，岂有国不盛之理？
然唐朝亦有一位心忧天下的大诗人，可作为臣子忧国忧民的“仁者爱人”思想的代表，他就是再过昭陵作诗的杜甫。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之际，看透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因此用啼血的声音发出了悲悯世人的最强音。杜甫从小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
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给予杜甫很高的评价：“若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若论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挚、对友谊的执著与珍视、对弱小之同情以及宁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诸多方面，杜甫则是当之无愧的诗坛第一人。”
这一评论非常精到，虽然杜甫的诗不如李白的飞扬、浪漫，是“沉郁顿挫”的典型，但是他的诗中蕴含的是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杜甫是大儒，可他分明又高于传统的儒家。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谋其政，为时代而泣，为百姓而歌。尽管“身已要人扶”，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处处是穷途”，他还是“不拟哭穷途”；尽管“万国尽穷途”，他依然“艰危气益增”。他用诗歌作为记录，记述了他“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的一生。经“安史之乱”，虽然唐朝已是盛世余音，但是只要还有杜甫，那么盛世亦可继续企盼！
唐朝儒家在沉潜中向宋学系统转变
回到儒学本身，儒家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学的发达。
何谓经学？这个词虽然听起来有些玄，但是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研究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
由于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广泛传播，战国后期就发展成一大家，开始出现经学这一门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被列为官方哲学，从此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受佛道二教冲击，经学地位有所衰落。在唐代由于采取宽容的文化政策，且儒释道三教在竞争中，都得以发展，因而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学复兴。
唐朝经学的一大贡献是从内部统一了儒学，结束了纷争的局面。唐太宗时，陆元朗撰《经典释文》，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使汉魏六朝音训得到保存。从南朝陈后主时陆元朗即开始撰述《经典释文》，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对汉魏六朝的经学做了一个总结的工作，这也为唐初儒学的内部统一创造了条件。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结束了诸如古今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这类儒学内部的争吵，所有东汉以来的诸儒异说，得以平息。这为儒学在儒、佛、道斗争中争得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从内部统一儒学的另一重要著作是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唐太宗令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统一了诸经文字，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得到了克服。唐代将儒家经典划为三等：《礼经》、《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大中小三经，唐儒都做了疏文，这对儒学内部的统一也起着很大作用。
《五经正义》和《周礼》、《仪礼》、《榖梁传》、《公羊传》的注疏合成《九经正义》，被唐政府颁布全国，成为唐朝官定的统一课本，是唐王朝开科取士的标准。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出现思想僵化的趋势。当时的社会，以开化为风气，思想、文化、民风都向着更为活泼的方向发展，有相当数量的儒家学者摆脱经学束缚，开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范文澜）到宋朝时，程朱理学继承唐代的经学成果，最终达到一个高峰。
可以说，儒家思想在唐代就是一个沉潜状态，虽然没有出现在理论上可照耀千古的大儒，但是儒家思想已经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里，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这样的人有一国之君，亦有臣民。
道家隐含的唐人生命意识
屈原的《天问》激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鹤梅老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一种超越世俗，物我两忘，归返自然的人生境界；还有范文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生为苍生、福为社稷的胸怀、理想和气魄；以及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的雄心壮志。
人们在经历生命的同时，更在体味生命。人的生命意识中承担了太多东西：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思想意识、文化意识……这许许多多都穿插在生命意识中，最终会形成你的思想和信仰。
道教文化的根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它不同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它不是由外国传来，而是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源于先秦的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同时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巫术和求仙方术，是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它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长久作用于民族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道教追求在现实世界上建立“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平等社会。因此唐代似乎比别的朝代更好地体现了“平等”这一观念，男女平等、胡汉平等。自武则天后，唐朝女官开始在政治风云中一展风采；平常百姓中妇女不从夫姓称呼，而是有自己的名字；还有当时唐朝流行妇女着男装都体现了这一点。
“道法自然”，自然界的美妙山水间存在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因此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成了人们最高的精神追求。这些思想都对唐人产生了影响。
看看唐人的诗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种赞美、咏叹山水的诗词不断涌现。无论是赞美田园美景，还是歌咏边塞风情处处体现了“道法自然”。唐人们希望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期望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社会。他们借自然景色来表达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当中，可以感悟到自然的生生不息，并象征着人的顽强不屈。韩炼丹炉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草色远远地看有一片绿了，但是走近看却又了无踪影，在这么小小的生命当中，蕴藏着一种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哲理：有许多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但你千万不要低估它。又如他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就是这样的草色，其实是春天里最好的景色，它远远胜过后来杨柳飞絮的时候。他认为不要忽视了生命当中的任何景色，若有若无的草色，其实它是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要等到桃花都开了、树叶都绿了你才去观赏，其实美景就在身边的每时每刻。
道教认为生是快乐的，活着是好事，死亡是痛苦的。乐生、重生、贵生，热衷于“人如何不死”、“如何长生”的问题。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几乎全都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人今生充满罪恶与痛苦，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企望死后灵魂得到安宁，只有道教与众不同，讲究养生，重视今生的幸福，希望长生长乐。由此，“炼丹服药”便在唐朝兴盛起来，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唐人越渴望延续生命，就越证明唐朝经济的发达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泰。而隋朝末年，连年征战，百姓们为了不被抓去打仗，宁可自己将手脚截断。可见，正是唐朝富足的生活让唐人对美好的生活依依不舍。
三教合一与百家争鸣
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
在《谈诗》一文中,钱穆先生以王维、李白和杜甫代表三种性格和三派学问,他说：“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
其实，儒家、佛家和道家同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许多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强调人格的培养。如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隐、归隐有共通之处，虽然它不像道家那样追求成道，追求长生不老，但它同样也在对生命、对时间的伤逝思考当中追求生命超越。佛家也是如此，佛家追求空寂、空静，与道家讲的虚静、儒家讲的静观也有共通之理，同样具有超越意识。孔子的名言中“克己复礼”，认为立己是立国之本，佛教注意个人对自己的灵加以修炼，道教则追求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修炼。三家都认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养和修炼，但同中也有异。
儒、释、道三家在唐朝达到融合，与当时唐朝的政策分不开。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汉代成为经学，定于一尊，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三家势成鼎足的时候，儒家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
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于是立老君庙，并亲往拜谒。隋朝灭亡的经验，使唐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儒、释、道三教的均衡。维持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渊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所以唐太宗虽然大崇儒学，但也并未改变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唐太宗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两教相争，向来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夺得了优势。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确立李姓皇朝与道教教主李耳的亲属关系。其实他也笃信佛教。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并亲自到老君庙拜谒，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则天却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立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明显地占了优势。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则天登基有功，于是武则天明令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
佛、道两教的地位，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无法判定两教的先后，下诏在法事集会上，僧尼与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时，佛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寺院经济相当强大，“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佐势者尽度法门”，大有佛教控制唐政权的危险。唐玄宗认为佛教无限扩张之后将带来危险，即位之后，即大兴道观，将崇道活动推向唐以来的最高潮。开元天宝时期，道教强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便可见当时道教兴盛气象。但唐玄宗崇道只是以此来抑制佛教的过分发展，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佛教。相反，他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顶仪式。可见，他崇道的旨意只在于维持三教之间的平衡，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
综观整个唐朝，除少数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调和儒、释、道三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德宗开三教谈论例，促进三教调和。
除了儒释道的融合，唐朝还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别国的宗教。在唐朝，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发展。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罗来自各方的思想，就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唐朝思想氛围宽松，各种思想教会融合，决不逊色于春秋战国的第一次百家争鸣。这时候的儒家思想绝对不占统治地位。儒释道三教争鸣，皇帝不偏倚于哪一派，而是三教并重，这种开明态度使得唐朝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名家层出不穷。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玄奘、慧能、义净等学者都在这个时代出现，形成了海量的文献，后来的禅宗、理学、心学——这些中国思想史上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在唐朝百家争鸣时奠定的基础。唐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成熟，大量的思想成果可以保存下来，最出色的就是敦煌宝藏的大量古籍，准确无误地保留了盛唐的文化硕果。
唐朝中国的学者不是囿于中原，而是注重与境外文明的沟通融合，他们的足迹遍布印度、朝鲜、中亚、日本、阿拉伯等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中华文化传到欧洲。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唐朝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亚洲的一个重心，就是大唐时代形成的格局。宋以后，儒家再次凭借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大唐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局面在繁荣了二百多年后草草收尾了。
附录
名家简介
王夫之（1619～1692)，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他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著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陈寅恪（1890～1969），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他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和推重。
陈寅恪先生一生撰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等。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黄仁宇（1918～2000），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１０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1907~1991），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省讷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
1983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著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2006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2007年5月主讲《贞观之治》。为电视剧《贞观之治》的编剧（与作家阿城合作）。
胡如雷,中国历史学家。山西定襄人。生于1926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85年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有：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常务委员等。
胡如雷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并专攻隋唐史；提倡史学工作者扩大眼界，留心相邻学科的研究课题和分析方法，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出版了三部专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9)《唐末农民战争》(1979)《李世民传》(1984)。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物》《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师范学院学报》《河北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及《山东社会科学》等杂志，《光明日报》的“史学”栏，先后发表过论文五十余篇。《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曾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李国文,上海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干事，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员，中国铁路文协副主席，《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
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月食》《危楼纪事之一》分别获全国第三、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吴宗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53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1958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历史学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编写组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历史学科隋唐五代史分支主编，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历史学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学术委员。五十年来，吴宗国先生一直致力于隋唐史研究，读书不倦，笔耕不辍。从政治体制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策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吴宗国先生为我们展现了盛唐气象的多重面相，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迷人的黄金时代。
范文澜（1893～1969），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浙江绍兴人。１９１７年北京大学毕业。１９２６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１９３９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４０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赵剑敏，祖籍江苏无锡，1955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人物、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等。于京、沪、港、台出版《盛世魂》《竹林七贤》《细说隋唐》《五代史》《远去的牧歌》等著作，另有合著六部，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散文、杂文等数十篇。曾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盛世魂》《竹林七贤》已由首尔时代出版社推出韩文版。
李剑农(1880～1963)，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史学家、中国历史学家。
他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箸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足资后学借鉴。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在历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不仅在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学以及唐史研究等方面建树卓越，而且也是陕师大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
他的著作包括《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还有《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他还和儿子黄寿成共同点校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韩国磬（1919～2003），字漱石，号蘧庵，江苏如皋人，著名历史学家。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建国后，历任厦门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韩国磐是我国第一位隋唐经济史国家级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全国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福建省诗词学会顾问，厦门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厦门大学工会副主席，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专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先生一生撰写著作20部，论文130篇，著有《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其子韩昇继其衣钵，亦为隋唐史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