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
他，虽以弓马取江山，但由文治安天下；
他，祸起萧墙当仁不让，从玄武门的“血泊”中，开创了“盛世贞观”；
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富独特魅力、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代。
战场上的他，英勇无畏，箭法如神，令突厥人闻声胆裂；龙椅上的他，治国安邦平天下，以社稷之乐为己乐，以人民富足为己福；家中的他，温和仁厚，既是好丈夫又是好父亲。
峥嵘岁月弓马取天下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柏杨
雄浑坦荡的渭北高原，朝北眺望，青山环护之中，一座孤峰昂然崛起，泔水流其前，泾水绕其后。两千年前，李世民狩猎到此，他驱马环顾四周后，就选中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墓地——昭陵。对于骑闯天下，戎马倥偬的李世民来说，即使长眠于地下，也要有良驹陪伴，于是他让人镌刻了与他曾经相依为命的六匹战马的青石浮雕，起名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正是李世民建国闯天下的见证。
李世民轻抚着“白蹄马”想起了与薛仁杲的那场交战。那是一场艰苦的战争，相持了两月之久。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马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两百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次战争，“白蹄马”功不可没。
借着浅水塬大战告捷的高涨士气，李世民挥戈东下，踏冰过河，“屯”兵柏壁，决定与宋金刚打一场硬仗，以占领龙门之地。这是一场比智慧比耐性的战斗，最后宋金刚坚持不住了，李世民看准时机跨着黄里透白的“特勒骠”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杀得宋金刚的部队失魂落魄，向北逃窜。
东西均已平定，但紧急的战事容不得李世民有半点懈怠，河南、河北两地还要等待他去平定。
公元621年，李世民与王世充在北邙山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双方刚刚列阵对峙，李世民便乘着“飒露紫”直捣敌军大营，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李世民挥刀酣战，偕同数十骑精兵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上来，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大将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与李世民一道杀出一条血路，突阵而归。丘行恭立即跳下马给“飒露紫”拔箭，只见它双眸噙着泪水望着李世民。箭镞拔出的那一刻，“飒露紫”“噗”的一声跌倒在尘埃之中。
此次大战王世充败北，于是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率兵救援，不料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在这场战役中“青骓”身中了五箭，当场阵亡。李世民深感痛惜并给予赞语：“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此外，他的另一爱马“什伐赤”也在冲锋时身中五箭殉亡。在平定河南河北的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
窦建德失败后，他的旧将刘黑闼勾结突厥人，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自称汉东王。李世民决定讨伐刘黑闼，他的最后一匹战马“拳毛驴”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死亡的。此马身带九箭，由此便知战争的惨烈程度了。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六骏马彼此递进着将李世民送上了帝王的宝座，而它们则化作了古朴雄浑的浮雕，以各自的神态被供奉于昭陵，与主人共享尊荣。柏杨先生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回顾唐太宗的一生，自18岁起，他整整经历了35年的政治生涯。在反隋统一的战争中，李世民驰骋纵横数千里，他所表现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玄武门之变：被美化的权力争夺
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陈寅恪
窗外，月光轻泻，雾霭缭绕。空旷的楸木棋盘上好似覆盖了一层霜雪，那些黑白棋子在月光下莹莹闪亮，灿若星河。李世民手执一子与虬髯客对弈棋盘之上。虬髯客善相面，自认有天下之份，而且也有打天下的志向。他从李靖那里听说了李世民的一些情况，就约李靖一起赴太原找李世民下棋，实际上是去探视虚实。李世民应邀来到，虬髯客一看李世民神采奕奕，光彩照人，果真是“真龙天子”的模样，心里就有些吃惊。他没等李世民坐稳，就抓起四子摆在四个角上的四个星位上。嘴里还高声大呼：“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子，放在棋盘的天元上，朗声道：“小子一子定乾坤！”虬髯客立即失掉与李世民争天下之心，远赴他地另建王国去了。李世民赢得此棋，在于对整盘棋局的把握。同样，李世民赢得江山也是靠着对整个战局战事的把握。李世民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策动了玄武门之变，真正实现了“一子定乾坤”。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而以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因此，北面的玄武门就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牵动着所有军事家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李世民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花了至少两年的时间经营此地。李世民的精心布置，就是为了不时之需，这是最后一步必杀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究其原因一则是李世民当时兵力尚弱，政变成功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二则出于对道德上的考虑，毕竟都是自家骨肉，无论是谁也不会断然下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干预史官隐瞒真相，将“玄武门事件”作了道德上的美化。
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
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亦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这一切让李世民决定抢先动手，占了先发制人之利，也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枭雄兴亡录》有这样的比喻：“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夜里，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谋划部署。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意思很明确，李世民不想首先行动，宁愿后发制人，以免背负骨肉相残的千古骂名。尉迟敬德劝说李世民：“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臣将窜身于草泽，不愿留在大王身边一同受死。”长孙无忌本来就主张武力解决萧墙之争，此时更是迫不及待，他甚至威胁李世民说：“如果大王不采纳敬德的意见，不仅敬德要逃走，我也将随他而去脱离秦王。”但久经沙场的李世民心里清楚这次出兵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犹豫不决，居然想用占卜来定吉凶。正巧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抓起龟壳投到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现在事态明白无疑，何必再用占卜？若占得不吉之卦，难道就停止发动？”在众人的劝阻逼迫下，李世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横下一条心孤注一掷。
随后，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等，房、杜二人因不知道局势的变化，回答说：“奉皇上（李渊）指令，不准再听大王（李世民）命令，今天如果私自晋见，定被处死，所以不敢接受。”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李世民仍未作出决定，仍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李世民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真的背叛我？”取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他们如果真的不肯来，就砍下他们的人头。”由此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已经是十分坚决了。
尉迟敬德认为此刻“不宜群行在道”,房玄龄、杜如晦见秦王这回是真的下决断了，自然不敢怠慢，二人穿上道士服，跟随长孙无忌暗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一条道至秦王府，会集于秦王府共同谋划发动政变。
回顾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设计来打击李世民的势力，但这些计策之间不成体系，相互孤立，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而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对付李建成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自始至终，李世民都以一种军事家的眼光对全局进行把握与控制。将夺权之事，当成一场战争来打，怎能不胜？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胜利了。但这个“弑兄挟父”的罪名终究不太光彩，而且这个问题就像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久久不肯散去……
“一日之恶”成就“三年之善”
李世民是在为自己鸣不平。他的“一日之恶”只能是玄武门之变，“三年之善”当然是贞观之治。
——孟宪实
《庄子·应帝王》中这样说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创世说”，如果这样认为，那么你就流于一种肤浅的认识了。
其实，在庄子“混沌”寓言中所深藏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西方基督教中也有“原罪”一说，指的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并不是实实在在犯的过错。那么中国的“原罪”又指什么呢？庄子说得很清楚，中国人的原罪，就是从倏和忽合伙“谋杀”混沌开始的。尽管倏和忽的主观愿望是善的，但他们是难逃“杀人”之罪的。看来此“原罪”非彼“原罪”。
回到李世民的身上，“玄武门之变”让李世民背上了杀人的罪名。李世民是个好皇帝，但是他的夺权手段，让人不敢恭维。清人王夫之一再质疑，他说唐太宗的行为有些邪恶，但因为他的贞观之治曾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百年来，当人们谈及此事时，多采用回避的态度。然而无论如何，李世民赢了，李国文先生说的好：“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此话不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基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强烈的“原罪”心理，对史官大加关照，那些史官们端详了一下手中的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也罢也罢，功过都予后人评吧，先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正史。
李世民虽然对史料进行了修改，但并不能抹去自己的这段历史。正如孟宪实先生说的“究竟是别人没忘，还是他自己没忘呢？我认为，是他自己没有忘记，玄武门之变成了他的’‘原罪’‘”。某一日，李世民在睡梦中隐约看到李建成与李元吉骑马从天边奔驰而来，二人胸口处均插着一支箭，李世民想上前与他们说话，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他的嘴都无法张开，李世民急得满头大汗从梦中醒来……他开始仔细思量，如何才能减轻这种道德上的谴责呢？他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话：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李世民下定决心，一定要铸就一个辉煌王朝，以“三年之善”掩盖这“一日之恶”。
正是对玄武门“原罪”耿耿于怀，在这件事的鞭策下，李世民借鉴历史，实行仁政，励精图治。他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还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也许贞观之治有些被夸大了，贞观时期比乱世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的生活确实在一天天地好转，老百姓们看到了希望。
是不是改了史书，有了卓越的政绩，李世民找到了心理平衡，不再为此事耿耿于怀了呢？鲁迅先生说：“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瞒得了世人，但能瞒得了自己吗？“原罪”这种东西，在心理上是很难消除的。一直会伴随这个人一生，已近暮年的唐太宗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回忆，喜欢怀旧，喜欢反思。于是他又恢复李建成太子封号，还把跟李元吉妃子生下的孩子过继到其门下。李世民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后代，不要再发生玄武门惨剧。
李世民最终也没有摆脱“原罪”的纠缠，但无论如何他都开创了一代盛世，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又何必要计较“一日之恶”与“三年之善”孰轻孰重呢？
天下英雄 尽入吾彀中
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制胜。
——胡如雷
自古人心最难测。纵观历史，有多少宏图伟业功亏一篑，毁于内奸之手；又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死于敌人的刀口，反而死于自己人的手中。从来就是强者得天下为王，弱者失天下为寇。而那些争抢天下的帝王将相们，互相较量的除了智慧、勇气，还有知人善任的本领。
历史中的许多事情往往让人难以捉摸。无论是哪个朝代或是体制,在历史上总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地方。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二人就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出生贵族，惯于玩弄权术。他们都在父皇的统一大业中都立过大功。两人都是次子，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王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建立了军事霸权，都被各族人民所热爱，一个被尊为“天可汗”，一个被称作“圣人可汗”。然而不同的是二人却得到不同的结局，一个成为让世人尊崇的一代圣君，一个则身败名裂，成为中国声誉最差的皇帝之一。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用人方面，杨广的问题很大，而李世民则是遵循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
《隋书》中对杨广有这样的评价“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个评价或许有点苛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杨广一方面重用宇文述等奸佞小人，另一方面又妒贤嫉能，自然无法很好地治理国家。再加上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怎能不最终亡国呢？
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李世民很怕重蹈杨广覆辙，就注意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认识到隋炀帝也不是不聪明，亡国的原因就在于他用一人的才智决断天下，不能知人善任，结果弄得众叛亲离。唐太宗认为要安邦定国，必须要有大批贤能的人才辅佐。
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慧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动的猛将，还有不为严刑拷打所屈服的张亮、宁死抗旨的程咬金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而魏征在李建成手下时，似乎只干过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和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这两件事。这其中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也许是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也许是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只与李元吉一起谈论。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推心置腹地讨论，共谋大事。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李世民有自己的一套选人标准，他曾说过：“打天下用人在于人和，治天下用人在于无才不用、用尽天下才。”并鼓励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他曾经对魏征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李世民识人善用。武德年间的许敬宗是太宗府中幕僚，非常有文采，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李世民知人的本领堪与刘备相媲美。三国时的马谡极聪明但华而不实。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问诸葛亮对马谡的看法，诸葛亮还认为马谡通晓兵法，精明强干，是个人才。刘备却说，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后来诸葛亮还是启用马谡去守街亭。马谡死啃兵书，硬背教条，不听从有实践经验的王平的劝告，终于痛失战略要地，被诸葛亮挥泪斩首。
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已被世人传为佳话。李世民自喻为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而这匠人就是魏征。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的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李世民爱才，更尊重人才，无论出身贵贱，皆一视同仁。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令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用人理论。唐太宗自己也很得意，认为天下英才都被自己搜罗过来了，称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种人才济济的盛况被称为“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
一支胡旋舞 跳出百无禁忌的自信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最好的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李国文
从建国之初，大唐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征服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太宗皇帝并非一味穷兵黩武，而是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民族政策，唐帝国的威震八方，与其说是武力征服，不如说是文明宣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个意气风发、“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豪言壮语之下是居高临下的自信与从容。
贞观四年，李靖率兵擒获了当年曾逼得高祖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新唐书》中说“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唐灭东突厥以后，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当时身为太上皇的李渊，颇感扬眉吐气。《资治通鉴·唐纪九》中写道：“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歌舞凌烟阁，酒酣意淋漓。李国文评价说：“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最好的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胡旋舞，立于毯上，旋转如风，音乐狂放，动作粗犷，异域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汤因比曾说，如果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在华夏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选择一个朝代生活，那他一定会选择唐朝。从南北朝至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在争战中融合渗透、血脉交融。鲁迅先生曾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从上层来说，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因此，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中原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融合体。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大唐的自信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大唐盛世，国富民强，政治开明，唐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有来自高丽和日本的称臣朝拜的使节；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唐朝是一个透露和包含着多种因素的朝代：它是盛极而衰的王朝，它的开国和守国的逻辑是复杂而多变的，它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它的这些丰富和矛盾才构成了它永久和持续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