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大将李靖击败东突厥，大唐将士饮马贝加尔湖；贞观十四年，唐军战胜高昌；贞观二十年，大败薛延陀，策马郁督军山，降伏咄摩支可汗。永徽元年，突厥可汗车鼻被擒。显庆二年，唐军攻下西突厥；显庆五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挥军剑指朝鲜半岛，百济降。龙朔二年，唐大破铁勒，笑傲天山。至此，天下初定，四方来朝。
梦回唐朝，这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让人纵马四海，无数次地感受什么叫血脉贲张，什么叫横刀仗剑四顾无敌，什么叫踞东方而傲视天下！
四方遥尊“天可汗”
唐朝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使东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
——范文澜
强汉盛唐，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最为傲人的封建时代。这两个帝国往事已沉淀在历史长河中，却也成了华夏儿女不朽的荣耀。拂去历史的尘土，卫青横扫漠北匈奴王庭的壮举，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姿依旧清晰。大汉将士以天威纵横西域，向天下昭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历史似乎是一个轮回，秦始皇结束了四百年的东周乱世，随后出现了强大的大汉帝国，而在隋文帝结束了同样是四百年的分裂后，大唐帝国应运而生。和秦一样，隋也是一个短命王朝，皇位接替不过三代。初唐时期，经济实力并不强大，但是他们继承了隋朝先进的军事基础。
建国初，唐高祖李渊大多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当时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东突厥。范文澜在其编著的《中国通史》中提到：“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这个草原帝国所处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能够存活下来的人都剽悍善战，但也因为对草原环境的严重依赖，他们难以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而中原的农业社会就是他们在没有吃穿时的备用物品储存库。初唐的军事实力尚处弱势，突厥屡次入侵边境，烧杀抢夺，连物带人“满载而归”。为了赢得发展机会，李渊以贿赂政策换来暂时的和平。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送大礼是常例。但是，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李渊的金钱换和平越来越不奏效。公元619年初，大唐逃过一劫，突厥进犯大唐的计划因为始毕可汗之死而搁浅，继任的处罗可汗也在第二年死去。然而武德三年，颉利可汗继位，大唐边塞迎来了十年祸患。
公元622年，颉利率领十五万人的大军进犯太原，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但突厥人还是屡屡进犯长安周边地区，以至于公元624年长安不得不宣布戒严。此后，突厥仍不断骚扰唐边，甚至关中地区亦经常受到威胁，迫使李渊萌生了迁都的想法，被李世民力谏后乃止。早在隋朝时期，突厥曾经遭到隋军的沉重打击。隋末动乱，中原分裂残破，突厥抓住了这个好机会重整旗鼓。高祖时的突厥让唐朝受尽了屈辱。唐太宗这个强硬人物即位后，再也不想向外来压迫屈服了。
武德九年，唐朝发生“玄武门事变”，颉利认为有机可乘，乃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再次大举南下，很快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以北，以观唐廷虚实。唐太宗亲率六骑与颉利隔渭水对话，责其负约。唐军主力继至，军容严整，颉利恐慌，请求议和。李世民因其新立，政权尚未稳固，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与其签订“渭水之盟”。
但面对东突厥的威胁，唐太宗时刻为反击做准备。东突厥因连年征战和天灾，国势大减。而唐朝内部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又取得了恒安(在今山西大同境)、朔方(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便于进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唐太宗认为战机已成熟，便于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共发兵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六路进击东突厥。
一年后，大唐铁骑真正开始了对突厥的战争，李靖率兵十二万深入大漠。李勣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军后与李靖合兵，李靖于二月初率三千精锐夜袭定襄。贞观五年，唐军再度大破突厥军，俘颉利可汗，东突厥败亡，大唐终于成功地处理了这块难啃的骨头。
而西突厥汗国在统叶护可汗统治下，亦成为“控制数十万，霸有西域”的强国。贞观二年，西突厥发生内乱，各部互相争斗，经常自立可汗，力量逐渐削弱。贞观六年，泥孰被立为咄陆可汗。其后，西突厥内部依然混战不休，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再次分裂为北庭、南庭两部。十六年，北庭乙毗咄陆可汗发兵入侵唐伊州(今新疆哈密)，被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其后乙毗咄可汗被罢黜，乙毗射匮可汗继立。二十年，乙毗射匮遣使入朝，贡献方物，请求联姻。原被乙毗咄陆可汗封为叶护的阿史那贺鲁于二十二年率其余众数千帐归附唐朝。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既平，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服。630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这是当时在高昌流传的一首民谣。突厥的灭亡，让西方的各个部落都感到了唐帝国的强大，纷纷臣服，表示愿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接受唐帝国的保护。范文澜就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作了客观的评价：“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中原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通向中亚，乃至达到西方的道路也被彻底打开。大唐的天威穿透了风沙阻隔，远播世界。在海上交往不多的时代，陆路承担着国家间交流的主要方式。中华东临大海，西南有高原阻隔，西边的丝绸之路便承载了与外界的交流。以雄武之力、短暂的疼痛换来百年和平，于大唐、西域、中亚和更广大的世界都是完美的一笔。
贞观十五年，唐大将李勣大破薛延陀军。龙朔元年十月薛仁贵大军在天山平定回纥叛乱，此后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西域小国先后向王师称臣。唐朝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资治通鉴》有载：“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至此，大唐帝国国土已西至咸海，北越过贝加尔湖，西南濒临阿拉伯海，大唐帝国的版图在这个时候基本成型。
大漠外 雄浑音
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如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
——袁行霈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旧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犊，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闺中少妇独坐床沿，瑟瑟秋风凉透了心，挂在冰冷夜空里的皓月和她一样的孤独。心中的人远在边塞，何能不牵肠挂肚？思妇的泪随着曹丕的《燕歌行》流淌了四百多年，时时牵动着戍边将士们的心。东汉后，中华边疆烽烟四起，青壮男人应征入伍。战争之惨烈，刀剑之无情让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漫漫征途像一条孱弱的生命线，一端拉着家乡，一端伸向未知的明天。国势不强，军力萎靡，边塞的声音就这样低吟了几个世纪，少有悲壮激昂的吼啸。
胜败是每一个军人最关注的事情，自信靠不断的胜利来撑起。自东汉以来，西北大漠、北面草原在中国军人的精神里种植了畏惧感。直到大唐彻底一扫蔓延四个世纪的边塞颓势，雄浑之音方兴起，何等壮阔！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军师西门伫献捷。
同样是风沙雪雨、大漠狼烟，在不同时代的军人眼里，却是不一样的景致。可以是恶劣，可以是畏惧。在唐前的军中文人眼里，它们是催生愁绪和失望的资本，少有能傲视万物的情怀。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袁行霈所说：“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如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此话一点都不假，唐朝边塞诗的创作者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等外，还有像李白、杜甫、王维等也加入了边塞诗的创作团队。
边塞诗早在隋朝已经吹响了号角，到了大唐真正集结兴起。卢思道的《从军行》、何妥的《入塞》，杨广的《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纪辽东》，杨素的《出塞二首》、薛道衡的《出塞二首》，王胄的《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虞世基《出塞二首》都吟咏出铿锵的味道。到了骆宾王、高适、岑参时期，读其作品，可以纵览金戈铁马，在雄浑的吟唱声中笑看沙场风云变幻。一场惨烈的战斗可以在豪放慷慨的格调里擂鼓而起，在最后一个休止符处又戛然而止。尘埃落定的血色余晖中，冲杀声依旧荡气回肠。
唐代边塞诗的数量和质量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唐以前，主要由历史散文、地理著作来承担反映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任务，多以教科书般的感觉来书写军旅生活。到了盛唐时代，诗歌轻松地挑起了重任，但同时它也不排斥在字里行间畅诉儿女情怀。思妇愁肠和征途苦累反而使满怀豪情更加丰满、真实。
唐朝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吹起了边塞诗的这股新风。吴庚舜先生指出：“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的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当时’‘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凉州词》里更是笑对生死。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大唐才有。
唐朝的经济发展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可能。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给世人最强烈的感受，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值得骄傲、一个强大无比的时代。虽说宋朝的经济一样发达，但在词作里就缺少了这种气派。大唐的军人们从心底里渴望冲锋陷阵，上前线杀敌。
在盛唐时代，边塞诗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题材。有人是这样来描述这一盛况的：“唐代的诗人们无论是著名的作家或未著名的作家，至少有一首以上的边塞诗。而上至掌握国事的政治家，统率军队的武人，下至贩夫走卒，以及不知姓名的鄙人也会做一两首关于民族斗争的诗歌。”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下，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感到自豪。在这种内在的心理驱动下，人们就会向往着遍览各个地方。无论走到何处内心深处都是一种自豪感，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天地。
唐初以后在边境设都护府，增强了边庭的军事力量，不少诗人都曾去过边塞、甚至长期居留在边塞。由于边塞是保卫祖国的前哨，边塞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丰富多样，因而边塞诗除了有去过边塞的诗人写下的他们的生活感受外，还有为诗人普遍歌唱的价值和魅力。
当然，军中诗人不是杀敌狂，他们怀一腔热血，为正义、为保卫家国驰骋沙场。对于战争的描写，更多的是挥洒时代的豪情和自信。同时，诗人们也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尤其太宗晚年的穷兵黩武使得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征伐的呼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实为罕见。因此，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
天威播四海
摩诃末（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穆罕默德）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
——范文澜
在中国境内曾出土拿水壶的大食人陶俑，从中原到新疆、到广东都发现过上千枚波斯银币。一个是来自古代的大食国，一个来自古老的东罗马，那里的商人、官员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是为旅游，也为取经。
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西起地中海东到太平洋西海岸，欧亚大陆上三大帝国正书写着自己的传奇历史：它们分别是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8世纪，中东的阿拉伯人异军突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8世纪初，中国的富庶勾起了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强烈的占有欲，他答应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然而此时的唐朝，又岂是被战争轻易吓倒的时代？借用汉朝的经典外交辞令“犯我盛唐者，虽远必诛”来形容此时的唐朝同样毫不为过。结果可想而知，两个阿拉伯人一步也没能踏上大唐国界。
八世纪时的唐朝正是天宝年间，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顶峰。此时的天子是唐朝的第七个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虽然在这之前，唐朝权力过渡出现了问题，但武则天登上皇位，这个能干的女人除了要和儒家传统和社会道德作长期斗争外，把国家也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了玄宗时期，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无论从哪方面比，大唐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同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长安作为最先进国家的都城，拥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威望。建筑上其布局经过精心策划，气象非凡，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扬名于世界，成为各国人心目中的天国圣地，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前来东方学习、取经。这里有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等。当时交往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外国贵族多派子弟到长安留学。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里这样写道：“摩诃末（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穆罕默德）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
唐朝和大食的外交关系日益密切。唐高宗时，大食遣使来长安通好，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入唐使节近四十次之多。大食商人从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朝廷当官。在广州，大食人建立了伊斯兰教礼拜寺，他们的信仰受到唐中央的尊重。中国的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传入大食，又通过大食传到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今天的伊朗属于古代的波斯，即东罗马。唐时，波斯商人是长安城的常客。长安城里的外国人以波斯人最多，波斯富商遍布各地，有些长期留居中国。波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转运站，隋唐的丝绸、瓷器、纸张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输入波斯，再从波斯向西转运。
波斯和大唐的亲密往来，不仅仅是学习技术经验的关系，还有求援的成分在里面。范文澜提到一点：“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在唐朝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受到东罗马皇帝、贵族、妇女的喜爱，所以东罗马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出国口。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
确实，后来的东罗马不断地受到大食的骚扰，求助于唐朝。但唐朝虑其相隔遥远，没有答应出兵，东罗马不久被大食吞并。唐朝也吃过大食的亏，天宝十年（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又传到西亚，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那里带去了东方先进的文明。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
盛唐的气象不仅仅在长安，不局限于中国，它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美丽的回忆。如今，“唐人街”依然是世界对海外华人居住地的称呼。这是一种自豪，一种穿越了千年也没有随时间流逝的厚重积淀。
府兵乎？募兵乎？
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范文澜评府兵制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华清池还在荡漾着美人的笑声，范阳的急报打破了欢快的气氛：安禄山叛变！此后近九年间，唐玄宗再也没有好日子过，大唐也从此一蹶不振。
在众多史学家看来，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制度上和府兵制的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玄宗时的唐朝到了鼎盛时期，人口比唐初出现很大增长，土地兼并严重。唐朝初期颁布了很严厉的法规进行限制，但是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地还是一点点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失去了田地的农民没有办法负担府兵的征调，于是只能选择逃亡。
当时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政策，一个家庭往往好几个儿子。儿子们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产，于是人均田地越分越小，直到最后分得的田地少到实在不足以养活自己，最后只能卖掉，土地自然就集中到少数有钱人手中。
农耕社会农民的生活保障还要看老天的眼色，一次天灾就可以把一年收成的希望毁于一旦。没有收成，囊中羞涩的农民们自然就不会有钱买武器了。但是兵役是朝廷的命令，不可不服，最后只有一条路——逃亡。长此以往，兵源不足，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
唐朝廷开始用“弓广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制来取代府兵制。杜牧曾在所著《原十六卫》一书中痛斥唐玄宗、张说君臣废府兵兴骑的失策。他说：“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他对于府兵制的废止非常惋惜，认为这是开藩镇割据之端。府兵制的难以维系更多的是缺少其他兵制的补充，并不代表它完全失去了作用。本来兵力最为雄厚的关中地区便逐渐空虚起来，而边疆地区的实力开始迅速增长，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形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而在初唐时期，“举天下不敌关中，居重驭轻之意明矣”（陆敬舆语）。府兵制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形势变化，其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唐朝军队能够在横扫西域、击败突厥，以及后来的多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府兵制有不小的功劳。
唐代的府兵是世兵，职业军人，和汉朝缺乏训练的农民军不同。众所周知，全民皆兵，生产工具就是战斗工具，生活就是战斗，这是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的重要因素。唐代利用世袭职业军人的大量训练，造就出战力更强的农民兵，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游牧民族的优势。简单地可以这样解释，战时为兵，平时为民，战争和生产同时抓，两个都不误。这和满清的八旗制度相类似。范文澜评价过府兵制：“府兵制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唐太宗时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政府将农民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民，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二十岁开始服役，到六十岁才免役。唐太宗时，全国分置634个折冲府，均由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分领。府分三等：上府兵1200；中府兵1000；下府兵800。每府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府兵除出征与轮流卫戍外，其余时间均居家种田；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由折冲都尉统率教习攻战之术。遇到有战事发生，府兵由中央临时任命将领统兵出征，战事结束，兵士散于府，将领归于朝，平时每年须轮流宿卫京师，还需定期镇戍边疆。
府兵的任务，最主要的一项是到京城宿卫，多由距京城较近的关内、河南、河东诸道府兵担任，这几道府兵兵额已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职责除宿卫宫禁外，还充当诸王府、各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治安之责。
因此，在府兵制下，军民是一家，一个男子既是军人也是农民。但是国家出于省钱的考虑，不给出钱买兵器，连粮食、日常用品都要自备。由于府兵平时务农，生活无异于农民，自给自足，国家又省了一笔军费开销。战争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战争结束后，将帅则解除兵权。这种措施使军队不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割据的可能性。
政策是跟着时代走的，府兵制的出台是形势的需要。贞观年间，国家刚刚从硝烟里走出来，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朝不保夕，政府和农民一样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时候要是把青壮男丁都抽调出来，不仅国家要养着他们，每个家庭也少了一个干农活的主力。这样，家庭和国家的负担都重了。还没来得及喘息，大唐又要背着沉重的负担行进，显然不现实。
鉴于隋文帝统治时期改革府兵制的成效，唐太宗决心加以继承发扬。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府兵制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府兵制度。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制，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共三百余州。贞观十年，下令仿照隋朝鹰扬府和唐初十二道府兵建制，于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
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发生重大战事时候聚集慢。为了克服府兵制的弱点，唐后来设立了临时征兵办法，这在唐中后期成为主要的兵役制度。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将壮健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揭竿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对策。
关于是走哪条路线，贞观年间曾经有过一场高层间的辩论，对府兵和募兵的优缺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客观地说，贞观时期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后来大唐王师的赫赫战功也就只有在梦里追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