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北京时盛况空前，这得益于他手下有一名有政治头脑的大将李岩在打向北京的一路之上做的舆论工作。当时北京的老百姓们苦于明朝的压榨，颇有改朝换代的愿望，全城上下弥漫着一个新王朝的朝气。李自成也曾当众立誓：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
可惜，纸醉金迷中，闯王看花了眼；在欲望的诱惑下，义军迅速腐败。为上者一味在深宫淫乐，为下者肆意在城内妄为。李自成的二把手刘宗敏甚至打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不是个普通人，史称其治军有方，勇冠三军，年轻时曾亲率五十名兵士在皇太极重兵包围下，救出时任山海关总兵的父亲，子代父职之后，牢守山海关，清兵难越雷池一步。
明亡后，吴三桂已经表示要归降李自成，当时如果封吴三桂一个巡抚之类大于明朝的官职，再派人送其老父、爱妾陈圆圆到山海关，吴三桂会死心塌地地为李自成卖命，至少暂时解除了外患。再从内部着手，先约束部队，出榜安民，再用一批有威望的明朝官吏，进一步巩固政权，即使不能打败满清，也是对峙局面。然而，李自成硬是将吴三桂逼入满清的阵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或许是骆驼身上最后的一根刺，重重逼迫下，吴三桂一直在忍，最终忍无可忍。
此时，北京城内的义军是何种景象呢？士兵烧杀淫掠，将领谋取私利，颇有些政治头脑的李岩渐渐失去了发言权。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李自成几乎连战将都派不出去，兵无战心，士无斗志，一战崩溃，一败涂地。
李自成由一个距离九五之尊的皇帝之位仅一步之遥的高峰，一下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究其原因，还在他个人身上。摆脱不了的小家子气让他没有想好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身边无谋士，胸中无远虑，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加起来，便使得改朝换代的大业功亏一篑。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愧。”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自成还是有些气短与自卑，希望借崇祯帝朱由检的口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王朝变更证书，只可惜，刚烈的朱由检偏偏不称他的意。由此看来，求人不如求己，李自成打错了算盘。
魂断煤山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哪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漂篷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段话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段唱词，是驻扎武昌的左良玉闻听京师陷落、朱由检殉国后的一番感慨。崇祯帝比其他的亡国之君幸运的一点是后人对他的宽容。
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为其辩解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回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大明朝如同历史上的一出闹剧，真是怪事年年有，此朝特别多。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樘等少数几个明主之外，明朝的许多皇帝仿佛是荒诞剧中的主人公。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有死于红丸的，有热心木工事业的，有微服出行游龙戏凤的，实在是热闹非凡。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党争不断；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洲相继而起，战事频仍。
等到朱由检即位时，明朝已然日薄西山，妙手亦难回春，但这位新皇帝依然怀有希望，当他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肃清阉党之祸后，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无奈，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加之崇祯帝着力做个英明之主，却又有个性上的种种缺陷。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调侃：“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或许是因为自幼生活环境很复杂与提心吊胆，直到即位之初，朱由检也一直小心翼翼的，由此决定了他性格多疑、刚愎自用，苛刻而寡恩。他在位十七年中，频繁更迭阁部臣僚，自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不信任大臣，多次诛杀督抚大吏。
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虽然他勤于政事，不贪女色，呕心沥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却又给明朝的统治危机推波助澜。汤纲、南炳文在《明史》陈述了崇祯的三大短板：“一是急于求成，导致了’‘功令太严，吏苦束湿’‘；二是虚荣而刚愎自用，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于宦官，加深了政治的混乱。”
因此，对于朱由检，我们只能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个力挽狂澜的有为君主，但却亡于煤山的清风明月下。同样作为亡国君，比起软弱无能的汉献帝，荒淫无道的陈叔宝，暴虐无常的隋炀帝，人们对于崇祯还是比较宽容的。连他的竞争对手都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李自成在《登极诏》中写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孟森先生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的确，比起朱由检，朱由校恐怕更像亡国之君，可他运气好一点，早早地死掉了，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给弟弟朱由检品尝，而朱由检也只能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辩护中欷歔一番。
崇祯皇帝自缢时，在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朕百姓一人。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三百多年的光阴流转，究竟是海棠树，还是古槐背负着罪名，后人已不得而知，但大明王朝已随末代君主的魂飞魄散而走到了尽头。
金陵王气黯然收
北京沦落后，其实明朝并没有最终灭亡，神宗之孙福王在南京被拥立为帝，这就是弘光帝。此时，明朝还有半壁江山，还有各地的数十万兵马，弘光朝却不争气，内忧外患之际，还在为各自的权力梦争来夺去，结果在清军的铁蹄下瞬间灭亡。
由此，中国人又经历了一场被“异族”入侵的亡国之恨。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而明末清初，遗老遗少们不仅仅是以最痛之心情吊亡国之恨，还上演了一出出变节投敌的好戏，成了后人任意讽刺和批判的话柄。
回首江山已半壁
“明朝于洪武元年（1368）在南京建立，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破了北京，一个小皇帝在南京被拥立，一年之后弘光元年（1645），南京被清军攻破。明朝灭亡了。明朝起于南京，终于南京，首尾共二百七十七年。”毛佩琦教授在他的《细解明朝十七帝》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而在世人的传统观念中，明朝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魂断煤山后，就宣告灭亡了，其实不然，许多史学家与毛佩琦教授都持同一种观点，即明朝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间还要推迟一年。因为，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的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的中央机构并没有撤销，一直很完整地保留着，也就是说明朝自成祖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当然，北京政府正常运转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有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条件。
恰好在入关后，清政府一心用在打击李自成等的农民军起义上，暂时没有精力对付明朝的遗老遗少，这给了明朝残余势力一个喘息的机会，南京的明朝官员动作也很快，仅仅十几天工夫，就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坐上这一政权皇位的是万历帝朱翊钧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依据血统，他最有资格当皇帝。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其实，策立新君，有两个人极为重要，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但是在马士英、阮大钺以及很多拥有军队的武将的坚持下，史可法还是妥协了，同时也在册立新君时没有占据有利位置，以致最后被排挤出这个小朝廷。
提到朱由崧，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朱常洵，就因为这个皇子，神宗朱翊钧伤透了脑筋，因为朱常洵是他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他恨不得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甚至他的天下，但是皇位传长子的制度使他不敢轻易违抗，于是，为了补偿，他把这个皇子安排在河南洛阳，过着奢侈的生活，结果朱常洵把他所有低级趣味的嗜好都传给了他的这个儿子小福王，自己则死在李自成的刀下。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要想有所作为真的很难。于是所有的“正事”都留给了他手下的大臣们马士英、阮大钺等人，自己则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的观念中终日淫乐。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领导一群只知个人私利的大臣，开始了在南京“半壁江山”的统治，他们商讨出的第一个大计就是“借虏灭寇”的政策，即借清军这一“虏”来灭李自成这一“寇”，为先皇崇祯帝雪耻报仇。这是南明这个小朝廷的失策，他们并没有认清谁是最大的敌人，谁才是真正威胁自己生命的敌人。
弘光小朝廷的大臣们商议了与清朝谈判的原则：（一）不屈膝辱命，要保持天朝体统；（二）山海关外土地割让给清朝；（三）每天赠给清朝岁币银十万两。原则已定，便派人携带金银珠宝与清廷进行接触。结果是南明一头热，清朝扣留了使臣，取江南之心昭然若揭。
可惜弘光朝中大臣却沉浸在内部的党争之中，明史专家顾诚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直到江南半壁之时，东林与阉党的余党打得一团糟，当时与农民军作战的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守武昌，有兵数十万，与马士英对立，马士英竟然领兵声讨左良玉。在朝廷内部矛盾四起时，1645年五月初九，清军渡过长江，马士英逃往浙江，朱由崧出奔芜湖，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等投降。同年，弘光皇帝朱由崧被属下出卖给清军，被押解到北京，次年被处死。南京这个都城的使命到此结束。
本来，新的南明在政权、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毕竟明末，江南的环境很安定，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且南京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盘，又有长江之险，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且在北京被攻陷后，大批仁人志士都聚集在南京，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从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无论如何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短短一年时间，一切灰飞烟灭。明朝的王气在金陵黯然消散，按照毛佩琦教授的说法，明朝至此完!至于后来的抵抗再也没成气候。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唐·李元甫《上元怀古》）
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治理国家时，常以这首诗自勉，可惜到了他的子孙后代，正是在这说不尽风流的金陵城，历经一个循环，走向尽头。
而多少忠臣义士们在清军渡江后，仍然坚持着顽强抗争，用生命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爱国乐章。
清风从山海关吹过
在燕山脚下，渤海之滨，有一处最雄伟的建筑，它就是“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
山海关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一个重要关隘，是华北与东北交通必经的关隘。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徐达被选中守山海卫。“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乃移关于此，连引长城为城之址”，山海关上有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关”，由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所书。相传，最后的“一”字，不是写上去的，而是书者将蘸满墨汁的笔抛向空中点上去的。
大明皇帝对长城（亦称边墙）的修建最为上心，因此才有了现在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而朱元璋派人修建的这个山海关，却没有阻止朱氏王朝的灭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朝的替代者正是从这里吹响了灭亡大明的号角。
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正是宁远一战，努尔哈赤战败，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半年后病卒。因此宁远一役也成为清军入关以前最大的痛。
但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心不死，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还是使用了破绽百出的反间计，使得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确实，袁崇焕的死，使得明朝再无良将可与清军相抗衡。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汉人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十四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吴三桂。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一首《圆圆曲》将吴三桂其人说成一个为红颜而出卖江山的叛徒，在当时和着他的名声一起流传于世。据说，他曾经派人送黄金一千两让作者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或予以修改，吴梅村断然拒绝：“天下皆知，改又何益？”又一硬气文人！此后，这两句就成为吴三桂的标准评价，为后人的笑柄。
其实，细细思量，一个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背负千古骂名，其中必然有隐情，但是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控制历史的编写，而把这段历史当成自己随便打量的“小姑娘”，一切的真相只是后人猜测的真相。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提到，吴三桂在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时，本来是要投降的，他的父亲吴襄也派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一段对话左右了事态的发展，他问仆人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自己的宠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丧服，讨伐叛逆，为皇帝报仇。在答复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地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于是，向清投降，引清军入关，联合剿匪。按照柏杨先生这一说法，吴三桂似乎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冲冠一怒，引兵倒戈。
但是仔细分析吴三桂这个人，就会觉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吴三桂城府极深，遇事很有主张。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总之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身处乱世，且有能力，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吴三桂引清兵，应该还有借兵的想法，想用清军来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南明制定的策略就是“借虏灭寇”，但是没想到他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终究“引狼入室”，满清一入山海关，便俨然以中原的主人自居，开始收拾它的山河了，而吴三桂就以历史罪人的身份做起了清朝的亲王。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的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无论如何，经过山海关的一场血战，清兵最终步入了中原大地。而山海关，抵御外族入侵的明朝边墙，终于在萧瑟的风中为一个国家唱起了挽歌。国虽破浩气长存
国虽破 浩气长存
骑鹤楼头，难忘十日；
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郭沫若题扬州史可法祠
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有一座纪念馆，馆内有一个“衣冠墓”。馆内环境优美，银杏树参天，四季花木怡人，游人如织，凭吊着一代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在弘光朝没有占据有利的政治位置，结果被马士英、阮大钺等朝臣排挤出朝廷，自动请求督师江北，镇守淮、扬两地。
清兵渡过长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直至扬州城下，扬州守将逃亡，扬州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史可法闻之，飞驰赶往扬州，发布文告，巩固城防。亲率一万多名官兵抵御十万清兵。这种情形不禁让人想起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一座城、一位忠臣、保卫一个国家，但大明朝已是此一时、彼一时。
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先是派人劝降，史可法坚拒，并写了绝笔书分别与母亲、岳母、妻子诀别，是以身殉国的决心。多铎见劝降不成，便开始攻城。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多铎不惜一切代价，用满清士兵的生命与鲜血染红了扬州城的城墙，而史可法则在守城无望的情况下，引刀自杀，自杀未成，已是鲜血满襟，最终还是被俘了。
于是，英雄在这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多铎劝降，以洪承畴为例进行说服，史可法面无畏惧，只求一死以成全自己的殉国忠心，他在临死前，心系扬州几十万百姓，请求保全这些无辜的生命，然后从容就死，时年44岁。
这一年是1645年，20天后朱由崧在南京被俘，南京陷落。
英雄的力量鼓舞了扬州军民，他们奋起抵抗，双方损失惨重。多铎面对这一抵抗的局面，在占领扬州后，竟然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之后，才“封刀”，史称“扬州十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扬州城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作累累白骨，再加上后来的“嘉定三屠”，大清王朝的开国已经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而史可法的尸体已经难以寻觅，他和自己誓死守卫的扬州城以及百姓们融在了一起，只有英雄的衣冠葬在梅花岭，给后人一个凭吊英雄的去处。
中国自古不缺少这种舍生取义的人，不缺少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与硬汉，他们正如鲁迅所说，就是中国的脊梁，只要有他们在，天地间就会充满正气，即使国家危急，而民族的精神不会因此灭亡。
就在史可法引头就戮之后的19年后，已经改用清朝的方式来纪年，那是康熙三年（1664）。在杭州的刑场上，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其中为首的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诗成之后，刀起头落，无限悲壮。他是南明大臣、诗人张煌言，他这种“螳臂当车”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可以薪火相传、永远不朽的秘密武器。他带血的头颅，为明朝的历史涂抹上了最后的浓重一笔。他的这种精神恰好与史可法前后呼应，成为后人读史时不该错过也不能错过的一页。
谢国桢说：“我们要明白的是明末清初的几个书呆子、受压迫的民众，他们不怕清兵的铁蹄，就是粉身碎骨，他们都在所不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中华虽然屡经外族的侵略而能长久存在的精神在此。以往的先烈们看来是失败了，但他们的成功也就在于此。”
史可法如此，张煌言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在国家危难之日坚持民族气节的人都如此！
英雄誓死赴国难，精神长存！
一个王朝的背影
清人孔尚任有一传世佳作——戏剧《桃花扇》，其中李香君碧血丹心，血溅桃花扇，而这位烈女子终究没能用生命让她的心上人警醒，才子侯方域最终没能超然物外，投降了满清。确实在朝廷变更的年代，投降与抵抗对那时的朝臣来说都是敏感问题，都会上升到评判人格的高度。而明清之间的变更，则引起后人们更多的关注、议论与评判。
而当时非常有名的几个人都与一个自古风流的地方有关，那就是秦淮河，那就是秦淮名妓，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柳如是，一个个在后人眼里风华绝代的名字，一个个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字，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与她们纠缠在一起的人更是成为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侯方域、吴三桂、冒辟疆、钱谦益。
李香君贞烈，陪在侯方域左右，侯方域降清；柳如是虽曾想投水自沉，以换取丹心一片，但最终还是屈就了她的夫君钱谦益，那个著名的文人，那个最终投降了清人，作为叛逆者为世人所不齿，也为清朝的乾隆皇帝所封杀的文人，他的著作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在上海付印。看来，人格魅力与精神操守永远都是一个人最本质，也是最能区别于他人的东西。
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抑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都说红颜祸水，活在崇祯帝、李自成、吴三桂三个男人之间的一个柔弱女人，确实不能挑动江山，但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按照世人的说法，似乎是陈圆圆左右了当时的时局。就如丁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说：“陈圆圆如果像李香君一样，在人格上保持独立，在进入政治角色时有着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就是如今许多女权主义者一再强调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历史的巨轮也许不会碾过大清帝国，而向另一个方向前进。”
生逢乱世，谁都面临着抉择，特别是这些站在历史风口浪尖的名人，他们的选择会定格他们的一生，并牵动国家的命运。同时，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不可能为了国家、民族的气节而全部慷慨赴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就再也承受不起他的儿女们更多的鲜血，这也是一种罪过，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路供人选择？
这就是董小宛的选择，“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消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甚毋忘此际此语。”正是这种“无为”的态度，不致使董小宛与陈圆圆等同，也挽救了冒辟疆的名节，使他不至于像钱谦益那样因变节而落得个千古骂名。因此，在此时“独善其身”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背叛也得不到当朝统治者的信赖与好感，一部《贰臣传》还是收录了如封疆大吏洪承畴之流，被永远地钉上了耻辱柱。
总之，大明朝就在这些遗老遗少们纷纷扰扰的变与不变之间，变成了一段完整的历史供后人回忆、考证、评论、演义、戏说。风风雨雨近三百年，多少离乱承合，多少恩怨不平。泱泱大明，在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在最繁华时却最悲凉。在此十丈红尘中，所有的励精图治、野心、残酷、怠惰、声色犬马，都成了记忆深处不可触摸的梦境。星辰下，涛声里，往日霸图不再！
而现实中，秦淮河水、燕山冷风，同伴一轮孤月，见证着大明近三百年的兴衰。
大明朝在这轮冷月中渐行渐远，背影终于在地平线上消失。
回望间，唯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附录 名家简介
谈迁(1594～1658)，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意思。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做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代表作《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聪敏强记，工制举文。及长，肆力经史，书无不窥。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改户部主事，寻迁员外郎。授浙江提学佥事，校士勤明，所拔如陆陇其等，多一时名俊。闲暇时，游览杭州湖山之胜，创书舍为游息地。既去，浙人为之修葺，怀之不已。应泰嗜博览，工文章。著作主要有《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和《博物要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他长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为完备。《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000余万字。
范文澜(1893～1969)，初字芸台，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生平著作甚丰，他的主要著作有：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1926年出版的《群经概论》。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大丈夫》。1936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注》，主编并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收集了范文澜的一些其他的重要历史文章。
孟森（1828～1937），字莼孙，号心史，武进县人，清史学科奠基人。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是他的治史发轫之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朱三太子史说和永乐皇帝即位》一文，曾引起史学界的注意。193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学，著有《明清史讲义》，对明清两代的兴衰揭示详实，对事件原委和人物活动作出了相当深刻的评述。他钻研明清史，搜集史料丰富，喜就世传疑案予以考证，释疑团，明真相。如《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孟森正本清源地解决了无人敢揭发奥秘的清世渊源，对史实的研究和表述中，特别注意从成就和缺失两方面进行分析。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于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黄仁宇（1918～2000），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做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做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１０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著述颇丰，《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阎崇年，汉族，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著名的历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50余篇。
丁帆,1952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祖籍山东蓬莱。1954年随父母前往南京，1967年中学毕业；1968年插队于苏北农村；197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扬州教育学院；1979年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1988年调入南大中文系至今，现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帆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丛刊》副主编、《钟山》杂志特聘副主编、江苏省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熊召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95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参过军，下过乡。22岁起担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1981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至今。其间于1984～1986年任《长江文艺》副主编，1985～1989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已出版诗集五部，散文集两部，报告文学集两部。其诗歌及散文获各种奖项多次。自1993始，历经十年潜心创作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一经问世，便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被评论界誉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该书继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及湖北省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后，又于2005年4月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毛佩琦,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及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帝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等。最新出版著作：《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一部》。
樊树志,籍贯辽宁沈阳，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李洁非,祖籍山东，出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颇以元明清文学为意，毕业后，转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活跃于文坛，代表作《从英雄到普通人》《什么不是悲剧》《与萨特告别》《物的挤压》等，产生过重要影响。2000年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近年来的研究与创作倾向于以“整体人文”理念为引导，以“学术可读性”为旨归，逐渐形成了思想含量很大，并且跨领域、跨文体的研究和写作风格，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龙床》。
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艳红、柳絮恒、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艳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艳、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艳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艳河、阎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艳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系。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驰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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