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后百废待兴，于是重用人才，兴黄老之术，与民生息。汉朝的底气从此开始慢慢变足。等到汉文帝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景帝的时候，国家已经相当富有了。史家司马光对当时的盛况有描述。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按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汉武帝对内穷奢极欲，对外攻打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殆尽。荀悦在《汉纪》对汉武帝评价比较中肯，差不是毁誉参半。
但是也就是在汉武一朝，中华神威在历经文景之治的潜伏后突然爆发，成为华夏文明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当时我华夏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在开疆拓壤里，一批天生勇武的名将横空出世。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悍句，于是成了永恒的经典。当我们翻看整个汉王朝的历史时，依然会被汉朝的自信和奔放所折服。而民间的智慧，则将汉武一朝时候的强悍，描写如下，读来让人血脉贲张：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剑指天山西，马踏黑海北；贝加尔湖张弓，库页岛上赏雪；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祭祖；龙旗指处，望尘逃遁，犯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刘邦称帝后百废待兴，于是重用人才，兴黄老之术，与民生息。汉朝的底气从此开始慢慢变足。等到汉文帝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景帝的时候，国家已经相当富有了。史家司马光对当时的盛况有描述。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按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汉武帝对内穷奢极欲，对外攻打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殆尽。荀悦在《汉纪》对汉武帝评价比较中肯，差不是毁誉参半。
但是也就是在汉武一朝，中华神威在历经文景之治的潜伏后突然爆发，成为华夏文明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当时我华夏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在开疆拓壤里，一批天生勇武的名将横空出世。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悍句，于是成了永恒的经典。当我们翻看整个汉王朝的历史时，依然会被汉朝的自信和奔放所折服。而民间的智慧，则将汉武一朝时候的强悍，描写如下，读来让人血脉贲张：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剑指天山西，马踏黑海北；贝加尔湖张弓，库页岛上赏雪；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祭祖；龙旗指处，望尘逃遁，犯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
与民生息 奠盛世根基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片和平稳定的景象，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史家司马光对当时的盛况曾有过描写。
他说刘恒、刘启执政，七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若不发生灾害，百姓可人人自给，家家自足。粮库中充满了粮食，有的吃不完甚至烂掉了，仓库里堆满了东西，国库里的钱多得不计其数，串钱的铁丝年长日久没有人动也生锈了。刘邦那时候作为国家首脑，连个“宝马”都坐不上，成天只能在牛车上慢悠悠地晃，而现在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悍马”，不仅如此，大家不仅有马骑，而且骑马还有了讲究，在文帝、景帝那会儿，你要骑个母马，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整个环境比较宽松。
事实上，由于秦末动土建房，工事繁多，因此社会财力困乏。汉朝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的。这有点像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的局面一样。当时经济十分萧条，贵为国君都不能配备由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的专车。高级干部也只能坐牛车。全国上下马匹很少。一般老百姓都很贫穷，根本没有积蓄，可以说百废待兴。刘邦认为谷贱会伤农,大地主、大商人有钱则可能趁机兼并土地,因而会出现农民流亡的现象,这很可能会危及到封建统治秩序。
商人虽然能加速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但是他们并不能创造实质的价值。所以针对这一情况,刘邦便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样既可以充实国库,压制土地兼并,又能缓和社会矛盾。汉代自刘邦起，以后的文帝、景帝等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主张，而且还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准做官吏。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粮食不经过商人这一环节，所以农民买的东西，利润都流到了自己手里，不会出现猪肉涨价，结果养猪成本也涨价的情况。因为在当时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因为商业使得分工十分明显，这对汉初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朝廷负责计算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各项支出，据此向老百姓征收赋税。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诸侯，他们的封地和辖区，都按照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为各自费用的来源，所以不必向朝廷领取经费，都是自给自足，这样就直接减少了人民的税收，真正抓住了“轻徭薄赋”的精髓。所以总体说来，汉朝经济之所以能发展，除了国家领导施行“无为而治”外，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实行分门别类的小封闭系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全局的这种单纯的小经济系统，使得交易管理的成本节约了下来，真正实现了“轻徭薄赋”。
当时朝廷的粮食主要来自于肴山以东地区。朝廷规定供给各官府使用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汉文帝向晁错讨教怎么处理“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其中就包括腐败这项，吏之不平，说明官吏们还带有秦时的烙印，文帝希望抹平它，也可见汉朝的统治方略正是顺应民意的。
文景时期，国家非常富裕，官员们清正廉洁，谨慎俭朴，努力使天下百姓富足安康，在七十多年的统治中，国家相对比较安定。这是了不起的功绩，而且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自足。渐渐地国家日益富足。《汉书·食货志》里有描写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历牝者摈而不得聚会。”甚至“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传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连守门的人吃的都是白面大米，有酒有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有的人则把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个时候社会上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世风淳朴。在这个时期法律也较宽松。可见，真的是富裕到要烧钱的地步了。
文景时代文化也开始复苏并繁荣，这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文化事业的繁荣才催生了大气的汉赋，甚至说汉武帝时候的司马迁可以写出《史记》那样的经典来，与文景时代的文化策略也有关系。
“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司马迁父子感叹文景二帝，曰：“德至盛也。”后来，东汉的班固经过全面考察，对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汉书》中盛赞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文景之治”使战国以来战乱连连、破败不堪的社会局面有所改观，卜宪群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这一评价比较中肯，陆贾的《新语》即是明证。在《新语》里，陆贾对秦亡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从一个侧面可看出刘邦这个人，还是比较善于总结经验的，而且知道适时调整战略。他明白“马上”与“马下”的区别了，所以由“溺冠”变成了重儒，由武功变为了文治。
后来的吕后专权，也沿用黄老，而不另立新法，统治策略的延续，也可见汉朝统治者的高明。众所周知，秦朝暴政是灭亡的根本原因。老子一语点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既然不怕死，我干脆让大家好好过，不管你们，你们自给自足。结果，这样一来顺应民意了。于是文景两朝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之治”的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景帝对七国之乱的平定。当初，他采纳晁错《削藩册》意见，对诸侯们可谓大刀阔斧，结果引得吴王刘濞，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策反，其他六王起兵配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乱起，景帝封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太尉，统领全军。在灭七国的过程中，由于景帝摇摆不定，错听袁盎之词，将晁错腰斩于市，结果成了冤案。对内进行削藩，对外则继续和亲，虽然汉与匈奴之间依然有战事，但是毕竟是战少和多，可谓蓄势待发，为汉朝休养生息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条件。
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三大盛世是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康乾盛世。比较而言，在初期都是内忧外患，后来平定忧患之后，都能休养生息，于是才会有盛世。但是笔者认为较之大唐与满清，生活在“文景之治”时期是比较幸福的。既有富裕的生活，又能感受到自己国家的大气，比唐朝更质朴，比清朝更宽容。因此，比较三大盛世，若选其一当选文景。
这样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也正好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准备了优秀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才能在文景二帝的基础上走得更远，真正使西汉王朝由富国向强国、大国转变了，真正使得一个朝代，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绝响。
雄才大略 千古一帝
南宫里，汉景帝紧锁双眉，表情凝重，他在亲手编织一串风铃。他强撑弱体要为刘彻，这个未来的汉武帝行冠礼。他此时身体孱弱，但是双眸却充满期望。正所谓：
少年意气，策马赶疾风。
加冕王储，抚剑问天下。
上承祖业之丰厚，下接时代之召唤。
喷薄旭日，呼之欲出。
刘彻没有让他失望。刘彻一上台，便表现了锐意进取的一面。他号令天下，举荐贤才，建立察举制度。他亲自主持考试，后汉武帝来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我们所知的董仲舒，就是武帝亲选的。他赏罚分明，废除酷刑，遏制腐败，减少诸侯权力，处理了七国之乱的遗留问题。他征收商税，打击富贾，通过各种办法增加国家经济实力。他兴修水利，西北屯田，大力发展农业，从而使得内政修明。
“攘外必先安内。”内政修明，汉武帝于是想到了匈奴。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和亲，后开始对匈奴作战。
让我们简要地看看武帝的文治武功。他独尊儒术，强化皇权，垄断财利，均输平准，北伐匈奴，开疆扩土。这寥寥二十四字却如同一股龙卷风一般，排山倒海而来，彰显出武帝横空出世的英武神威。
可以说是汉武帝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班固对武帝的评价可浓缩为四字：“雄才大略。”这可真是又准又狠、铿锵有力的评价，经典至极。
荀悦在《汉纪》里对汉武帝评价说：“武皇帝恢万世业，内脩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对武帝一生“雄才大略”的评价确实是中肯之语。
武帝的出生就与常人不一般，其母王美人“梦日入怀”，于是怀孕，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帝就说这是贵不可言的征兆。后景帝继位，王美人产子，名曰刘彘。刘彘一开始并非太子，只是胶东王。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欲将女儿阿娇许于当时的太子刘荣。结果遭到其母栗姬羞辱，未遂。于是决定将阿娇许配给刘彘。
当时刘彘年岁尚小，长公主问：“小刘彘，你想娶媳妇吗？”然后又指着一干宫女说：“这些人做你的媳妇好不好？”小刘彘摇头俱拒。最后长公主问及阿娇。刘彘朗声说：“若得阿娇为妇,必以金屋储之。”这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的故事。长公主心下大喜，遂订成这门亲事。
在刘嫖的努力运作和王美人的配合下，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将刘彘定名为刘彻，立为新太子。景帝对其栽培也颇费苦心，先请窦婴循循教育，又请卫绾做刘彻之师。后来景帝年高，于是在刘彻十六岁时为之行冠礼，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汉武帝真是时代的健儿。他接到的班，比之刘邦所接，何止要强百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汉武帝登基时，故引班固《汉书》中对“文景之治”的赞语，其用意十分明显，意在指刘彻接过了一个“黎民醇厚”、有“周之成康”般的盛世天下。而这恰恰是这一雄主可傲立千秋的基础。
基于此等优越的条件，武帝遂施展才华，极显一代君王之盛，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所建树。
以文为例，王子今在其著作《汉武英雄时代》中，说“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
前几位皇帝承接秦末残破不堪几近灭绝的历史遗存，他们励精图治，拨乱反正，以宽容的社会风气，为文化自愈提供了历史机遇。到武帝继位，他首先重用董仲舒。窦太后驾崩之后，董仲舒发大红运，发表天人三策。武帝喜之。《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即是明证。于是后来便有了“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的说法，也有了我们熟知的名句“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武帝还提高了儒家典籍的文化地位，并建立察举制，招贤纳良，集海内外人才俊杰，共图大业。一时间武帝周围人才云集。《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
正因为各种人才都有了，于是武帝开始采纳董仲舒之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文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局面，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采公孙弘之制度兴办太学，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太学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其中的精英甚至成了国家智囊团的成员。然后又让天文学家洛下闳修正历法，他创制了太初历，重新使用建寅的夏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李延年则被封为乐府协律督尉调和音律，那首著名的《北方有佳人》就为李延年所作；律法方面则由张汤、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二位皆主张立法应严峻。张汤还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很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之事，权势远在丞相上，是有名的酷吏。武帝还封禅礼拜，继承先王文化传统。
这些大胆的改制，荀悦评之为：“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汉武帝继承先皇之位后，威信皆因此而立。
人们称呼刘彻为武帝，大都认为他只是武功极盛，军事成绩斐然，文采则不行，毛泽东作词说汉武“略输文采”，大概是与“今朝”的“风流人物”相比，其自信可嘉，不过角度不同，也不能说明武帝仅为武胜。事实上，历史学家班固就曾独赞武帝雄才大略，对其武功则鲜有评价。武帝其实“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更不用说其忏悔录式的文章《轮台罪己诏》了，这绝不可能出自其他帝王之手，这也为后世君王开了自我批评之先河。武帝还收藏淮南王刘安的《淮南鸿烈传》，这也可见年轻时的武帝还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汉书》中还著录汉武帝所作的赋，就更证明了武帝不光是武功极盛，文采辞章也绝非凡品。
武帝文治可承先王，武功可不得了。他先是南收两越和东海，又在朝鲜置郡，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丝绸之路”，于是得“汗血宝马”，驰骋千里，彰显降伏四夷之雄图。当然出使西域的意义，一语不足言尽，不过那是后话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臣服的四夷施行“因其故俗为属国”,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再后来他对匈奴一出兵，整个亚洲皆为之震撼。他为一雪匈奴欺我大汉之耻，一忍就是二十年。已故的张维华先生在《论汉武帝》长文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继位的第一个二十年、继位后的第二个二十年以及最后的十四年。想来应该与其休养生息和开疆拓壤这些事情有关联。可以说，上面提到的文治，也就是武帝在继位后第一个二十年做的事情。而第二个二十年，则是一雪耻辱、开疆拓壤、武功盛极的二十年。
对于匈奴，汉武帝先是开通关市，厚遇之。但是他为人坚毅勇猛，汉朝自开国始，历届君王通过和亲，才得暂时安宁。所以武帝心怀恨之，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给匈奴点颜色看看。结果机会真的来了。公元前133年，马邑人聂壹某天出计愿意假降匈奴，以诱敌入关，建议汉军埋伏人马伏歼匈奴。武帝大喜，伏兵三十余万，等待匈奴入围。结果还离马邑百余里，匈奴单于就见漫山遍野都是牛羊，心下起疑，遂不敢妄动。于是就近攻陷汉朝一个亭守，俘虏负责巡边的一个小官。结果此人怕死，把汉朝的计划全部告诉了单于。于是匈奴连忙后退，自此汉与匈奴断绝关系，匈奴更是变本加厉，汉朝边境不断受到匈奴骑兵侵袭。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四路大军进攻匈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初次明挑匈奴。虽然最终三路败北，只有卫青袭破龙城得胜，但是此战的意义在于，从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攻守易形，开了个好头。
公元前128年，武帝又派卫青领兵三万，出雁门关，攻击匈奴，斩首数千。
公元前127年，匈奴攻上谷、渔阳。卫青攻之，击败匈奴楼颂、白单二王，斩首数千，得羊百余万，尽取河南之地，被封长平侯。
公元前124年，匈奴又来犯，武帝复派卫青出兵高阙。卫青率十万人马，出塞六七百里，击破匈奴右贤王，俘虏一万五千多人，裨王十余人。
公元前123年，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率兵十万，分两次出定襄击匈奴，杀敌无数。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师万人出陇西，所过之处，夷为平地，同年夏天，南下祁连山，斩匈奴三万，俘王公贵族数百，汉家军终于成了匈奴的噩梦。当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降汉。匈奴人的嚣张气焰终于消失殆尽，他们在苍苍原野悲歌：“失我祁连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对匈奴的大决战。霍去病与卫青大漠驰征，匈奴大溃。后霍去病与匈奴左王交战，俘虏屯头王，乘胜杀至狼居胥山，并于此举行祭天仪式。此所谓“封狼居胥”。
此后，再经李广一战。汉武帝遂宣布停止对匈奴用兵，实行富民政策，罢斥方士，禁苛暴，止擅赋，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份虽然还是残破却有着良好基础和思想氛围的家业。后来，匈奴日渐衰微，依旧例请求和亲。到汉元帝的时候，便有了那著名的“昭君出塞”。
纵览大汉与匈奴的多次交战，回顾立朝以来的数次和亲。汉武帝一雪和亲之耻辱，让所有胆敢犯我中华天威的敌人，从此心惊胆寒。“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的寥寥数语喊出了汉朝将士的万丈豪情，敢欺我天朝，我必将之诛灭。
公元前103年，乌孙王向武帝提起和亲。武帝爽快答应，将解忧公主嫁与乌孙王。当然这与汉高祖和亲不一样。汉朝初年，刚建国，国力不强，为求和只能以和亲的方式解决。到汉武帝时期，经过高祖、文帝、景帝三代，国力日渐强盛。武帝通过三次对匈奴的战争基本上解决了匈奴这一隐患。此时的和亲则是真正以“和”为目的的。
史家称汉武帝是穷兵黩武，还算公允。但是文人对武帝征战多持否定态度，实在有失偏颇。政治家的眼光与人民的眼光、知识分子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对于每个老百姓而言，战乱并不是好事，但是从千秋万代来讲，却未必，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地域范围，往上追溯与汉朝也有牵连。
古往今来，对汉武帝的评价不胜枚举。实际上最伟大的功劳，就是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黄沙掩埋不住这个民族不受欺凌的铮铮傲骨，悍匪消不灭这个国家高贵大气的雄国底蕴。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翻书读史，仍然会感觉到当时的天汉雄风与大国气象，仍然会惊叹于汉武大帝的雄才伟略，他把一个朝代的强大发挥到了极限。
中兴明主 允冠百王
推翻王莽新朝，民间有两股力量。一股喜欢在林子里钻着，因此被称作“绿林军”，而另外一股则喜欢将眉毛弄成红色，于是被称作“赤眉军”。两军合力将王莽赶跑了之后，为了争做天下之主，僵持不下。先是绿林军推举刘秀为皇帝，号令天下。结果，刘玄此人太弱，又纵情声色，不能担当此重任，“帝位”后被赤眉军刘盆儿夺去。两派大打出手，结果两败俱伤，被湖北一蔡阳人坐收渔翁之利。这个人征战12年，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蔡阳人就是后被称作“中兴明主”的光武帝刘秀。
汉朝在文景时达到富强，到武帝时达到极盛，武帝之后，始见衰微，以至于外戚专权让王莽拣了个便宜，于是汉朝出了“新朝”这么个异数。农民起义，推翻王莽，赤眉军和绿林军功劳很大，但是两军中都没有将才，因此所谓的两个皇帝，“更始”和“建世”上台不久便被废黜，沦为笑柄。刘秀在两军的征战中，拒绝“更始”调动，并与之决裂，之后，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更始帝刘玄，立刘秀为萧王，想召他去长安，刘秀不从。跟刘秀一起打天下的耿弇对刘秀说：“如今刘玄当皇帝，山东诸将各干各的，刘玄的皇亲国戚在长安横行霸道，百姓反而怀念王莽，由此可见刘玄必败，应当由您来定天下。”耿弇的预料是对的，他看清了刘玄的无能，也明白刘秀的英武，因此才说这样的话。于是，刘秀任命他为大将军去幽州调发十郡兵力，平定各处农民起义军，一年之后天下初定，刘秀称帝，又花十二年完成了统一大业。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所以，他能成功是个人品质使然，也顺应了历史潮流。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盛赞光武帝，说他“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甚至还说“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夸奖到如此地步。不过，总的说来，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确实斐然。比起武帝的穷兵黩武，光武帝刘秀则大施仁政，是历史上有名的仁义之君。王夫之说光武帝“允冠百王”，应该是从统治方略上讲的，因为“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光武帝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使天下晏然，的确不简单，从这里也可见其统治有方。遗憾的是汉朝史家对光武只是盛赞，却没有留下其安抚民众的治国策略，可算是一大遗憾。王夫之说“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则是称赞他逃脱了某种历史怪圈，夏商周三代后，人物品质每况愈下，竟能发现刘秀这样的人物，因此可能觉得他是异类，对其赞誉有加。也可理解为中国历史上，家庭旺盛能坚持三代已属不易，后辈总是在前辈积累之下，毁灭于骄奢淫逸。刘秀能取天下，也确实不易。
刘秀在位期间，做了很多为人称道的事情，而且他的个人品性卓然不群，所以才能使得东汉前八十年能繁荣富强。
刘秀早年“勤于稼穑”，就是喜欢种菜，这个习惯常被拿来开玩笑，不过幸亏他只是勤于稼穑，因为毕竟种菜很少种出艺术家来，所以才不至于像宋徽宗那样。作为一个皇帝，刘秀也堪称表率，他勤政爱民，简朴自持，虽然身为皇帝，却没有骄奢淫逸，好比一直以来质朴的中国农民。他只是粗茶淡饭，而不锦衣玉食，节约简朴，而不大兴土木，别国赠品必先分赏列侯，而后自己品尝，他看起来有时候更像一个老大哥，而不是一个皇帝。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他是个工作狂，“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早起晚归一直都在忙，经常与文武百官讨论问题到大半夜，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平民特质，是以深得人们喜欢。
另外，刘秀轻徭薄赋，与民休养，恢复实行文帝时的“三十税一”，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还大量裁减官员，历史上记载，“十留其一”，十个要裁掉九个，可谓大刀阔斧。如果放在今天，则不敢想象。他为了减少冗余官僚机构，合并了四百多个县。他对待人民也十分宽厚，用金庸的话来说，刘秀表现堪称洋洋大度。政治上，他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也有贡献。与高祖刘邦杀功臣不一样，刘秀封三百功臣为列侯，给他们厚禄，却削减他们的兵权，且不设丞相，扩大尚书台的权力。于是权力最后归皇帝一人。《后汉书》作者的范晔评论刘秀时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可见他在外交上“偃武修文”，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影响汉家两千年，但未能办到“止戈为武”，而百年之后的光武帝刘秀却办到了。刘秀名垂千年，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有件事值得提及，就是光武帝虽然不是十分尚武，但是当时国力强盛却是有目共睹。建武中元二年春，“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其印绶，印即“汉倭奴国王”金印。这里所说的倭奴王，正是其后绵延千年的日本皇室的先人，换句话说，两千年前，日本王室就是我大汉的“倭奴”。
刘秀用人很有一套。毛泽东在看完《二十四史》之后评价刘秀，说他是史上最会用人的皇帝。他本人才兼文武，豁达大度，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用人则更不用说，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是出自小吏、布衣、行伍。刘秀对待臣下不念旧恶、赏罚严明，只要有功，是仇人也必然赏赐，只要犯错，是亲人也必然惩罚。而且他能与将士同甘共苦，以贤名恩德怀柔天下。天下定于刘秀之手，不足为奇。
历代帝王在儿女情长上总有扯不完的故事，总是“钻石恒久远，绯闻永流传”，刘秀则不一样。他虽然跟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他本人却用情专一，几乎没有绯闻。他年轻时说“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结发之妻阴丽华最终居正堂，而仕宦呢，不光是做执金吾，连皇帝都做了，这两个人生理想算是都实现了。更值得后辈花心男人学习的是，皇帝在结婚十七年后，敢在诏书中说自己对阴丽华一往情深，看来刘秀还挺浪漫。女人能有这么一位夫君，实在是太幸福了。阴丽华对刘秀也是用情专一，而且很贤良，为他分忧解愁，是典型的贤内助。纵览历史各代，皇帝婚姻鲜有完美的。而刘秀与阴丽华能够浪漫而质朴，善始而善终，仅此一件事情，也可见刘秀的不简单。当时没有提“和谐社会”，细细想来，刘秀夫妇放在今日那肯定是举国之典范。
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帝王，却由于太过操劳国事，死在批阅文书的龙案上。国家有此明主，安能不昌？作为后人，想到此节，也当为之默哀。“光武中兴”每一个字都是刘秀用生命书写的。功劳赫赫，却不居功自傲，他在遗诏里更说：“朕无益百姓,（葬礼）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意思就是：“我没有给百姓造福，后事一切都从简，照汉文帝那样，不要浪费，刺史、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都不要离城相送，不用派人通知其他官员了。”做人到这样的境界，确实了不起。
人们喜欢把“光武中兴”与“文景之治”做对比，意在言当时之盛。实际上刘秀与光武帝也有一比，一个武功赫赫，一个宽厚仁慈。他们为汉朝的气象注入两股不一样的力量，武帝纯阳尚武，威武自信，光武帝调和淳朴，济世慈民。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浩浩天威，一个泱泱宽广。他们为中华民族之高贵气质，糅合进了自尊和厚重、强悍与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