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孔明先生在很久以前，说出了一句领导人可奉为经典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朱瞻基做到了。他继续任用父亲曾经重用的正直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仅此一举就让明朝以后的大部分君主黯然失色。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绝非泛泛之辈。有前人的说法为证，“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还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可见，朱瞻基懂得唯才所宜，知人善任，“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他们都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而朱瞻基也能从谏如流，其中就包括撤兵交阯（安南）的重要决定。
在前面，提到过安南这个中国南部的小国，在成祖时，成为明朝的一个省，但到宣德年间，这块地方却成了烫手山芋，因为那里反抗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每次明朝都要派兵去镇压，结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与杨士奇和杨荣等大臣商量完，朱瞻基在一场对安南的大胜之后，册封了安南的国王。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时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不能不说是朱瞻基的一大政绩，符合当初的客观现实。
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瞻基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时，在宣德年间，郑和也开始了他最后一次的航行，英雄在海上“诞生”，最后也把生命留给了大海，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之子，随着郑和的死，大明朝的帆影从此远逝。
朱瞻基的英明还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上，他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同时，各行各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所有这些一方面是开国几代君主积极治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瞻基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息息相关。
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开辟了明朝建国以来最和平也是最繁荣的时期，难怪谷应泰会对他们父子俩大加赞扬：“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只是，盛世之下，有一股暗流涌动！
天子的感叹：就是那一只蟋蟀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为很多人所熟悉。其实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明朝，当朝皇帝有一个嗜好，斗蟋蟀成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皇帝觉得京城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其中，听闻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皇帝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结果弄得鸡犬不宁，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苏州有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这个粮长的妻妾因为好奇看这只蟋蟀时，它竟然狡猾地跑掉了。妻妾自知闯了大祸，遂自杀了，粮长一看这家破人亡的情景，也跟着上吊了。这就有了后来蒲松龄改编的《促织》一文。
若问这位如此“不务正业”的皇帝是谁，其实他就是这位宣宗皇帝朱瞻基，纵观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朝的十几个皇帝都特别有个性，而且有些人的嗜好也很古怪，这位皇帝就是其中一个，他喜欢斗蟋蟀，被人称为“促织天子”。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是在告诫人们在最得意处千万要头脑清醒，不可因一时的繁盛而起了贪图享乐之心，毕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中悄悄地发生着量变。朱瞻基遭遇的正是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他生在盛世，守护了盛世，却也为盛世埋下了隐忧。
首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朱瞻基对中央机构的改革。太祖朱元璋时撤了宰相，收了兵权。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同时六部尚书与都察院之都御史合称“七卿”，这“七卿”与通政司的通政史、大理寺的大理卿合称“九卿”，分别理事，互相制约，对皇帝负责，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天下事何止千千万，遇到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的皇帝，倒还能勉强应付。可是守成的君主们习惯了和平年代的歌舞升平，没了祖宗的精力、雄心和体魄，一个人就应付不来了，因此就要想办法。朱元璋在废相之后，自己处理天下政务也很吃力，就设了大学士一职，官职不高，是皇上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到成祖时，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他精选翰林院文臣进入文渊阁，文渊阁乃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因此就产生了“内阁”，内阁大学士原是皇帝的助手，相当于秘书。但是成祖几次出征，根本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因此内阁大学士们便有了第一次总揽政事的机会。
到宣宗时，他也实在应付不来全国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想出了一个更完备的办法来处理政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可是这样批示还是很麻烦，于是皇帝就开始象征性地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则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这就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比较特殊、影响深远且很奇怪的政治格局，从而也为太监的粉墨登场，开始干预朝政埋下了隐患。
这时国家的土地兼并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显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民问题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流民的产生，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起义的严重。
这些都成了宣宗朱瞻基统治下的一些污点，特别是他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教授宦官读书一事，更是影响深远。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而他，执政十一年，最后，在促织声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中篇 细品王朝兴衰事 于无声处听惊雷
风乍起吹 皱一池春水
花开花落，月圆月缺，盛极而衰乃万物发展之规律，一个朝代也是如此。
明朝经五位皇帝的治理，国家基本稳定，可算四海承平，虽然盛世之下已有不和谐的音符，但还是不可撼动的天朝大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竟然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劫，堂堂大明皇帝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瓦剌首领俘虏了，由此则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囚禁、夺门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字眼出现。而大明就在种种变故中加快了衰落的脚步。
一个太监的袖里乾坤
柏杨先生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这话不假，翻开明朝的历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
王振，一个太监，何德何能，能够把一个王朝变成自己的袖里乾坤，轻松移放。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意思是说他年轻时潜心读书，却屡考不中，愤愤然“自阉”，落榜男儿就以这种看似悲壮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监社会，最终成了名。不管怎么说，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当朱瞻基还在位时，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朱祁镇继位时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这位太监最亲，所以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可以说王振命好，投对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历史的前台，风云一时，却也祸害无穷。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王振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
话说到此，当讲一讲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他是朱祁镇的爷爷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朱棣也称其为贤儿媳。她得知孙儿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张太后再一次向小皇帝强调了五位大臣的辅佐地位，意思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行。接着派人宣王振入觐。王振进来后，这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说时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振登时吓得魂飞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张太后见威吓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罢手。但是就这一心软，留下了后患。
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逝。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明朝皇权第一次转换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权倾朝廷。而“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柏杨语）当时的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为何，王佑恭谨地回答道：“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古往今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种逢迎拍马的人。
其实这件事情正表现出了第三次宦官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柏杨先生的另一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同时，应该注意，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王振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来证明这一规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横行跋扈的原因就在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一次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看得出来，朱祁镇对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过于感情用事，识人不明，因此遇祸，也怪不得别人了。
正统六年（1441）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就是这位敢和周公相比的王振公公，使明朝加快了衰落的步伐。
惊魂1449：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在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境内，现在走高速到北京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这段距离曾改变了历史。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大太监王振身上。
英宗的第一次在位期间，似乎一切都由王振决断，而与蒙古之间的交兵，也有他的原因。
宣宗时，对北部的蒙古进行安抚政策，使得北部边防近十年平安无事，可是这也助长了蒙古的一支——瓦剌部势力的增长。瓦剌虽然年年都来明朝朝贡，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丰厚的赏赐，他们乐此不疲。当也先成为瓦剌首领的时候，1449年2月，他遣两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赐。《明史》中说，也先的行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进贡马匹的价格，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聘礼，明廷却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剌。当年7月，将领脱脱不花与也先率领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结果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北京，王振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
朱祁镇时年23岁，血气方刚，并且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这一次遇到实战的机会，甚是高兴，他于是想效仿祖宗当年征战沙场的壮举，但是他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以为在“王先生”的教导下，自己已经具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雄姿了！真是可怜了这位锁在金笼中的“黄莺”。
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的苦谏没有使朱祁镇回心转意，他统领五十万大军出发了，随行的还有大太监王振。这本该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壮举，可是却被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监伙伴给搞砸了。
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几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銮。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野等人于草中长跪。大军继续前行，直到阴历八月初一，抵达大同。也先则使出诱敌深入一招，暂且避去。王振仍然坚持进军。
恰巧此时在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报告了也先部的实力。王振听后便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真是“兵贵神速”。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出现“本来”两个字，也许就要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如此。这老太监王振想要衣锦还乡，何况还有个皇帝相陪，岂不更美。于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本来大军就是惊惶退走，结果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反而起了恻隐之心，怕老家乡邻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明军退至宣府。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两军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其实也不算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是明军的五十万人马被也先的几万人杀了个毫无还击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虏。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也有一说是王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无论哪种说法，总之一代大太监是死于非命，也算罪有应得吧。但是他给大明朝的影响又岂是一死就能弥补的。仅此一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无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鲜血诉说着他的罪过，且无法救赎。
“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如是说。史家通常认为，土木之变是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此，盛世难在，空余悲恨。
土木堡几十万人的血，映着当年的夕阳，何等惨烈，然而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淘洗，此地终究变成今天京张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镇子，能与昔日峥嵘联系起来的只有几处残存的城墙和被当成仓库的显忠祠，默默地向历史深处回望。
历史还在继续，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国家危急，呼唤英雄出现，于是一代名臣于谦从历史中走来。
北京保卫战：文弱书生挽狂澜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英雄写诗明志，诗与英雄一同名垂千古。
他就是于谦，一个文弱书生，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扛起了大明万里江山。张廷玉的《明史》对他的赞美最是激动人心：“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于谦配得上这个评价。就在皇帝被俘，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时刻，负责居守的郕王也一筹莫展，大臣们更是“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待到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召百官，确定了英宗朱祁镇的同父异母弟弟铖王朱祁钰的监国身份。
朱祁钰召群臣们商讨战守大计。竟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京，以避灾祸。幸亏时任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于谦坚决反对，并主张马上召集军队，誓死保卫京师，不然大明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了。正如有人玩笑说：也许南明就会早出现二百年。这也不是不可能变为事实。
因此于谦对于明朝，对于中国历史，甚至对于北京的发展都功不可没。除了坚拒迁都之外，他还有几个顾全大局、应对变故的举措。
首先，就是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是景帝，年号景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朝的“靖康之变”，当时也是在徽钦二帝被金掳去之后，高宗赵构即位，宋朝南渡，直到杭州，真是狼狈不堪。明朝难道又是历史重演？实则不然，毕竟朱祁钰不是赵构，大明也没有宋朝那么羸弱，顷刻之间就被一个异族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南逃，甚至被逼到皇帝差点蹈海的地步。景帝即位后，遥尊远在瓦剌的朱祁镇为太上皇，毕竟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否则大小事情谁来处理，国家怎能正常运转？这使得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小算盘落空。
接着就是清洗王振的余党，王振为很多大臣所痛恨，因以前有皇帝撑腰，朝臣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且这次皇帝的亲征正是他的调唆，才惹出了天大的祸事，朝臣们更是恨之入骨。因此，他死在乱军之中，他的同党、亲族的末日也就到了。于谦辅助朱祁钰处置了这些不得人心的奸佞，平息了众怒，朝廷内部稳定。
后院不至于起火，大家就会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开始着手北京的防卫工作。他征集粮饷，任用贤能的将领，增强城防。总之，在于谦的筹划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北京城准备好了，于谦也准备好了。而也先怀揣的却是另一番心思，他以为捉住了朱祁镇，就可以奇货可居，于是用要挟的手段逼明朝议和，看看宋朝的历史就会知道，被动议和意味着什么，就是受制于人，就是要年年给人家好处。于谦看透也先的野心，于是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孟子的话经于谦之口，是铮铮有声，粉碎了也先的白日梦，也为他种下了灾祸。
也先无计可施，决定对北京进行大举进攻。面对瓦剌的大兵压境，于谦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临阵督战，并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士兵士气高涨，誓与北京共存亡。
结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强汉”，虽不至于“虽远必诛”的地步，但也在大明军民的共同抵御下，落得个惨败的下场。他带领军队，拥着明英宗仓皇出逃，于谦派兵追击，结果途中又大败瓦剌。是为“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确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于谦的功劳，他乃一介书生，竟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且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可见中国读书人的绝好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此精忠报国之人，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
只是世事终究难料，风云突变间，已换了人间。而于谦，这一代文臣武将，却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锋之下。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南宋“靖康之变”的那一页历史还历历在目，不知身在瓦剌军营的英宗朱祁镇面对自己的处境，作何感想。是否在感叹自己的命运时，也想起了那两位与自己际遇相同，惨死在金人手中的宋徽宗和钦宗父子，为自己的生命犯愁；或者还想着“出师未捷身先死”，以满襟的热泪怀念着或者抱怨着太监“王先生”；又或者眼睁睁看着弟弟朱祁钰继位，而感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无论他自己如何感叹，也先倒是对他不错，很优待他，也尊重他。直到“北京保卫战”，也先大败，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也先的一个包袱，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将其送还。
这就遭遇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朱祁镇回来，这朱祁钰哪里放？宋朝的高宗赵构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岳飞没能迎回徽钦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时朱祁钰也面临了这一抉择，但他毕竟不是赵构，在大臣们坚持要迎回英宗时，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因此景帝疑虑顿消，其实于谦对迎回景帝朱祁镇是否会夺皇位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关心，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意思就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对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在朱祁镇被迎回之后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很平淡。
英宗朱祁镇在外担惊受怕了一年之后，回到故国，兄弟二人相拥痛哭。朱祁镇倒也懂得深浅，这帝位经过一番“授受”与“推逊”，朱祁钰继续做他的皇帝，而哥哥朱祁镇被软禁在了南宫，不许百官谒见。仅此而已，朱祁钰对皇兄倒是没有太过分，相比于过去为了皇位，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案例，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昔日君王朱祁镇的日子相对来说苦了些，却是自己将江山玩丢了。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在景帝朱祁钰继位之前，为了稳定政局，已经册立了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濬为太子，后来景帝想让自己的子孙们在这个皇位上千秋万代地坐下去，于是废原太子，立己子。结果第二年这个新立的太子竟无福享受父亲的好意，一病不起，死了。太子之位又成问题。
景泰八年（1457）元旦，朱祁钰病倒，他再无子可立。这时朝廷里的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武清侯石亨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赏功。一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人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扶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这就是“夺门之变”。
早晨大臣上朝的时候，突然间君主就易了位，而此时的朱祁钰听到哥哥复辟，竟连声大叫“好！好！”是悲？是恨？还是悲恨相续？不得而知。总之，他被移到了西宫，一个月后神秘死去，时年三十岁。
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这“知人”指的就是用贤臣于谦。
但是这位好皇帝最终没有被葬到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直到天顺八年英宗朱祁镇驾崩以后，已经更名为朱见深的宪宗朱见濬继位后，没有记恨叔叔废掉自己太子之位，而是念叔叔朱祁钰当年的功绩以亲王之礼葬景帝于北京西山。后来明史专家吴晗称赞景帝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并且曾与郑振铎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园供人纪念。
确实，景帝临危受命，在国家危急关头登上皇位，领导了一场抵抗蒙古入侵的北京保卫战，保障了内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功于社稷。且他的年代还为后人奉献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名字——景泰蓝。当我们看着那精美的工艺品，是否还会想起这位葬在西山的皇帝，一位以景泰为年号的皇帝？
景帝死了，英宗继续他的执政生涯，改年号为天顺。他在复辟当天，就把拥立朱祁钰的于谦等人逮捕，不久这位功臣便以谋逆罪被处以极刑，于谦的党人也一一被杀、谪戍、罢官。山明水秀的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三台山下，一抔净土埋忠骨，一身清白留在了人间。
朱祁镇也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一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朱棣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朱祁镇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他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朱祁镇对人生倒是有了一份豁达，可惜这份豁达一旦与皇位有关，便不堪一击了。释放建庶人一事还是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五十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制度，朱祁镇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对于朱祁镇的一生，在许文继、陈时龙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对他的总结很是有趣：“英宗在位二十二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七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复登皇位，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朱祁镇复辟后又当了八年皇帝，《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但英宗并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就更糟了。
四海承平日 帝国中兴时
很多史学家认为弘治皇帝的统治时期是明朝回光返照的时期，大明王朝好像一个人，在成化年间已经得了重病，经过孝宗皇帝的治理，这个病人精神为之一振，然后随着孝宗的驾崩，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在挣扎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
太子出深宫
在明朝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皇帝，一生饯行一夫一妻制，且于明朝的发展也大有贡献，开创了一派中兴的气象。但是最不幸的是他上有庸父，下有劣儿，抢了他太多的风头，他本人夹在中间反而不那么引人注目了，甚至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他是明孝宗朱祐樘，他的父亲就是被朱祁钰废掉，又重新登上太子之位的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18岁的朱见深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开始了他23年的统治，年号成化。
后人对他的评论几乎一致，无论是对于他的统治，还是他本人。“朱棣以后，明朝历代皇帝的颟顸、下作、昏智，明显呈逐代上升之势，到成化皇帝朱见深，算是又创了一个新高。”（李洁非语）史学家孟森也说，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只是因为祖宗积下的财富甚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作太平。
他为人所诟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专宠万贵妃。如果对明史感兴趣的人，就会很了解朱见深和万贵妃的关系，万贵妃本是一名宫女，本名贞儿，比朱见深年长十七岁，《罪惟录》的作者查继佐描述她“貌雄声巨，类男子”，朱见深之母周太后也曾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就是这样一位没有什么魅力的“老女人”得到了宪宗朱见深的万千宠爱，且左右了他的一生。后世人猜测其因童年的创伤，所以有恋母情结，也有道理。
总之，万贵妃是恃宠而骄，内乱宫廷，以致延伸到外廷。成化二年（1466）正月，万贵妃就为皇帝生下了一个皇长子，本以为从此高枕无忧，谁知命运偏偏和她过不去，这孩子竟然没活多久，而万氏再不能生育，试想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一个青春不再、姿色难留的女人面临着无子的命运，还是在皇家，她会怎样？变态已属必然。于是万贵妃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史称：“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她变成了一个专门谋害胎儿或婴儿的杀手，但再高明的杀手总有失手的时候，她唯一一次的失手就给孝宗朱祐樘的横空出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据说朱祐樘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瑶族人，普通宫女，偶然机会得宪宗宠幸，于是便有了朱祐樘。结果这万贵妃耳目众多，其他妃子的肚子她都没放过，更不要说这个小宫女了，于是派宫女前去下药，这看似例行公事，会“药到病除”的一次行动结果因纪氏的福大命大，保住了胎儿，而宫女恻隐心起，才使得朱祐樘在母亲的子宫中躲过了一劫，平安出生。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还是被万氏知道了，她又派太监张敏去将孩子淹死，张敏倒是明朝太监中的一个另类，他体恤皇帝无子，将这对母子的生命保存了下来，并藏在深宫。直到其父朱见深心生感慨：“老之将至而无子！”太监张敏才将事情告知。
待父子相见时，朱祐樘已经六岁，六年不见天日的生活使他看起来像个野人，为防行迹泄露，头发一直都不敢剪，以致“发披地”。数月后，生母纪氏不明不白地死去，立功的太监张敏“畏罪”自杀。朱祐樘被祖母皇太后领去抚养。这中间有一件事情很值得细说。一次万贵妃召朱祐樘去她那里吃饭，太后叮嘱：“儿去，无食。”告诉他不要吃东西。到了那里，万氏赐饭，朱祐樘答：“已饱。”再送上汤，朱祐樘毕竟年幼，不知如何应付这场面，于是说了实话：“疑有毒。”一个人孩童时期的经历可以影响一生，而朱祐樘童年生活在恐惧中，这使他在肉体和性格两方面都成了一个柔弱的人，同时，这种幼年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也是他对自己的孩子宠爱有加，以至于培养出了皇帝中的怪胎。
朱祐樘就这样在他的恐惧中等待着走上皇位，而朱见深依然宠幸着他的万贵妃，消耗着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励精图治积累下来的资本。
万贵妃在宫内作乱，而她的三个兄弟则里应外合，与太监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将大明的国库存银挥霍殆尽。一次，朱见深接到举报，去视察国库，结果是“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七个藏金窖竟然空空如也，史载朱见深见此骇人之状，竟说了两句不痛不痒的话：“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这二人就是太监梁芳、韦兴。）“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矣。”（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计较，但是后人会和你清算这笔账的。）这话说得水平实在是高，正常人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出如此之法的，足见朱见深的水平，也可见李洁非先生的评语绝非妄言。
明朝最不缺的是惹眼的太监，汪直就是一个。他与万贵妃同流合污，深得朱见深喜爱，西厂就是朱见深专门为他设立的，权在东厂之上。这一特务机构横行霸道，搞得人心惶惶。同时，成化一朝为了从民间搜刮财富满足宫中的奢侈生活，还设了“皇庄”，为皇家敛财，此风一起，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农民起义的事件也增多。朱见深还打破了官员选拔的老例，通过钦点自设官员，这种不用通过科举，由皇帝设立的官员被称为“传奉官”。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任用官员，从而破坏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卖官鬻爵之风日盛，贪污之风愈烈。
就在成华二十三年（1487）的时候，朱见深因爱妃万氏去世，伤心欲绝，半年之后追随而去，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中兴之令主
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编写了《列朝诗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一首诗《静中吟》：
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说，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但后两句很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还有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这位“不朽”的“王”就是朱祐樘，自古帝王写诗词，没有几个真正成材的，倒是李煜可称一杰，却因太诗人气断送了自己的江山。不管朱祐樘写的诗如何，他那关心社稷安危的心倒是可见一斑，比起父亲只知道喜欢老女人要好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朱祐樘18岁即位，年号弘治，在位18年。他当政期间，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很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这评价是相当高的。
朱祐樘成为明朝皇帝治国的典范，首先来自于他个人的修养。他在被父亲发现之后，就开始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教育，且教太子读书的人都是天下英才，因此他深得儒家治国思想的三昧，且身体力行。再者，幼年丧母，弱者的心态使得他更富同情心，因此性格温和、善良而宽容。
例如他除了对诗歌感兴趣，还钟爱绘画、弹琴。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朱祐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
谈迁在《国榷》中说：“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
而朱祐樘的贤明从他即位起三个月的表现就可见一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他将新皇登基的“三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首先更迭阁臣。其父在位时，有一专门给皇帝进房中术的大臣万安，又用此法来向新帝靠拢。结果朱祐樘看过之后甚是恼怒，将他罢免。随后便起用一批贤臣入阁，如刘健、徐溥，以及威望很高的王恕等。任用贤臣使得吏治清明，这也是他开一代中兴气象的主要原因。
接着便罢黜奸佞。这是梁芳等太监的末日，梁芳获罪最后死于狱中，而原西厂的领导汪直则因失宠早，逃过一劫，在南京得了善终。朱祐樘也看出了“传奉官”制度的荒唐之处，于一个月间罢黜了传奉官两千余人，僧道官一千余人。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这是明史专家孟森说的话。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朱祐樘。而弘治朝制度建设的基础就是《大明会典》的编撰。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朱祐樘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五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祐樘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总之，朱祐樘在位期间，治国有方，他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在位期间，出现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史家称之为“弘治中兴”。
大明朝之怪现象：断头政治
柏杨先生写《中国人史纲》，写到明宪宗和孝宗时，专门辟一节取名为：断头政治。
乍听起来，“断头政治”四个字，透着恐怖气息。难道明朝皇帝们专门要让人掉脑袋来开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吗？
非也！这“断头政治”是因明朝几位皇帝的一种古怪作为而起，即皇帝不上早朝，不见大臣，不议政事。这一怪政就是由宪宗朱见深开的先河。
自从“票拟”和“批红”制度在宣宗朱瞻基朝出现以后，皇帝自己的工作量就大大地减轻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后代处理政事的能力和热情的退化。到宪宗一朝，这种退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皇帝竟然长期不召见大臣，“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情重演。而这个皇帝身边虽然没有杨贵妃，却存在一个万贵妃。据说，朱见深还有严重的口吃，因此，他每次上朝，如果准许大臣所奏之事，只说一个“是”字，这种自尊的心理影响了他与大臣们面对面地交流，同时也使得他越来越倾向于龟缩在自己的皇宫中，不理朝政。没想到他的这种毛病，竟然内化为朱家的基因，并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他以后的几位皇帝都有这种情况，且更严重，对国家的伤害也更深了。
朱见深的这种基因首先就传给了儿子，即“中兴之令主”朱祐樘，因为朱祐樘继位之后，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烧了“三把火”，同时祖宗的开创的基业也还没有被消耗掉，使得这一朝相对于明朝更黑暗的时代来说，有了很多的亮点。天下“平安无事”，朱祐樘也就不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开始由宦官们处理，或者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特别是朱祐樘在位的后期，他竟然开始信奉道教，把满腔的热情扑在了修道成仙的事业上，更是不能因朝政而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