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忆昔》让人领略了“开元全盛日”，也看到了一位盛世君主的波澜人生。
“一个人的才干是个圆。圆有规则、不规则，完整、残缺之分。人与人的比较是圆与圆的比较。人的某种才干犹如半径，当绝大部分的半径都超过他人时，就是全才，就是接近完整的圆。玄宗就是这样一个奇罕的圆。”赵剑敏先生如是说。
玄宗是个地地道道的君主，恢弘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势不可挡的吸引力，铸就了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他又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舞文弄墨，吟诗唱和，放荡不羁，成就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他兼具政治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既有敏锐果敢的政治行为，又有感情用事的自由任性。
最终，他文人的气质，矛盾的内心，让他从平凡走向成功，又从成功转入失败，将正剧演成喜剧，又将喜剧演成悲剧。
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骄和侈就是两个。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利边功，轻易用武。终于过犹不及。多次战争让他变得昏昏沉沉，为了虚荣的面子，伤了元气。
——范文澜
唐肃宗上元二年，李隆基驾崩，“群臣上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为何取“玄”字？可能里面有着特殊的含义。玄是个象形字，下端像单绞的丝,上端是丝绞上的系带,表示作染丝用的丝结。后假借为“远”或为“原”。《说文》中解释：“玄，幽远也。象幽而入覆之也。”《庄子》中说：“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由此看来，李隆基是一个充满玄妙的奇特之人，他玄就玄在几乎是个文武全才，史书上说他：“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奇就奇在无论在什么场合中，都能出色扮演好相应的角色。
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奶奶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年幼时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就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也培养了他卓越的政治素质，敢于在铁与血、生与死的光影中进行角逐。
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的祭祀仪式上，当时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后来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倍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李隆基虽然年轻气少，但不失老练，他将各种舆论视为玩物，一切从实际出发，凭需要而定扬弃态度。另外他对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能是受太宗皇帝的影响，他认为政治需要冒险精神，大成功必须大冒险，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顾亲情。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朝政大权落入韦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宰相张柬之被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公元710年，中宗终被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之后，韦后便想学习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此时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也没有闲着，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终于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后等人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权力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没想到曾经帮助李隆基夺回李氏江山的太平公主野心勃勃，想象母亲一样也做做女皇。开始太平公主并没把李隆基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太稚嫩。她抓住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这一点大肆发挥。其目的就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当时太平公主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开元之治”是一部杰作。杜甫曾用那首《忆昔》对此进行歌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那时的大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西方仰慕的天朝上邦。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那么，如果用一些数字来证明唐朝当时社会的繁荣，想必会更有说服力。
第一个数字，7000万。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的全国人口数。而那个时候的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850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第三个数字，70余国。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
第四个数字，53915卷。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新唐书》中记载唐朝“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也许是在盛世中生活得太过安逸，唐玄宗滋长了许多恶习，而且这些恶习越来越严重地表现了出来。正像范文澜说的，骄和侈就是两个。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利边功，轻易用武。终于过犹不及。多次战争让他变得昏昏沉沉，为了虚荣的面子，伤了元气。
唐玄宗后期的统治，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有并吞四夷之志。于是有很多边将十余年不换，久任边境的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唐玄宗将当时的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重兵。终于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离奇色彩，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盛世，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开元之治”，却又亲手将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嗟乎，成也玄宗败也玄宗也。
引领盛唐文化的时尚先锋
有人说，每个人的才干都是一个圆，人与人的才干之比较，便是圆的比较。若把某一个才干作为半径，当他所有的半径都比别人长时，他便是一个全才了。唐玄宗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全才。在他身上除了有政治家的果断，军事家的英武，还有艺术家的气质。也许是他卓越的政治业绩将他才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倘若他不是一国之君，那么也能成为一个才子，他随潮流而动，始终站在时尚的浪尖，成为引领盛唐文化的时尚先锋。
唐玄宗擅长诗文，他的五律风格雄健，骨气峥嵘，妙句连篇；他的乐府诗作得空灵飘逸、生动自然；他的散文情理并茂，意境交融，他的文学造诣远远胜过唐后主李煜与宋徽宗。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高适、岑参等竞相辈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玄宗身体力行的倡导。
唐玄宗在音乐上的才华丝毫不逊于其政治才干。6岁能歌舞，少年时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他也擅舞，16岁时曾为祖母武则天表演唐代著名歌舞大曲《长命女》。他还会演奏多种乐器，如琵琶、横笛等，其中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他练习时敲坏的羯鼓就有四大柜。他称羯鼓是“八音之领袖”，认为各种乐器都不能与它相比，其演奏技巧之高超被宰相宋璟形容为“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唐南卓《羯鼓录》曾说他“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
唐玄宗对唐代的音乐制度做了多次重大改革，调整了原九部乐、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唐玄宗一生作有无数曲子，闻名于世的有《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及56岁时遇上杨贵妃后作的《得宝子》等，最著名的就是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为音乐舞蹈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代表了唐代音乐舞蹈的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位皇帝音乐家的喜爱和重视，以及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盛唐音乐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唐玄宗还被尊为“梨园神”。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梨园排戏，玄宗看得兴起，也换上戏衣，参加表演，他演的丑角三花脸惟妙惟肖，演员在演出时将他打了一下，吓得跪下求饶命，他一笑了之，说这是演戏，不必当真。看来唐玄宗还是颇具艺德的，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尊为戏神——梨园神了。旧时戏班奉他为祖师爷，每逢演出，要在后台他的牌位前供香点烛。在旧戏班里，丑角在诸行当中雄踞首位。在当时，许多名演员有不少出身梨园，梨园也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音乐家，如李龟年、雷海青、张野狐等。梨园的设置，对唐代歌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玄宗的书法堪称一绝，各体皆备，且各立门户开宗创派，盛况空前。尤善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内吞鲸。”《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
这个时代是书法艺术的高峰，硕果累累，张旭、怀素的狂草，李阳冰的小篆，颜真卿的“颜体”，李邕的行、楷，郑迁、郑逾、郑遇三兄弟的八分体，各显神采，争奇斗艳。
玄宗的才气冲天、才华横溢。让当时的许多文人都自叹不如。
皇帝贵为一国之君，他们的爱好不像平民老百姓那样仅为自娱。他们的爱好往往隐藏着国家的兴旺，百姓的福祉。所以，了解了皇帝的爱好，也就算了解了这个皇帝统治下的万民的前程。难怪赵剑敏先生这样说：“盛世的文学，盛世的艺术，渲染出了盛唐的风采。”
文人性格走出一条命运的抛物线
（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沦陷下去。
——赵剑敏
回望历史，多少文人墨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春秋战国时期苏秦联合六国，合纵抗秦；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羽扇纶巾，三分天下……留下多少文坛佳话。他们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社会的栋梁之才。入则封侯拜相，参与时政；出则清谈阔论，针砭时弊。然而可曾想过，文人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些气质会影响他们的性格与做事方式。如果这些文人墨客做了皇帝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唐玄宗以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道路，不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吗？他本人的命运与大唐的命运就像一条抛物线，有低有高，有曲有折。
古代文人，读孔孟之书，闻圣贤之言，自然接受了儒家的入世思想。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唐玄宗也不例外，他曾着了迷，发了狂一般地追求权力、成功。古代的大多数文人都有些恃才傲物，最终难成大器。比如贾谊。诵诗属文，精通儒典，18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年轻有为，无出其右。《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文才尽显，词句铿锵，深得文帝赏识。他锐意改革，广提建议，因此遭到周勃、灌缨等权臣的极力反对，遂改任长沙太傅。后遭猜忌排斥，33岁抑郁而终。贾谊同历史上许多不得志文人一样，不知世事险恶，不通人情世故；过分显露才华，招无德者嫉妒；不思他人利益，任性得罪权贵。然而，唐玄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皇帝身份，当然不会受到如此待遇，但他的一意孤行却让他背上了李煜似的亡国之耻。
古代文人行为怪诞、内心孤独。比如李白。别人都是通过科举应试步入仕途，他却不屑于此，偏去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名人贤士，先造显赫声势，而后平步青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谓豪放，可谓怪诞，正是李白身上的这些怪与为人的真性情打动了唐玄宗，令得唐玄宗对他极为欣赏。唐玄宗也一点不逊色，后宫佳丽三千，他却偏偏最爱杨玉环一人，而且杨玉环还是他的儿媳妇。这点恐怕后人也多不可理解了。
古代文人思想多元、难悟世事，最终选择归隐田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陶渊明、王维等等，从他们的田园诗中便可窥见一斑。正当唐玄宗真的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厌倦了。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及每一个人都受到权力的制约，没有权力只能当配角，甚至连配角都做不成；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支配人，还可以获得尊荣。临事多年，无休止的繁琐政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产生了厌倦，尤其是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巨大功绩后，整天受到身边人的称赞与谄媚，他的内心感到强烈的空虚。他看到荣誉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于是心中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他将权力委托给李林甫，就急忙躲进深宫，将自己满腔的政治热情化成了声色兴趣。
唐玄宗是个复杂的人、矛盾的人。正如赵剑敏先生说的：“（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沦陷下去。”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君主，恢弘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势不可挡的吸引力，铸就了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舞文弄墨，吟诗唱和，放荡不羁，成就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他兼具政治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既有敏锐果敢的政治行为，又有感情用事的自由任性。
最终，他文人的气质，矛盾的内心，让他从平凡走向成功，又从成功转入失败，将正剧演成喜剧，又将喜剧演成悲剧。
他的多情摧毁了一个王朝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
——黄仁宇
几曾见帝王天子有真情，却怎么三千宠爱在一身？辜负了大好盛世千秋业，却原来不爱江山爱美人。
相传：天上一颗星，谓之玄星，又谓之金星，又谓之参星，又谓之长庚星，又谓之太白星，又谓之启明星。初上时，东方未明；天色将晓，那颗星便渐渐地暗下来。先明后暗，谓之玄。中国历史上一位步入大唐盛世巅峰、又一落千丈跌入低谷的帝王用他的谥号和一生解释了这一星象变化。此人便是唐明皇玄宗李隆基。
借着贞观之治的清明，历经几朝的积淀，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如果将玄宗的一生分作两段，会发现他前后判若两人：难道爱情真的让人头昏？想当初，经历了多少刀光剑影，才换来这九五之尊，他勤政不辍，英明果断，任用贤能，重用姚崇、宋璟等，虚心纳谏；后半段，自认为辛勤劳作之后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收获政绩，收获爱情，收获威名，却忘记了盛世硕果也会有摘尽的那一天，肥了杨家，必将穷了天下。也曾战战兢兢，也曾意气风发，也曾励精图治，最终却在温柔乡中沉沦。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
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奢靡吹捧之风由此而发愈刮愈烈。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历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玄宗接受了，然而，三个月后，张九龄的相职却被罢免，九龄曲江风度成为日后的一句虚言。
南怀瑾说过，历史如同人生，以三分法来看，汉、唐、宋、元、明、清的帝国之路如出一辙。以唐代为例，初唐是青少年时期，文治武功十分出众；中唐是中年阶段，功业如日中天，帝国的威风，依然远播，但国力已经开始衰退，渐渐走向下坡，少年时的幻想减低了，加上许多惊风骇浪的经验，不再那么大胆而为，步调日趋保守；等到晚唐，便完全步入老年的境界，对许多事物都不再那么起劲，得一日且过一日，有如风烛残年的老翁。
在玄宗的生命中，共有五个女子留下深刻的印记。第一个妻子王皇后在玄宗心中，是有些分量的，但这分量随着临淄王成为九五之尊反而越来越轻，最后留下的或许是一些对于“发妻”的恩情。舞伎出身的赵丽妃是玄宗第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曾几何时，玄宗击鼓，丽妃轻舞，其乐融融，而后，丰神俊朗的李瑛更是被立为太子。之后，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淡入皇帝视野，温柔承欢，更弹得一手好琵琶，这位武氏家族的惠妃虽没成为武则天一样的女皇，却也占据帝王心头直至死去。这时，一个占据野史却无名于正史的梅妃飘落宫廷，吹白玉笛，作惊鸿舞，满堂生辉，恍若仙子，然而好景不长，当玄宗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出现时，梅妃只能泪赋《一斛珠》了。
对于李隆基来说，杨玉环已经不是一个妃子，而是名副其实的妻子。意趣相投，情深似海，正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曾几何时，清元小殿上，宁王吹玉笛，玄宗打羯鼓，贵妃弹琵琶，李龟年吹篥，张野狐弹箜篌，贺怀智打拍子，谢阿蛮曼舞，其乐融融，仿佛王土之上都是一片祥和。
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只可惜玄宗眼中只剩了贵妃，难容其他。
或许明皇会问：“爱一个人有错吗？”是啊，玄宗在玉环身上找到了真正的爱情。爱之深，情之切，恨不能将全天下捧来给她。她在君王的宠爱中甘之如饴，无心政治权势，只为长相厮守，却不想一笑倾了国。
天宝常和开元合在一起，称“开元天宝盛世”。其实，天宝是盛世的美丽与哀愁共存的时代。唐朝气度恢弘，盛极的时候繁花满天、硕果累累；衰亡的时候枝残叶落、萧索暗淡。
对于子民来说，是该为活在盛世而幸，还是为盛极转衰而悲？对于玄宗来说，原说是明月永照长生殿，谁料到渔阳声鼓卷烟尘，到头来，只有马嵬坡前绿草茵茵。
安史之乱——唐朝盛衰的分水岭
不重视民族观念，任用胡人，引发安史之乱（安禄山非汉人），平安史之乱也是以胡治胡（平安史之乱的大将中只有郭子仪一个汉人），中唐边防从此陷于胡人的掌控。
——钱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十五日，华清池里，唐玄宗和第一夫人杨贵妃正“温泉水滑洗凝脂”。忽然快马来报：安禄山造反了！温柔乡里的唐玄宗说什么也不敢相信他的“干儿子”打起了抢他天下的主意，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胡儿”挥师长安了。唐玄宗这时才清醒过来，想起很多大臣对他的劝告，包括太子。但此时的李隆基处于没有思想准备的状态，安禄山这个政治暴发户的举动十足给华清池泼了一盆闷凉的水，李隆基的盛世也骤然地抽搐与痉挛。
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除了李隆基政治生涯后半生的昏庸，安禄山的“韬光养晦”是他最终大胆向“干爹”出牌的资本。安禄山，何许人？据考“杂种胡人”，一个深谙隐藏锋芒的“胡人”，从普通军队的士兵，平步青云，最后拿下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兼河北采访使等职位于一身。
安禄山一生给两个人当过养子，先是张守珪，后是杨贵妃。前者让他有机会接近长安，后者则是给他的政治资本加上了无耻的裙带关系。张守珪见他作战勇敢又有智谋，把他收为养子，并推荐给朝廷。天宝元年(742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到河北采访，安禄山对他百般谄媚，拿出很多金钱结好张利贞的左右人员作为私恩。张利贞入朝，极称安禄山有才干，玄宗便任用他为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于是他有了入朝奏事的机会。第二年入朝，他的奏对很符合旨意，唐玄宗很欣赏安禄山办事干净利落，于是迁升为骠骑大将军。第三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
但凡能在官职上一路飙升的人，要么个人能力超群，要么后台强硬，要么有点个人能力，外加出色的谄功。安禄山的谄功是出了名的，经历史鉴定，每每需要写点阿谀奉承的资料，他必是首选之一。在唐玄宗眼里，安禄山几次入朝都表现出他政治思想和实践行动“又红又专”。对这个听话又懂事的“胡儿”，唐玄宗怎会吝啬他的表扬和奖赏？天宝六年安禄山升为御史大夫，他的妻子段氏被封为国夫人。皇帝还给安禄山在京师建立府第，让宦官监督工程，告诫他们说：“要好好部署，安禄山的眼孔大，不要令他笑话我。”台观池沼的华丽超过了他的身份。皇帝登临勤政殿，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幛，中间放了一榻，给安禄山坐，来表示对他的恩宠。在集大唐的最高级恩宠于一身的同时，安禄山却一点也不张扬，处处装得愚昧无知，而暗中大行韬晦之计。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天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中原。
安禄山，这位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者，发起兵来和胡旋舞一样，急速、快捷，但长安城的决策者却被他之前一系列的低调动作忽悠了。
一个“杂种胡人”如何敢对他的“干爹”做出忤逆之事，他又凭什么这样做呢？唐玄宗仔细思量了一番，首要原因恐怕还得从自己身上找。
唐朝设立了节度使这样一个武官的职位，即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初设时负责管理内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同时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地，节度使也开始过问民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还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势力大大加强，已经到了独揽军政大权的地步。唐玄宗在边镇设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人，典型的外重内轻，外实内空。节度使后来又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手握军权。如果在任命节度使的问题上没有仔细考量，节度使一旦起兵造反，后果不堪设想。的确如此，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唐玄宗又想起自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而将国家交给了没脾气也没霸气的老虎，李林甫、杨国忠更替把持朝政，纲纪大乱。安禄山对朝廷的脉象把握得很到位，造反的阴谋日益炽盛。
另外，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钱穆先生在评述安史之乱时，就指责说：“不重视民族观念，任用胡人，引发安史之乱（安禄山非汉人），平安史之乱也是以胡治胡（平安史之乱的大将中只有郭子仪一个汉人），中唐边防从此陷于胡人的掌控。”
唐玄宗前思后量，终于想明白了，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