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位勇猛无匹的抗倭名将，曾立于海岸发出“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生平；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这等豪言壮语的戚家军之领导人，在明神宗万历年间，随着庇护他的张居正失势而受到排挤，归乡而逝，结束了自己在史册中的最后一笔。此后，明朝东南沿海再无名将守护，倭寇虽减，然而葡萄牙侵略者却多次骚扰明朝领土，久占澳门不还，最后澳门终落入外人手中，至此与国家分别了四百余年。
戚继光的一生可以作为一个悲喜剧来观看。他英勇抗倭，无限风光；可是他偏偏巴结张居正，缺了点操守。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对他的评价便是：“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俞大猷也是戚继光时期的抗倭名将，较之戚继光，这人虽然没有前者勇猛，却不屑于巴结权贵，但戚继光却无法免俗。黄仁宇也在《万历十五年》中明确地指出，戚继光本是这个朝代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神宗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在万历一朝，想做一点事就不得不处理好与当权者的关系，若是不走些歪门邪道，就根本无立足之地。戚继光数度遭遇弹劾，但都被张居正给压下来，就连与戚继光有隙的同僚，张居正也不动声色地调开。他得以不受肘制大刀阔斧地整治军备，多少有点腽肭脐的功劳。不过，只要能保住大节，使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是其次。
戚继光虽然死得很无趣，也很不幸，他的谢世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那抗倭的英勇气势，依旧浩然长存于历史的烟波之中。
东溟有个海青天
应天（今南京）城内外，雾霭沉沉、风雨凄凄，空气中弥漫着悲戚的哭声，百里而不绝。转过街角，只见那林立亭台楼阁的街道上，竟有众多身着白衣丧服的百姓驻足抹泪。一问之下方才知道，原来是当地的父母官海瑞去世，今日正是出殡之日。
海瑞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嘉靖年间，他一生刚直不阿，执法公正，惩贪抑霸，整顿吏治，平反众多冤案，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他生性刚烈不屈，且自号刚峰，曾说：“要想天下清明安定，一定要实行井田，不得已而为限田，又不得已而实行均税，尚可存古人的遗意。”海瑞从做县官直至巡抚，所到之处力行清丈，颁行一条鞭法，一心有利于百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视百姓如子女的人，一生无子，死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送终，尸体竟只是用葛布织成的帏帐包裹，陪葬品也就是破烂的竹器。若非当地的官员们凑钱为他置办葬礼，他也便随着草席而入土了。百姓们听闻他死时竟如此凄凉，纷纷罢市。待他的衣冠行至街上，白衣冠送者夹道观望，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海瑞的一生正如他为自己立的号一般，刚利尖锐，任何高官都不怕得罪。他以廉洁和正直闻名于百姓之间，然这名声却被朝内的宦官称为“傻名”。这等傻名倒也有些由来。
嘉靖皇帝朱厚璁自从以“礼”整顿国家没整顿明白，便开始寻仙问道起来。这在海瑞眼里当然是不务正业，他可不管皇帝乐不乐意，直接上书，痛陈厉害。文中直指嘉靖浑浑噩噩，相信道神，不务朝政，致使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叫苦连天。
朱厚璁素来以专政有名，个性十足，为所欲为，从他十五岁开始，这个脾性就已经显露，海瑞明明知道，却仍是要劝谏一番，看来他已经做好吃牢饭的准备。果然，朱厚璁看了奏折大怒，本欲杀海瑞，想了想又觉得此人可以留，便将其下狱，听候处置。海瑞下狱不到三个月，皇帝尚来不及处理他，就入了祖坟。不过，朱厚璁在死前对未来的明穆宗说，海瑞“是大明之利剑，唯有德者执之”，这临死前回光返照的一句话拯救了海瑞。
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没有昭告天下，因此朝外并不知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被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怀疑自己要被押赴西市斩首，便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却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主事点头。哪知海瑞不但不高兴，竟然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因为得罪皇帝而入狱，险些被治死罪，海瑞竟还哭皇帝，他的忠倒是有些愚蠢。难怪明后期思想家李贽说他：“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脾性如青草傲霜，不屈不挠、不畏不惧，这是好事，然则愚直却叫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栋梁。他始终固执自己的那套鞭法，不知道任何变通，不但得罪上司，就连身边的亲近同僚稍有差池，都不能被他所容。
朱厚璁死后，百姓迎来了穆宗隆庆皇帝，海瑞再次被起用，升任应天巡抚。自从他上疏痛骂皇帝，他的刚直不阿、不管不顾，大江南北都已经知晓。在上任的路上，应天十府的官员惧怕他，辞职的辞职，收敛的收敛。那些门面是红色的权贵之家，也都吓得把门漆成黑色，以免被海瑞抓住把柄给办了。就连历来嚣张跋扈的提督江南织造宦官，也都不敢乘八抬大轿出门，足见海瑞的威慑力。
海瑞一到任，便先处理当地的水灾，通河道，发赈灾米，拨银两给百姓；闻高官权贵欺压百姓，他便狠狠地收拾了这些人一顿。他的铁面无私使百姓得益，自然就要大失官心，暗地里被人拆台不在少数，终究还是被罢了官。这等倔强不屈，难怪万历初年张居正会说他过于偏执，不起用他。等到张居正死后，海瑞虽然再次官复原职，但已是七十二高龄，纵使有心却也无力。
用“直”来形容海瑞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是为“直”；因“直”而“忠”，忠君、忠国；而他也是个讲道义之人，因为他爱民如子。然则，“直”、“忠”、“义”，却也恰恰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的“直”，令他得罪权贵与同僚，注定要被陷害；他的“忠”却愚忠，落得个“傻名”；他因“义”而爱民如子，然而他却忽略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令自己的亲人挨饿受冻，最终一一死去，致使自己到死也无人为他送终。可即使如此，海瑞的正直清廉依然为后世官家之典范，看来他这倔强脾气倒也不错。
下篇 回望帝国之背影 煤山风雪话凄凉
张居正改革：扶大厦之将倾
人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更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了黑暗。救时宰相张居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心系社稷而图新，为孱弱的国家动脉注入新鲜的血液，只可惜大厦将倾，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短暂中兴后的倒行逆施使得王朝病入膏肓。
救时宰相
刘志琴在《晚明文化与社会》中这样评价张居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
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为，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明王朝这艘大船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千疮百孔。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设坛修醮，不理朝政；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不是没有开明人士嗅到危机的味道，重整朝纲，他们也去做了，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轻官员，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恪尽职守。他所做的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不能通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徐阶和高拱所做的都只是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的小修小补。平心而论，他们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国家弊病如此之多，要想能把国家来个彻底翻身，非大动“手术”不可，还要有缜密的计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书写他传奇的一生。他在帝国官场中游刃有余，最终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一己之力实现了大明帝国短暂而辉煌的中兴，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丞相、首辅一箩筐，能有机会作出一番大事业的不多，能够把握机会并一举实现抱负的就更少了。诸葛亮算是一个，但毕竟只是囿于川蜀一角，功德有限，最后还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王安石也是宰相中的一个厉害角色，懂得变革，可惜好戏还没开始，舞台先让人拆了，变法失败。数来数去，也就剩下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了。张居正在中国历史上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把一个问题百出、千疮百孔的王朝打理得像模像样。明朝著名清廉之吏海瑞曾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一语点到了“救时宰相”的痛处。
力挽狂澜于既倒 心系社稷而图新
张居正是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序》中如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内阁争斗愈演愈烈。先是徐阶搞倒严嵩，接着高拱整掉徐阶、李春芳，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上梁如此，下梁也好不到哪里去。官衙根本不把法令放在眼里，纷争很多，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也慨叹这些年国家纲纪的败坏，官风日下。
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两强相争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没有对胜利者谄媚巴结，也没有对失败者落井下石，与他们既保持了距离，也维持了不错的友谊。面对官场的混斗，他仍是冷眼观察，以静待变，对当事者都抱以友好的态度。殷士儋被罢官，张居正去信慰问，送他一副对联：“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孙。”并在信中写道：“前一句公已得之，后一句愿公勉焉。”
张居正虽历经嘉靖、隆庆两朝，但真正大展宏图还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在隆庆一朝虽没成为首辅，但一直都是隆庆帝的心腹，深得信任。张居正是万历的师保，作为帝师，应该说张居正是深得万历信服的。但正因为是万历的帝师，万历对张居正是既信任又害怕，这也就为他日后疯狂报复张居正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要做上首辅的位子，还要先过高拱一关。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来发生了矛盾。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打回老家。当然此事显示了张居正在官场斗争中使用权谋的一面，值得商榷。但是反过来，政治斗争从来不讲温情恩义，只认准了矛盾和利益，张居正如果不先出手，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高拱的报复。这样，万历初年，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辅政之路。
张居正辅佐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无异于一个年近五十、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屁大点事也不懂，还在过“儿童节”的小孩。初登皇位的万历能懂什么，能做什么？朝中的大事小事能不由他身边的张居正代行吗？张居正必须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会他理政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首辅的责任。当然，有些事情就算是一般人也未必能懂，给小孩子解释半天也没有用，所以归结起来，万历基本上可以开心地玩，放心地把事情教给他身边的能相去处理。张居正肩膀上的担子可就不小，事事代皇帝分析、谋划、决断，基本上皇帝该做的都由他干了。
十年辅政，漫漫长路才拉开帷幕。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责无旁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他是必须当，也当定了。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病人，该从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医治多大的范围，张居正自嘉靖、隆元两朝时以来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经成形，现在时机也到来了，是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一番雷厉风行的大胆改革和励精图治由此开始。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毛病一堆，能蹒跚地走到那时已经是万幸。内有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库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有这样的评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宰相，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张居正苦闷一些，因为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虽然富于理想，但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居正所处的时期，以前数十年政局混乱，以后数十年政局混乱，只有在其辅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兴，焕发生机。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张居正的政绩显著,在军事方面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自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生机再现。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述：“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体制的弊端 改革的悲剧
刘志琴在《晚明文化与社会》中说：“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时不再来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象的方向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没有及时医治，就要暴病而亡。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问题，他倚重解决了沿海倭寇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红楼梦》中探春在“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时曾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家如此，国亦如此，外患是问题，但内忧是根本。
张居正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公家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本来这些年经济就不好，再加上一群不干正事、中饱私囊的贪污蛀虫，不帮百姓解决问题，还搜刮他们的脂膏，国家能不乱吗？因此，张居正决定从“官”开始逐步清除王朝的肿瘤。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两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官方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年收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同比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还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绩效考核直接和头顶的乌纱帽挂钩，捕蝉的螳螂后面有麻雀，官员们都得实打实干。官场上，什么都还可以考虑放一边，但官帽最重，不可懈怠。明朝残坏的管理系统，好像得到了有效整修，运转起来快了许多。
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正如黄时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所说：“张居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
果不其然，张居正死后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疯狂的掠夺，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给明朝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剧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终于激发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多达四十多次，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
可怜生前身后名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终于劳累病倒。他日理万机，为国事没日没夜奔忙，连十九年未能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不能服丧守制。这在注重孝道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不是他不孝，国家实在离不开他，忠孝难两全啊！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张居正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清臣张廷玉在修著《明史》时写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正如王世贞在《张居正传》中所记载：“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在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
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两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反张运动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蔑丑化张居正。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却没有人敢为居正说句公道话。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是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叹。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是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他的轻轻一击。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这么回事。
可怜生前身后名，对于张居正，有人骂，有人捧，但时间总能让历史恢复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正如朱东润所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后事，是非任由后人评。
神宗怠政：非亡国之君国却从此亡
这是一个“物极必反”的时代。在它的初期，本已露出了国家复兴的曙光，然而，却随着帝王的沉沦而露出破败之相。从国家改革之后的繁荣，军事上的大放光辉，变成改革夭折、武事消弭、朝臣沉默、君主怠政，这种前后巨大的落差，让后世之人无法洞悉其中的玄机。
混世君王昏聩朝
清算了张居正的“遗风”，神宗万历终于长长地呼出一口“恶气”。他可算是不用受人摆布，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开始了亲政的日子。
这时的明朝似乎可以用“四海升平”来形容，毕竟张居正改革的优势还在。不过，几位曾经名扬在外的人物逝去，继他们之后便再也没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出现，似乎在昭示着这个国家要灭亡。
张居正死了，万历差点没掘他的坟，鞭他的尸。戚继光也死了，威风八面的他晚景无限凄凉，连妻子也把他抛弃了，他只好随海风而逝。狂书生李贽被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定罪，他那“反孔子”的《焚书》彻底地被皇帝焚毁了，他自己也在狱中割喉，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也就成了时代的绝响。
作家夏坚勇说，这个时代的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却被皇帝打烂了屁股，又摘了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至此皇帝就不用上朝了。
对于明朝的皇帝来说，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是明代很多帝王的心态，于是前朝才有那么多“臣子恨”的事件，而万历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
万历皇帝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但是他在早期也不是个平庸的君主，毕竟在其当政的早期，他搞定了三大征，即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可是，这样一个本应是好皇帝的君主，怎么就沉沦成后来的混皇帝呢？不用后人去总结，皇帝当时的臣子就给他列出来了。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这一“四箴”可把皇帝气疯了，于是办了雒于仁，但这四箴却恰恰可以形容万历帝的后半生。
万历皇帝在处理了张居正、平定三方之后，彻彻底底不理朝政，他整天哼哼唧唧，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还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不久，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病情加剧，于是真个不再上朝，总是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其实他的这些毛病正被雒于仁说中，都来源于他的贪酒、贪色、贪财、贪享乐。
万历好酒，一则他自己爱喝，二则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万历自己也承认自己很好色。但他对专宠贵妃郑氏，有自己的说法：“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这样一个“勤劳”的妃子，把万历迷住了，万历日日宠幸其，怎能不肾亏？
至于贪财一事，万历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在他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他把钱当成命根，恨不得钻进金银堆里。
关于“气”，万历有说：“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他认为惩治那些不听他的大臣，便是一种生气。然而，这个皇帝“气”倒是没有生太多，反正他对朝政爱理不理，但是他好鸦片可是不争的事实。金庸先生说：这个皇帝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可是他却未老先衰，更抽上了鸦片。鸦片可能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这酒色财气外加一个鸦片，万历的身体能撑到五十八岁，已经是个奇迹。如此倦怠的脾性，他敢在当政后期近三十年不上朝，也没什么稀奇。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确实如此，纵览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将朱见深与朱佑樘的“断头政治”遗传得最彻底的当属万历帝，他既有祖传的愚暴，又有鸦片烟瘾。从一代名臣张居正1581年去世开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见面，直到1589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必须跟群臣见面的大典，万历帝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万历帝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他这一隐就是26年，1615年，他才因“梃击案事件”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
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夺嫡的阴谋——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万历帝和太子都不愿涉及郑贵妃，为了向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万历帝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很是有趣。万历帝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然后万历和他的太子开始向大臣们表示彼此关系的亲密，以及对太子的信任，并询问诸大臣有何意见。当时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人发言。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没说完，万历帝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他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撑，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亲眼目睹过皇帝仪容，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而出。万历帝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了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几日之后方才渐渐恢复。
这就是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谈国家大事，只有皇帝那声“拿下”，让大臣们胆战心惊，且后果惨重。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万历帝终于一命呜呼。
历朝历代，一旦皇帝不愿处理国事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万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由于年轻时受到太监冯保和权臣张居正束缚的影响，他对太监和大臣没有任何好感，但他又不愿意理朝政，竟导致朝内官员空缺的现象超常严重。
历史好像是一个“天理循环，天公地道”的过程，宋朝走向晚期时，官吏过多的现象尤其严重，然而继他之后汉人统治的明朝，在晚年竟出现了缺官的现象，这简直是历史的“怪圈”。
由于缺少官吏的管理，神宗又委顿于上，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极低。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的那样，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所以，张廷玉在《明史》中才有对明神宗万历帝的盖棺论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三大征与萨尔浒战役
凡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很看重身后的名声评价，想要“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神宗万历皇帝似乎也曾是这种人。在明代历史中，万历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但从万历三大征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上文已经提到，三大征指的是万历皇帝搞定的三场国内叛乱，分别为东北、西北、西南边疆的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和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
万历十七年，蒙古鞑靼部哱拜在谋划多年之后，终于起兵造反。哱拜本是蒙古降将，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但他并不甘于屈服在汉人之下，便在私下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苍头军，趁明军兵马不整的时刻，起兵造反。
哱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哱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一一接受，命叶梦熊、李成梁出征宁夏。经过几番折腾，明军终于攻进了宁夏，剿灭了哱拜的苍头军和哱拜等党羽，宁夏一役平定。
万历皇帝还没缓过劲来，东北突然传来朝鲜和日本开战的急讯。消息一到京城，神宗立刻有了危机意识。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与明国直接接壤，如果它被日本打败而亡国，明国将直接受到倭寇的威胁。于是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一是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是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是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三项措施接连下达，兵部只好出兵，可是他们竟敢糊弄皇帝，每次到朝鲜助战都逃回来。神宗不禁怒了，一下子派出明朝北方差不多所有的兵力应战日本。
中朝联军与日军僵持了整整六年，终于以东南露梁海面的一场激战作为战争的尾声。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于此战中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外患暂时解决完了，但是内忧仍然存在，便是四川播州杨应龙的造反。在援朝之战结束之前，万历就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平定杨应龙叛乱。杨应龙本是四川宣慰司杨烈的儿子，生性凶残、阴狠嗜杀。他将四川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还把自己的居所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但是“土老帽”毕竟还是“土老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条龙，万历皇帝不可能让他在西南继续猖狂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