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孝宗十一年（1497）二月，朱祐樘迫于阁臣之请，在文华殿召见徐浦、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位阁臣，君臣商量了一次国家大事，四位臣子还得到了皇帝赐茶一杯，君臣尽欢，各自退去，这是1471年其父朱见深召见大臣二十六年后，皇帝又一次召见大臣，因此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经此一事，不知有多少国家的“歌德”者纷纷为皇帝唱赞词，赞此盛举。不过以后朱祐樘依然躲在宫中忙着自己的事业，依然经由内宦们，遥控着他自己的国家。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就在皇帝们怠于政事的过程中走入黑暗的深渊。“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柏杨语）纵观中国封建时代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早朝，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要举行小型的会议，商讨治国策略。这是身为一国之君的职责所在，但是明朝的几位皇帝似乎天生就与象征着权力的奉天殿有仇，索性不再进入，在自己的皇宫内院，过自己舒服逍遥的日子，任偌大一个国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朱祐樘在位十八年，因偶染风寒去世了。死前，他将自己15岁的儿子朱厚照托付给大臣，只留一句：“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这一位在父亲眼里“好逸乐”的太子成了明朝历史上最无厘头，也最惹眼的皇帝。
武宗乱政：于玩耍中损耗大明元气
专情帝王中兴主，身后留下的却是一个玩心不退的大顽童，短暂的“弘治中兴”的光环在明武宗的挤眉弄眼中消弭殆尽，大明王朝的元气也在君王的玩耍中日渐损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人生不过一场戏，嬉笑怒骂玩玩看”。朱厚照如是说。
小儿无赖 爱向社稷扮鬼脸
大明王朝荒淫帝王多，英明君主少，孝宗朱祐樘是屈指可数的明君之一。如果说“弘治中兴”给了臣民一丝兴盛的希望，那么这种天真的期盼很快便被一个“无赖”新君打破了。
这里所说的“无赖”并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式的无赖，创业皇帝身上的痞气掺杂着豪气，颇有几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到了明武宗朱厚照这里，“无赖”出现了基因变异，成为“我就无赖我愿意”的刁蛮，颇有几分小儿无赖、臣民无奈的喜剧色彩，只可惜乐极生悲。
鲁迅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评论道：“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无赖儿郎’‘四字，用在厚照身上，可称的评。”明朝中后期犹如一潭死水，兴风作浪的都是些魑魅魍魉，武宗朱厚照则对着这汪死水，挤眉弄眼、伸舌揪耳、自娱自乐地做着鬼脸。
朱厚照是嫡长子，又是独子，生辰八字也特别吉利。他生于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如果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同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有相似之处。于是，理所当然地得到各种正史的交口赞扬，说他貌似太祖皇帝，神采焕发，气质如玉。同后来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相比，朱厚照所受到的教育则充分显示了孝宗皇帝对爱子的期盼。
朱厚照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正式出阁读书。他年少时十分聪慧，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烦琐的礼节了然于胸。朱祐樘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官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孝宗和大臣们都相信，眼前的这位皇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说到此，不由让人想到一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真，朱祐樘病逝后，即位的朱厚照让朝臣们大跌眼镜。他的所作所为哪里像是一个皇帝，分明是个小无赖。幼年的他好学习，尊师长，善作诗，能度曲，俨然一副好孩子模样。登位之后，他的真性格便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天性好动，我行我素，不拘小节，藐视权威，却也懂得运用权力。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这样说：“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底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底元气，已经衰耗了。”
随心所欲的朱厚照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借种种因由逃避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后来索性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例”。对于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阻，他点头称是，转身便忘。
正德三年（1508），朱厚照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成为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豹房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朱厚照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朱厚照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
如此这般荒诞的行为，数之不尽。在宫中开设商家，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相喧哗既罢，就宿廊下；制作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微服出游，风流好色，甚至差点娶回一个怀孕女子，借以解决自己的无嗣难题；他还下旨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的无厘头行径犹如朱明王朝的万花筒，花样百出。如今，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段子便出自于这位荒诞天子的花边新闻。曾有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厚照举止：“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武宗朱厚照沉湎于玩乐，也与身边近侍有关，“八虎”的蛊惑也是一大诱因。“八虎”是指朱厚照身边的八个太监，以刘瑾为首，意欲以声色犬马圈住这位小主子。身为帝王，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也未必能经营好祖宗留下的千秋大业，朱厚照倒是如此看得开，想必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人生不过一场戏，嬉笑怒骂玩玩看”。
“立地皇帝”的慨叹：权力这东西
最喜小儿无赖。
这或许是刘瑾的心声。
当朱厚照登基即位，刘瑾心花怒放：这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从小开始，朱厚照身边便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这些世人鄙夷的奴才们，宦官刘瑾殷勤小心地侍奉着主子，也不时缅怀一下心中的偶像，即朱厚照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宦官王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感“咸鱼翻身”的刘瑾也有着远大的理想，毕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边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爪牙紧紧团结在刘瑾周围，组成了一个铜墙铁壁，以声色犬马侵蚀皇帝手中的权力。
然而，当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玩耍享乐之中时，朝廷官员开始非议了。谢迁、刘健连同各部（尚书）部长，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
如果谢迁、刘健等人就此流放“八虎”，或许这场清除“阉患”的行动便可胜利告终了，不过大臣们的想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斩草除根是必须的，谁叫“君子小人不并立”呢？于是，一面是大臣们义正词严要求“除恶务尽”，将“八虎”悉数处斩，一面是“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一面晓之以理，一面动之以情。最后，这幕历史剧发生了大反转，鬼哭狼嚎的阶下囚转身成为胜利者，谁让朱厚照被宦官们点到了要穴呢：“老奴们死不足惜，可他们是要孤立皇上啊！”
孩子气上来的朱厚照，施展翻云覆雨手，扭转了胜败局势。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职。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
之后的权力走势，可想而知。得志后的刘瑾最后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相当于现在的领导人秘书的角色，权力可大可小，视皇帝勤政或倦政与否。偏偏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谨专门在皇帝玩乐时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此后，刘瑾大权在握，把持朝政，被世人称之为“立地皇帝”。
不过，刘瑾虽然一手遮天，却依旧在朱厚照的控制之中，这也是明朝的特点之一。《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提及宦官专权时点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其实对宦官的生杀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也正因如此，对于刘瑾来说，权力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那个只知声色犬马的玩乐君主对权力的掌控有着朱明王朝遗传的敏感。
正德五年出了一件大事，安化王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叛乱在一个月就被平定了，但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还是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此时，同样是宦官的平叛功臣张永趁机又狠狠地告了刘瑾一状，罪名是历朝历代皇帝们都异常敏感的——谋反。虽然平时荒诞嬉闹，但听到了这些消息，朱厚照也不禁有些忧患意识，细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查盘、清丈、拣选干才，倒也作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亲自锁拿刘瑾，主持抄家。
查抄出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皇帝心中都有底，然而，搜出的一些违禁物品却触动了龙须。仅一步之遥，便是万丈深渊，这下刘瑾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位颇有野心的宦官最后等来了凌迟的罪行。凌迟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据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这位六十岁的老阉奴着实有几分过人之处，不过第二天刘瑾就不那么幸运了，他没有挺过去。
朱厚照收回权柄，大臣们仿佛又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随即他们便发现了自己的天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皇帝仍然频频消失，宦官依然握有大权。
去了一虎，后有群狼，因为病根在玩乐天子的身上。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痴情于艺妓，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不过，武宗倒也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叩关来袭的蒙古小王子。然而，归根究底，朱厚照绝对不能算个好皇帝。书生赴国难
书生赴国难
象棋在手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士入三川逐浪流。
炮声一响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一首《哭象棋》寄托了幼年王阳明的大志向，他以诸葛孔明自喻，可谓踌躇满志。
没错，王阳明就是那个明朝的书生，用一生意气，开创一派王阳明心学，且影响深远。而他首先则成名于他的“武功”，即他以一介书生征战沙场的传奇故事。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征战沙场的故事并不鲜见，王阳明之前有宋之辛弃疾、明之于谦，后来者有史可法等人。其实这就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豪侠气的体现，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小生。
正因为王阳明在“武功”与哲学方面都创造了辉煌，因此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才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其中王阳明一生所立的最大功业就是平宁王之乱。由于武宗朱厚照荒嬉，沉湎于豹房享乐之中，宠信太监刘瑾，把江山社稷交给一个太监，刘瑾便擅自专权，为祸一时。主仆之间的“不在其位，而谋其政”，都做着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再加上以前留下来的积怨，使得明朝的内乱重重，农民起义风起，匪盗作乱不断。在刘瑾生前，已经出现了安化王起事，其理由还是与以前的叛乱如出一辙的“清君侧”，这次要清理的就是刘瑾，也算师出有名，且有理，只是历经十九天，刘瑾就失败了。刘瑾因此获罪，被诛。
而与刘瑾时有勾结的宁王朱宸濠前仆后继，开始了他的密谋。宁王也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元璋诸子中，“燕王善谋（朱棣），宁王善战（朱权）”，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宁王本来的封地在边陲，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发展，但朱棣称帝后，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同时，朱棣吸取了其父朱元璋的教训，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大戏。
可是这宁王朱宸濠“贼心”不死，毅然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王阳明的任务就是平乱。他趁宁王率兵偷袭其他城市的时候，直捣其老巢南昌，然后以南昌为据点，派兵伏击回来解南昌之危的朱宸濠。朱宸濠被俘，他起事前后仅三十五天。而功之大者王阳明总结自己用兵之道：“用兵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只要学问纯厚笃诚，养得此心不动，就是制胜之术。”仅此一番话，王阳明的疆场儒将之风尽显。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本来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但是他偏偏遇上一位神经病皇帝。明武宗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带了几万京兵，一路上缓缓而进，想要过一过打仗的瘾。
宁王被活捉后，王阳明按常理想将宁王献于阙下，却被朱厚照连发数檄制止。最后几经波折，王阳明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这时朱厚照的虚荣心才得到满足，在南京囚着宁王朱宸濠返回北京。行到北京时，武宗以胜利之师的排场大摇大摆地向城里走去，俨然是自己平了叛乱，俘虏了宁王，创了不世之功。足见这个皇帝的荒唐之处。
而王阳明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也没有论功行赏。明世宗入统，爱其才，很想招王阳明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阳明终究陷入朝廷内大臣的纷争当中，站错了队，从而在其他反对派大臣的阻挠下，未得入京。稍后世宗朱厚熜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众所周知，明朝自成祖后，设南北二京，因此，南京的一套行政机构也很完整，而那也只是一个摆设，王阳明的“兵部尚书”一职是一个虚衔，“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没过多长时间，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但这数年，也为他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时间，从此，为世人所知的王阳明心学体系渐渐浮出水面。
王阳明的秘密武器：致良知
贵州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来说也是如此，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龙场的地方却是他的福地。
在刘瑾专权时，王阳明当时做一个主事的小官，却为了营救被刘瑾所害的大臣，直笔上书，惹恼刘瑾，在朱厚照面前进谗言。结果王阳明便遭到了明朝皇帝的法宝“廷杖”的侮辱，这是太祖朱元璋时就使用的刑罚，专门针对那些大臣，是臣子们不仅要经受身体的痛楚，还要在精神上受尽折磨。
四十廷杖打在王阳明的屁股上，他年轻气盛，平时擅长骑射，身体很好，结果身体无大碍，却被贬到贵州龙场，一个群山连绵，草木丛生，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他倒是能随遇而安，与当地百姓相处甚是融洽。
但是在这穷乡僻壤，没有书籍可读，这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件苦事，书生书生，离开书怎样生活下去，王阳明倒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每天思索旧日所得的知识。一日，他突然心中一亮，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从而顿悟，即要推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应当自己求之于心，不应当求之于外物，这就是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萌芽。这套哲学体系影响了明朝后来文化以及市民生活观念的走向。
他的观念三字可蔽之：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心中盘桓了，他当时所悟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基本方向一致，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中的，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简易精一。王阳明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真是三字二十年得，一吟便到白头。
这“致良知”之说一经出世，便影响深远，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思想家黄宗羲也说王阳明学说一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自古能与孔、孟比肩者能有几人？而在后人眼里，王阳明的思想可比肩圣人，这是何道理？其个中缘由要由当时的大环境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前期主要是由宋代的程朱理学所统治，它强调的是“存天理，去人欲”，是“格物致知”，这一时期士尚质行，学无异端。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礼教的道德规范之内，忠臣、义士、孝子、节妇、贞女构成一系列普遍伦理价值型人格。而王阳明这一“致良知”学说的出现，对朱熹的这一套理学思想恰好是一个叛逆，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其实，未悟道之前的王阳明也是朱熹的后世门徒，据说有一次，他为了亲身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诲，就把竹子当做研究对象，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用了七天七夜时间，却一无所得。不知这是否使得他对朱熹等创造出的这一套理论产生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阳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本来没想要冲击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他的目的在于挽救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可这一思想一问世，便成了引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他的哲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圣”“贤”与“六经”两大权威。
在他之后，有很多追随者，被称为王氏后学，例如后来的泰州学派、李贽、公安派，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茅元仪、孙奇逢等人，他们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发展，从而使得明末出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影响到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
王阳明的哲学将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带有世俗人情的味道，从而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这就影响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了后期的文化艺术，出现了以“文化”和“娱乐”为中心议题的市民文化。例如小说《金瓶梅》的出现，肉欲赤裸裸地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审美意义的爱情，从欲望的觉醒，到人性的觉醒。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进步，王阳明功不可没。
梁启超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实为精到评价。
内里歌功颂德 外方战浪滔天
世宗嘉靖皇帝，一辈子都在与程朱理学所谓的儒家正统礼制作斗争，试图创造自己的有“礼”之国。可是，他的有“礼”之国，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空想主义一般，根本无法实现，而他的“以礼治国”，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当嘉靖皇帝梦醒时分，等待他的却是纷纷扰扰的内忧和外患。
“大礼”之争抑或皇权专政？
“存天理，去人欲”是宋代程朱理学的中心理论，它的正统“发明者”当然就是宋代大儒程颐明和朱熹。程朱理学思想是中华儒学的一个新台阶，它虽然有璀璨的一面，然而，也恰恰是它将儒学推入了畸变的发展道路，最直接的恶果便是与朱熹同姓氏的明王朝世宗时期的那场“天道”与“人情”的“大礼议”。
何谓“大礼议”？“大”多数都是用来指关于皇家的事情，比如皇子的婚礼称为“大婚”；“礼”则指程朱理学那套儒家正统礼法下的王权制度下的礼义等级秩序；“议”自然也就是争议、议论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关于皇室礼制的争议”。自古帝王之家皆最重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礼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学说成为文化的正统，它的礼制思想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儒家思想经历唐朝这一低潮之后，于宋代兴起，再次成为思想正统中的正统，在明朝尤其如此。
明朝的士大夫们好像被宋朝的程朱理学完全催眠，对于儒家君君臣臣那套礼制无上膜拜，若是有人敢触犯这种规矩，便等于在动摇社稷。而恰恰作为最不能触犯这套礼制的一国之君，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璁就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这里并不是说朱厚璁抛弃了儒学中的礼制的思想，而是他对士大夫那套程朱理学完全弃如敝屣，却自有一套关于“礼”的新诠释。他甚至把自己关于“礼”的思考付诸社会实践，意图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他简直比尼采更加疯狂。而他这种理想主义的产生，要从他以藩王身份一跃成为一国之主开始说起。
武宗朱厚照一生荒唐放荡，三十多岁了还没子嗣，大臣们总是劝他选皇储，可是朱厚照认为自己壮得很，不用考虑下一任皇帝的问题。哪知道在他三十一岁时，却因为一场小风寒而见了阎王，根本来不及立遗诏、传宗嗣。在他驾崩之后，大好江山没有后嗣继承，内宫、大臣们匆忙选立新君，期间出现了三十多天的权力真空阶段，为历朝所罕见。
这等江山无主期，政府的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身上。杨廷和与其他大学士商议来商议去，决定从武宗的堂兄弟中下手，于是选定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璁。原因在于武宗死后，他是“厚”字辈中年龄最大的那个。
十五岁的朱厚璁被大臣们拥至帝位，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京城，倒也泰然自若。但是，迎接他的并不是直接登基，而是要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之礼，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尚未成年的朱厚璁立刻感到不妙，转而问拟定诏书的杨廷和：“《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杨廷和等臣听罢均是一呆。
原来这句话当中的用意可多着了。其一就是朱厚璁在强调“谁是自己的老子”这个问题。谁是朱厚璁的“老子”？毋庸置疑应当是兴献王。但是按照正统儒家程颐明所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朱厚璁继承了世宗的位置，按照皇室正统传位的方式，他就应过继给世宗的父亲、自己的伯父孝宗为子。因此他要叫孝宗为“老子”，而叫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叫母亲蒋氏为叔母。这是杨廷和等大学士眼中正统的儒家礼法规定，但在朱厚璁看来，却是很不孝的行为。
再者，如果朱厚璁承认孝宗为父皇，并且作为堂兄世宗的继承人登基，那么他就要承认自己是世宗母亲张太后的儿子。如此一来，他等于成了张太后把持朝政的傀儡。作为以藩王身份入继的朱厚璁来说，他对宫廷实在没什么亲密感，反而充满戒备和陌生，如果还活在别人的控制和阴影下，这可让他很是不爽。
没人能想到这个仅仅十五岁的小子，竟然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这一疑问，立刻成了摆在大臣们眼前的难题。随后，不管杨廷和等臣怎么跟他讲那些理学中的正统礼教，朱厚璁就是不肯接受皇太子的身份，也就不能即位称帝。江山一日无主，百姓便惶惶然，宫廷内则一团乱，这种情况正是朱厚璁的杀手锏，反正这些大臣们是来求他做皇帝，如果他不肯做，没人逼得了他。最终，张太后终于受不了了，下旨同意他略过行皇太子之礼，直接举行登基大典。
朱厚璁暂时达到了自己的情理目的和政治目的，自当欣欣然接受皇帝的宝座，是为世宗，国号嘉靖。这场关于礼教与人情的斗争，以他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这只是一个围绕“礼”展开斗争的历史之初始，以后还有更多的风波等待着这些王朝中的臣民们。
朱厚璁以稚龄给了他的那些臣子和张太后这个后宫权力狂热者一个下马威，也逐渐显露出他的个性和不愿受人摆布的独立心态。杨廷和等士大夫和张太后一心维护王权等级制度，却不顾及自己对父母亲的情感，这使朱厚璁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刚及垂髫便亡父，母亲蒋氏独立抚养他，他对父母的感情自然深厚，因此他绝不能不认自己的父母。不仅如此，他还要把他们扶上正统的位置。于是，他和宫廷的这些“守礼”之人，展开了又一场较量。
虽然江山有主了，朝臣们还是觉得不安生，仍旧希望朱厚璁接受以孝宗朱祐樘为父、太后张氏为母的礼法规则，并以汉成帝立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及宋代的“濮议”事件作为正反例，意图改变小皇帝的想法。但朱厚璁只丢下一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之礼。”于是，朝廷内又回到“谁是皇帝的老子”的争端上。嘉靖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但是，朝臣们认为兴献王不是真正的帝王，不可以称“皇”，如果以“皇”称呼他，孝宗要往哪里放？
于是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一时间满城风雨，而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对嘉靖的时候，四十七岁才及第的新科进士张璁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支持皇帝。而他这一赌注正是下对了。《礼记》有云：“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礼制是源于情感的，孩儿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的东西，无法抑制，而这不违背孔子的传统道德理论。张璁就是以这个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圣人缘情以制礼”，直接戳到了“继嗣”一脉的痛处，也让嘉靖皇帝的心坚定了。于是他在与大臣们僵持了四年关于“谁是我的老子”这问题之后，不打算再忍了。
朱厚璁即将满二十岁之前，以“母后仪驾”的礼节接自己的母亲蒋氏入朝，至此开始“恢复”父亲为皇室正宗的“篡宗”专政。紧接着一连串违背所谓“礼制”的行动开始了，群臣们、儒生们到殿前哭了数次，直呼：“礼法啊！社稷啊！”朱厚璁听得心情越来越糟，终于无法忍耐。毕竟是皇帝，他掌握着所有朝臣的生杀大权。
学者李洁非先生曾感叹：嘉靖来自“九头鸟”的故乡，“九头鸟”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谁也拗不过。这皇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不再忍耐，一口气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这件事，当时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们当时的惨烈状态，令后人都禁不住凄然。
这位皇帝终于达到了他修复“正统”的目的，如愿以偿地叫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老子“恭穆献皇帝”为“皇考”，蒋氏“章圣太后”为“圣母”。估计兴献王也没料到，自己在死后竟然成了“皇帝祖宗”。
这场持续四年、看似围绕“大礼”的争议终于落幕，然而这真的是礼制之争吗？朱厚璁明确地表明孝宗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他既然在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做世宗朱厚璁的臣子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矛盾。
其实明朝“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而明朝的君臣们，对于礼制的理解也是粗疏的。这一事件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在议礼一事上，朱厚璁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控制帝王的权力控制欲呢？正如晚明学者黄景璁所说：“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而朱厚璁的随心所欲，又岂止“大礼议”一事？
“礼”与士大夫的悲哀
没有哪个皇帝在刚当政的时候就想浑浑噩噩地过，这嘉靖皇帝朱厚璁也是一个“新帝上任三把火”的人。刚刚做了皇帝，自然得给百姓们谋点儿福利，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于是朱厚璁下诏，该罢黜弊政的就要狠狠地罢，该惩治的就要“千刀万剐”，这下可苦了那些贪官污吏和走后门的官儿们。
腐败分子被处理了，百姓当然乐得减少经济负担，一派“中外称新天子’‘圣人’‘”的景象。不过这可不是朱厚璁的功劳，而是杨廷和制定的各种政策，皇帝只需签个字、盖个章，便万事大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杨廷和这个臣子还算做得不错。如果他没有在礼制上那么固守所谓的“正统”，而朱厚璁也不计较那么多“礼”的问题，相信这君臣如能默契配合，明朝应该能迎来中兴。可惜啊，天向来是不从人愿的。
杨廷和坚持“礼制”，但他是老头子，总有一天得退休。所以，杨老头子一退休，朱厚璁便“疯狂”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反对他的人，开始创造他的理想之国。
李洁非先生说，嘉靖从“大礼议”看到了自己的事业前景，而这种前景将超过时间的束缚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区别）”。朝代有更迭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会有泯灭的一天。但是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嘉靖皇帝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才是真正的不朽。他似乎悟通了一个道理：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而留名青史，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指引千秋万代。
他的“觉醒”似乎一醒就是二十年，在他这段“进取”建设国家的日子里，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到礼教改革上，正郊祭，修孔庙，厘正太庙庙制，举凡国家的礼制之大者，他能想到的，都让他折腾了一番。
这是一个奇怪的皇帝，他反对杨廷和那套继嗣正统“礼制”，但他对礼制的各种东西却非常痴迷。他把儒家各种繁文缛节的东西弄得彻彻底底，然后作为思想套套来统治臣民，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是专政心态的极端化表现，完全是思想的扭曲。而造成他这种扭曲思想的罪魁祸首，却恰恰是他的最爱——礼。
作为一个皇帝，朱厚璁的确实现了专政。在这专政期间，他完完全全地驾驭了士大夫们，他用“大礼议”告诉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公然表彰阿附的士大夫，只要肯站到他这一边，他便奖励他们，这把士大夫的骨气全都磨没了。另一方面，他搞专政，搞个人崇拜，士大夫们必须给他歌功颂德，写一些狗屁不是的文章，他们才能安生。皇帝不想受士大夫的摆布，就要将他们摆布得如玩偶一般才成。因为这种统治，明朝的士林风气彻底衰落了。
由于朱厚璁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太监没有依赖性，所以在他当政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宦官专政的事情，而他反倒对士大夫有几分“钟情”。他在控制士大夫的同时，那些阿谀奉承他的士大夫们，就自然受到了他的宠爱，这从严嵩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严嵩本来还是个不错的臣子，早期也并没有阿谀奉承的习惯，却因遭到阉党的迫害而被贬。嘉靖即位，他再度出仕，本以为能有所作为，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认识到，自己不腐败、不阿谀奉承就不能活。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的六月。
世宗朱厚璁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严嵩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朱厚璁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
这无疑是皇帝对严嵩的一种“沉默式”批判。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下来，要砍他的头。于是，严嵩“痛改前非”，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朱厚璁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也注定要作为一个“奸臣”而活在历史上。
不过，对皇帝来说，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严嵩在与良臣夏言长达十余年的斗争中，尽显其阴狠狡诈、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终于赢得胜利，位极人臣。但朱厚璁在这些年来一直听到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而严嵩的儿子也不争气，老是凭借老子的能耐到处惹是生非，很多大臣受不了这父子，便纷纷弹劾。
朱厚璁一看，也到了该办严嵩的日子了，宠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所有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是宠太久，严嵩好像把他这个皇帝当成瞎子了。于是一纸诏书，把严嵩那惹了祸的儿子下狱、砍了，削了严嵩的职，抄了他的家，严嵩终于倒下去了。
严嵩的一生可以作为当时士大夫们最好的范例，来印证这个世宗皇帝对士大夫的控制能力。可是，朱厚璁真的能驾驭士大夫们吗？黄仁宇先生说，明朝朝廷主动部分其实都是百官臣僚的集团，而非君主。儒家的理论代表者始终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已经束缚了君主意志。虽然他们一波又一波地被这些皇帝们给打压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永远都缠绕在帝王的心里。从朱厚璁沉湎于“礼”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反对杨廷和等士大夫的儒家理学的礼制主张，然而他自己还在努力地“培养”新的礼制。
因此，嘉靖皇帝在“以礼治国”失败之后，心灵突然空虚起来，只好寻仙问道，仰赖道教而活，终因吃了太多所谓的“仙丹”而亡。这个皇帝的一辈子，就只能用“伦理悲剧”来形容。
回观朱厚璁当政期间，一眼可看出“大礼议”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在这之后他掀起的礼仪治国政策更显得可笑，而他控制士大夫的做法只能看做是一种丝毫不好玩的游戏。君主和他的朝臣们始终沉湎于关于“礼”这种精神阶层的争议和问题，却忽略了国家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开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种物质层次的实事，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向没落踏步？
抗倭名将的荣辱
王朝的危难时刻，尤其是外患加身的时刻，就极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使生灵免遭涂炭，山河得以完好。时势呼唤这样的英雄，急盼他们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力挽狂澜，他们的出现是家国之幸、时代之幸。当我们回过头去揭开历史的面纱，但见波浪滔天中的豪情万丈，无限沙滩上的军马万千，他的风流飒爽的姿态，怎能不让人对他发出惊叹！
虽然一个英雄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溯到16世纪，我们不应只想到当时王朝的雾霭沉沉，而应该看到，在广袤中土的东南，尚有一位为了国家民族存亡而奋勇抗倭的英雄，正拨开那一隅上空的阴云，为王朝打开了一片晴空。此人不用作他想，自然就是明史上最有名气的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当时明朝的君臣正沉迷于关于“大礼”及其时间的斗争，而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朝臣们也浑浑噩噩。不巧的是，嘉靖皇帝一心只顾着国家的大礼，却忽视了百姓的安生，国家频频出现财政危机，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朝此时的东南沿海遭受葡萄牙军队的侵袭，倭患也变得白热化，虽然葡萄牙军队被赶走了，但是倭患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善，国家此时正值内忧外患的窘境。
东南沿海的倭寇祸患并不是在明朝中期才出现，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一局面造成的原因，一则在于世宗的昏聩以及宠臣严嵩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则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那些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结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在沿海劫掠。
戚继光作为一个水兵指挥官，不能扭转整个国家的命运，他能管的也就只有东南这一亩三分地。继承了父亲的都指挥佥事职位，戚继光被委任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今浙江临海)三府。这时候他没有受到严嵩等人的迫害，皆在于他受到与严嵩对立的权臣内阁宰相张居正的庇护。
带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戚继光一到三地上任，就看到旧军作战能力极差，这样的军队想打赢倭寇和奸商，那肯定是做梦。他认为当下最紧急的就是整顿水兵。
那时候东南沿海的百姓一直受着倭寇的掠夺之苦，曾经自发组织部队抗倭，但是百姓毕竟不是军人，无论在武器上还是体力上，都远远不及真正的兵。于是戚继光将强壮的民众组织起来，再加上原有的水兵，组成了新的队伍——戚家军。他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
这一系列军制改革后，一支全新的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两千人。
当时的明代将军谭纶都忍不住发出感叹：“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如此之震，军功未有如此之奇者。”
戚家军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十年，正像学者郁达夫所说，戚继光“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日本海盗只要见到他，腿肚子就抽筋，头皮就发麻，哪还敢再来捣乱。
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戚继光收集了水战、陆战的经验，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这部有关“海军陆战队”的兵书，比之金庸笔下的《武穆遗书》，恐怕也毫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