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朝《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运到北京。朱棣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弃了。一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典籍就这样被尘封在帝王家里，世人根本无法享此精神财富。在永乐之后的几百年间，它历经磨难，终究自身命运难保，正本在明末兵火中毁了大半，嘉靖朝手抄副本传到清朝只剩九千余册，少了近三千册，后被儒臣所盗，又遭遇清末外国人的抢掠，结果估计最后存世的大概只有八百余册，只是原来的3%左右。一部绝世之作终究没有发挥它的实际作用，难怪要被李洁非先生称为永乐朝的“文化形象工程”了，而面对这一巨著最后的归宿，只是声声叹息，或痛哭流涕，又怎能道尽后人心中的遗憾与无奈！
但事已至此，只能后人“哀之”又“鉴之”了。
第三件事情便是郑和下西洋，这是朱棣朝以及中国辉煌的见证，实不敢用三言两语将其打发掉，在此暂且搁置，待以后详述。
总之，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以及编《永乐大典》，这三件事足以使朱棣笑傲古今诸帝群王！但是，他在“武功”方面的建树也不容忽视，因为这使他的帝国真正在地域上“远迈汉唐”，配得上泱泱大明朝这一美誉了。
在马背上守卫天下
现在有很多人对明朝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对它的疆域范围更是低估，认为那时的疆域在四百万平方公里以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明朝的疆域虽不及元朝，但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并且当初四方来朝，周边一些小国对明朝更是拥护有加。这些与明成祖的功绩密不可分。要知道，张廷玉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之说绝非虚妄之言。
明末清初的查继佐也曾不止一次地说：“顾明以再造而长不拔，伊谁力也……是故北平之功不可没也。”“帝文武全才，宽严并济，若夫睿算宏模，长驾远驭，徙都北平，雄视九有，五巡漠北……较文景之斤斤恪守故物。犹非所屑。”这里对成祖朱棣的文治武功甚是赞扬。事实也确实如此，朱棣以武力助其父稳定天下，又以武力取得天下，武功方面的建树绝非常人所能及。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安南，并五征漠北。
安南，又称交阯，一直与中国交往密切。在明初，安南国王为陈氏，后被大臣篡位，且谎称是原国王的亲戚，请求明朝册封。结果事情败露，在朱棣派人将真正的国王送回继承王位时，安南竟然伏兵劫杀。这使朱棣恼怒异常，天朝国威，岂是区区小国可犯，于是八十万大军立刻出发，旌旗飘扬，战马嘶鸣，开始远征安南，结果一路凯歌高奏，永乐五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朱棣遂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后来明朝迁都北京，安南时有反抗，成为明朝的沉重负担，因此朱棣死后不久，明朝就放弃了对安南的治理。
朝鲜和日本，两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度，一直以来和中国有过太多的交集，在明初，两国都与中国修好，特别是朝鲜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万历年间，明朝还曾经进行过一场抗日援朝的战争。但此时，日本的一些在本国内失意的浪人和土豪，在中国东南沿海武装走私，抢掠商民，被称为倭寇。朱棣虽与日本修好，但仍加强海事防御，并派人围剿，大获全胜，倭寇死伤惨重，终成祖一朝，不敢来犯。至于后来的倭寇猖獗，那就有更多的因素，需要详加分析了。
其实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倭寇的骚扰和安南，而是来自北方的蒙古。翻开中国历史，总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入侵中原的都是北方各民族，也许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北方气候寒冷，孕育了粗犷豪放、野性尚武的大汉，而南方湿热的气候则使得百姓们柔弱有余，强力不足。因此敢犯边者有汉之匈奴，宋之女真、蒙古，直到明朝亦受蒙古骚扰，最后终被由女真演化来的满清所灭。
纵观明代，一直被北方的边患苦苦纠缠，如噩梦般摆脱不掉。这也是太祖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所以才有了分封藩王的举动，想牵制这些野蛮民族的力量，可惜却牵出了后来的大变故。到朱棣时，他也没有忽视蒙古，当时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他采取了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下赫赫战功。鞑靼部较强，朱棣有意联络瓦剌，与之抗衡。永乐七年，成祖命丘福率军10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朱棣一怒之下，决定亲征。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亲率50万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朱棣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这皇太孙就是深受朱棣喜爱的太子之子朱瞻基。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朱棣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于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虽说屡次起兵，耗费民力，但在客观上也打击了蒙古的气焰。可惜几次征战，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往往是难遇敌兵，无功而返，这也为后来的惊天巨变埋下了祸根，时也？运也？命也？不得而知。
总之，朱棣派兵南征北战，稳定边防，并继承其父的传统，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他的一番治理下，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王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儿大帝的领土，帖木儿曾一度想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儿去世后，其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西方的欧洲此时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朱棣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迅速，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些也为朱棣时期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可是就算再英明的人都逃不过宿命的安排，就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朱棣突感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朱棣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逝世之后他没有回南京陪父亲，而是葬在北京的陵墓中，这就是长陵，现在北京十三陵的祖陵。
永乐大帝的边墙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一直都是中国人心目中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豪迈与伟大的建筑。自古以来围绕着长城就有很多故事流传，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孟姜女哭长城。据说其夫君被秦始皇征召去修长城，孟姜女万里寻夫，得到的是夫君惨死的噩耗，于是恸哭间，天地变色，长城尽倒。
长城就这样承载着历史与传奇故事，经风历雨地前行着。很多朝代都有修长城的举措，而现在的万里长城则在明朝历代皇帝的精心修建下初具规模，其时的长城被称作“边墙”，大概是把长城当做中国这个大城北边的城墙。
明朝的边墙从洪武年间就已经开始进行修建了，从此时到万历三年戚继光在蓟州沿线修葺1337座空心敌台为止，时间长达二百余年。
而修了几千年长城的中国在永乐大帝朱棣时期其实曾经出现过一次机会，让这个庞大的国家走上另一条路，但也许是受制于传统的思维与习惯，朱棣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永乐一朝，开始全面修建长城，永乐初年和十年，朱棣两次下令修边墙，挖深沟，加强防御措施。朱棣时期所修的边墙虽然不甚完备，但是已经勾勒出了明长城的基本轮廓。
历朝历代，修长城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巩固北方的边防，防止外族入侵。明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朱元璋最得意的儿子，他在诸藩王中，处在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进行交锋的第一线，甚至亲自领兵北出迤都山，擒获蒙元太尉乃尔不花而归。《明史》中说他“智勇有大略”。朱元璋一直觉得自己所立的皇太子朱标不如他，曾多次动念改立朱棣，甚至在病重之际，谕敕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并谕示北方诸王“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朱棣在北方与蒙古多年交手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个敌人的强大力量，因此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与蒙古作战的事情上，1421年将都城迁到北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想要达到一种“战略平衡”，在北方积蓄力量以牵制蒙古。
这不能不说是历朝历代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每一个帝王都会受制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力量，且每一次都陷入与他们的争斗中，难以自拔，最坏的结果就是为其所灭，例如南宋。所以很难在南方有所作为。
说到此，想起朱棣时期的另一盛事——郑和下西洋。其实这是中国人面向海洋开拓精神的觉醒，无论朱棣热衷此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都客观上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模式、另一个方向。但是郑和在大明朝和马六甲之间往返时，朱棣还忙着亲征蒙古、修筑防御工事——边墙，甚至没有时间去听听郑和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奇闻轶事，思考一下海上贸易之类的事宜。
最终，朱棣死了，在亲征蒙古的途中，也许至死北方都是他的一块心病，也许至死他都没有来得及思考下西洋还能给这个明王朝带来些新的东西。总之，他去世后，富有开拓精神的永乐朝就这样结束了，明朝继续着它的海禁政策，修边墙却将从此进入高潮。
朱增泉不无感慨地说：“令人遗憾地说，明代的边墙，尽管一直不停地修了二百五十多年，却并没有围住明朝的’‘万年基业’‘，长城内外，大明朝的挽歌已经唱响……”
宦官：与一个王朝如影随形
也许是想出来一睹世事变迁，也许是难再承受地下的阴冷乏味，也许是想故意在世纪末留给人们一个疑团——总之，一位明朝大太监终于挨不住在黄土下沉睡近四百年的寂寞，重新迎向阳光，他身后的富贵也一并显现于世人面前。
20世纪末，一个明朝大太监的陵墓现身北京，他最后的栖身之地是一个历史上较为罕见的雕花汉白玉石椁。石椁被打开后，虽然没有金银财宝，但仅棺椁就足以证明这位太监生前的地位与富贵。据考证，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大太监，至于其在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监在皇宫中的日子一定很舒服，就像明朝的其他大太监那样，经常受到皇帝的恩宠。
宦官是中国权力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帝王专制制度培植出来的畸形毒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宦官时代，这几次宦官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用他们的方式干涉国家的政治。其中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可见，宦官专权并不是明朝的专利，但是虽“古已有之”，却“于今尤烈”。对于明朝与宦官的关系，柏杨先生说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而让宦官成为一个王朝“灵魂”的始作俑者，也是这位拥有“文治武功”的成祖朱棣。
其实，在朱元璋做皇帝后的第十七年，曾在皇宫中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碑，上面刻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朝事，预者斩”，同时还规定宦官不得担任文武官，不准读书识字。看来朱元璋是太过自信了，以为自己归天后，自己的一言一文仍可控制后世子孙。结果明朝是历史上宦官为害最严重的朝代，其中他的这位第四子功不可没。
如果仔细追究，太监对朱棣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当初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南京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夺得帝位。也许是出于对太监的信任，或者认为他们比较好用，因此在皇帝宝座上，朱棣开始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等等。朱棣还一反祖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那点阴谋诡计，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八年，朱棣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同时恢复朱元璋本已冷落的锦衣卫，至此，明朝的特务机构再一次“灿烂辉煌”，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那时特务横行，大臣们都战战兢兢，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惜很多人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毕竟此时朱元璋的心里已经动了杀戮的念头，结果经过特务们的调查，很多大臣、功臣都卷入了胡惟庸、蓝玉谋反案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到功臣被杀尽之后，这些特务也就失去了作用，于是受到了太祖的冷落。
可是时过境迁，历史再一次重演。朱棣以流血战争夺得皇位，开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大杀建文帝时的朝臣，恐怖程度及手段绝不在其父之下，特别是方孝孺拒绝为其粉饰篡位之过，于是被“诛杀十族”，这在以前真是闻所未闻，可怜了一位铁骨铮铮的文化人。待这些前朝“遗老”们被杀得所剩无几之后，朱棣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搬出了锦衣卫，设立东厂，大臣们面对这种特务统治，依然是人人自危，乖乖做事。有朱棣这强势而精明的皇帝在，宦官们倒也安分，不敢有大动作。
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朱棣种下了太监这一颗毒瘤，总有一天会化脓，侵蚀帝国的身心。明朝的厂卫制度贯穿一朝，且东厂及以后的西厂都由当权的太监统领，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刘瑾、魏忠贤等，权倾一时，祸害朝野，使得多少忠臣义士们含冤而死，而大明朝就在这些跳梁小丑的伴随下，磕磕绊绊地向悬崖边走去……
辟海上阳光大道 引万国来朝
“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虔诚来朝，咸锡皆赏。”带着明成祖的诏命，三保太监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这“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壮举，从而展中华大气象，引万邦来朝。但是，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盛况，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但郑和下西洋仍值得永世铭记。
一个“篡”字与一次壮举
靖难之役尘埃落定之后，朱棣稳稳地坐在了他梦寐以求的皇位上。这一天，他正在龙椅上闭目养神，皇帝要操心天下事，即使休息也要想想事情的，于是他想想前朝往事，又想想未来，突然一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刘璟。这位曾经的酒友加棋友怎么像在人间蒸发了，自己已成九五之尊，他却不来祝贺，太狂妄了吧。
于是下令宣刘璟，这刘璟也是一把硬骨头，竟然推脱有病。朱棣一听急了，便派人去抓，刘璟没办法，只好来了。谁曾想，刘璟来了之后便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道：“建文帝死了，天下哪还有皇帝？”朱棣火了：“难道你敢说朕不是皇帝？”“殿下自称皇帝，可是百世以后，也逃不了一个’‘篡’‘字！”刘璟真是不要命了，就这样走进了监狱，其实他心里清楚，即使像父亲刘基那样退隐，落到朱氏父子手里也不会有好结果，还不如“只留清气满乾坤”呢，于是不等皇帝动手，便上吊身亡了。
但是他终究留给朱棣一个寝食难安的字：“篡”，确实朱棣的心里也虚，即使他篡改历史，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杀尽前朝忠臣，也难以抹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其在心中的阴影。想来想去，实无其他良方，那好吧，就扩大自己的业绩，让国威大震，万国来朝，用功绩说话，看别人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于是出使西洋的念头就不可抗拒地产生了。
当然每一个大事件都有历史的因由，其导火索也许只是皇帝个人的一念之差，但如果纵观历史与现实，就会看出其历史的偶然性中孕育的必然性。
著名明史研究专家刘重日老先生认为，15世纪西方各国也正在开展航海的探索活动，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大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征。这一观点虽只是一家之言，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要不然何以解释在郑和出使西洋八十七年之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概是因为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有向外探索的好奇心，同时经济力量也允许了，也有了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一个个海上英雄们便脱颖而出。
当然，这只是从全球来看，毛佩琦先生则从小处进行分析，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基于明成祖朱棣整体的政治目的。下西洋并非是孤立的事件，七下西洋是明成祖对治理明帝国政治理想的体现，这是一种国家力量的显示。
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天子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天下。让他们知道与让他们臣服一样重要，朱棣有这样的胸怀和野心，也有这样的实力。当然，也许还有一点隐秘不便直言。建文帝下落不明，这是朱棣的心病。“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同时，明朝实行海禁，“片板不得出海”，致使“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受阻，不仅使百姓的市场上没有洋货，帝国府库也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采买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盈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贸易与帝国的政治目的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永乐皇帝是一位有世界帝国野心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五次亲征漠北，派二十万大军讨伐安南，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在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四方来朝是一件自然而又荣耀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具有雄才伟略帝王心中的向往。
因此，诸种原因，出使西洋已成定局，就待皇帝找来一合适人选，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历史的选择
距今六百多年前，有一天，素有“天下第一港”之称的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沸腾了。港口四面桅樯如林，人头攒动，锣鼓震天，一改往日的静谧。在一艘昂首翘尾、漆成棕黑色的宝船上，一位器宇轩昂的壮年男子静静地凝视着那一片海。那里将是他未来的旅途，是他必须面对和打拼的地方，他的目光里透着坚毅和豁达，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迷惘，是啊，海的那边是不是还是海？这个答案谁也不能告诉他，他只能自己去寻找。
这一天正是明朝永乐三年（1405）的六月十五日，历史铭记了这一天，同时也记住了这天的主角——郑和。因为，他要率领着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余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向未知的海洋出发，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他们就要起航。
众所周知，这次出航的领袖是一位太监。在世人的印象中，太监在明朝就是以祸国殃民为能事，没有其他作用。可是，郑和却作出了惊世之举。其实命运就是这样，它对每个人都很慷慨，它会给每个人机会，只要能抓住并加以利用，就有可能流芳百世，同时命运也爱开玩笑，说不准就会让人遗臭万年。郑和的运气出奇的好，他被命运眷顾了，且是可以流芳百世的眷顾。但是仅有命运的眷顾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并趁机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世界。历史选择了郑和，郑和也以自己的成绩回报了历史。柏杨先生说：“郑和是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他下西洋，跟公元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
确实，所有的成功者都有类似的经验，而所有的失败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借口。面对历史的选择，像张骞一样，郑和，一个回民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
郑和，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云南一个伊斯兰教家庭，当过僮仆的他，是马哈只的儿子，只有一个小名“三保”。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他的先祖是异常显贵的。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昆阳马氏即为赛典赤后裔中的一支。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在那个还不知道屈辱为何物的年龄，郑和便遭受了如此屈辱，是坏事，亦是好事。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他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看来有可能出身于贵族的他，血液中真的遗传了贵族精神，要不然何以轻易便修得文武全才呢？这其中天赋的东西是不容忽视的。
后来，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虽然在现在看来，自己的姓氏生生被别人给改了，这是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古代，由皇帝赐姓，这可是莫大的荣耀，也许这使得郑和对朱棣的忠心比他的江山还要牢固，朱棣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不知他出发之日，君臣之间的情形如何，是否像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武帝送张骞一样，走下龙椅，君臣依依话别，最后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朕等你回来”抑或“大明的航海事业就托付给郑和你了”。
无论如何，郑和是像英雄一般地出发了，因为他有做英雄的资本，首先是政治资本，朱棣这天下之王站在他这一边，亲友团的身份够高；其次，他身后有一个世界最强大王朝的支持，经济上没有问题，不至于让自己在海上漂泊着，还要受饥饿之苦；最后，郑和天赋高，要文能文，要武能武，又在皇帝身边，什么事情没见过，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也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统领几万人还是小菜一碟，这难不倒他，至于以后在海上的情况，也自能随机应变。
于是，待东风吹拂，他便号令将云帆张起，一个辉煌的中国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
马六甲：辉煌的见证
郑和这一走，便走到了马六甲。
在中国典籍中，“马六甲”被写成“满剌加”。明朝时，“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郑和的这次壮举：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而马六甲海峡是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
今天，再去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无数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习俗。这些似乎都在昭示着曾经远离家乡、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对自己文化的守护与对家乡的思念。
据说，这里居住的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马六甲就以这样一种姿态，来怀念它曾经目睹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业。在航行的船队一次次往返间，它心里默默地数着、记着，七次，对，是七次，郑和和他的船队一共来了七次。
这七次航行，成为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迹。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郑和带着他的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宗旨却是和平外交。有明成祖的昭示为证：“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虔诚来朝，咸锡皆赏。”皇上下旨，谁敢不从，更何况中国人天生爱好和平，怎可起恃强凌弱的坏心。因此，这七次航行被后人以和平的名义称颂着。北大前副校长、史学家何芳川曾经评价：“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确实，郑和的航行一直谨遵皇上的旨意，要和平，不要侵略，不要战争。但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总有挨欺负的时候，郑和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第一次航行，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时，遭到了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的拦截，这一伙人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结果被郑和率兵击溃，捉了他们的头目。第三次航行，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结果他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第四次出海，郑和又率队击败了苏门答腊数万人的袭击。总之，这几次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战役。
当然郑和下西洋不是只和这些冒犯天国之威的人争斗，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老实说，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真的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还是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这些朝廷的赍赐品带给沿途的国家，就换来了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施行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和平交往政策，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隔六百年后，在渐行渐远的历史中，马六甲依然静静地注视着大海，怀念着一去就不再复返的帆影，猜测着航海英雄们最后的结局。
帆影远逝
郑和还是把生命留在了海洋上。
在远征返回的途中，朱棣去了。而郑和第六次航行归来，正在国内修整。闻此噩耗，他的心情可想而知，相信这于他无异于天崩地裂，无论对于他的身心还是对于他的事业。
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他采纳了大臣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理由是郑和下西洋对于国力的耗费太大。直到宣宗朱瞻基继位，回想当年祖父时出使西洋的盛况，于是雄心再起，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此时年逾花甲的航海英雄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印度半岛西南的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那一年是公元1433年。明朝无郑和，一场航海盛事也随之消逝。
仅过了三四十年，到成化年间，明宪宗突然动了下西洋的念头，却发现一向保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记载郑和七次出海的全部档案）突然不见了。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成化间，有人为迎合明宪宗，举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盛况。明宪宗即下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急命吏入库查找。郎中刘大夏便将书卷事先藏匿起来，吏遍寻不着。项忠鞭笞吏，令其再查，最终也未能找到。项忠怒斥吏：“库中的案卷怎么可能丢失？”刘大夏在一旁应对：“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伤以万计，即使得其宝而归，对国家有何益？这是一大弊政，以往大臣屡屡上谏过。旧案虽有，也应当毁掉，以消除祸根，怎么还追究有无呢？”项忠听后，悚然，叹道：“君阴德不细，这个位不久非君莫属呀！”刘大夏后来果然升任兵部尚书。被刘大夏藏匿的《郑和出使水程》究竟下落何方，至此已经成为一个谜。这刘大夏虽然升了官，可是他的“阴德”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的海上实力直线下降。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在包括甲午海战的几次海战中被洋人欺负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明证。
俗话说：“谁控制海洋，谁赢得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失去家乡。”就在中国的海洋事业偃旗息鼓之时，西方国家马上就开始了闻名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他们的航行与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进入了海外扩张的年代，这个时代由一个小国开启，葡萄牙在权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它扩张的对象就包括中国的澳门，讽刺的是澳门的失去正是在明朝。随后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六百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过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怪不得在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追忆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时，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个中滋味，实难道尽。
后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15世纪是全球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15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最伟大的远航停止，而就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西方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与整个东方历史上，都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而西方大航海也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从此，东西方的实力出现了一个逆转。
“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当代一位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这样说。假如当初郑和和他的明王朝也学一学葡萄牙等国家，假如郑和在某一次航行中，起了一点野心，是不是世界的历史就要被改写？可惜历史不容假设。理智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当初的明王朝也不可能走上西方国家的那条路，毕竟那需要太多的条件与因素。欷歔不已终究于事无补，中国还是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出自己的辉煌。
总之，15世纪的明朝，在它最强盛的时候，随着大航海的戛然而止已经“有疾在腠理”了。正是最明亮时有迷惘，最繁华时现悲凉。在声声叹息中，这历史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笔墨却早已凝干……
守成之君奏响盛世强音
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谷应泰
治国父子兵
一切还得从解缙说起。
关于这位明初的才子，有太多的传奇故事流传于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样一个小故事：解缙家门对着一位乡绅的竹林。除夕，他饶有情趣地在门上贴了一副春联：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乡绅看见这副对联之后，叫人把竹子全部砍短。解缙深解其意，于上下联各添一字：门对千杆竹短，家藏万卷书长。乡绅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中发笑，在上下联又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乡绅再无竹子可以折腾，只能暗自瞠目。
可以想见，这解缙确实有才，他也算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的贵人。虽然在朱元璋在世时，朱高炽就已经是燕王的世子，但这位世子长得有些对不起他的父王，他长得太胖，性格也不合朱棣的意，过于儒雅，实在没有其父英姿飒爽，马背上驰骋间天下尽收的霸气。而他的次子朱高煦随他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深得他的欢心。因此，朱棣在登上皇位后，对太子之位究竟给谁，一直拿不定主意，毕竟朱高炽是长子，他实在没有理由舍长立次。
就在朱棣犹豫不决时，解缙适时发挥了他的作用。据说朱棣曾经私下里问解缙，该立谁为皇太子。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他是支持朱高炽的，待他说完再看朱棣，发现这位皇帝没什么表情，也不说话。解缙接着说道：“好圣孙。”朱棣听此言后，连连点头，由是主意乃定。于是在永乐二年（1404）四月，正式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高煦为汉王，第三子朱高燧为赵王。
为什么一句“好圣孙”就让朱棣改了主意呢？这位好圣孙乃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他自幼聪颖机敏，为成祖所钟爱，后来成祖亲征蒙古时，特意带上他，有历练之意，为日后做皇帝积累经验。看来朱高炽竟是父凭子贵了，这也是一大奇事。
这成全了朱高炽，却害苦了解缙。他终因一句“好圣孙”而掉了脑袋，受朱棣宠爱的朱高煦听他如此维护自己的亲大哥、现在的太子，怎能不怒火中烧，于是几年后终于找了个借口向自己的父亲说解缙的坏话。解缙入狱，吃了五年牢饭。在永乐十三年（1415），锦衣卫指挥纪纲进呈在狱的囚犯册籍，成祖看到解缙姓名，很诧异，说了句：“缙犹在耶？”纪纲立即明白了朱棣话里的意思，回去后将解缙灌醉，埋在积雪中，不一会儿就冻死了，一代才子死时年仅47岁。解缙对明代的文化多有贡献，主持纂修《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他本来深受成祖重用，却无端地成了政治牺牲品。
不过也幸亏了解缙的这句话，才使大明迎来的第二位比较仁慈的君主（第一位是朱允炆），正如研究明史的青年学者许文继、陈时龙在他们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所说：经历了长达20年的并不平静的太子生涯，朱高炽即位后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有所作为。他承继大明开国60年以来的成就，精心经营，继续采取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加之仁宗本人仁厚，政治环境宽松，由太祖、成祖时期的严急趋向于平稳，大明王朝在平稳中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进入了明朝的鼎盛时期。
确实，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了，时年48岁。
终于，朱棣的“好圣孙”朱瞻基继承大统，改年号宣德，是为宣宗。朱棣曾预言他是“太平天子”，其实这话着实不错，在他在位的十余年间，“以自己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许文继、陈时龙语）
但是在他继位之初，历史又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重演当年叔争侄位的那一出戏。这次主角是朱棣的儿子和他钦点为皇帝的孙子。
自古以来，皇位之争永远是中国历史上少不了的变奏曲，对权力的渴望似乎浸淫着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离皇位很近的人，于是阴谋、阳谋，流血、杀戮，悲剧、喜剧、闹剧轮番上演，这出戏却不愿意落幕。
朱棣在世时，朱高炽在太子位上忍辱负重，默默承受着来自受宠的二弟和三弟的威胁，直到登上皇位。他死得早，要不然也许就是弟争兄位了。于是在朱瞻基继位之初，朱高煦看这侄子心软好欺负，于暗中谋划造反，他谋反的旗号更有乃父之风，先是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这就是“靖难”。
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建文帝，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宣德元年（1426）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一路声势浩大，直逼朱高煦所在地乐安城，结果兵不血刃，就以气势压倒敌人，这位叔父出城投降。试想如果当年建文帝有此胆识与见地，也就不会落得个生死不明的下场了，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
宣宗倒是仁厚，虽然囚禁其叔，倒也好吃好喝再加妻妾地伺候，可朱高煦却犯了糊涂，大大地得罪了这位皇帝，结果被盖在铜缸里，变成了烤鸭。
历史就是这样相似，可惜朱高煦拔个末筹。但这对大明朝来说也许是个幸事，从此，朱瞻基开始他的执政生涯，这两位治国的父子兵，终于开创大明前期的风华时代——仁宣之治。
风华绝代
在中国的江西省有一个因瓷器而闻名于世的地方，翻开这里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明代这里曾烧出了风华绝代的陶瓷制品，成为千金难求的传世佳品，这里就是景德镇。在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中有一个名字，也许会让人怦然心动，那就是：宣德炉。
宣德炉，正是因宣德这个年号而得名，在位的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宣德、成化两朝的瓷器一向被公认为明瓷的精品，其风格崇尚淡薄、雅致，纹饰由宫廷画家遣画，画意也具中国工笔画的特色。画面大多是“周茂叔爱莲”，“陶渊明对菊花”之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封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说明了明朝前期的艺术风格，清新、明朗，有开国之初的青春气息。
而青春就象征了活力，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萌芽到发展，总会有一个高潮，步入顶峰，之后就会是渐渐地衰落了，朱瞻基生的时代好，他站在了这个顶峰。当然，这个盛世强音也要靠自己来鸣奏，朱瞻基没有辜负祖父与父亲的厚望。他初登皇位，就向世界昭告了自己是一个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