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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烟尘
邢群麟 于海英 著
上篇 遥想帝国当年 泱泱大明远迈汉唐
布衣天子一统山河日月明
他出身贫寒，放过羊，做过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于是他勤俭治国，休养生息，夺相权，杀功臣，封藩王，以文字罪人，开八股之先河。为子孙的权力上了一道又一道锁，自己便安然住进金陵帝王之宫——孝陵。留下身后事万千，让后人任意评说。
“治隆唐宋”的开国之君
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珠峰下，沉睡着明朝的开国之君，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每个去过明孝陵的人也许都会因其规模宏大、形制独特而震撼，并沉浸在优美的环境中，流连忘返。有心人也许会将视线定格在陵前的一块石碑上，其实这石碑说来也真不寻常，其高3.85米，宽1.42米，厚度为0.38米，上书四个金字：治隆唐宋，即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看得出来这是对朱元璋的称颂，也是对明朝的称颂。若是普通人提了这句倒也无话可说，但在此挥毫的乃是后世一代传奇君主——康熙帝，这便有了仰慕与惺惺相惜之意。
事实也确实如此，清朝康熙皇帝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礼。石碑上的四个金字是康熙第三次南巡时（1699）亲笔题书，并由曹雪芹的祖父，当时的“江南织造”郎中曹寅立碑。
那么这位开国之君究竟当不当得起“治隆唐宋”的美誉呢？这得从朱元璋的治国理念说起。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只有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刘邦毕竟是泗水亭长，还有个一官半职，而朱元璋则是一穷二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者。从农民阵营中走出来的他，从此富贵无边，无人能及，这就使得他与原来的劳苦大众们“道不同”而难为谋。但是，和刘邦一样，这位开国之君也选择了休养生息政策，毕竟天下初平，经过战争的劫难，百姓离乱困苦，要想从头收拾山河，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因此，朱元璋曾说道：“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经历乱世的朱元璋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开国之初百姓的状态，他的比喻也很贴切，用初飞的小鸟和小树比喻百姓，说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动它的根。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靠廉洁，靠禁止贪暴，要爱惜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
在如何休养生息上，这位开国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次，他和谋臣刘基谈治国之道，刘基说待百姓要宽仁，朱元璋说仅仅是宽仁可不行，他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他治国的几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二是凡事要节俭，正是“节用、爱民”之道；三是不给百姓增加劳役负担；四是提倡教育，办学校，加强道德法制教育；五是整顿吏治，禁止官吏的贪暴横行。
概括起来，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这是“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毕竟他生活在元末，对元朝官吏的横征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不浪费他们的钱财。因此，他将执政的重点放在了惩治贪暴、整顿吏治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代开国之君的明智之举。
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毒瘤般总是铲除不尽，这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权存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可以说是“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而下狠心来整治贪官污吏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明，毕竟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剥削自己的贪官。
然而，朱元璋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监督的制度来规范他手下的大小官员，但仍然造成了官官相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为了震慑这些只知贪污的官吏们，便开始用了狠招，他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最著名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在两案中，朱元璋杀了很多牵扯进来的官员以示警戒，对那些罪行较轻的则处以酷刑，例如在郭桓案中，龙江卫仓官等人因为伙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即在他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仍旧留在本仓看管粮食出入。最令人惊讶的是，没过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筹码二百根，到晚上竟然收到二百零三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刑的仓官不思悔改，偷出放粮筹码，转卖给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如此不知悔改之人，让人无奈，本来的那点同情心似乎也随之消散了。
这件事情后来被朱元璋知道了，他感慨地说：“朕谓斯刑酷矣，闻见者将以为戒。”意思是说我本以为那种刑法已经够残酷了，听到看到的人都会引以为戒，哪里想到，竟然还有人“肢体残坏，形非命存，恶犹不已，仍卖官粮”。他愤怒地问道：“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所以，严刑峻法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一朝的刑罚让人闻之生畏，以致几百年后的文豪鲁迅对此也大为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但是，不论如何处罚，顶风作案者仍然没有收敛。在朱元璋看来，对于贪官污吏，除了严刑重典，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使当时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明史·循吏传》里记载，明朝历代，仅洪武一朝的清官数量就占整个明王朝清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不仅缓和了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明初完成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的有力保障。
值得人思索的是，朱元璋一再申明：“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子孙们治平世，刑自当轻。”这一点也足以看出朱元璋对自己用重典的清醒认识。
总之，朱元璋初登皇帝宝座，看着自己用双手打下来的大好河山，自是无限感慨，也无限珍惜，因此，他持身勤俭，治国勤奋，在他的用心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终于开创了明初几十年的大国盛世局面。
但是朱元璋的强势，使得他倾向于刚猛治国，从而为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得后人对他的情感与评价趋向于复杂化。
皇权、相权在一身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大明王朝逐渐走上了正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朱元璋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当他在皇宫内院悠闲地踱着步，想着自己的江山社稷时，突然有一个问题从他心底冒了出来，让他心惊肉跳：自己已然年迈，来日也许不多，怎样才能让辛苦打拼来的江山千秋万代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独揽大权。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当朝宰相：胡惟庸。
朱元璋大张旗鼓地制造的胡惟庸案，其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触摸到它的真相，很多说法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弑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
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没想到他的死，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连同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虽然胡惟庸是一个政治小人，品格也有问题，但是被处死的三万余人中也有许多无辜的生命，由此可见，朱元璋为自己的江山，将人性中最暴力的一面展露无遗，留给后人一个狰狞的面目。
其实，胡惟庸也是一个“糊涂”的人，已有“前车之鉴”在那里，他却不会记取教训。这“前车之鉴”就是一代贤臣，被誉为“张良在世”的刘基不明不白地死亡。刘基深深了解他的主子的脾气，所以选择功成身退，可是朱元璋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意即凡不为朝廷出力的都要一律诛之，这语气可不轻，然而刘基偏偏以自己“疾恶太甚”为由，拒绝出任宰相，朱元璋对此事很不满，几年后还借故暗示他的这位有功臣子“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不为所动，朱元璋便才使出了最绝的一招——借刀杀人。这把刀就是左丞相胡惟庸，因为在选立丞相时，刘基直言胡惟庸之缺点，胡惟庸总是不失时机地进行报复。直到刘基病倒，朱元璋使出了这把“刀”，派胡惟庸去看望刘基，就是在这次探望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刘基服下之后，“居一月而卒”。
后来，胡惟庸案起时，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他的罪状上又加了重重的一条。总之，胡惟庸与其他三万余人就这样丢了性命。而胡死的最大影响则是丞相一职的撤销。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皇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因此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呢！很难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而蓝玉究竟犯何罪，遭此大难，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明中叶的王锜所撰的笔记《寓圃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洪武年间有一个叫王行的文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乃当时狂狷者。他去南京闯荡，以教书为业，当时就住在蓝玉将军府的隔壁，因此将军府中的仆人子弟有很多都在此读书，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并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他为老师的教课水平所折服，于是主动结交王行，结果两人纵论韬略，相见恨晚。蓝玉遂将王行请入府中，以师礼相待。不久，蓝玉案发，有人劝王行逃走，他断然曰：“临难无苟免。”入狱，面对审问，王行大义凛然地说：“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于是慷慨就死，进入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交结之人品性若此，蓝玉本人自不必多说。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弘；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国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或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
朱元璋的屠戮行为如此耸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行使着皇权和相权，如若遇到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就是国家之幸，如果遇到昏庸之辈，那也只能祈求他对国家的损害小一些了。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可惜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其“圣贤、豪杰”性格者少，而承其“盗贼”之秉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王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左右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文字狱与八股文
自古马上得天下者，不可马上治天下，于是就要任用文臣。朱元璋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开国之初，他重用文臣，文人得了势，结果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心里失衡了，自己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要你们文人来掌权？于是就向皇帝进谗言：虽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否则就会上当。
话说到紧要处，他们就开始举例证明：“张九四（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是也）一辈子对文人宠爱有加，总是好房子住着，高薪水拿着，真把他们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为士诚。”朱元璋很纳闷地说：“这名字挺好啊！”他们反驳道：“不然，张九四是上大当了！《孟子》一书明明白白地写着：’‘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说成：’‘士诚，小人也。’‘这是骂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怜。”朱元璋听到这里默不做声，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说法，于是对文人产生疑虑，心想，该规范一下这些不老实的文人了。
说做就做，他开始两手抓：一手抓文字狱，一手抓八股文。
柏杨先生对这两者有一个精辟的评价，他认为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两者一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
其实因文字而获罪者古已有之，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等等。这是统治者进行文化规范和统治时常用的手段。毕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跃，能够撼动朝廷基础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只有文人能为之。因此，统治者往往采取一些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为其作的《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个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腰斩。可怜了这位明初的名士，“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首自比高士的《咏梅》从此也成了人间绝唱。
另一次，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贺表》，其上写着：“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是夸赞之言，到皇帝这里，他读其表，又悟其里，终于读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竟敢对面骂朕为僧为贼，岂可留他！”于是这位老先生也没有逃脱掉脑袋的命运。
关于朱元璋以文字降罪于人的案例，其中最精彩的当属他对“亚圣”孟子的肆意攻击。众所周知，孟子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更是把暴君称为“独夫民贼”，人人可诛之，看到此处，朱元璋心想：这还了得，这不是劝人造反吗？于是心中大大地恼怒了。
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中有记载：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看来如果孟老夫子生活在朱元璋的时代，也就没有机会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了。朱元璋在恼恨之下，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下以作为报复。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总之，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文字狱从表面上堵住了文人狂妄的嘴，但是它的一大恶果却是使得人们不敢说话，或者只说违背良心的话甚至说诽谤的话。此风一长，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都要受到极大的破坏。
文字狱是朱元璋继承前人的传统，而八股文则是他和他儿子朱棣的首创。
科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明朝，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其他机会来博取功名，飞黄腾达。但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过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惜走过者少，落水者多，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之后的发疯，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如此诱人的前景，他竟然成为一个幸运者，不疯都难。
面对这群欲过独木桥的文人，明朝的统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钓钩——八股文。首先是朱元璋规定了考试范围，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五经”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后来又硬性规定了一种考试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明确规定使用“八股文”，以后的明清约五百年间，这个钓钩为朝廷钓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员。
正是这八股文，使得中国文化遍体鳞伤，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伤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确实，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沦为了皓首穷经的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时，中国的思想界却停滞不前。
朱元璋的这两手，直接打击了明朝的文学事业，使得明初的文化受制于宋代理学，趋于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一切，终究还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加强皇权，巩固统治。
分封藩王惹祸端
现在有很多电视剧，在描写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时，总少不了着重表现一下他的结发妻子马氏，于是大脚马皇后的故事被广为传诵，以致家喻户晓。其实，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的妃嫔很多，甚至有蒙古妃和高丽妃，这些妃子们共为他生育二十六子、十六女，单从这些数字来看，也能窥见其后宫佳丽之数了。据说马皇后十分贤惠，对待后宫妃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非常温厚，但也真苦了这样一位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开国皇后”。
这二十六位皇子中，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剩下的二十四子中，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根正苗红，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那其他二十三子怎么办？朱元璋思前想后，最终想到了出身差不多的汉高祖，于是眼前一亮，那就学学这位前辈，分封皇子们在各地称王吧，这样既解决了诸皇子的问题，又能依靠这些朱氏子孙们辅佐皇室，以确保大明王朝万世一系，长治久安。其实朱元璋还有另一层考虑，这就是李洁非先生所说的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分封诸子。
封建诸王的封地可分为内外两线，例如青州的齐王、太原的晋王等就属内地，同时他还将九个藩王封到了边疆，其用意很明显，即让他们来负责边地的防务工作，保证边防的安定。边地诸王中以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对自己的儿子们，朱元璋很是豁达和大度，这些藩王虽无土地与政权，但仍有相当的权势，他们可以在封地建王府，按明制亲王岁禄银五万两，王府置官属并护卫亲兵万人，还可以指挥当地的驻军。他们的任务是拱卫中央，中央一旦被“奸人”所控制，藩王可以起而“清君侧”。
朱元璋在位期间，他屡次派燕王、晋王等亲王出兵，一方面平边患，另一方面，也大长了这些亲王的权势。王充闾先生对此评价道：“（朱元璋）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下了隐患。”确实如此，后来所谓的“靖难之役”就是对朱元璋这一做法最大的讽刺。
看来朱元璋没有读过史，即使读过也不仔细，否则，他怎么会看不到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与西晋的“八王之乱”的教训呢？刘邦一面统一天下，一面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且给他们很大的权力，使之成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握有军政大权，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幸亏得以平定，随后对王国制度进行改制，使其分土不治民，这才免除了汉朝的一场灾难。后来西晋从曹氏家族手里夺来政权后，自作聪明地认为曹氏政权灭亡的原因就是“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而丢了江山，因此开始大封藩王，结果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断送了西晋的江山。“八王之乱”的教训给后来的历朝历代皇帝敲响了警钟，以后再也没有哪个朝代敢采取这种方法，直到朱元璋又把他提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的失策。
说来还有一段小插曲。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曾经直言上书劝谏，说：“朝廷赋予诸王的权力过大，上弱下强，则会产生尾大不掉的局面。应该早出应对措施，否则出现离心倾向时，一切就无可挽回了。”直言利弊，十分到位，也可见忠心。不料，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听后大怒说：“小子离间吾骨肉！”于是将叶居升处以极刑。经此一案，洪武一朝没有人再敢言撤藩。
终究是天不从人愿，正值朱元璋六十四岁高龄之时，他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太子朱标与世长辞。朱元璋无奈之下，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他也料到各个藩王们定不会服气，于是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为朱氏国家计，安分守己；还颁布了《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皇帝与藩王的权力，甚至提到如果有皇亲谋逆，则格杀勿论。这一纸空文随着朱元璋住进他最后的归宿地——孝陵便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一场“清君侧”的战争在最有权势的藩王和小皇帝之间展开了。
读史至此，总会让人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这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呜呼哀哉！真至理名言也。
等级制度：皇族与庶民之间的厚障壁
在朱元璋登上皇位第一年的某一天，南京城风和日丽，一派平和景象，正是游玩与放松的好天气。在一片绿草如茵的空地上，有很多人正聚在一起玩耍，传来一阵阵的嬉笑声，好不热闹。走近再看，原来是一群军人、游民，他们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做装饰，足蹬短靴，穿着艳丽的服装，肆无忌惮地玩着蹴鞠。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已经悄悄降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玩到兴头上时，街头突然出现一队官差，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上，带往五城兵马司。上报朝廷后，得到的回复是：卸脚。
他们竟然因为一场蹴鞠活动就被砍了脚？其实他们是触犯了朝廷的另一项法律。
朱元璋即皇帝位时，不仅仅发展经济，杀贪官，夺相权，封藩王，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等级制度，以确立皇族与庶民之间的地位。所以说朱元璋这个从农民中走出来的布衣皇帝最后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农民队伍。他当上皇帝后，早已没有了农民的本色，相反却要用等级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种对皇族和庶民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等级分明、秩序严谨，以至于到了僵化的程度。
其中对服饰的要求就体现了朱元璋所设立的等级制度的复杂与严格。众所周知，元朝统一中国后，改变了中原的服饰旧制，代之以“胡俗”，即不论是士绅还是布衣百姓，都是辫发椎髻，衣服则为袴褶窄袖，还有辫线腰褶。妇女的衣服为窄袖短衣，下穿裙裳。而朱元璋是不愿意延续元朝这种穿衣的“胡俗”特点的，因此他向气象恢弘的大唐看齐，下令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
他还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朝初期服饰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只能穿着本等级所规定的服饰，不可僭越，否则就是犯罪。
从服饰面料来看，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高级面料，而庶民百姓之家却只能用绸、素纱等普通的面料。并且只有皇宫后妃、命妇可以用金、玉一类的首饰，一般的平民女子起初耳环还可以用黄金、珍珠、钏、镯，其他的首饰只能用银子，或者在银子上镀金。后来，百姓家的妇女只能用银子来做首饰了。
对服饰式样的规定就更为复杂了，几乎每一类人都有规定的式样。以文官的服饰样式为例：有一首《文官服色歌》云：“一二仙鹤与锦鸡。三四孔雀云雁飞。五品白鹇惟一样。六七鹭鸶鸂鶒宜。八九品官并杂职，鹌鹑练雀与黄鹂。风宪衙门专执法，特加獬豸迈伦彝。”这些都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在明朝，庶民、僧道、皇宫妇女、普通妇女，总之各种人都有自己的样式，划分十分严格。
对服饰的尺寸也有定制。明代服饰的尺寸，追求宽大，反对便易短窄，以求遵守古制，其中对各类人衣服尺寸的规定甚至精确到了寸。
此外，朱元璋对衣服颜色的使用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借此确立等级。当时规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而官吏和军民的服装不许使用这三种颜色，违者触犯法律。
也许在现在人看来，穿衣服要受到如此多的限制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正如陈宝良先生所说：“追求时髦是人们的普遍习尚，然而并不能人人如愿。在贵贱有别、礼序井然的等级制度社会中，富贵人的穿绫着缎，与平民百姓的布衣草鞋，甚至衣不蔽体，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明朝人而言，城市中的人们完全凭借个人的喜好、财力之所及，以及习俗的趋同，去穿着打扮，服饰千姿百态，那是中期以后才有的事情。”
在明朝初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化皇族的权威，维护已经逐渐衰落的封建制度，朱元璋便不嫌麻烦地设计出了这一系列关于服饰的规定。当然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还表现在建筑以及各种礼节上，朱元璋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把它们渗透到他的臣子与百姓的骨子里，让他们永远做自己的奴才，以保自己的江山万代永存。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这一愿望终究没能实现，随着明朝中叶以后皇帝的荒嬉，对文化统治的倦怠，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思想观念出现，朱元璋的这一套等级制度出现了松动，那时的社会就变得万紫千红、千姿百态了。
一代雄主 铸就朗朗中华大气派
如果随便问一个人：你认为明朝是盛世吗？大概十人中有九个会犹豫一下，然后摇摇头，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其实，看看朱棣这一代雄主，文治武功，在后人看来不逊于历史上任何的君主。他发展经济，迁都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编《永乐大典》，征安南，巡漠北，抗倭寇，在他统治时期，四方来朝，俨然一个盛世景象。为什么后人历数盛世时，常想到的是大唐盛世，抑或康乾盛世，总是错过了朱氏的盛世呢？
大概是因为明朝这朵盛世之莲，开得过于内敛，过于羞答答吧。
叔争侄位：当时只道是寻常
在美丽的云南，有一个并不举世闻名，却美丽异常的去处——狮子山。狮子山位于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号称“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誉。山中有一座古寺——正续禅寺。此寺的藏经楼下是帝王宫。说到这里疑问就出来了，怎么云南还有帝王？其实这位帝王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炆，传说他逊位出走、遁迹空门后曾到此处避难。
在帝王宫外的廊柱上嵌有这样一副对联：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几十字，却藏着朱元璋与允炆祖孙之间，以及朱棣与允炆叔侄之间的恩怨、传说与各自的归宿。
话还得从头说起。朱元璋以一代开国之君，呕心沥血一生，他勤政爱民，夺相权、军权，杀功臣，统制文化，分封藩王，目的就是为了使子孙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因此他在皇权上加了一道又一道锁。等到他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可以高枕无忧时，便舒舒服服地“龙驭上宾”，住进了地下宫殿中。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那文质彬彬的孙儿，亲手饲养了一批猛兽在他的身边，结果却惹来了明开国以来最大的“祸事”——所谓的“靖难”之役。
朱允炆即为建文帝，他接手祖父留下的江山，一改朱元璋刚猛治国的政策，实行仁政，这样的皇帝当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可惜他从小在深宫中长大，既没有经历战场风云，也没有身陷政治争斗，接受的又是儒家正统教育，仁厚、温文尔雅，在他遭遇到历经大风大浪，政治手腕极高明而又心狠手辣的叔父朱棣时，只能甘拜下风，失败是必然的。
1399年，在他实行削藩的政策时，燕王朱棣起兵，先据北平，然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齐泰、黄子澄何许人也？他们就是和建文帝一起谋划撤藩的人。朱棣这一招终究骗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他的目标其实就是侄子的皇位。
经过三年的征战，朱棣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建文帝，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进入南京城，而建文帝的下落却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在宫中投火而亡，也有传说说他化装成和尚逃亡了，据此说法才有了开篇的狮子山对联与古迹。无论如何，既然他已经下台，那么大明的历史就与他无关了，因为一个新的皇帝诞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燕王自洪武三十一年起兵，攻城略地，转战千里，通往帝都的道路是如此漫长。如今，就在六月十七日这一天，南京城的大门、皇城和宫殿的大门为朱棣一路洞开。阳光普照，水秀山明。
朱棣进城，去父亲的孝陵祭拜之后，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不知朱元璋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正如文学家李洁非先生在他的大作《龙床》中所说：“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
仔细思量中国历史，也确实如此，第一个帝国秦，在始皇帝死后，李斯与宦官赵高合谋害死太子扶苏，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继皇帝位。接下来的大汉王朝，高祖刘邦死后，惠帝为吕后所左右，抑郁而终，吕后把持朝政。唐朝也不例外，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于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登上皇位。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本应传其子嗣，这在封建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后皇帝位却由其弟赵光义稳坐，这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个中缘由也引人深思。到了清朝，似乎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李洁非先生分析，在紫禁城称帝的第二代君主康熙帝身上，才有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果不拘泥于实际的数字，康熙帝才是清代政治的真正奠基者，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结果康熙逝世以后，他的几十个皇子又上演了一场争皇位的好戏，最后第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胜出，是为雍正帝。
其实历朝历代建国初年的危机也并不是什么巧合，有各方面的原因。每个朝代都上演的这些争斗，看来很平常，可这就像每个朝代的“瓶颈”，经此一乱之后，天下太平无事，几乎都有盛世或国家最强盛的局面出现。这样看来，绝对是不寻常的事情。
明王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一代雄主，不仅有争夺皇位的能力，还有治理国家的雄心，在他的手里，大明朝终于呈现出开国以来的大气派，其“远迈汉唐”的气象使后人不断追忆，虽然它相比于汉唐天朝大国局面，是那么的内敛！
永乐大帝的“三把火”
1987年，在第1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的故宫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故宫位于北京市的中心，始建于15世纪初，其发起者就是皇帝成祖朱棣。
对于这位从侄子手中夺权的皇帝，张廷玉在《明史》中曾大加赞扬：“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这一段话将朱棣的文治武功描写得详之又详，可谓淋漓尽致。确实，后世史学家提起这位成祖皇帝，都是褒过于贬，虽然他也承袭了其父亲阴狠的一面。毕竟凡事还得用事实说话，说朱棣英明，首先得从他的治国政策谈起。在文治这一方面，他一生中有三件辉煌的大事可向后人炫耀：一是迁都北京，二是遣郑和下西洋，三是编《永乐大典》。
先谈迁都北京。这是朱棣当朝最大的政绩之一，其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其实早在太祖时，已有迁都的念头，他认为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脂粉气太浓，而且都是短命王朝，再者北部边患严重。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实行。朱棣继位，他着实不喜欢南京，皇袍加身后，他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自己仍回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都。六部等中央机构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套，称为“行在”。尽管这样，在第二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现在的故宫和天坛在成祖时才初具规模，并最终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成功。
文学家熊召政分析过朱棣迁都的原因，认为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是西北虏患不绝，建都在北方，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三年，对这里感情很深。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在江南他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可是迁都的过程并不顺利，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毕竟国家刚刚安定。因此，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甚至在都城已迁往北京之后，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永乐二十二年的一件事情。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的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惊雷阵阵，突然一声巨响，太监忙出去查看，原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清晨，这件事情被报告给了朱棣。
朱棣当时心中一惊：难道是上天在警示什么？不可大意。正在朱棣心中犯嘀咕的时候，礼部主事肖仪的奏本就呈到御前。这位六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奉天殿遭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可是大不敬。
朱棣看过奏本之后，甚是恼怒，想你小小芝麻官竟敢如此讽刺我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须杀之而后快，于是没有作任何审判，这无辜的肖仪就以“谤君之罪”而被处以极刑。确实，在古代，皇帝的决定是圣旨，是天命，岂容他人随便诽谤，何况朱棣喜欢北京的心是如此溢于言表，看来这肖仪有太多文人的耿直，好犯文人死谏的毛病，他搞起政治来，真是不太合格，以致脑袋搬家，怎么说都不值得。
不过事情还没完，肖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这些官员很年轻，都是直言敢谏之人，且没有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因此也不了解这位主子的性格与手段。面对这些人，朱棣不好全部杀掉，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计，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时，正值春雨绵绵，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争论得面红耳赤，即使天空中飘洒的细雨也难以给他们降温，一天无果，朱棣命令第二天继续进行，他就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像看一场拉场戏。
北京依然是都城，也算北京运气好，遇到忽必烈和朱棣这样“慧眼识才”的国君，力挺这个偏北的城市，终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也才有了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三十天，我还世界五千年”气势磅礴的奥运口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已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朱棣的文治当然不仅包括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2），他雄心勃勃地召集三千文士修大典，意在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成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之大部头。开始时由大才子解缙负责，一年后，典籍呈上，朱棣龙颜大悦，特赐名《文献大成》，可是翻开这集大成者，发现规模不够宏大，于是再召“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总理其事。终在永乐五年（1407年）大功告成。全书分装为11095册，卷帙浩繁，规模巨大，傲视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