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男人的世界，也是女人的世界。我们翻开汉朝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深明大义、坚韧卓绝的解忧公主，还是杰出的女政治家窦太后，或是钟情司马相如的才女卓文君，抑或是历史学家班昭等，都给汉朝历史注入了一股别样的力量，让人感觉到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那么多汉朝的有名女性里，一定得说说吕后，这个残忍的吕后是不是真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其实也不一定，她是个多面人。
多面女人吕雉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成功女人”，更有人戏谑“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肯定有无数个成功男人”。这两句话说得其实都挺有道理。
吕雉之所以后来可成为汉王朝第一夫人，得益于两个男人，一个是他爹，一个是他的夫君刘邦。前者似乎天生是个算命的，长了天眼会看相，说刘邦身上有祥光，后必震撼一方，结果就把女儿吕雉嫁给了当时还是个小混混的刘邦。吕雉的父亲，真会算命也说不准，他还有一个杰作，就是把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了当时刘邦的发小——屠狗的樊哙。而樊哙呢，后来也成为汉朝开国的一大功臣。这也真是很神奇的事情。刘邦虽然出身行伍，却是个不世出的强人，自乱秦后，开创一代天朝。因此说吕后可做第一夫人背后确实有男人。《汉书·朱建传》里还有吕后与郦食其私通一说，不过那是在吕后得势后的事情了，不知道能不能把他算作吕后背后的男人。
但是，如果我们用前一句话，即“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成功女人”说刘邦，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服气。会有人站出来大吼说，吕雉算什么成功女人，你是在为残忍的吕后开脱。这也怪不得别人，吕后为人所知道的，恐怕多数是因为“人彘”事件。她由于强烈的嫉妒心，竟然活生生地将戚夫人四肢砍断、眼睛挖掉、耳朵弄聋、嘴巴毒哑，放在厕所里任人欺辱践踏，这事情听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怪不得好好一惠帝，经过此事后，竟然性情大变，从此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戚夫人的小儿子刘如意，也为其所杀。她对戚夫人痛恨到这种地步，似乎也印证了那句话：女人心头的痛,大抵也就源于另一个女人。
于是，残忍成了吕雉身上最亮的一个标签，掩盖了她另外的光芒。中国历史上真正当皇帝的女人仅有一个，那就是唐朝的武则天，要是条件放宽点，还可以加一个北魏孝明帝的女儿元姑娘，不过照各种标准来看，她只是个傀儡，不值得费笔而书。虽然做皇帝的就一个，但真正掌权的女人倒不仅仅是武则天，像吕后、孝庄、慈禧都是掌权的女人。虽为垂帘，但与皇帝无异。不过这其中孝庄太后最为贤明，较之吕后、武则天少了跋扈与霸气，可谓母仪天下。晚清妖后慈禧的昏庸、腐朽、专横、残暴则显得太小家子气，不能与其他几位同日而语。而开女人专权之先河的呢，就是这个吕雉了。总体来说，她可辅君王，能搞政治，又能兴业安邦，并不单单是个残忍的女人，这个女人其实不简单。
司马迁的《史记》甚至没有给惠帝立本纪，而给吕后立了本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残忍的吕后有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较有谋略，善于搞政治。
汉初，天下大定，功臣不少，因此封地赏田出现了问题，异姓王们又有功高盖主的嫌疑，所以刘邦有清理他们的意思。于是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了统一的局面。后人有说吕后手段残忍的，确实不假。但是从某种角度讲，异姓王被诛，也实在是该亡。在《汉书》中，班固就说“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诛灭异姓王，与景帝时晁错的削藩思想有些类似，都是为了削弱别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利大于弊。刘邦死后，吕后之子惠帝继位，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宽仁懦弱，因此实际大权全被吕后包了下来。后来惠帝驾崩，吕后连立两帝，但是实际上一直是她专政，她先后掌权达十六年。
在这十六年内，吕雉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实际维护和延续了汉朝的统治。她还是推行刘邦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一切按照人民的想法去办，因此当时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可以说，由于有她的统治，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全面而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一切实际上是沿用了刘邦的主意，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萧规曹随”，不过在她这里成了“刘规吕随”。历史上说刘邦临终前，曾向吕后安排过后事，说曹参可继任萧何当相国；曹参之后有王陵、陈平，但都不能单独任用；周勃呢，他忠诚老实，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事实上，刘邦没有看错人，更可喜的是周勃之后——周亚夫也是汉朝有名的大将。正因为有刘邦的交代，于是吕后才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虽是照搬先夫遗嘱，但从她施行黄老来看，也可知其有一定的政治天赋。
吕雉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其沉稳冷静的政治家风度。有一个故事很有名，匈奴冒顿单于在刘邦死后，下书羞辱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翻译成白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咱们都不快乐，没有什么可以解忧，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就是说我们结婚吧。这种口吻可以说流氓得很，其程度比鲁迅笔下阿Q跟吴妈说“困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吕后呢，竟然能听了劝告强压怒火，平心静气回复他说：“我已年老弃衰，发齿也堕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后赠与车马，婉言谢绝，化一场大战于无形，为此匈奴自觉理亏，后派遣使者向汉朝认错。
当然吕后这个人也有其独断专横的一面，她在刘邦离去后，扶持吕姓家族的人，使得外戚势力扩张，全然不顾刘邦的白马之盟，所以才有后来的一幕：吕后死后，诸吕叛乱，为周勃、陈平所平，汉王朝天下，才又回到刘姓。说到吕后的死，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也比较有趣。一般认为，可能是得狂犬病而死，根据就是《史记》里的“吕后八年，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当然也有人说吕后是心理疾病，因为“见物如苍犬”的一个“如”字，说明大家都没有人看见到底是不是狗，而且忽然就看不见了，应该是吕雉的幻觉。更有人举例来支持这一说，《史记·吕太后本纪》里有这么一段：“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吕雉认为日食是因为她而出现的。可见她当时的疑神疑鬼，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了吕后生前杀了不少人，做了不少亏心事。
后人对吕后是毁誉参半。而专治秦汉史的卜宪群，则这么评价吕后，虽略显夸张但还比较公允：“我们说吕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第一位当政的女政治家。如何看待女性当政以及吕氏专权的问题，涉及我们对吕后一生的评价。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把王朝的灭亡和腐败归咎于女性的这种说法，夏朝有妹喜呀，商朝有妲己呀，周朝有褒姒，好像天下就因为她们这几个女人而灭亡的。这完全是封建史学家的观点，不能作为我们评价吕后的出发点。”观其一生，她除了残忍嫉妒和扶持吕姓外，别的做得还并不是太差。在她专权的时候，按照刘邦遗命，重用元老，与民生息，便是不可抹杀的功绩。能够为了天下安定而容忍冒顿的性骚扰更体现了一个女人的不凡。司马迁可为之撰写本纪，对其评价一分为二，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讲，本纪本身也是一种肯定。
总而言之，大汉王朝又一次尽情地展现了它的博大和自信。所以，在那样一个宽容的社会，才出了这么一位多面女人，她残忍到了极点，却也聪明到了极点，她没有当一天皇帝，却掌权十六年，为后世开了女性为王的先河，也使得汉朝留给今人的史料和传说更加丰满。汉朝的一剂强心针
汉朝的一剂强心针
前面说武帝可能是“一国两制”最早的构想者，因为他征服四夷后施行“因其故俗为属国”，意思就是说按照故有的风俗作为大汉的属国。更有意思的是，汉朝还有“社会主义者”，如果按照胡适的评价，王莽就是这个“社会主义者”。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红极一时的外戚王氏之家，他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他是个小个子男人，有人考证说他大约162米。此人后来篡权，自立为皇帝，改号为新，史称“王莽篡汉”。他做了十五年皇帝后，为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所杀。
历史学家对王莽的研究很多，由古至今，一般毁之者多，而誉之者少。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为贬斥，常用“虚伪”“奸诈”来形容他，对他获得政权也多以“盗”“篡”“作逆”“窃”“贼”等词语来描述。王莽真的这么不堪？也未必。
《汉书·王莽传》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以莽之奸邪，亦是好为闻人，故谗说殄行，不免震惊朕师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王莽是因外戚而起，因为他本人是汉元帝时皇后王政君的侄儿。他为人谦卑，做事身体力行，班固认为他是为了名誉，从后文也可看出作为史家的班固评价人物的正统。他以儒家“在家必闻，在国必闻”标准来评价王莽，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你是否是真正的行正事，还是为了名誉等而做个样子。“宗族称孝，师友为仁”就是说王莽极为孝顺，可以理解为孝敬父母，也可以理解为对家人都很关心，比如尊敬嫂子、照顾侄儿，等等。
我们从前半句话里似乎也能想象到，王莽开始时生活俭朴、好学上进、为人谦恭，并结交社会贤达，称孝归仁，为一时人望之所寄。但是班固怀疑他是为了做样子，班固对王莽这样评价是有原因的。王莽称帝，人心思汉，再说汉朝刘邦有白马之盟，说非汉姓不能为王，结果王姓敢夺取他的天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接受不了他。而班固又是东汉人，所以评价王莽早年的所作所为，以夫子之训来疑之，认为王莽是“闻”而非“达”，是“色取仁而行违”，当然自有他的立场。不管王莽“是达还是闻”，从这段记载来看，早期，王莽看上去还是个仁人君子，这点应该没有疑问。
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王莽的伯父王凤是当时的大司马，前面也说到当时的皇后王政君是王莽的姑姑，王莽对他伯父很恭顺，想来王莽在政治方面应该是有所图的。后来王凤死去，托付王政君照顾王莽，于是王莽开始平步青云，不久在成帝阳朔三年时，王莽成了黄门郎，稍后便当上了射声校尉，成为掌管善射武士的军官。
王莽初上任的时候，大概是为了收买人心，因此勤俭廉朴、节操谦恭，常把自己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分给宾客，甚至卖掉车马救济穷人，朝野上下皆赞王莽，声望之高，超越了伯父王凤。但是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金镜》中说的那样：“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不久之后，他那点仁义道德全没有了，露出了其野心。王充在《论衡》中曾说：“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可见他是用毒药毒死的平帝。平帝被他毒死后，他于是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从此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多久，他把孺子婴也废了，自己称帝，改号为“新”。
他上台后想有所作为，于是师法周礼，大肆改革：首先立“井田制”，奴婢改为私属不准买卖，五均赊贷，六筦政策，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利用公权力控制市场经济，平衡物价，并制定措施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不管是人民生养嫁娶，还是官员的册封、刑罚，抑或是礼仪和田宅车服等都要依周礼来办，可见王莽复古倾向比较严重，然后还有别的一些改革，就不再赘述了。这一系列改革很显然充满理想化的成分。如果速度慢点实行，还有可能收到好处，但是王莽改革的步骤太快了，且朝令夕改，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改革，无一不触犯了当时势力强大的大地主、官僚及商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是新朝被推翻的最根本的原因，他的改革就是自掘坟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改革中的五均六管之制，以及分“王田”、奴婢“私属”不得买卖等，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兼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胡适认为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收效。再加上王莽是夺刘姓江山，人们自然不满，并有所抵制。而且王莽这个人还看不起边疆国，认为他们野蛮无文明，竟要把他们的王称削掉，一改为侯，于是边疆战乱也不断，真是内忧外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王莽改革的大刀阔斧，确实比一般人要强，这可能跟考虑不周有关系。不过胡适对此是持表扬态度，这可能与胡适本人的一些所为有关系，当时他提倡白话文，是改革的先行者，也许他能在王莽身上感觉到些什么，因此也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王莽这个人身上有悲剧性的一面，他要锐意改革，但是苦于政治智慧贫乏，不怎么会搞政治，空有一腔想法，不过是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而已。所以黄仁宇认为王莽是个改革者，但也是个书呆子，虽然大刀阔斧，但终因生不逢时，不懂政治而垮掉。他在位十五年，把汉朝搞得很不好，后来全国遭受各种蝗灾和旱灾，结果举国闹饥荒，于是人们再也忍不住了，起来反抗。赤眉、绿林两军将王莽大败，于是王莽从此衰败。刘秀更以一万人大败王莽四十万军于昆阳，自此王莽元气大伤。
他后来死的时候是被商人杜吴杀死的，也可见其改革对既得利益者的伤害，所以阻力太大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来人们对其评价都很低，只有程颐说“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这是在态度上对其有肯定之意。后来人常把王莽与董卓、曹操、司马懿、安禄山、朱温等人相提并论，时也？命也？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论及变法，又把王莽与宇文泰、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后来刘秀上台，还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但是从此，大汉重归刘姓。我们说王莽给汉朝打了一剂强心针，是因为刘秀上台后为了巩固政权，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这与王莽的奴婢私属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而限制豪强霸占土地，其实也是王莽恢复“井田制”的目的。刘秀在位上的时候能改革成功，被后来人成为“光武中兴”，王莽的一顿折腾也隐隐约约能起到一点作用。所谓不破不立，要说王莽的进步意义的话，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击碎了稳定的既得利益者建立的平衡，客观上为刘秀的改革做了铺垫。
藏匿在汉赋里的浪漫
《琴挑》是中国戏曲史上一出非常出名的折子戏，是因为几个朝代的不少剧本都以它命名，以致深入人心。究其根源，“琴挑”一词是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位文学家就是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的司马相如。“琴挑”的对象是才貌双全的卓文君。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间相传最典型的才子配佳人的故事，也受到民间的深深认可。
他们爱情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怀才落魄的文人，在与美貌如花的新寡在家的才女邂逅后，弹起一曲《凤求凰》，他的才情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司马相如会合同住。不久后又来到家徒四壁的成都家中，生活异常艰辛，而两人始终不弃，他们安贫乐道，其乐融融。后来卓文君的兄长和朋友听说他们的窘境，便劝他们回临邛。于是他们又重返临邛，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卓文君当街卖酒，司马相如当跑堂。富可敌国的老岳父卓王孙听说后，气得恨不能杀了他们，关了家门，无脸见人。后来，听儿子和朋友们的规劝，卓王孙最后给了司马相如100万贯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再后来虽然有司马相如有意纳妾，而已为妻子的卓文君坚决不许的插曲，但最终得以解决，生活也算完美幸福。
这样美妙的故事，是文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素材，以致被文人墨客经久不衰地描写，成为史书与民间几千年不衰的爱情经典。也正应合了西方诗人裴多菲的那首最著名的爱情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你我来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还有冲破封建势力对自由爱情的桎梏，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自由恋爱的典范，是普通人追求自由爱情的偶像。
瑰丽汉赋之司马相如
天府之地，巴蜀灵秀。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
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
这是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阿娇皇后写的赋，当时失宠的陈皇后住在长门宫中，终日郁郁寡欢。想起当年汉武帝刘彻对她说的金屋藏娇美言，更加伤心流涕。后来听说司马相如在作赋的功夫深刻，司马相如雕像就奉一百斤黄金让司马相如为其写一篇出色的赋给汉武帝，以求能打动皇帝。司马相如挥笔而就的这篇《长门赋》，汉武帝看后很受感动，陈皇后复得亲幸。可见司马相如在汉赋上的厉害程度。
这还不算什么，说着“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的司马相如在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的《天子游猎赋》中淋漓展现着自己作赋的气概，用字四千余，以写天子游猎为重心，将宫殿囿园、山河林泽、鸟飞兽走、音乐歌舞、器物佩饰、酒宴风采等众多内容包罗在内，汉武盛世的社会昌盛、经济繁荣呼之欲出。读起来，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华民傲视天下的伟大自豪，扑面而来。也只有司马相如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我们后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汉时作家，大多十分佩服司马相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出生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担任太史令时候，距离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司马迁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在他的泱泱传记中，只有两篇是专为文学家列的传记：一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个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还可再作深一层次探讨：在贾谊的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他看做和屈原一样为国着想而不遇其君的文学家来尊敬和同情，所以贾谊和屈原写在了同一篇传记中，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而在司马相如的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四篇散文、三篇赋作，这就使得《司马相如列传》的内容大概是《贾生列传》的六倍之多。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以后的历代文学家，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而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
汉赋在历史上的武、宣、元、成帝时代，达到全盛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司马相如作赋二十九篇，在代表作《天子游猎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华丽的辞藻，用尽词语夸张歌颂，大肆描写宫殿场地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奢侈，最后以淫乐亡国、仁义必兴的讽谏作为结尾，形成“劝百讽一”的模式。就如司马迁认同的一样，这一时期也成就了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由“赋圣”二字可见，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最高成就者，以至于后来的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模仿他。这也造成了汉赋的缺点。
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点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提起司马相如，不可不提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那是中国人千年来谈论不疲的话题。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年间任的武骑常侍一职无法施展才华，所以他就与众多赋家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可惜不久梁孝王死，司马相如就投奔好友临邛县令王吉了。于是，在临邛上演了那场在民间传诵经久不衰的爱情故事。成都人甚至封司马相如为“情圣”，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以彰显其情感的伟大。
然而，“情圣”的封号在今天出了问题。央视《百家讲坛》上王立群先生说：“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并引史据典，罗列了一系列的证据。姑且不去破坏这个美丽的千年故事，代代相传的是我们心底最美好的情愫。姑且从这个娱乐的旋涡中跳出去，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以长远的距离读历史难以分清真相。创作《司马相如》一剧的郭启宏先生的《司马相如创作手记》中，洋洋洒洒之后，他对司马相如有一句话的评价：一个集文人的正面与负面于一身的人，才是一个真实的司马相如。
的确，司马相如有文人的天赋才华。他的辞赋曾经让汉武帝赞赏不已，将他误作古人，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的辞赋又让闺阁裙钗崇拜得五体投地，使得卓文君演出了“夜奔都亭”的千秋佳话，陈阿娇又演出了“千金买赋”的悲喜剧。司马相如有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自小“慕蔺相如之为人”而取名为相如，可以看出其有不小的志愿。在从政的生涯中，他的确有灿然留名的政绩。他对西南夷地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天子以为然”，乃拜“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而他又有一种文人式的超脱，“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提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不可避免地，司马相如又处处表现出文人的固有毛病。自然，客观上的境遇至关重要。高文秀《谇范叔》杂剧中有详尽说出古代读书人苦闷的曲子：“自古书生多命薄，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几人平步蹑云霄？便读得十年书，也受得十年暴，便晓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饱！至如俺学到老，越着俺穷到老，想诗书不是防身宝，划地着俺白屋教儿曹。”这就使得始终未能摆脱贫困的司马相如消磨了年少壮志，人格出现缺点，与王吉设下圈套，以琴心挑动卓文君；分得老岳父卓王孙的丰厚家财，不顾内心的挣扎，“令文君当炉”，这就很有无赖相貌了；他为取悦于天子，写了不少被司马迁称之为“虚辞滥说”的作品，浪费自己傲世的才华，甚至可以为百两黄金去卖赋——《长门赋》；而当他地位攀升之后，他免不了要被“贵易交，富易妻”的民谚所言中，他想纳茂陵美女为小妾了。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选择是他们自己的真实意愿，尽管人世间留传了千百年，舞台上上演了千百年，因为爱是因人而异的，那是一种感觉，是电光火石爆裂的一个瞬间的——心动了，颤抖了，卓文君头也不回地跟着司马相如走了。“纳妾”的小插曲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背弃最初的爱恋，再也没有放弃最后的坚守。
大汉诗风浸染 奔放卓氏文君
听说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人，大多知道文君井。文君井，不单是一口井，如今的文君井已是占地十亩、玲珑典雅的川西古园林。它位于临邛镇文君街中段，在这里，无数来感悟爱情的人，酌起一杯文君之酒，品读着历代文人的爱情碑文，让游弋的思绪穿行于竹木香榭之间，那亭台楼阁间恍惚出现两千年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情景。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被邀入卓家作客，于卓家大厅弹唱那首后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都是大胆、直接、热烈的歌词，自然使得帘后卓文君心动不已。卓文君面如芙蓉，美丽动人，又通晓琴棋书画。十七岁出嫁，遗憾的是不久便因丈夫死亡重回娘家过一个人的生活。面对春芽夏花，自然是感物伤人，凄凉涌上心头。然而卓文君跟随司马相如私奔后的日子与生活并非琴书画台，诗酒无边，风华自来。恰恰相反，是典衣做饭，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
女人往往把爱情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财富、亲情、生命，其他的一切更是十分遥远而来不及考虑的了。说起卓文君的家世，不由让人羡慕，其家祖居赵国，众所周知，赵国的邯郸是古代著名的冶铁中心，卓家在春秋战国就以冶铁致富，等到秦始皇灭赵国进行统一之际。卓家辗转迁到蜀地的边僻小邑临邛定居，仍以冶铁为业，聚敛财富。到汉代文景之治，卓家传到卓王孙这一代，由于社会安定，已成巨富，拥有良田万顷，美丽的庄园，马匹、车辆无数；至于金银珠宝，古董珍玩，更是不可胜数。但是卓文君是一个非一般的女子，为了爱情，可以抛掉这一切，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毫无怨言，更让人佩服的还在后边——大大方方地回临邛老家自己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忙里忙外地跑堂。也有人讲这是司马相如搬出的一套“赖皮”作风，逼那位爱脸面的岳父大人就范，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司马相如没有一般读书人的穷酸样子，颇具几分豪情意气。这也许是卓文君爱上他并愿意相随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终于死要面子的岳父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分给童仆百人，钱百万贯。从此这对小夫妻又过上了无忧无虑、香琴摆座、引吭高歌的悠闲生活。
卓文君把所谓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仪礼·丧服》）、“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班昭《女诫》）等神圣礼法，统统踩在脚下，成为后世男女青年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一面旗帜。尽管后世的道学家们称他们的私奔为“淫奔”，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后世多少情侣们的效仿榜样。
来看榜样在后世的影响力吧，单说文学作品中：《玉簪记》中潘必正也是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然后私下相爱；《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以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为自己的私奔行为辩护；举世闻名的《西厢记》中张生也是隔着墙头弹唱《凤求凰》的，他唱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现实生活中更是举不胜举了。
女子能够如此，然而，自古至今，大多数男人却令人失望。司马相如自然也不例外。汉武帝即位之后，对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十分赞赏，在狗监杨得意的引荐之下，武帝召见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更卖力地写了一篇《上林赋》，盛赞皇帝狩猎时的盛大场面，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见之下，拜司马相如为郎官。司马相如久居京城，赏尽风尘美女，尝尽美味，加上官场得意，竟然产生了弃妻纳妾之意。曾经情深意笃、不离不弃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到脑后，哪里还记得千里之外还有一位日夜挂念自己的妻子？卓文君独守空房，暗自神伤，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忽见陌上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心情。
在司马相如将要纳茂陵女为妾时，卓文君才忍无可忍，作了一首《白头吟》，说道：
皑如山上雪，皓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竹杆何袅袅，鱼儿何徙徙，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白头吟》一出，道出了卓文君对爱情的执著以及一个女子独特的坚定和坚韧，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同时也为他们的故事增添了几分美丽的哀伤。两人白首偕老，安居林泉，又度过了十年恩爱岁月。在司马相如死后，第二年深秋，孑然一身的卓文君也随司马相如于九泉之下。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敢爱敢恨的女子，只为一曲琴音便私奔司马相如，不计较他家徒四壁，当垆卖酒；后相如欲纳妾，又不惜以决裂来成全爱情的完整。她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勇气和愿望，历来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就推卓文君为我国古代三个伟大叛逆女性之一。如今的文君井畔就有郭沫若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风流佳话赞咏的题咏石刻。相传，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开店酿酒时汲水的井，遗存在成都市的邛峡市的里仁街，后世称之“文君井”。此井深丈余，泉清冽，略呈现墨绿色。井畔有一照壁，上刻“汉志文君井”五字楷书。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美丽、曲折、动人，而又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流传很广，最为人们喜爱的古代爱情故事之一。
如今到邛崃市的游客大多是来感悟爱情，做一次关于爱情的朝圣之旅。那每个人灵魂深处都存在的梦境，那至真至纯的理想爱情，弥漫在这个小城的每一棵树上每一朵花上，而最突出的无疑是文君井了。它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两千年的雪雨风霜，临邛城早已是变化成另外的样子，只有文君井，还是静静地伫立在小城的一角，等待着每一位为爱而来的人，为爱奔波的人，为爱疯狂的人。“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这对才子佳人当年于市井中开酒肆卖酒的场景似乎已融入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的血液里，并流传至今。那文君井的井水，酿出的不单单是美酒，不单单是风流，那道不尽的是我们亘古不变的爱情信仰——不离不弃、患难与共，那说不完的是我们完美主义的爱情理想——逍遥同心、红袖添香。
司马迁与《史记》
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城区以南十公里的芝川镇，拔地四十余米高，面对滚滚黄河，背负苍苍梁山，云蒸霞蔚之势，远远望去，天地无语，英风浩荡。踏进“汉太史司马祠”的古朴牌坊，即一脚踏进了两千年前的大汉朝古道。这条古道全是巨石铺成，虽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剥蚀，但车辙依然深沉地嵌在这古道的中间，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世道的变迁，诉说着司马迁的伟大功勋和悲惨遭遇。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一个极其出众的人物，他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绝对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丰功伟绩，他空前绝后的才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绝世屈辱，既让人仰慕、信服和赞叹，又让人扼腕悲悯。
冷冷的弯月惨淡地挂在苍穹，远处谁家的狗在不时低沉地嗥叫，司马迁若有所思地蹲坐在囚室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如豆一般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的额头，他要作出一个选择，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眉头紧锁的他最后作出了决定，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那也是他的理想与志愿：他答应过父亲，要写一部书，一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书，它上自黄帝，下至当代，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梦想、苦难、悲怆与人生精神。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而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于是，在汉王朝恢弘的文化大背景里，《史记》就横空出世了。
忍辱负重太史公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飞一样传到长安，汉武帝愤怒到了极点，满朝的文武官员一改往日称赞李陵英勇的常态，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于是说：“李陵只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劳。在救兵无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冲锋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陷于败军之中，而他对匈奴所造成的杀伤力，也足以显赫于世了。他现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边，一定是想寻找最佳的机会来报答汉室，来取得更非凡的功业。”
他说的是真话。他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所以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说真话，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为这次说真话，他将武帝触怒了，司马迁被施以腐刑。同样，在历史的轨迹里，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欧洲，布鲁诺因为说真话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志新因为说真话被割断喉管而后枪决。
历史专家指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普遍存在，而且也是长久存在的。他们说，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此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是没有关系的，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手中的条文编撰一件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他没有违背的权利。即使是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也是不能自保的。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大功臣，大权在握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刀枪武器预谋叛乱，周亚夫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解释说那些只是为死人预备的用具，审判官何尝不知道那些葬器的作用，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事情的结果也就是周亚夫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迁在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后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天汉二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这场飞来横祸。
浩浩千年历史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沉悲观无望至绝望，要么图强奋发努力流名后世。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为后世列举了数十种受辱的形式，最严重的就是自己遭受的腐刑。受过这种侮辱的人，一般是没有脸面继续存活在这个世上了，但他身受腐刑却选择了活下来，把自己对现实的一切想法，融入对历史的深深思考之中。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发奋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整整十六年，他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两千多年之中，无数的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于《史记》的文法与技巧，顾炎武就曾说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心悦诚服地赞叹着司马迁学养的博大与精深，但同时也会对他的精神产生敬佩。纵观人类文明史，有他这样忍辱负重英雄气概的又有几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需要怎样的力量与勇气？无怪乎二十世纪时，另一个英雄人物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不仅如此，他还有着文人伟大的性情。《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人不应该只供统治者摆弄和肆意践踏，文人应该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有一种积极进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奋斗精神，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根基。
来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他们曾经是那么鲜活生动地活跃在这个世上，孙武、白起、陈涉、项羽，无一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斗，百折不挠。尤其是伍子胥，身负万难家仇，逃亡他地，多少年隐忍不言，终于尽平生之志，报家仇之恨，他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人物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也增添了《史记》的魅力，让人不经意间为之倾倒。一代一代的后人，在这本大书中吸取着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走到了今天，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在他的笔下鲜活如初。
历史上的人来来往往，很多的人充其量只是一片树叶，绿了，黄了，落了，枯了，最后没了。而司马迁的生命则是参天大树，永远根深叶茂，常青不败。他的根须深扎于历史的土壤，果实缀满枝头，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享用不尽。他的生命，延续在后世所有史家的血脉里，更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之中，最值得永垂不朽。
人生自古谁无死？几千年前，司马迁就在发问，他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鲜明的回答。如何去死是不一样的，那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选择，是司马迁最深入人心的做法，给我们人生的取舍指明了最初的标准，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与气节的方向。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籍资料也浩瀚似海，历史内容的丰富多彩、历史人物的风姿万千，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无法比拟的，这使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
于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看汉王朝，斯人已逝，那盛大的功业、绝代的风华和宏伟的宫殿也随之湮灭，而留下的最重要的就是《史记》了。
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谱写出文字之歌，遂成《史记》。时至今日，那最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史记》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确实，《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的“正史”修辑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各朝各代正史，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识形态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独辟蹊径，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