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更替、国家兴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在不停地更替变化。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纵然立下千秋伟业，也不过是为他人添作嫁衣。在历史对局的博弈中，李渊成为赢家，拉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序幕；在与儿子的对决中，却成了输家，忍受着后人不公允的评判。自古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粉饰自己最好的工具。高祖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这样的评价“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作为中国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交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一张被正史扭曲的面庞
唐高祖是在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机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
——费正清
一切开始于一首民谣和一个梦。
隋朝末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这一政治预言在给当政的隋炀帝敲响警钟的同时，也为“密谋造反”之人创造了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当时颇具势力的李密、李渊、李轨都纷纷行动起来，借助这一谶语招募自己的追随者。
传说这个谶语来自于隋炀帝的一个梦。一日，隋炀帝杨广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洪水滔天，淹没了都城长安，冲毁了宫殿，一切陷于一片汪洋之中，唯独城头的三棵李树安然无恙，并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杨广从梦中惊醒，吓了一身冷汗。即刻召术士为他解梦。术士安伽陀为杨广解梦，揭示了“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预言，并暗示杨广不可不防。
此事听来蹊跷，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陈胜、吴广起义时装狐狸叫声，王莽伪造天命之类似乎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不说梦与谶语的诸多牵强附会之处，也不说术士心怀鬼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单就这条谶语，有心之人便可借题发挥，伺机而动企划大事了。李渊就将这首《桃李子歌》（“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婉转花园里。”）重新演绎了一番。民谣中，“李”就是李渊的姓氏，“桃”解释为“陶”，是“陶唐”的意思，那是上古的帝王，而恰好李渊在隋朝被封为“唐公”。《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立场。从此，李渊便在天下顺理成章地召集自己的追随者，为起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李渊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机勃勃、干练睿智的领导人物。
然而，当你想翻开《国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充满智慧与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时候，你会变得一头雾水。因为在这里，你很难看到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建立大唐以及治理大唐的一切积极作用。《旧唐书》中只字未提高祖在起兵事件上的任何贡献；《新唐书》中直接将起兵的功劳归于李世民，并用高祖的优柔寡断来烘托李世民的果敢英武。正如费正清所认为的，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
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一来，是因为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统治期的中间，与二人相比，他既没有隋炀帝劳民伤财、昏庸治国的斑斑劣迹，也没有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卓越功绩，他就像波澜起伏的乐章中的一个休止符，被人们所忽略；二来，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
想还原李渊的真实面目，还要参考一下与李渊同时代的作者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位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为世人展现了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的形象。
隋朝以来儒风日下，三教中地位最低，李渊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小，也就不可能像后世的臣子那样忠于一家一姓的朝廷。他出生在一个贵胄之家。关于李渊的家世，《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人，也有说是李耳的后代，为其加上了耀眼的光环。陈寅恪认为李渊“非华盛之宗门，渐染胡俗，名不雅驯”。且不谈旧史上对李渊的家世渊源、出身籍贯颇多歧义的记载。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在李渊的祖父李虎时，其家族开始飞黄腾达。李虎因为积极参与后魏权臣宇文泰的政变并获得成功，被列为“八柱国家”之一。还因为功参佐命成为西魏的开国功臣，官为太尉，被赐予鲜卑姓大野氏。李唐的祖上显然是依靠军功发迹的，是以八大柱国为核心的军人之家，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可以想象一个出生在军事家庭的李渊，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不但显得不足为奇，似乎还有些顺理成章。
此外，李渊深谙道家的精髓，深知“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道理。他韬光养晦，从容应对变局，还对李世民说过：“隋朝气数已尽，我们李家顺应天命，我之所以没有尽早起兵，是因为时机未到，你们兄弟未齐。”李渊就像《易经》乾卦中说的“潜龙勿用”、“或跃在渊”，他的为人正与他名中的“渊”字一样，犹如那深不可测的水潭，打着漩，积聚力量，等待冲出深渊的那一刻。
太原起兵 谁是主角
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王夫之
太原起兵是创建唐朝的开端，两《唐书》和《通鉴》均记载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精心策划的，《资治通鉴》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当李渊听到李世民要起兵的意见时，甚至大吃一惊，“欲执世民送官”。在李世民的一再要求下才无可奈何地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勉强同意起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早已形成燎原之势，其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是最突出的代表。以他们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活动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隋朝仅存的军队主力被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已经溃不成军，无法形成有效的攻势。那些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顺势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自立为王。国家四分五裂，隋王朝的统治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李渊父子早已看清了形势，暗自招兵买马广纳贤才为起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李渊赴晋阳上任时自知此处是西北边防的重镇，“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隋朝在这里储存的大量布帛粮谷等军需物资，为李渊的起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渊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驻守，暗地里笼络人心，积聚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次子李世民随父亲赶奔晋阳继任，招揽天下贤士为其所用。临近官员刘文静、裴寂、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亦纷纷前来投靠李渊，共谋起兵大事。
义宁元年四月，李渊已经准备妥当，起兵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遂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书，在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征召20至50岁的男子准备攻打高丽，把人民的怒火和怨气引向隋朝。而后又借口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命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在十天之内招募近万人，加紧训练准备出兵。李渊又派人将李建成、李元吉和女婿柴绍召到晋阳，兵合一处，蓄势待发。
炀帝对李渊的行动早就有所察觉，派来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地里监视其行动，此二人本想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密谋在晋祠求雨的时候，将李渊杀死。不料刘世龙早就投奔了李渊，将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李渊大怒，立即采取行动。
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率精兵五百埋伏于晋阳宫城东门的左边，加强戒备。十五日晨，命刘文静和鹰扬府司马刘政会控告王威、高君雅企图谋反，私通突厥。李渊没有给高君雅任何申辩的机会，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人不由分说将他们逮捕。旋将其斩首，随后李渊宣告起兵。
看来在这场战役中，李渊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汪篯《唐太宗》一文中也认为李渊早就有了叛隋之心，而且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道，“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当无疑问。
李渊既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又是沉谋多算、善于决断、富远见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从太原起兵，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主角的李渊那过人的军事思想与才能。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这种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并且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
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但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
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因材使用，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从太原起兵到定都长安登基，李渊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在起兵之初，李渊并不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虽然，他开始打的旗号是——为先皇勤王，讨伐今世昏君，但是如此快的速度，在所有的开国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费正清
焕然一新的太极殿上，李渊意气风发。较之隋朝大兴殿的奢华，按照李渊的意思重新装饰过的太极殿朴素得多，但是在朴素之中却体现出一种至尊的庄严。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也许他的功绩会被儿子的光环所掩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换而言之，李渊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李渊前期的励精图治，就不会有唐朝后来的繁荣。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经济的不稳定让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和疑问。唐王朝是否是个短命王朝？他还能继续坚持多久？
李渊没有让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继而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费正清说：“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并逐步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唐高祖拥有一个最信得过的领导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经验丰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
唐高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费正清）
高祖在总结隋朝用人得失时候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城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因此，高祖开科取士。其中孙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状元，很受李渊的重视。孙伏伽曾于武德初年上书，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这三项建议非常中肯。李渊看后大喜，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作为奖励。不久，孙伏伽又在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建议李渊取消追究王、窦余党的命令，又为平定边防、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又请设“谏官”一职，李渊都虚心采纳了。可见李渊在纳谏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旧唐书》中称赞唐高祖善于决策并知人善任，重用了大量有才之士，但也指出了李渊的一些过失。书中说他“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这句话论述的是唐高祖斩杀刘文静这件事。刘文静是李渊起兵时候的功臣，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他居功自傲，自恃才能远过于裴寂。而裴寂却位在其上，在他看来这只是因为裴寂是李渊故旧。每论政事，刘文静对裴寂多有驳难，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散骑常侍刘文起饮酒时，酒后乱言，拔刀击柱说：“当斩寂！”结果被别人告知李渊。李渊派人审讯，刘文静答道：“昔在大将军府时，我和裴寂是一样的官职。现在裴寂已是仆射了，居甲第，而臣却官位低于他，家境也一般，怎能没有怨言呢？”李渊说：“文静此言，明摆着是要造反。”李世民也曾试图营救刘文静却没有成功。裴寂趁机说道：“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李渊遂杀刘文静。临刑的时候，刘文静拍着胸脯慨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这可能是李渊在用人上最大的过失。
李渊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另一方面是怕刘文静泄露他当年屈节于突厥的事情。这些虽然是后人的分析，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待功臣如此，确实是他用人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这可能是君王维护其权威的必要手段吧。
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经济作为支撑也会变得软弱无力。面对唐朝建国初期的财政困境，李渊首先依靠唐军掳掠的战利品和从隋王朝的金库及仓廒中所猎取的财物解了燃眉之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唐高祖恢复了由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这是在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制度，后来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
李渊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制度呢？其用意是要根据成年男性纳税人的年龄和社会身份保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限制个人手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他们自由处理土地财产的权利。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种直接税制，即租一庸一调制，在这里规定了每一个登记在籍的纳税人都得支付一定数量的谷物、布匹，并定期服劳役。
唐朝最初使用隋朝的五铢钱，后来唐高祖对唐代的货币制度也实行了改革。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第一次试图给中国北方提供一个可行的货币制度，但事实证明，它是很不够的；隋朝后期随着公共秩序的瓦解，伪造货币之风十分猖獗。其结果是，人民使用各种商品以取代钱币。公元621年，皇帝开始铸造其大小、轻重和成色都划一的新铸币。新币取名为开元通宝，终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货币。
李渊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帝国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更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