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武则天正传》这样说道：“武则天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对她而言就如同游戏一样，她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以至于秽闻不断；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她玩出的不像是一般妇人统治下的正常历史，更像一出梦呓般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最后终归失败了，但绝不是她的过错；她武姓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政治才能。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关心这个女人，也会乐意去看一看那样历史，去看她怎样从一个才人变成一代女皇……”
明月当空曌 曌功过留予后人评
武则天是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斐然，彪炳史册，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高盖世。
——翦伯赞
近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在屏幕和银幕上亮相，特别是皇室宫廷的戏更为叫座，描述权力女人的电视、电影颇受欢迎。夺汉朝天下的吕雉，满清开国的太后孝庄，以及导致亡国的慈禧都浮出水面讲述自己的故事。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岂能沉于水下，甘于平庸？想必她又在蠢蠢欲动，准备来点惊人之举了。
武则天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听老人们说，她这个人篡夺皇位，虽然长得很美但是心肠特别毒辣，杀人不眨眼。但是看过郭沫若先生的话剧《武则天》，听过田汉写的京剧《谢瑶环》后，却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郭沫若将武则天的地位提升了一个高度，她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在她统治中国的五十年中，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使李唐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封建王朝。
这正应了胡适先生的那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看来，要弄清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不仅要多方面参考相关文献，还要看看活生生的资料。在咸阳有一座乾陵，这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墓前矗立着两座石碑，一个是武则天为丈夫李治立的述圣迹碑，另一块则是她自己的“无字碑”。自古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多少人为了留名，费尽心机为自己树碑立传。那无处不见的墓志铭，可谓应有尽有。然而武则天为自己立的“无字碑”到底是何用意呢？是她无功可表？还是已经看透世事、释然地离去，想用无字的空白，留给后人一份神秘的答卷，让历史去填写自己的功过是非呢？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历史上另外两块“无字碑”，一块是南宋权臣、卖国贼秦桧的，另一块则是孙中山先生的。这二者，一个是恶贯满盈、卖国求荣的奸佞小人，实在没什么可写；另一个则是革命导师，丰功伟绩岂是寥寥数语可以表达？干脆什么都不写。那么武则天的这一非常之举的确给后人出了一道难题，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这一点类似于孙中山。翦伯赞觉得：“武则天是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斐然，彪炳史册，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高盖世。”
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唐，因而留下无字碑表示赎罪的决心。
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所以，武则天干脆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作出评价。
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里，生产力确实得到了发展，就像吴晗说的，在唐代的历史上，唐太宗打下基础，接着是武则天时代，以后就是开元全盛时代。武则天当权前后的五十年间，生产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开拓了，文化进步了，和许多国家也有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元时代的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武则天时代长期的巩固发展工作，开元盛世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武则天挨骂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酷吏政治以及她的私生活了。谈到酷吏政治，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汉、唐、明、清都采取过酷吏政策，可谓前见古人，后见来者。至于武则天的私生活，清人赵翼为她辩护，“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自然这样的看法有些偏执，通过将这样的行为进行比较而减轻对武则天的批判，显然是立不住脚的。还是吴晗说的好：“武则天死了丈夫以后一个两个老公或更多个老公，对唐代社会唐代人民，对中国历史之发展，有何害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害处。”相反，“武则天眼光远大，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整体，用人从全国出发，从才力出发，选举制度和用人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她是很了不起的，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武则天的确是个政治家。在她手中，权力得到了正面的运用，这也是她与慈禧、吕后的区别。就像蒙曼说的：“在历史贡献问题上，武则天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
武则天修订《姓氏录》，借此打击了士族门阀势力，增强了庶族地主的势力。《姓氏录》列后族武姓为第一姓，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大姓排在首位的格局，对门阀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人们的门第观念为之一新。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大批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而出身庶族的武则天就是他们的总代表。武则天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和巩固着自己的权力地位。
武则天来自庶族，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一定的了解，明白农业是根本的道理。她曾经向高宗上《建言十二事》，把“劝农桑，薄赋徭”列为第一条，由高宗诏令全国施行。在掌握政权之后，武则天也一直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她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决定其升降的重要指标，还组织编写了农书《兆人本业》，颁发全国，指导生产。武则天还大力兴修水利，灌溉了大量的农田，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对于武则天这一唐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褒贬不一。唐中宗时期的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的评价很高。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男尊女卑思潮的泛滥，对武则天的历史评价也越来越低。目前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没有一个定论，但一般都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评价。看来，武则天似乎要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让后人去琢磨了。
铁娘子的铁血手腕
武则天诛杀的范围虽然比较宽泛，但主要的对象是关陇军事贵族。关陇集团经过她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这样一看，武则天使用酷吏的目的很明确，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
——吴宗国
在当时重视门阀的社会里，出身大木材商的武则天仍然属于出身寒微的庶族。在宫中，皇妃和九嫔们依仗着门第的高贵，皇帝的宠爱，一个个盛气凌人，横行霸道。严酷的生活养成了武则天刚烈的性格。相传，在她还是唐太宗身边的宫女的时候，西域贡来神骏狮子骢，此马性暴难驯。一天，唐太宗和李治等群臣在御花园赏马。太宗问：“如此神骏，诸卿谁能驾驭？”大家面面相觑，无人敢对。只见武则天拨开人群，站出来自请驯马。太宗为其胆略和气魄所惊慕，笑着问她驯服的技巧。武则天一本正经地说：“臣妾只需三样东西，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先用铁鞭子抽它；不服，就用铁锤猛击它的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刺断它的咽喉！”太宗听了禁不住大为赞赏，但转念一想，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正如雷家骥分析的那样，此事正是武则天具有铁血暴力的思想和权威人格特征的最好例证。武则天身上具有两重身份，一重扮演贤妻良母圣君，另一重则扮演悍妻恶母暴君。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按照驯兽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了由李唐到武周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暴力与血腥。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
其实酷吏政策并非武则天的首创，酷吏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年司马迁写《史记》，就专门为他们作了一卷《酷吏列传》，收录了当时最有名的10个酷吏。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酷吏的种子一直绵延不绝。《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可见，酷吏有他存在的道理。尽管他们残暴，影响恶劣，但在政治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著名的酷吏，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将其说成暴君。
相反，武则天两次使用酷吏，却被列入暴君的行列。
仔细分析一下，武则天使用酷吏与汉武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汉武帝启用的酷吏名为酷吏，主要都是治恶的，并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只是手段太过残酷，不可提倡。那些未列入《酷吏传》的恶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吏。而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确实杀害了不少良相权臣，但要特别提出的是她并不是像商纣王那样残暴成性的暴君，而是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就像汪钱、吴宗国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的那样：“武则天诛杀的范围虽然比较宽泛，但主要的对象是关陇军事贵族。关陇集团经过她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这样一看，武则天使用酷吏的目的很明确，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
胡戟在《武则天本传》全数考察了酷吏横行时所办的46个案件，区分为登基前后。登基前滥刑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有斩尽杀绝之势。对大臣的打击使朝臣中不能形成一个反武的轴心。她登基打击对象集中于文武官员，但是处罚不像以前那么重，而且武则天自己结束了滥刑。
我们可以算一下，武则天的政治生涯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与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其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史书上记载，武则天主张“以道德化天下”，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与苛政。但政治是冰冷而残酷的，当她的统治权威受到威胁的时候，她还是选择了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适时地抛弃酷吏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
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协助她处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她在朝和称帝的21年间,事事躬亲，“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她的勤政和知人善用使得她的统治坚如磐石。
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段话就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酷吏政治既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必要手段，也是必需的步骤。从武则天不出宫门、不用金戈便顺利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这一结果来看，这种政治手段无疑是成功的。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武周政权基本上巩固了，武则天的酷吏政策也适可而止了。酷吏们就像是武则天手中的敲门砖，立号建制的大门一开，敲门砖的使命即宣告基本结束。结果周革唐命的第二年她就杀了索元礼和周兴，此后对渐有尾大不掉之势的来俊臣也加意控制，并一度贬黜。由此也就意味着她的酷吏政策的收敛。
此时，武则天的首要任务就是治国安邦，大展宏图，实现她的伟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了。酷吏是柄双刃剑，在为保护政权诛杀异己的同时，也杀掉了人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广揽天下英才才是重中之重。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前朝的贤才以及来自各方的力量，精心打磨“武周”这块社稷之石。她先看看自己身边的人，掂量着到底谁是可塑之才。曾经甘为自己赤膊上阵的侄儿们，一个个都在做着太子梦，国家靠他们怎能强盛得起来？一次武承嗣在武则天面前谗毁李昭德时，她作了这样的回答：“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从此，武则天对武氏家族的倚重就不那么一味孤行了。
于是乎，武则天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她认为“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才能，共成羽冀”。她要求内外各级文武官员，都“各举所知”，凡能“定边疆”、“经邦国”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她还下诏，“内外九品官及百姓”都可“自举”。凡被推荐和自荐的人，一律允许试做其官，称为试官。武则天这样做，自然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有利于打破关陇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同时，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特别是增加进士科，为庶族地主进入政权开了捷径。唐太宗执政的23年中，共取进士205人，而高宗和她执政的55年中，所取进士达1000余人，平均每年所取人数，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
要说武则天还真有容人之量，她不计门第，不避仇怨，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
她手下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的智慧与文采，硬是将她留在身边，加以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初唐诗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的时候，曾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此文笔锋犀利、句句切中要害。当武则天看到“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句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在此期间，武则天提拔了许多栋梁之才。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武则天少年时代曾在太宗身边度过，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她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于是在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以求更好地施政。
太宗皇帝爱才尊才，在凌烟阁悬挂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武则天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成了下来。武则天很尊重狄仁杰，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长寿元年，狄仁杰、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坐牢，狄仁杰受刑难忍，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事后他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杰的儿子把它给武则天看，武则天不相信狄仁杰造反，就派人前去调查，但来人不敢实话实说，于是草草了事。后来，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杰，狄仁杰终于有机会说出屈打成招的事。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杰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杰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而争论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这么早就撒手而去了。
纵观武则天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综合她用人政策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的用人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大致以周革唐命为界，此前，她主要是任用佞臣、酷吏和裙带，此后，她虽然未能（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前期的流弊，但从主流上看，后期的武则天基本上是任人唯贤、尊才重能的。
难怪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武则天：“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长安月下红袖香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曾两次访问中国。希拉里这大半辈子学法律、当律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争取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上了。这两次访华，第一次来北京讨论世界妇女问题，第二次她特别注意中国妇女的人权状况。当她听说武则天统治中国达45年之久，便连声赞叹：“没想到中国妇女的地位有这么高！”
的确如此，武则天的执政把唐朝妇女沉睡的女性意识唤醒了，就像是一针兴奋剂，加速了唐朝妇女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在参政议政方面，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唐朝妇女学习诗文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一百多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四岁能诵《论语》、《毛诗》，八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拥有超人的政治才能。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女道士鱼玄机自幼读书习诗，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可以说唐代妇女是中国妇女中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卑贱，她们所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较后代来说是比较少的，有较多的自由，因此也就形成了唐代妇女开朗、奔放、勇敢、活泼的精神面貌，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思想观念。
唐朝前期的妇女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多种多样的风格一点不亚于法国巴黎时装周。由于受到胡人的影响，当时很盛行穿胡服、戴胡帽；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紫、黄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雍容大气尽显其中。
在唐墓考古发掘品中人们发现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而且身着男装的仕女所占的比例相当之多。看来唐朝妇女的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变得尚武和开放。比起北齐、北周和隋朝，虽然都有胡族血统，都有尚武精神和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这也足见唐朝女性在意识上的开放。
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喝。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这种崇尚醉韵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胭脂，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马克思曾说过，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显而易见，武则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