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照邻笔下的“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演绎着唐朝的盛世繁荣。在这盛世的天空下“双子星座”相映生辉。站在长安的三大殿上，你能望见来自蜀州的商队，你能听到大漠飘来叮咚的驼铃声，你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茶与酒的馨香。
一个伟大而神奇的王朝，它从雄浑宏阔的历史中拔地而起，以华美雍容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博大的胸怀接纳着八方来客。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充满豪情地说：“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活在中国5000年漫长的历史中，我愿意活在唐朝。”
大唐经济史上的“双子星座”
唐代的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钱穆
安史之乱，拦腰斩断了大唐的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被反复蹂躏，经济被彻底摧毁。仿佛是老天眷顾，就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出现了刘晏和杨炎两个人，为破解时代困局大显身手。他们一个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解决漕运、改革盐法、调控市场；另一个是最杰出的理财家，提出并推行了“两税制”。正是在二人的努力下，唐朝的经济在战乱后复兴并发展起来。
根据《通典·食货七》中记载，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唐朝京城的米价升高到每斗1000文，而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十三年，每斗米不到20文，通货膨胀率超过5000%。北方的物资紧缺，平抑米价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南粮北调，这可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首先要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有超过三千里之遥。然而当时战乱造成多处河道淤塞，百姓伤亡，根本无法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运输。运送途中还常会遇到盗贼，这些都使得南粮北调这件事难上加难。
正在朝堂之上的所有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晏挺身而出。先是疏浚河道，接着提出了改革方案。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安全、地貌、水道、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后，运粮船只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枢纽地区新建的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这样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由于综合措施得力，江淮的租赋、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
紧接着，刘晏点起了经济改革的第二把火——改革盐法。刘晏下令将食盐交由老百姓生产，但不得私卖。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这样，提高了效率，避免了该过程中的贪污现象。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以前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
刘晏的盐政对后世影响甚巨。他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经过刘晏的一番治理，唐朝中期的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此外，刘晏还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他把数学模型运用在经济上。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五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为五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粮食。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即最高的一等价格的粮食，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少量收购；反之，价格最低的，即第五等价格的粮食，则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大量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稳定。所以他常常能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前，率先采取预警和救助措施，以减小损失。因此从764年刘晏任户部尚书到769年(代宗大历四年)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管辖的范围成为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这项工作是由杨炎完成的。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人口减少了一半多。之前的“租庸调制”无法实行。因为这一制度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于是，杨炎提出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政府量出制入(过去量入为出)，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6月之前缴纳，秋税在11月之前缴纳(所以名为“两税法”)。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钱穆认为，唐代的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这一制度的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个制度。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唐朝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为战后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安 中世纪的国际化大都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费正清
唐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
长安，唐朝的首都，全球顶级的国际化大都市，堪与罗马媲美。
长安，位于秦岭之下，渭水之滨。远从西汉时起，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八水使长安得到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它不仅是大一统的唐王朝的政治中枢，也是当时最大的工商业都会。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星罗棋布的商户店家在这里演绎着唐朝的繁荣。唐代长安城的城墙周长36。7千米，城市就像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拥有108个“坊”（小区），由一条条巷道相连。坊外的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东市”在隋代时被称为“都会市”，唐朝时改为东市。位于长安城东，东西南北各长六百步(约1000米)。四面各开二门，中有“井”字形四条大街，把该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据北宋初宋敏求作的《长安志》记载，东市经营的商品门类有220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武宗时，一天东市失火，烧毁曹门以西12行4000多家。由此推算，一行有300多家，东市的220行，店铺总数估计应超万家，可想当时东市的繁荣景象。
“西市”在隋代被称为“利人市”，唐代改为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四面各开二门，市内有四条大街，把该市分成九个方形区域。街宽各百步，两侧有衣肆、药材肆、坟典肆、鞧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寄附铺，经营各种商品交易的商贾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设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经商的西域及中亚、西亚等地的“胡人”也多聚集该市，经营金银珠宝，并购买有中国特点的丝绸、瓷器等运回国去转卖。盛唐以后，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被人称为“金市”。
费正清先生指出：“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唐代长安城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的经验对其后中国国都及国外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宋代开封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就沿袭了长安城的特点。日本的京都城和奈良城的建设也吸收了唐长安城的经验。
根据考古学家发掘和史籍记载，长安工商业的发展超过隋代。这首先表现在人口的数量上，当时的长安拥有近200万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因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都汇集在长安，兴贩贸易，推动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业走向兴旺繁茂。
当你走在唐朝的京城看到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你一定会为唐人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惊叹不已。
一般而言，在比较综合国力的各项内容时，经济指数应该是第一位的。唐朝与前朝相比较，其经济上的进步乃至飞跃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还有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商业都市。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我们从唐人的服饰上便可窥见一斑了。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服装样式由遮蔽而趋暴露，花纹由简单趋于复杂，风格由简朴趋于奢华，体型由清秀而趋丰腴。服装的面料也是相当讲究：绸裙、罗裙、纱裙、金缕裙、银泥裙等等，让你眼花缭乱。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的裙子用了各种奇禽的毛织成，正看为一色，侧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且裙上呈现出百鸟的形态，可谓旷世罕见的奇美奢绝。此后官员、百姓纷纷仿效，“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遗”——导致了一场野生珍禽异兽的浩劫。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要受到批判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唐朝织纴技艺的高超。
唐朝的制瓷技术享誉世界。邢州白瓷像银木丽雪，越州青瓷木丽玉木丽冰。还有最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多姿多彩、花团锦簇，可视为盛唐气象的一大写照。
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在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新型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让纸的价格迅速下降，也让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种纸制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
这些只是许多手工业的一小部分，唐朝的手工业确实超过了以前各代。在手工业增长的同时，农业却没有显著的提高。范文澜分析道：“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务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统治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因此，从唐朝中期开始，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联系紧密的商业也在上升。
从“飞钱”到“扬一益二”的商业繁荣
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李剑农
在唐代兴旺的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飞钱”。
严格说来，“飞钱”只是唐人俗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叫“便换”。
关于飞钱的产生，李剑农先生认为：“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在“飞钱”产生之前，人们大多用铜钱进行交易，在所需货币增多或者运输条件不好的环境下，它本身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因话录》卷６“羽部”记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的“川途”可不是山川路途的意思，而是专指三川（剑南东西、山南西道）之途。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蜀道一向被视为险途，是确有其事。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就成了迫切需要。
为何“飞钱”会产生在蜀地，有两个原因是不得不说的。一是当时唐人嗜茶。而茶之名品中，剑南蒙顶石花茶占第一位。因此，许多茶商便辗转于京城与蜀地之间做起了茶的生意。随着交易的越来越多，“飞钱”也便应运而生了；二是蜀地印刷事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飞钱的产生。唐后期益州地位陡然上升，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并和扬州一起成为长江流域商业带一尾一头的两个重要中心，唐宋间人称“扬一益二”。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里则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一而蜀州次之也。”
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扬州就位于长江三角洲上。唐代中叶以后，中原战乱，北方人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也借此踏上了发展的捷径。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百废待兴，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是皇都主要的粮食供给地。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后才上运至长安，就连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这就增加了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
另外，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盐税更是国家财政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在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扬州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物产，如锦和铜器，特别是扬州的铜镜也久负盛名。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把东南各地的奇珍异宝和重要物资用船舶载着运到长安。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有些夸张，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除扬州和成都外，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的重要商业都市还有润州、杭州、江州、越州、荆州、鄂州与广州等。
由于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人口的增加，使得唐朝将对工商业的注意力转向南方。长江流域的日渐兴旺发达也就成了唐代中期以后全国商业重心逐步南移的标志。
“丝绸之路”打通东西方文化的任通二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韩国磐
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是供奉敦煌高僧的殿堂。入口处的墙被泥封护，直到20世纪初才偶然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一间暗室。高僧们的塑像被安放在堂内。高僧塑像的左边是树下美人图。这棵树下的女子身着男性装束，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穿着。这个由表情天真的少女守护着的洞窑里藏有惊人数量的佛典和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为敦煌文书。后人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当时的乐谱。这些从未见过的文字、符号到底代表什么呢？经专家研究后，发现这些符号代表的是节段和节奏。
敦煌壁画中绘有在伎乐天伴奏下起舞的舞女的身姿。伎乐天们肤色各异，她们手持西域的乐器进行伴奏。这是跳波斯舞和胡旋舞的舞女。敦煌艺术剧院根据壁画及乐谱，再现了当时的音乐和舞蹈。五弦琵琶曾在丝绸之路广为流传，现在由壁画中复原。西域的舞蹈也传入长安，在长安非常流行。李白在诗中这样写道：“故姬貌胡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这就是敦煌，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丝绸之路成就了敦煌，敦煌因“丝绸之路”而被纳入历史的视野。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敦煌文化。而唐代的敦煌文化是多少代的文化于敦煌的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诸多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汇沉淀。因此，它独具特色。
在敦煌石壁上有一尊画像被认为是唐太宗像，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是唯一一个被沙漠绿洲之国尊称为“草原霸主”并给予“天可汗”称号的人。画上唐太宗身后是唐朝官员们，甚至还有西域各国国王的身影。唐太宗统治时制定下来的法制和制度对外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唐朝与突厥、吐蕃进行交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敦煌石窟。通过这些做法，唐朝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声誉，“丝绸之路”也因此备受各国商旅青睐。
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繁荣，来往商旅络绎不绝。东方的丝绸、瓷器，西方的金银器，几乎当时所有的商品都能在这里找到。大漠黄沙，驼铃叮咚，那是怎样的一幅热闹景象。林梅村先生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
“丝绸之路”一词出自于西方。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于中国自古盛产丝绸，中国的海外贸易又以丝绸最为有名，所以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便把中国从陆上和海上通往西域的国际贸易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远不止于丝绸这一种物品，还应包括茶叶、瓷器等，甚至还应包括文化、思想。只不过，丝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品。
中国的丝绸历史悠久。在汉民族的传说中，对丝绸起源往往追溯到黄帝的时代。根据考古事实和文献记载看，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普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等字样。在那以后的时代里，中国的丝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绸在中国成了受人重视的用品。丝织品早就是中国中原地区的消费品，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逐渐外运。吐鲁番绿洲出土的公元三至五世纪的墓葬品中发现了丝织物，这说明当时在新疆丝织物已有使用。此后，西方世界逐渐了解了丝绸，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了。
从李希托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关于商路的统称。事实上，因为中国是丝绸的宗主国，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出口，多经长安西运，故后人称之为古代“丝绸之路”。而从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的贸易通道，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经过草原或沙漠的贸易通道，则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中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贡献最大，影响最广。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上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城市，比如说敦煌、楼兰、长安、洛阳等。而这些城市无疑在世界历史上都曾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就像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说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丝绸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唐代的“丝绸之路”，更因其帝国的强盛而被世人格外关注。它在许多条通道中以其无与伦比的身份和权威，在东西文化联系中显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敦煌莫高窟共有洞窟六百多个，其中一半以上开凿于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的唐代。这些色彩绚丽的壁画和佛像是东西方之间频繁交流的见证。
茶与酒斟就一个清香的王朝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老舍
与赵莒茶宴
【唐】钱起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客中行
【唐】李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自古书生有七件宝，即琴棋书画诗酒茶。诗、酒、茶三剑合璧奏出了盛唐文化的最强音。那里洋溢着生命的快乐，蕴含着盛世的无限风光，也散发着盛唐独有的浓郁芳香。
孙中山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品唐朝的茶文化就是品一个盛世。在唐朝，茶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将茶文化看做一种高雅文化。因而，从唐代流传下来了大量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如：钱起《过张成侍御宅》吟：“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杜甫《寄赞上人》记：“柴荆具茶茗，迳路通林丘”；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说：“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喻凫的《蒋处士宅喜闲公至》描写：“尝茗议空经不夜，照花明月影侵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唐以后，尚茶的风俗更加普及，从朱门到柴屋皆嗜茶，有的甚至穷日尽夜，啜之不已。其实茶文化的风靡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分不开的。自唐贞观以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盈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种背景也为茶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发达的交通和开明的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茶的种植和贩卖。随着茶树的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成熟，各种高品质的茶叶应运而生，从而使得饮茶之风日盛。
其实，饮茶还借佛教而盛行，并渗透到宗教文化之中。其实佛与差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亲自烹茶招待好友陶渊明，品茶吟诗，以至于通宵达旦，被传为佳话。到了唐代，僧人们更是以茶敬佛，并且通过信佛，饮茶之风开始从佛寺向民间传播。由此可见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
盛唐还为我们后世人贡献出了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就是陆羽，被后人誉为“茶圣”。陆羽从小就是个孤儿，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寺院度过的。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陆羽在考察了各地饮茶风俗以及总结了历代的制茶方法之后，写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为中国茶道奠定了基础。
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说：“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确实，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并且能够提神醒脑、缓解疲劳，且能修身养性。于丝丝茶香中，品味唐朝，盛世如茶，在生命中流转不息，久久不能散去……
茶使盛唐宁静得如同处子，而酒则让一个泱泱大唐活跃起来，盛气凌人，直逼人的心脏，让人无法呼吸。
酒自然也与诗有关、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有酒，酒中诗成。而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者，当属唐代。在大唐，酒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诗人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两项活动融为一体。诗酒唐朝的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诗中皆有酒；酒中有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酒中蕴着诗。
唐代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消遣情感、排解心中郁积之气的工具，正所谓浇胸中之块垒是也。其送别诗有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之忧愁诗也有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即使是身在战场，也不能缺了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朝浓郁的酒香被诗人的一支生花妙笔发挥得淋漓尽致。唐朝的诗人，几乎都是诗酒狂客，这个精英荟萃的创作群体，用诗和酒把盛世时代高扬的精神和自信的民族心态表现得愈发潇洒狂放，树立了中国诗与酒的高峰。
谈及唐朝诗与酒，又有三位顶尖的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李白，一位是杜甫，一位是白居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好一位酒中狂客。他可以“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是因为他有着“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高傲，“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因酒而狂，酒也为李白的诗陶醉。
杜甫少年即豪饮，世称“少年酒豪”，他嗜酒如命，“百罚深杯亦不辞”，他喝酒“饮如长鲸吸百川”，只可惜他一生穷困潦倒，“街头酒价常苦贵”。最终没能畅饮如李白，而在生命的尽头，竟然在饥肠辘辘中，一醉竟成千古不醒。
白居易晚年自号“醉吟先生”，可见他十分爱酒，“酒盏斟来须满满”，“谓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据说他死前要求简葬，只待一坛美酒入墓。后来传说有盗墓者挖其坟墓，先见一个坛子，打开后酒香四溢，不禁喝得酩酊大醉，这位香山居士的遗骨得以保存。
酒承载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世间的悲欢离合。酒也点燃了一个盛世的激情，让盛世如酒般肆意挥洒。
茶与酒，动静之间，斟就了一个清香四溢的王朝，留给后人无限的怀念与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