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在李化龙、郭子章的主持下，终赢得胜利，得保四川播州一代平稳。播州之战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平定杨应龙，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那时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这无疑也是对神宗万历皇帝的一种赞扬。
这三战赢得都比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时的表现，就好像后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并没有成为康熙那样的明君，却变成了明代历史数一数二的昏君聩王。
韩愈在《进学解》有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神宗万历皇帝平定了国家的军事内忧外患，便牢牢掌握国家大权，可他却没有勤政爱民，举国家之大业，而是安逸好色、贪婪无比、任性使气、耍弄权术。而就在万历帝把自己的基业一点点地向悬崖边上推去的时候，一个未来明朝的掘墓者诞生了，它就是后金。
后金是女真族的一支，远居东北关外，它一直对明国虎视眈眈，时而骚扰明国北方边境，其实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将领杨镐携带这九万军马，外加胁迫征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却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分由四路围攻后金军。当时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于是他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而当两军打到萨尔浒山附近，努尔哈赤仅仅用五天时间就令明军文武军将死伤大半，史称“萨尔浒之战”。至此明军节节败退，最终，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
京城闻得这个消息，“举朝震骇”，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万历皇帝从醉生梦死中惊坐而起，大叹：“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从三大征到萨尔浒之战，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后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嚣张百倍，举国欢庆，歌颂四海升平；而二十年后气势急转，明朝气焰陡然下滑，这等突变既令后人惊愕，又显得如此悲哀。
《正说明朝十六帝》有这样的话：“由于他（万历帝）的后期朝政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万历末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十万，从而失去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确实，经此一役，明与后金的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后金这个掘墓人已经举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则在黑暗的政治中蹒跚前行……
经济与政治：不和谐的舞步
林金树研究员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道：“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
为何有此一说？这是因为在明朝的中后期，由于皇帝的荒嬉与倦怠，使得政治很难清明，一点点走向黑暗的深渊，但是从嘉靖帝到万历帝这一百年间，明朝的经济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从全国各地各个生产部门看，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态势。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大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商业性农业获得了大好的发展机遇。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个体农民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特别是江南地区，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新型工商业市镇迅速发展。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之间的贸易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商人队伍逐渐壮大。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重点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珠江地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为特色。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另外，随着明朝中后期“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使得明朝在对外贸易中，大量白银流入国内，形成了贸易“顺差”的大好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如此繁荣，确实是出乎人们的想象。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甚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发展。
分析其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在这里仅述一二：
首先是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社会经济有其内部的发展动力。如果国家安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经济就会自发地一步一步向高水平发展。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国家有内乱，有农民起义，也有外忧，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灾荒和疫病，但其波及范围不大，或是持续时间很短，没有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和人民大量死亡，这是保证明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其次，明朝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江南。江南向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绝不是说说而已。这是因为江南这块宝地在明朝时很少受到战乱的侵扰，虽然曾发生了“倭寇”入侵与“抗倭”的战争，但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同时北方的边患也很少能达到江南，甚至就连明末的农民大起义都放过了这块富庶的鱼米之乡。因此，江南在和平的环境中，快速地发展着自己，直到清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当然江南经济的独秀使得明朝的经济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景象，但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其他的地区起到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万历时期明朝的经济达到鼎盛，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张居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一切使得明朝这一时期的经济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和政治的腐败局面显得如此的不和谐。
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封建国家秦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这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而经济则绝大多数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而明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中写道：“从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从中国来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从世界范围来说，则是日渐失去了原有的先进地位，落到了西欧诸国的后面。”
确实，明代是中国倒数第二个封建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大的亮点，是经济形态开始变化，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个性解放思潮出现。如果将眼界放大到全球，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期的欧洲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的阶段，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是一种世界性的浪潮。
可以说，即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加快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的瓦解。在国内也确实产生了一样的情况，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新势力，力图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加深的空隙，争取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17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义旧势力“还相当顽强”，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稳步地发展下去，才导致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未能如同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从而使得中国在明朝时期失去了一次与西方同步发展的机遇。直到清朝入关，战争使得明朝后期发展起来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且清朝又一次加强了封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想要从萌芽状态长成参天大树，更是难上加难了。
而伴随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晚明思想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出现了与明朝初期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息与生活方式。
向传统文化宣战
每个朝代的产生，伴随它的成长和前进，具备它独有特征的文化和经济形态，也将必然出现，这就是文明的永恒发展性和时代个性。明朝的文化当然也有它与其他朝代不同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发展到晚明，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
“晚明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传统文化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由于近代人文主义’‘鼹鼠’‘在暗中不断啃啮，封建传统文化已有摇摇欲坠、无可挽回的彻底崩溃之势，新的文化时代正微露晨曦。在这种时代，人情骚动，思潮翻腾，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人文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一阵清新之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人们正带着全新的意识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陈宝良语）
而明确向传统文化宣战，将新思潮号角吹得最响亮的当属李贽。
一、一切从“私心”开始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明朝的儒学走入了困境，自然而然，仰赖它的士大夫们也遇到了思想或僵硬或空虚的窘境。而这个时候，一缕思想的新风突然吹入，几乎动摇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思想秩序。而这个对封建思想“大不敬”之人，便是李贽。
明代的很多文人虽然处在理学这面大旗帜的笼罩之下，却依然有很多追求个性解放者。王阳明便是明代前期的典型代表。他在不完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主张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扩大内心的作用，而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李贽。
李贽以他的绝世之姿出现在历史之中，明确地表示非孔非圣。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月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
李贽还积极地宣扬他的“私欲”与“童心”，最终实现了王学向人文主义的转化。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思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学者陈宝良先生说：就理论之言，“人之私欲”还只是抽象的人性论，不过在当时，却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焚书》是李贽衷心所做，他百无禁忌，放胆为文，其言其行无不浸透着骨子里的孤高与狂傲。他在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大胆批判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对人们解放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书于明清两代，多次遭到焚烧，但却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使李贽随历史淹没了，他的精神却与日月同存。
二、牡丹长亭：沉恨细思不如桃杏解东风
明朝小说的发展程度不必形容，后世人也能尽详。单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小说，已经占了当代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不若在此处谈谈那昆曲《牡丹亭》。
说起《牡丹亭》，自然而然会想到那饱受相思之苦的杜丽娘，随后便忆起宋代张先那首《一丛花令》词：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词中女子的恋人离开后，她独处深闺，饱受相思之苦，忍不住发出“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的感叹，而这一叹一喻，正显现这女子对爱情的执著、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时隔四五百年，明朝竟有一位杜丽娘，和她有了同样的遭遇和诉求。
杜丽娘天生丽质，聪颖娇艳，但自小受到家庭和师塾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幽居深闺，生活单调。但是当她读了《诗经》中的爱情故事，观赏了花园的大好春光，让她对美好爱情充满了憧憬。她在梦中与一位书生幽会，梦醒后却得了相思病，恹恹而亡。书生柳梦梅拾到杜丽娘的画像，深为爱慕，与杜丽娘的幽魂一见钟情，两人痴痴缠缠、情深义重，终于感动了冥府判官，让她死而复生。二人在突破重重阻碍之后，终于结为伴侣。
《牡丹亭》这部戏曲很明显是个性解放的表现。学者袁行霈曾赞道：“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都体现出《牡丹亭》较为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多重艺术魅力。”此戏曲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自由与浪漫气息，恰与明朝王阳明、李贽等人的“私欲”思想不谋而合，可以称作是一部隐讳的反封建之佳作。
三、明朝也有旅游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的路多了，人的见识也会自然增长起来。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把旅行视为探索自然、考察社会、实现人生自我的方式。但是，由于古代的交通工具不发达，旅行非常不方便，所以若是没有特殊的旅游爱好，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旅游。不过，明朝中后期却出现了如醉如痴、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这是古代历史上所罕见的。
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旅游主体当然包括各地方的文化现象、精神风貌、思想情趣、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以及各种文化活动。旅游的客体当然是风景名胜、地质地貌、风俗习尚、建筑艺术。而明代之所以兴起旅游热，是因为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历史悠久，经济繁荣，人文昌盛，交通便利。
由于水运航运的发达，南方的人特别喜欢旅行，历史上称：“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友也。”在这里，所谓的“游友”便是明代文人笔下的“游伴”，这些旅游伴侣除了情趣高雅、志同道合的雅士之外，很大一部分人是能歌善舞、能说会道的清客，他们在陪伴达官贵人游览时，往往作为“导游”的角色。有了这些便利的条件，明朝南方怎么可能少了旅游热！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它能在明朝兴起，也在于明代民间百姓的业余生活丰富了，它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一种证明。明朝虽然内忧外患齐集一身，朝内朝外烟尘弥漫，却依然随着时代在不断改变它的风貌。
思想虽然被束缚，但它依然会有；文明会被禁止，但它不会断绝；经济会停滞，但它总有发展的一天。明朝的天空即使烟尘再大，也总有散开的一天。这就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优势。
西学东渐与中国人的外向性思维
万历中期，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西学东渐的思潮开始了。
在此期间，输入的西方的历算、医药、农田水利以及其他的科学技术，对长期囿于传统学科的一些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自然科学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晚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实务派”的最大特点。
用陈宝良先生的话说：“在晚明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接中，如果说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士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传播文化的使者，那么徐光启、李之藻、王征三人实成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介人，大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他们三人对西学的译介，才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换句话说，他们三人在引发晚明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同样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西学东渐的代表是利玛窦，将西学转化为汉学的代表则是徐光启。
一、一个西方男人送来的思想“冲击波”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组成一部中国的思想史，这一说法并不是夸张。从战国以后，若说各个王国、朝代有哪个王侯帝皇没有依靠过其中一家统治天下的，倒也很难找得出来。尤其是从汉朝开始，三家此消彼长，虽有恩怨情仇，但却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然而，自以为能统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三家思想，却在明代后期遇到了敌人——天主教。西方教会的东渐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朝的天主教、近代的更正教。景教、温教几乎没给中土带来任何思想变动，因为他们不是教会的主流，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明朝天主教的传入。
教会的东渐与海权国家的兴起是同步的，而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跟在明朝当时两个海权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屁股后面而来。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到达远东的日本与中国，发现这里有巨大的市场。而天主教的教士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叫卖”的地方，于是他们抱着传道的热忱，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来到这个“黄金国度”，做一番开辟的工作。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1578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数国，经过四年的艰苦历程，终于到达中国澳门，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国土，禁不住为这个国家感到惊叹。他认定了要将天主教在这个国家传播下去。利玛窦经过当时的明朝大臣徐光启引见，到北京朝见万历皇帝，从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利玛窦聪明地将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宣传天主教义三者良好地结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较容易地接受西方天主教的思想。这种做法无疑是押对宝了。中国人热衷于儒、道、佛三家思想，几乎已经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如果要想打破这种禁锢，就必须要与主流思想来个大“合体”。于是，与中国文化成功融合的天主教宗教思想，慢慢地获得保守的明朝百姓的青睐，教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利玛窦不但成功传教，还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与文献，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外来的男人，带着他的思想，用别样的方式，给了当时的国人一个无声却巨大的冲击。
二、徐光启：中国人外向思维的代表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门分科叫做“几何学”，然而却不一定知道“几何”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做“形学”。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呢？他就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我国科学史上一位值得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提起徐光启，很多人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都接触过，那时很多人记住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农政全书》。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和前来传教的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的大作。而这本书的翻译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只翻译了前六卷，全书没有译完，这成了徐光启平生的一大憾事。
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的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有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要知道这时的徐光启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研究热情却依然不减。
《崇祯历法》呈上后，并没有立即付印，毕竟中国自己的历法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崇祯帝也很犹豫是否该启用新的历法。直到1644年，《崇祯历法》在全国发行，而徐光启没有等到那一天，他在崇祯六年（1633年）撒手人寰。
伴随着《崇祯历法》的颁布，中国的时间终于与西方同步了。
徐光启、利玛窦的合作，使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走进了中国，从而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徐光启等人开启了中国人的外向性思维，让中国人了解，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内忧外患 丧钟为谁而鸣
面对“亡国之君”这个黑帽子，崇祯肯定很不甘心。的确，大明王朝覆灭的责任不能只让这位煤山自缢的不幸皇帝一人承担。他只不过运气不佳，拔了个末筹，才替先人背了黑锅。如果早生个几十年，说不定就是个中兴之主呢！变起一朝，祸积有素，丧钟为谁而鸣，天晓得。
皇帝盖“宫殿” 奸佞挖墙脚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不务正业的皇帝，而明朝中叶以后更是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噱头，其中“木匠皇帝”朱由校便不啻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皇帝丑角。
明熹宗朱由校像要说朱由校的木匠故事，还要从一个宦官和一个奶妈说起。蔡东藩在《明史演义》中写道：“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出身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同许多颇有女气的太监不同，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擅长唱歌、奏乐、下棋、踢球，或许正是这些使其赢得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的青睐。
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人生的许多战场都存在着竞争对手，太监们也不例外。《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中写道：“上（熹宗）即位数月，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晓阁，醉詈而嚣，声达御前。时上已寝，漏将丙夜，俱跪御榻前听上会。客氏久厌朝狷薄而喜忠贤憨猛，上逆加之，乃退朝而与忠贤。”魏忠贤倚重“姘头”的力量，打败了一手提拔自己的魏朝，爱情与事业同步青云。目不识丁的魏忠贤则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而后更是一路高升成为权倾一时的“九千岁”。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便不为神宗所喜，直到神宗病逝，朱由校才被册立为皇太孙，岂料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此刻的朱由校虽然已经十六岁，却一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
泰昌元年九月，朱由校突然成为一国之君，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在“移宫”事件中扮演着提线木偶的角色。在朱由校统治的七年间，宦官专权达到了极限，魏忠贤一手遮天，而朱由校一面宽慰着自己的乳母，一面热心于自己的木工活，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朱由校显示出极高的天赋与聪明才智，“巧匠不能及”。
史书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熹宗朱由校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他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惟妙惟肖。朱由校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皇帝更加高兴，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朱由校尤其爱盖宫殿楼阁，喜弄机巧，常常是殿阁造成后，欢喜异常，兴尽便毁掉重来，从不厌倦。朱由校潜心于制作木器房屋，便把国家公务一概交给了魏忠贤，也正因此，魏忠贤才有可能在朝中专权。魏忠贤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代皇帝专权。每次朱由校引绳削墨、玩兴正酣的时候，魏忠贤便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最后博得朱由校一句话：“你们用心去做吧，我已知道了。”
朱由校对木工活的痴迷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说：“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朱由校是一名出色的工匠，却使大明王朝在他的这双手上摇摇欲坠。他名义上统治了王朝整七年，实际上却是他信任的一个太监在掌控着政治权力与国家机器。魏阉专权，国家受难，皇帝却充耳不闻，唯一可以看到其权力施展的地方便是在魏阉与客氏的诋毁下，他坚决地保护着自己的妻子和弟弟。
同朱由校一样，俄国的彼得一世也从小喜欢摆弄各种匠人工具，成年后更是将木工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然而，彼得却将爱好运用于帝国事业之中，是个将爱好与事业完美结合的智者。在他幼时的诸多爱好中，有两个对未来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对航海和造船的强烈兴趣，使他制定了向海洋发展的国策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另一个就是玩军事游戏，他的两个少年游戏兵团后来演变成他最得力的两个近卫军团。这样看来，大明王朝最高级的木匠无疑成为一个历史的笑料。
最后，只能说，朱由校是个好木匠。
阉党毒瘤与东林悲歌
熹宗时期，宦官的专权表现遮蔽了半边天，魏忠贤手中握有的权力其实是皇权的变相。
万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说：“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
由此可见，魏忠贤也并非孤家寡人，他身边也有一帮趋炎附势的爪牙，组建了一个“毒瘤团队”。魏忠贤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这种权力放得出也收得回。历代太监才智过人的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而自愿进宫，通常学识浅薄、胸无大志，如果单凭个人，难以兴风作浪，祸国殃民。
那为什么明代太监专权使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太监与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二是由于道德崩溃，士风委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正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帝也这样叹息过：“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樊树志在《读史明世》中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对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
个人崇拜在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只不过天启年间个人崇拜的对象不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而是一个粗鄙的老太监，真是大明王朝的病态现象。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活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就连边防大将袁崇焕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从众跟风。前方吃紧，魏忠贤这颗毒瘤还在执著地致力于把明朝朝政闹得乌烟瘴气。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尾大不掉，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把文官提升到总指挥为止，再后来直接派宠信的太监监督军队。因为权力掌握在被阉割了后代的太监手里，皇帝放心。因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明军队的第一把手。朝权、军权都在手中，魏忠贤安心了，朝臣们低头了。
然而，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候，总有奋起之人振臂呐喊，此时与阉党死命抗争的便是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即明朝党争中不可不提的东林党。梁启超说过：“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此话不无道理，如果不是朝臣们专注于党同伐异，阉党或许也不会如此嚣张。
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在腐朽的大明针砭时政，颇得民心。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天启帝朱由校时，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遭遇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摧毁东林书院。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其实，当初东林党人曾因扶持朱由校即位有功而与大权擦身而过，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东林党人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然而，他们没有尽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缺乏警惕，以“笼络群阉”的一步之错功亏一篑。虽然东林党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毕竟给乌烟瘴气的王朝带来了一缕清风。
夏坚勇在《东林悲风》中如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历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东林书院算什么呢？它是那么脆弱，战乱和权谋可以让它凋零，皇上一个阴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无存。书声琅琅，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读书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评时议政，似乎很热闹，也只是书生意气，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么倔强地坚守在江南的那条小巷里，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坐标。它留给后人的不是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在铁血残阳中鞭霆掣电、拔山贯日，支撑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发的伟丈夫。”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同遍地皆是的魏氏生祠相比，对联透出的是一腔正气，也有满腹悲凉。
错被凌迟的心 千疮百孔的痛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辽东宁远城，临战前的大地绷紧了神经。后金努尔哈赤亲率倾国之师南下，城楼上，袁崇焕泰然自若，坐等十三万铁骑的到来。
宁远城的士气让人很难想象此前明朝的辽东边境发生了一连串变故，明军辽东主将高第犹如避猫鼠，龟缩在关内老巢，西边蒙古自身难保，东边朝鲜提心吊胆。整个关外大地，宁远，一个被明朝丢弃的“小孩”，没有跟上龟缩的大部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独无助，等着任群狼撕咬。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青年时期，正值明朝最黑暗的岁月。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但他没有马上就当兵，中进士后当了福建邵武知县。在此期间，他仍然关心辽东战况，常常同曾经卫戍辽东的老兵畅谈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但他的一些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践的机会。天启二年(1622)正月，情况出现转机。袁崇焕奉命入京朝觐，御史侯恂看他有两下子，荐他任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
一腔热血终于可以挥洒疆场，满心的兴奋激发了袁崇焕超人的工作热情。他抵达山海关的第一个深夜便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后有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大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被提拔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事实证明，他是继班超之后从笔杆子转业当军人的又一成功案例。
无能的天启皇帝、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饥饿羸弱的兵马、奇缺的粮饷，加上号称军事天才的努尔哈赤。时局给了袁崇焕一个昏暗的时政背景，一个军事烂摊子，一个强大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对手。宁远一战最终给出了答案：袁崇焕是好样的！文官掌军制度在生产出大批劣质的军事指挥官后，总算得到了一个能文能武，辞藻与韬略兼具、含金量很高的人才，这是制度的一个偶然。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写道：“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宁远一战是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他败了，上天也没有给他机会报仇。时年袁崇焕四十三岁，初历战阵；努尔哈赤已六十八岁，久经沙场。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四十四年来最严重的惨败，遗憾归天。袁崇焕则一战成名，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熬过魏阉乱政，等来崇祯图治，袁崇焕以为自己得到了明主的信任，岂料，千秋家国梦从此支离破碎。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积贫瘠弱、危机四伏、百官昏聩和党争之烈，袁崇焕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深切感受到这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崇祯初年，朱由检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光彩夺目，尽管明朝灭亡的账不能全算在他头上，但他的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却成全了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大将的冤屈。
崇祯帝的多疑、皇太极的离间、袁崇焕的天真，换来的是忠臣良将的凌迟。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京城百姓云集起来，去往刑场观看传说中的千刀万剐。这一天受刑的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袁崇焕，罪名是谋叛与私通敌军。当袁崇焕被绑上刑场，没等刽子手动手，京城老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内脏，刽子手阻止了他们，然后依照规定，一刀刀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叫骂声铺天盖地，他们出钱买他的肉，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
老百姓的残忍作为成了推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公理的最佳证据。为什么他们会为被魏忠贤陷害的左光斗等人喊冤，为同样被冤杀的统帅熊廷弼大写赞歌，却唯独对袁崇焕那么冷酷无情？说他们失去理性难以服人。国家处于存亡边缘的时刻，也是谣言最有市场的时候。百姓们对袁崇焕寄托着崛起的厚望，期待他能为他们带来安稳的生活。然而当他们看到清兵绕关进逼北京时，开始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失误。加上朝廷后来的举动，更让他们认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由此助长了舆论的畸形发展。
一百五十年后，袁崇焕的冤屈得以昭雪，后人还给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清高宗实录》中记载着乾隆皇帝的一段话，袁崇焕得以正名，“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崇祯理应后悔，他不仅诛杀了一个忠臣，也结束了明朝的延续，十四年后明朝被大清取而代之，每一个臣民的脑后从此都留下了一根耻辱的辫子。袁崇焕自己曾说，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良将未能遇明主，是他的不幸；君王不能用良将，则是时代的悲哀。
千刀万剐的背后是千疮百孔的王朝，刑场上的袁崇焕，只怕伤在身，痛在心。
闯王叹：为何我也犯下黄巢的错
从闯将到闯王，自称党项族后裔的李自成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崇祯八年，荥阳大会时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赢得了各部首领的赞同，声名鹊起的李自成理所当然地成为原闯王高迎祥牺牲后的继任者。如同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一样，许多能人志士看好李自成这支潜力股，纷纷下海投资，企图大捞一把，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李自成是个好首领，却不是个好政治家。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不少笔墨着力描写李自成，《碧血剑》一书仿佛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翻版，金大侠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态度，认可中又带着些许惋惜，同情中又有诸多批评。李自成在其笔下生猛鲜活，但又不够大气，只能算个草莽英雄。
“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以百姓代言人的身份将腐朽的大明王朝摧毁，但转身便将自己高高定位在金銮殿上。李自成豪迈爽朗、勇猛磊落，同时又狭隘浅薄、好大喜功，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权力腐蚀了义军上下。他凭着多年打仗积累的一点军事经验，趁着明朝千疮百孔之机，做了一个先行的破坏者，却为身后的另一个王朝作了“嫁衣”。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点明了这一问题：“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9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