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尽显帝王治国的决心。走入时光隧道，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去经历盛世王朝那欣欣向荣的春天，波澜壮阔的夏天，歌舞升平的秋天，颠沛流离的冬天。
一个王朝的兴衰如同四季的变化，四季变化有规律，王朝兴衰同样也有规律可循。李唐王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牢牢把握这一规律。
“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钱穆）
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钱穆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历史的舞台上总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皇权更迭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刘家下台李家上。看每一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如果看王室，倒不如看相权。钱穆先生说过，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各朝政府的变化都是随着相权而动。相权动，则制度动。
钱穆先生在《中国政治历代得失》借用今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唐代和汉代政府的不同之处，他是这样说的：“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唐代则分三省六部，把相权分散于几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尚不包含在内。
当统治者限制了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之相后，反而更能放手去组建一个治国的精英团队，没有了权倾朝野的威胁，用起人来也多了分从容。唐太宗李世民在历代君主中，算得上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尤其是有了三省六部的分立，他更能将“人得其位，位得其人”的用人理念运用得得心应手。
后晋刘昫在《旧唐书》中记述：“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规章法典皆多为其所制。房玄龄多谋略，但优柔寡断；杜如晦善决断，取舍得当，是以人称之为“房谋杜断”。
唐朝名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玄宗前期著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等，他们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明君贤相齐心经营出一个辉煌灿烂的大唐。“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诗圣杜甫笔下开元盛世时的繁荣景象。
由相权变化知制度，由宰相人选见兴衰，开元贤相张九龄便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见证者。
相比于姚崇的通达时变和宋璟的刑赏无私，张九龄更像是一个勤政思危的老成务实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相佳句天下知。曾被史称“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的九龄，文采风度俱佳，仿佛盛世大唐第一管理梯队的最佳代言人。
然而，当君主由励精图治转为逸乐享受时，不惜犯雷霆之威、与阿党抗行的贤相便显得有些碍眼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把持了朝政，这也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新唐书》亦言：“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虽然当大臣向玄宗推荐宰相人选时，皇帝依然会问一句：“风度得九龄否？”但已是舍本逐末了。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先明后暗的玄宗在安史之乱后终于悔恨莫及，想起九龄慨叹不已，“每思曲江则泣下”，言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一个是“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一个是口蜜腹剑、阴险狡诈。张九龄与李林甫的相位更迭，便是朝代兴衰的指向标。
唐朝最初的相权分立摒除了宰相专权的弊端，然而，自李林甫始，加上后来的杨国忠，一人身兼数职，相权又开始集中于一人之手，权力集中导致的腐败成为王朝衰落的一大因素。
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或许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诠释，君主的性格，决定着管理团队的人选；帝国管理者的性格，则影响着王朝的兴衰。
大唐 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钱穆
“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视作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六条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可见“廉”是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廉政的倡导。在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也是主要的道德准则。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可谓俯拾即是。这些倡导举措，在官员的考察、升迁、旌奖等方面，都有表现。
有人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此话一点不假。魏征、房玄龄、卢怀慎、狄仁杰等廉吏大批都出自于唐朝，那些歌咏廉洁的诗歌也数不胜数，“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李白《赠崔秋甫三首》），“以清俭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礼让汰惨急”（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记》），“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寝》），“海涨兵荒后，为官合动情。字人无异术，至论不如清”（杜荀鹤《送人宰吴县》），字里行间都透出对清廉人士的敬仰之情。
为何唐朝政治如此廉明，还得先从唐朝的“防腐双翼”说起。所谓“防腐双翼”，一翼是对官吏的监察制度，一翼是拥有较完备的法律惩处机制。
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目的是对官员的政绩、品德、学识进行考核打分。那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是御史台，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虽然官职不高，但是权力却不小，官员的赏罚升降都要通过他们的审核。当时的大理卿孙附加、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就曾受命巡察天下，黜陟官吏。这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全身心地对贪污腐败现象给予有利打击。
据《贞观政要·择官》中记载，唐太宗为了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优劣，可谓殚精竭虑，晚上总是睡不着觉，担心那些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尽职尽责，于是就做了一个政绩簿，用来记录大臣们的得失。真是用心良苦。
太宗又觉得御史台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又特别设立了言谏制度，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内部兼听博采，充分调动起各级官吏的主观能动性，全国上下一起打击贪污腐败。
唐太宗反腐措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行政监督权下放给各地政府和诸王，让其自查自纠，形成官官相护，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贪事宜。这些派出的检察官们没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贪腐案件来毫不手软，也很认真仔细，因为中央还会派员复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与官吏的监察制度并行的是较完备的法律制度。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唐高宗时颁布了《唐律疏义》，它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唐代虽然用刑轻缓，但对贪贿犯罪处罚却极为严厉。对受财枉法一类的处罚尤为重苛，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虽有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但对官吏犯赃则取消一切特权。明确规定对犯十恶及受财枉法者，一律不准上请减免，将官吏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发展的基础。就像钱穆先生说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唐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还积极大力倡导廉政。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早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败的第一位。《尚书》中提出：“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外，对于廉洁的官吏，国家会重视表彰和重用，把他们树立为廉政的典范，作为官员学习的榜样。唐朝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廉洁俭朴，当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时，只见他家四面围墙矮陋，床上铺着破旧的竹席，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皇帝甚是感动，立即赐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有的廉洁之官在死后则得到哀荣，如唐代的名臣李勣因为“性廉慎，不立产业”，死后，唐高宗“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并“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秘器，陪葬昭陵”。这种“诫勉”，事实上是在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以“廉”来获取从政的声名。
唐朝就像一只正在开放的莲花，“百节疏通，万巧玲珑，亭亭物华，出于淤泥而不染，花中之君子也。”
盛世文人的多舛命运
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
——胡如雷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四十六岁的孟郊科举两次落地，这次竟然高中鹄的，金榜题名让他那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心上真有说不尽的畅快。他以为从此可以别开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
科举制度仿佛有一种魔力，它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投身其中，它能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能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能让你鸡犬升天，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你身陷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一千三百年。就像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一书中所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法令所规定的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连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也赞扬中国的科举制：“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们摸不着头脑，他们茫然了，无助了，不知怎么就都一股脑地被卷了进去，想出都出不来。
晚唐诗人李商隐无意参与这场斗争，以“青松”自比，超然于外。“恶草岁当路，寒松实挺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待此事的厌恶和不为所屈的浩然正气。“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展示了李商隐、李岩等人“欲回天地”、扭转乾坤的政治抱负和恶于竞争的愤懑心情。孟郊也难逃这场灾难，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中，他无能为力，即使科举高中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一生沉落下僚，郁郁寡欢。饥饿、穷蹙、疾病、羁旅、失子、衰老，接踵而来，使他受尽了苦难生活的折磨。
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续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其实，这样的争论仍然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朋党”暴露了封建专制阴暗的一角，它是中晚唐朝政的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做后盾或牵线的。汉明的朋党之争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的朋党之争主要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有些特别，与其他三个不同的是，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就像胡如雷在《唐代牛李党争研究》中所认为的：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换而言之就是，日趋灭亡的士族阶级与科举进士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游戏。
这场党争带了严重的后遗症。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支持利用新兴的庶族打击士族门阀。而随着庶族势力的增强，士族不甘心失去已有的特权。双方为了各自利益，进行争斗。在国家强盛时，这种党争对皇权是有利的，皇帝得以用支持或反对来平衡王朝的稳定。而当弱乱来临，则是皇朝灭亡的祸根。唐宗室出身的奸相李林甫，也为巩固自己地位提拔寒门、任用藩将，为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种子。
长安秋多蝇 大唐王朝谢幕晚唱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范文澜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赵翼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用短短一百多个字,揭露了中唐时期藩镇混乱、宦官专权、横行无忌、公开掠夺的霸道行径。当时的唐朝由于多次被叛军占领清洗及连年的削藩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濒临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遭到百姓怨恨。再加上继任者唐穆宗昏庸无能，整天沉醉在歌舞当中，根本没有恢复大业的决心与能力，大唐就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行走着。
藩镇，在一部中国通史上，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题目。它不过是唐朝中末期盘踞在今河北省及其邻近地区几个闹独立、搞山头的小军区而已。没想到它发展到最后竟成了颠覆一个王朝的因素。
安史之乱虽然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终，但朝廷并没有力量彻底将这些势力消灭，只能顺势下坡，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以求得国家的安宁和表面上的统一。唐朝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养虎为患。藩镇就像一只受伤的老虎，打不得，杀不得，最后反过来咬你一口。这些藩镇内部及藩镇与藩镇之间，得意时称王称帝，纠纷时互相残杀。甚至他们的部下也经常起哄，赶走一个头头，拥立另一个头头。
范文澜曾说：“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藩镇割据使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大唐王朝，一直笼罩在中央和地方拉锯战的阴影之中。双方力量虽间或互有消长起伏，但唐室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藩镇。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直接把大唐的琉璃乾坤敲得粉碎，所以后来者宋太祖再也不敢让武人掌权，一杯酒削掉了所有的武将功臣，开了一代文治盛世。
唐德宗曾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加强禁军(神策军)，充实府库。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当时四方不宁，藩将屡叛，德宗无人可用，再加上宦官位居近侍，对皇帝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清楚，所以最容易得到重用。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唐王朝的宦官专权，其黑暗程度可想而知。
宦官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的一大痼疾，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会跳出来为害。这些人由于自幼为奴，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十分迷信多忌，往往将宫内的一花一草、一井一鹤都当有神灵附体，加以供奉，当然更不会有传统士大夫以儒家理念治国的思想。所以如果他们掌握了黜陟大权，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其实历代开国之君鉴于往事都会对宦官专权比较警惕，唐太宗就曾规定内侍省不立三品官，最高长官内侍只能是四品，且不许任事，只负责宫廷守卫、洒扫和厨役等事。武后时人数稍有增加，到玄宗朝，天下承平日久，财用富足，随着宫嫔不断增加而宦官人数也跟着增加，达四千余人。只要称旨就拜三品将军。殿前供奉者，委任华重，如高力士；持权监军者，节度使反在其下，这就是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之由。长安边上的甲第、名园、腴田多半为宦官所有，所到郡县，地方官奔走不迭，献贿以万计。宦官之害，埋根于此。肃宗、代宗朝，主上庸弱，李辅国以尚父显，程元振以援立奋，鱼朝恩以军容重，然而也还没有固定的兵权。等到德宗为了诛灭朱泚，加强了神策军和天威军，由宦官来统帅，至此，军权下移，政出宦官。奸邪小人，争为养子；巨镇强藩，争出其门。唐王朝的天下也就开始了血腥衰败的一页。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到紫宸殿视朝，百官参拜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露。”这被认为是国家的祥兆，李训和舒元舆率百官向皇帝祝贺，并劝皇帝去看看。文宗就带百官到了左金吾卫旁边的含元殿，命李训先去看看是否真有其事。李训去后回来说：“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李训建议再派仇士良等宦官去仔细观察。
事先李训已在左金吾卫院的帐幔后埋伏了几百名将士。韩约领着仇士良等太监，离开含元殿来到金吾卫，韩约由于紧张竟汗流不止，引起仇士良的怀疑。这时风吹起帐幔一角，露出埋伏的将士，仇士良大喊一声“不好，退回!”太监们纷纷退回含元殿，有一些太监抓过一乘轿子，把皇帝塞进里面，踢开殿后的屏风，抬着皇帝跑到了宣政殿，关上殿门。仇士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从宪宗往后到唐亡的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为藩将朱温所立外，全部由宦官所立，还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唐王朝就在宦官和藩镇的侵扰下再无宁日。
永贞革新昙花现 前波未平后波生
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
——范文澜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木丽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这是柳宗元著名的《永州八记》之一《小石城山记》。不要以为这只是作者附庸风雅、单纯地描摹自然风景的即兴之作，其实它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深厚的思想感情。小石山城的美好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和自己同病相怜。这是柳宗元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
原来，柳宗元是因那场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失败，而遭到当权派的严厉打击，从御史被贬谪为永州司马。这一贬之后，他在仕途上就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的时候了。满腔愤懑之下，于47岁壮年之时离开了人世。
对于永贞革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评价说：“（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这场把柳宗元害得如此凄惨的永贞革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的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
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只可惜，顺宗在即位前，突然患了中风，口不能言；即位后，诸事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就像后世人说“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来这些优势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即便如此，这场改革还是做了一些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说：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当时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朝廷于是解除他的职务，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听说后大怒，想要杀掉刘辟，只可惜刘辟仓皇逃走了。
二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具体措施是：先罢禁惊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除此之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例如当时的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此人残暴掊敛，在这次个信中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通过改革，朝廷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一干人就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永贞元年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知道大势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与此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则退位称太上皇。第二年，顺宗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次又被称作“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柳宗元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之前，官至御史；被贬之后，在永州一住便是十年。这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然最终不可复用，最终亦无转机。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说：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藩镇叛乱屡屡发生，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对此加以控制。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