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君恩浩大，有诺必践、有恩必报的国士，君上也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魏征带着不达使命誓不罢休的决心赴华山以东，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功名利禄，只是因为有男儿意气在胸中激荡，为了报答高祖的知遇之恩。
初唐一朝，国君识人，名士感恩。在这个英才云集的年代，贤相名将点燃了激情生命，闪耀在万历河山的上空，照亮了华夏大地，他们用忠心和血汗浇筑了大唐帝国的盛世雏形。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荒芜了黄尘古道，淹没了烽火边城，岁月呀，你带不走这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千年过后，游弋在唐史里，重回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大唐的“长城”
于李密，忠也；于单雄信，义也；于兵士，恤也；于唐朝，始终如一，灭之高丽，功至高也。
——王夫之评李责力
当年几十万瓦岗军威震中原，惊天动地，在短短几年间，聚集了天下几乎所有的豪杰。一千三百多年来，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历史上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但像瓦岗军这样轰轰烈烈的并不多，瓦岗军最后投了李唐，并且由于他们的协助，李唐如虎添翼，最终，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王朝高峰。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中举义较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大的三大义军之一。起初，瓦岗军夺取公私行舟的货物，杀富济贫，曾多次击败隋军围剿，这支部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当时人们唱着“扶着爷、搀着娘、携着儿女去瓦岗，瓦岗寨上吃义粮”踊跃参加义军，从瓦岗筑寨时的数百人到洛口建政时的百万之众，曾一度被推为全国反隋义军的“盟主”。瓦岗寨集结了当时名满天下的英雄：翟让、李密、单雄信、徐世勣、秦琼、程咬金、罗成、魏征等，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贞观名臣。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岗寨为大唐帝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称之为盛世名臣的摇篮丝毫不为过。
后来连续辅佐高祖、太宗和高宗三朝，被朝廷倚之为长城的李勣也扎根瓦岗寨，并在这里迅速成长。关于他的名字，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就是徐世勣，字懋功，后赐姓李，高宗朝为避太宗讳改“世勣”为“勣”，遂以李勣之名闻名于世。李勣名字的变更也说明了他个人经历的复杂。
李勣一生主要历经瓦岗寨和唐朝。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李勣有一段深刻的评论：“于李密，忠也；于单雄信，义也；于兵士，恤也；于唐朝，始终如一，灭之高丽，功至高也。”
他为大唐江山的建立、稳固、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朝臣对他的忠心都一致认可。总章元年，在李勣挂帅东征辽东之际，“上又问（贾言忠）：’‘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李勣死后，唐高宗悲痛欲绝：“勣奉上忠，历三朝未尝有过。”
关于李勣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出色战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评述：“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从司马光的话里，可以归结李勣能谋善断过人之处。李勣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经历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在瓦岗寨期间，他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与李靖奇袭东突厥，贞观二十年再破薛延陀，乾封元年平定高丽。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尤其是乾封元年(666)，李勣以73岁高龄挂帅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降伏了高句丽，为唐朝解除了心腹大患，唐太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总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李勣不仅对大唐忠心耿耿，在瓦岗寨时对李密也是忠贞不贰。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他对长史郭孝恪说：“此间民众土地，皆为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于唐皇帝，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我以此为耻辱。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上启魏公（李密），让他自己献去。”李勣派郭孝恪到了长安。李渊闻听徐世勣派使者来京，却不见奏表，感到非常奇怪，召郭孝恪询问。郭孝恪把李勣的原话说了一遍，言奏表已送到李密手中，由李密转呈。李渊称叹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忠臣也！”
李勣一生善始善终，在武将中实属难得。一个军人如果只知晓战场上敌我争锋的道理，而对政治的微妙性不了解，或居功至伟，或目中无人，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后世的郭子仪正是在这方面的楷模。贞观一朝的武将中李靖和李勣二人也是上得战场、下得官场的厉害人物。李靖侍唐太宗，凭借良好的个人关系，得以功成名就。李勣跨越三朝，他的一生则更加丰富多彩。
在他看来，皇家的事情是他们的“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问勣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勣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勣一生为大唐立下战功无数，荣耀倍至。但李勣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勣，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而此时，“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贪恋，多次要求辞官，要求降级。在古今名将中，可谓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死神面前，他并不贪求富贵，并不企求长生不老。总章二年(669)，已经位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时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外，“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他常说：“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来，像他这样一位“田夫”，能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面对死亡，他显得坦然、平静。
纵观李勣一生，的确如此——他那充满传奇的成功人生，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君臣的一段理想“婚姻”
魏征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
——费正清
“我听说过，要求树木生长，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留给李世民乃至后代帝王最宝贵的治国财富。魏征在唐太宗时曾任谏议大夫、宰相等职。他是出了名的率直性子，前后共劝谏唐太宗两百余次，成功率很高。尽管魏征很少直接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但正是他敢做人所不敢做，敢说人所不敢说，避免了唐太宗的不少错误。对贞观盛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他位列凌烟阁二十四臣之一。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三番两次的“犯上”，而且基本上都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学者费正清曾说过：魏征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能成就君臣之间的坦诚相待，古往今来，唯有太宗魏征一对。魏征的直谏成就了太宗最善于纳谏的美名，而太宗之明反过来也成就了魏征一代谏臣的荣誉。
归结起来，魏征的进谏能有出乎预料的效果当然和李世民身为一代明君大有关系。看看商之比干、夏之关龙逢、明之李仕鲁的下场就应该羡慕魏征生逢其时，换成在商纣、夏桀时代当官，不用说直言两百次，一次就足以要了他的命。当然李世民大多接受魏征的观点，还在于他的建议基本都是正确的。他一贯重视休养生息，反对铺张浪费，即使在群臣一致要求搞封禅大典、而唐太宗也倾向于搞封禅的形势下，就他一个人坚持反对立场。他提醒唐太宗要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君臣要以诚相见。一些哲理性的名句，魏征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都十分精辟，历来被奉为治世、修身格言。魏征还善于运用历史教训提醒唐太宗的为人处世，尤其擅长拿出隋炀帝这个反面教材来类比，太宗最怕的就是和隋炀帝一样亡国，因此效果极佳。
魏征让后来者敬佩的地方还在他从来不看皇帝的脸色，管他阴晴变幻，照说不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可是魏征不在乎，该怎么提就怎么提。
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太宗的火才算下去。
毫无疑问，魏征和太宗在贞观年间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政治“婚姻”。他们两人的默契配合是贞观一朝政通人和的小缩影。封建社会，君在臣的眼里是不可随意冒犯的，君臣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一个朝代从来不缺少有想法、对君主有意见的人，但能像魏征那样大胆地说出来，丝毫不留一点在心里的人太少了。魏征是幸运的，唐太宗也是幸运的，他们相逢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共同奏响了封建社会的一段和音。魏征每一次的突然出现，唐太宗都能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因此有时也会出现令人捧腹的小插曲。
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鸟，很是喜欢。有一天他正在逗鸟，有人通知他魏征来了，唐太宗一看不好，鸟没地方放了，就藏在自己怀里。魏征一进来，发现唐太宗神色异常，再看旁边放着的笼子，大抵明白他之前在干什么，但是没有说什么，继续向唐太宗报告另一件事，从隋朝灭亡开始，大半天没完没了，直到发现唐太宗怀里的鸟不动了才告退。魏征走后，唐太宗发现鸟憋死了！
初一看来，此事很容易为人发难：究竟谁是皇帝？但，太宗是理智的。憋死了一只鸟并不可怕，憋死一个国家才可怕，这一点太宗还是明白的。但是唐太宗再厉害，估计也很难想到他当年从太子建成那里招降来的魏征会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谏臣。从魏征开始侍唐以来，唐太宗历经了从受不了、到还能接受，直到最后简直离不开魏征的地步，见到魏征先正己都成了习惯。
公元643年，魏征去世。唐太宗挥泪说出了心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魏征是特殊时代涌现出来的特殊人物，在君臣促膝而谈的氛围里，有谁不能透过每一段求言、争论、辩驳看到盛世的背影朝着他们走来？
相视无言千古泪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
——费正清、崔瑞德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长安。
一生功勣耀眼的唐太宗，急速滑向英雄的暮年。房玄龄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一日，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相视流泪，无言。一千三百年前的这个感人的画面，后世再也没有出现复制版本。三十二年来的情感映红了两个男人的生命的余晖。三十二年前，他们在渭北的萧瑟秋风中相遇；房、李二人不见则已，一见如故。《资治通鉴》卷184隋恭帝义宁元年九月载：“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自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君臣之守。三十二来，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左右，他们融合互补，相得益彰；李世民更有魏征、王珪、尉迟敬德等人，竭尽忠心，为他效力。李世民当时掌控的局面，真可以说是文臣武将精英荟萃，君王臣子共谋宏图大业，也正因此才造就了唐太宗的贞观政勣，显赫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
房玄龄比李世民年长十多岁，可称兄弟；李世民身为帝王，可称君臣，但那一刻的眼泪超越了所有的关系，也融合了复杂的情感。感激、欣慰、遗憾全都涌上这两位英雄的心头，于是，男儿泪洒长安。
不久，房玄龄离开了他倾尽一生精力的大唐。贞观前后二十三年，房玄龄辅政二十二年，他为大唐鞠躬尽瘁，事无巨细，李世民和整个帝国都离不开他。房玄龄的一生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年辅佐李世民开创江山，跟随他四处征战，后二十二年潜心辅助其治理国家。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
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
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
李世民有89首诗作收录在《全唐诗》中，其中就有两首是颂扬房玄龄的，除这首《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外，还有一首《威凤赋》。房玄龄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在贞观国家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时代，得到李世民青睐和厚遇的不少。文有魏征、长孙无忌、褚遂良、杜如晦、萧禹等，武有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等，这些激情四射的人物描绘了浪漫多彩的盛世画卷。在后人看来，在大唐灿烂星空里，他们无比惹眼。他们运筹帷幄，冲锋陷阵，文治武功，颇有成就。房玄龄很容易在后人对个性人物的青睐惯性下淹没在群英张扬的影子里。把房玄龄拿出来一对一地比量，他似乎缺少了几分热血豪情，多了点文人的儒雅大度。但精英层里太需要他这样的人了。
充满个性的人多了，就不好办事，何况这些人一个个才华出众，各有所长，谁也很难轻易能把另一个人说服。有时候就是互相不服气，非要争个输赢。房玄龄在个性人物中，没有张扬鲜明的举止，但性情温和，洞明世事，通达睿智，尤其很能忍，忍来自各方的言语攻击，甚至是本不该由他来承受的痛骂。
皇亲国戚，文臣武将都在他头上撒过气。痛骂、辱骂、出气各种类型都有，不着边际的、误会的、故意的也有，可他并不认为不反击就是懦弱的表现。连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在宰相头上出气，这似乎是一种习惯。对此，费正清认为房玄龄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房玄龄的角色如同润滑剂，多方的摩擦冲突都在他那里得到糅合化解。他办事时谋略细密，待人和蔼可亲，对待争吵豁达大度。口头上的辩驳有时候是平白无力的，行动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身为当朝宰相，他以高效的行动来缓解矛盾。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费正清拿他和长孙无忌作过对比：“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皇帝定下大政方针，房玄龄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促进政策的实施。
如果把魏征的直言进谏看成是有效的思想说教，那么房玄龄的办事则是出色的执行力量。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有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注解。
历史上宰相多的是，但能像房玄龄辅政长达二十余年，善始善终的太少。他的能力和性格是成就一生美誉的最佳阐释。很多人一旦掌握大权，便颐指气使。因此，总想抓住一切时机占尽风头，只要能风光，就要千方百计地占有，岂能让他人沾上一点光？有利就图，哪能丢失一点？像房玄龄这样默默无闻，忠于国家的不多。
难怪李世民自己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在世民帷幄中,既策划平天下事，又为世民潜结死士，扩大实力，以为他日非常之用。故玄龄于世民必以帝王期之，此所以世民自比于刘秀，而以玄龄比于邓禹也。”
贵戚豪族英冠人杰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费正清、崔瑞德
唐，无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最容易让人心潮澎湃的一个。唐朝时的中国繁荣昌盛，四海归一，影响及于后世，如今海外华人聚居区大都叫唐人衔。古人云：欲成就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至今，那个时代英雄们的名字，如魏征、李靖、李世勣、房玄龄等还被后人广为传颂。但是在李世民眼里，他才是最大的功臣——他就是凌烟阁中的第一功臣长孙无忌。
李世民手下能臣名将众多，仅凌烟阁的画像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第一位，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是太宗绝对信任的宠臣。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喜好文史，有才华。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长孙无忌的妹妹嫁给李世民，即后来的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又与李世民年龄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费正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提及长孙无忌时，说他是“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曾有人密奏太宗告长孙无忌权力过大可能引发尾大不掉的后果。李世民毫无保留地把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看，又对百官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的专车上。
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就其才能而论，他在贞观的名将良相中算不上出类拔萃；在军事方面有一定见地，但并不是那种统领千军万马上战场的帅才。李世民对他了解得很：“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但他在初唐发生过的两次重大储君更替事件脱颖而出：一次是玄武门之变，另一次是李治越次成为太子。在这两次关乎大唐命运的事件中，他都和李世民坚定地站在同一立场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后一次，他所施加的影响力更是无人能及。
从李氏父子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陪伴他走完漫漫贞观路。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政变过程中，他立场稳定，尽职尽责，奔波联络。这场政变是李世民一生的转折，倘若没有成功，他就会在历史上留下背叛父兄的千古骂名。因此他把是否参与玄武门之变看成论功的重要指标。尽管决策上房、杜二人作用更大，但没有长孙无忌，只怕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李世民在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李世民即帝位后，他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李世民正犹豫。长孙无忌力陈道理：“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方才使李世民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长孙无忌的才能毋庸置疑。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但可以肯定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一向比较注意避嫌。这一点比汉朝的外戚们好得多。他对权力过大的结果有清醒认识，不轻易接受李世民的封赏。贞观七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
另有一点很可贵，他敢于对皇帝说“不”。
唐太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实行周代的分封制，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和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冒死谏诤，唐太宗无动于衷。最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
在第二场太子更替的事件中，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初年，长孙无忌其实是真正的执政者。但他不是有异心之人，否则也不会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落个流放的可悲下场。他没有忘记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在科举上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他亲自编写了一套重要的法律——《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同时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
太宗晚年，长期对高丽的战争使得国家负担沉重，长孙无忌恢复了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
唐太宗向来以善识人用人著称，这次他同样没有看错人。长孙无忌在贞观和永徽之间实现了平稳过渡，避免了如发生在贞观之前的流血事件，使得这件唐太宗即位后一直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再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