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时，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杂家，还有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各个流派间的知识分子群芳斗艳，好不热闹。但是那时儒仅为百家之一。
后来到西汉，儒学开始显赫。武帝时出了个董仲舒，则彻底一改百家争鸣之局面，而独尊儒术。自此两千年来，儒治天下，其内核构建了民族之价值系统。关于儒学，后人多有评说，贬抑者近代以来尤多，对其功用持肯定态度的也不在少数。不管怎么样，从叔孙通到董仲舒，儒家逐渐走向了正统，形成了汉代之后统一的文化思想局面。
与之封闭一统的文化不一样的是，汉朝选拔制度体现出了多元和开放。钱穆说在此人才选拔制度，即察举制度的基础上，使得汉朝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当时皇帝的用人开放多元，想来与察举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察举从汉朝一直延续到隋朝，显现了它杰出的生命力。而察举本身与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度，则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三种人才选拔制度。
汉朝的多元和强盛，与文化思想和选拔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统一与开放，是并行于汉朝体制的两股源流。这种源自内部的调试，使得整个王朝不至于阴阳失调。
制礼仪 皇家威严排山倒海
五代的冯道自称“长乐老”，历五朝八姓十一帝依然不倒。欧阳修对其颇有微词，说他是“无廉耻”的“奸臣”。但是如果按他为百姓所作的贡献而言，其实还是值得称颂的。这样频繁跳槽，而且跳槽后还都当大干部，确实也不容易。不过在冯道之前的秦汉，也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物，他频繁跳槽，有人甚至说他是个“投机家”，他就是叔孙通。
但是，史家司马迁就曾对这个人评价很高，说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司马迁还描写叔孙通因功受赏后，能将五百金分给弟子，也算是稍有节操吧。实际上在那样一个不尊重儒者的朝代，生存确实需要智慧。他能选择明哲保身、伺机而动，对士大夫阶层本身的发展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较有利。以司马迁大哲，不难理解叔孙通的圆滑，其实他是看出了迂回委曲之中的忍耐和执著，于是说他“大直若曲”。如果今天以固有的道德标准来指责叔孙通，应该说是不够客观公平的。
汉朝建国后，刘邦精简了礼仪，结果上朝的时候，一片慌乱。大臣们在朝堂上也经常有失礼的行为，不是放声高歌，就是拔剑砍柱子，礼仪不通，刘邦对此十分不满。用柏杨的话说，当时的官员都是一起和刘邦打天下的黑社会头子，所以不好管理。按照今人孙家洲的说法，高祖刘邦本人本来是瞧不起儒学的，但是当他立国之后，他却不得不借助于儒学来稳定国家的统治。
这个时候儒家开始发迹了，叔孙通于是有用了。其实他还是蛮有远见的，跟陆贾差不多。陆贾曾经跟刘邦说过天下可马上得之，但是治国则马上不行，需要文武并行。叔孙通也认为儒学在进取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国家建立之后，到了守成时期，却必须借助于儒学之士。所以说他也很有远见，而且如果说陆贾是点明了方向，那他则是确定了具体的细则。他把他的主张跟汉高祖刘邦讲了一番，自己奏请允许他到鲁地去征召一部分鲁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来制定朝仪，维护朝廷上的君臣等级秩序，刘邦欣然允诺。
如同佛事的繁杂规矩一样，形式往往承载了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文化传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繁文缛节来延续的。很多威严光在嘴巴上说则不见得威严，但是定之以规，行之以矩则突显其不可违反。叔孙通找儒生集夏、商、周、秦四代的礼乐而成汉礼。回来一彩排，了不得。刘邦感觉很好，于是采纳了建议。而真正把汉礼“朝仪”施行一遍的是在长乐宫落成之后。
《史记》里对那次盛典有记载，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天亮时，由谒者（官名）掌礼，所有来访者排队依次进入殿门。宫中设有车骑、步卒守卫，满地尖兵利甲，到处旌旗招展。殿上传言“趋”，殿下的郎中和侠陛（伺奉）等百人入殿。功臣、列侯、将军及其他军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然后依爵位高低宣示来宾上殿。于是皇帝乘辇车出房，百官手里拿着旗帜而传警，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这时，自诸侯王以下，各人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后开始酒会，宫内侍从坐在殿上，全部伏下，以来宾尊卑依次敬酒。九觞酒后，谒者宣布“罢酒”。御史在场内执法，见到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把他带走。整个酒会过程中都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想象一下，那么大的排场气势恢弘，金碧辉煌，那么多的大官、卫士、宫女、看客，被叔孙通这么一整，整整齐齐，不乱了。如果再加上几声呐喊，震得整个长乐宫回声四起，有排山倒海之势，那种威严自是不言而喻。
所以按照上面这种描述，我们会想到当你从正面往里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偌大一个地方，一进去两面都是眼睛，高高在上的天子从对面俯看过来，不由你不心惊。百官都趴在地上敬酒，难怪能突显威严呢。用柏杨的话来说，刘邦当然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于是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柏杨先生戏称说是祭祀部长，并赏黄金五百斤，其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于是他的那些门徒都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说：“叔孙通真是圣人。”柏杨比较刻薄，将叔孙通骂了个不是。实际上在汉朝建立初期，能出现叔孙通这样的人，把乱哄哄的场面弄得有秩序，搞得有声有色，其实还是有进步的。单纯理解为向皇权跪拜，禁锢人性，有的甚至说自叔孙通始，中国遂没有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点牵强苛责，而且帽子也扣得太大了些。学者黄坚认为儒学在叔孙通手里，身份、作用是纯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戏班子并没有太大不同。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再核心的内容也需要载体将之表达，叔孙通定制“朝礼”只是儒家提倡礼仪的一个表现方面，实际上正因为叔孙通受重用，百年之后，武帝结束了黄老之无为之政，儒家才走上了政治舞台。于是才得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下来。至于近现代人对儒学的批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暂不讨论。
总而言之，叔孙通以其富有人情味的狡猾和敏感的投机本事，在乱世得以存活，并在后来辅佐刘邦，制定礼仪，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汉朝开国初期没规没矩的混乱局面，使得刘邦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君王能够很快建立其皇家威严，也使得后代能在其基础上建立更严格的礼仪制度，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甚至连朝服都要统一。
高祖十二年在平淮返回途中，亲赴曲阜召见儒生，用太牢之礼隆祭孔子，成为历代帝王中第一个祭孔者。可以说这与叔孙通以儒者的身份制定“朝仪”介入国家事务，是有关系的。
独尊儒术 权力集于帝王家
今天，在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个村庄叫“策村”。二百多户村民中除八户外，全部姓董。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其实这些村民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两千多年的董仲舒的后裔。这个“策冢”就是董仲舒的墓冢。因祖上董仲舒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所以后人为铭先人功绩，将董冢称为“策冢”。
董仲舒是汉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他自幼习儒家经典，精研《春秋公羊》，造诣很深，为时人所称道。正因为此，于是门徒云集，遂得“汉代孔子”之称号，可见当时名气之大。
但是儒学一开始的时候，发展并不是那么顺畅。信奉黄老无为之术，并由此尝到甜头的窦太后对儒学在汉朝的流行施加了很大的阻力。元年夏，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两位都倾向儒学，于是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也是儒学的门生，他们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一上任，就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这两个人还嫌人手不够，于是以厚礼请他的老师过来，希望可以一起制定明堂礼制。他们本以为武帝都说话了，看来应该大干一番，有所作为，似乎儒学的昌运来了。
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忘记了改革最大的阻力——窦太后。按照赵绾的意思，希望汉武帝不用再跟太皇太后打招呼，以便推行儒术。结果，这事情不久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窦太后大怒，加上太后周围也有一些不太同意行儒术，而好黄老无为的人的帮忙，于是很快赵绾、王臧被人以贪污罪揭发，武帝大怒，但是并未起杀心。在窦太后给汉武帝施加压力后，武帝将二人下狱，并迫令自杀谢罪。因为窦婴、田蚡也倾向儒术，所以亦免职反省。赵王二人的老师申公因年事已高，得以活命，所以又重归故里了。整个过程以黄老无为胜了儒学的作为，最根本的是因为当时的窦太后的缘故。后来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饱受压抑，武帝抱负有点施展不开。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派头号挡路石终于不在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窦太后是顽固派，其实她在历史上的作用，功大于过，是我国历史上辅佐君王治国的杰出女政治家。只不过在儒学昌盛的前期反对了一下，其出发点也是为了汉朝基业，实是无可厚非的。窦太后不在之后，儒学才真正开始昌明，此时董仲舒走上了台前，于是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对此有描述：“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田蚡上台后第二年，董仲舒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他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概括如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这三策里畅言时事，纵论古今。《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他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采绚丽而不浮夸，真可谓文采华丽，辞理严正，深得少年天子喜爱。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八个字，内有乾坤。先肯定君权是神授予的，告示天下皇权之不可侵犯和无所不能。但是又以天象示警，就是说灾难或者不正常的天象实际是上天在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班固在汉书中有叙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理论有他一定的好处，就是使得大臣们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利用灾相天变来劝解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主是应该受上天约束的，不能为所欲为，可以说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里比较进步的一面。这种理论很明显，对制约皇权是有作用的，也使得儒生有了参政议政的最佳理由，对治理国家来说有利。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凡是帝王，或者想推翻帝王统治的人，总是会弄出点“天相”出来，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在鱼肚子里放“大楚兴，陈胜王”的纸条，像后来各种起义很多都会整出点事情来，借助天的名义来做事情。可以说这种潜意识自古以来就有，董仲舒将之条理化，并把它明白地抽象成了理论。
事实上这种理论是很有用的。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后世帝王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应该就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的思想在董仲舒作品《春秋繁露》中多有介绍。董仲舒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的社会。大一统可以说是他所述《春秋繁露》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实际上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就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根本特征的思想统一。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直至现在。非常有意思的是汉朝的董仲舒和秦朝的李斯同样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但后者以焚书坑儒来统治文化，而董仲舒则以文化来统治文化。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者流弊皆深，但是很明显，董仲舒要“技高一筹”。
董仲舒提出思想之后，还积极推行。他建议设立学校，来宣扬儒家的那套文化。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尤其是改革选拔制度这一条，实际上作用至关重要。汉武帝时人才济济，与武帝的知人善用有关系，但是选拔制度也是汉武帝时人才云集的一个重要保证。
董仲舒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后人对其颇有微词，庞忠甲从政治上否定，干脆认为历史上的伪儒首席大师就是董仲舒。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
其实学术界对其争论的焦点还不在政治上的贡献，而在于其对文化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先秦时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了，文化开始变得单一。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之后，部分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思想家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国台湾柏杨先生就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国民党爱国元老于右任老先生读完《史记》后甚至写出这样的诗来：“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实际上儒学在整个发展中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的。孔、孟、荀为第一代儒学。董仲舒实际上是第二代了，儒学开始宗教化和制度化。第三代是陈、朱、陆、王的性理之学。从康有为开始的，儒学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于是形成近现代新儒学。一直到现在，对儒学的讨论到了更加白热化的地步。但是我们回顾整个的文化发展，实际上就是围绕儒学在打转转。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西汉的独尊儒术，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史学界的看法一分为二，这是因为所秉持的基本史观不一样。以当时的作用来看，功劳很大，因此褒之；而从对今天的影响来看，又多有抑损，因此贬之。当然这只是一个争议，更彻底的争议是孙景坛先生发表长文，证明“天人三策”不是董生所作，而系班固伪造。这种说法也自成一家。
不管怎样，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的观点比较中立，庞大。他认为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致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策略将百家糅杂而成。
后世有人夸赞董仲舒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这算是联系当时情况比较确切的评价。
广纳贤良图伟业 人才济济壮汉威
怎么把一块肉公平地切成两块分给两个人呢？你会说用秤称，其实不对。在汉初的时候，有个人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让这两个人一个人可以切肉但不能选择，只能选另一个人选剩下的那块，另外一个人呢，不切肉，但是有优选的权利。这样的话由于二者权力制衡，第一个人不管怎样切，为了保证他自己不吃亏，他就得尽量把肉切得公平一点，这样一来，不用秤称也能保证公平。两人都不会有怨言，拥有选择权的人，他自己选择的，因此没有理由说什么，拥有切肉权的那位，由于自己知道规则，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样巧妙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呢？是陈平。
史书上记载，他为乡里分肉，甚为均衡。用的办法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分为二，再分为四，直至分到人人有份。他为乡人所赞，他感叹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意思就是“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可见其当时抱负之大。但是往前追溯，我们知道封建世袭，正如钱穆所说“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大官是要有一定的血统的。陈平幼年时，家中贫困，想做宰相，岂不是白日做梦？但是众所周知，他后来还真做了文帝的宰相。这在秦汉以前讲究门第血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在整个汉朝，官方对人才的吸纳也颇显宽泛。
清人赵翼概括说：“汉初诸臣，唯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张苍，秦御使，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丧事者。灌婴则贬缯者。娄敬则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汉武帝的时候，人才济济，来源也很宽广。《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
这其中公孙弘放过猪，早年时没有什么显赫地位。东方朔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李延年则出身倡家，地位更低。关于张骞，早期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应该不是显赫之家，否则不会没有记录。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金日石单甚至是匈奴人。
再比如光武帝时的邓禹、贾复、吴汉等，都是提拔于民间。
这固然得益于当时皇帝的广阔胸襟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但是从武帝开始，兴太学之后，选拔制度就趋于定型。由此依靠皇帝个人品行而选拔人才的灵活措施，逐渐由官方建立起了一整套的选拔制度而代替。虽然比之从前，略显古板，但是长远来看，则利大于弊。
所谓太学，就是国立大学，全国仅此一所，有点像今天的中科院与社科院。按照钱穆的观点看，太学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武帝之前，郎官来自两千石官的官家子弟，按照老规矩，他们一般得照例请求，然后才能将子女送进皇宫当侍卫。作为候选接班人，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入党积极分子差不多。皇帝要考察你，等到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后，然后政府需要人，就从这些预备的人里选。武帝之后，这种实际只在权贵中流行的选拔方式，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彰儒学之影响，改革选拔制度，从天下求贤良。于是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进行考试，吸引了许多民间知识分子，这些人不是贵族子弟。而汉朝开国时，高帝刘邦用人有术，很多官员全是自民间而异军突起，是因为当时刚建国，特殊情况决定，与刚才说的不同，需另当别论。
钱穆先生概括说汉代的选举是“乡举里选”。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认为这种选拔大约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新皇帝上台，需要用人，以昭天下，求贤以用。另外一种是灾难之后，皇帝罪己，于是公开选拔人才，以补己过。还有一种，是在民间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将选拔出来的人任以官职。这种制度就叫“察举”。它起于汉初，汉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这个时候选举制度遂成。汉武帝曾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是为明证。
到了汉和帝时，举孝廉则改按人口比例来安排。史书上说是每二十万人一年内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两年举荐一人；不足十万者三年举荐一人。到了汉顺帝时，又多了条规矩，规定凡是被举荐孝廉者必须年满四十岁。这个时候就比较成熟了。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日渐严格，被举荐者如发现不合标准，要承担责任，或被贬秩，或被免官。当然制度也并不是绝对完美，到东汉的时候，逐渐生出腐败来。
不过总的说来，由于汉朝选拔制度的制定，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选拔办法。从民间优选人才，打破了贵族垄断的局面，使得贫穷的读书人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皇帝把人才选拔出来之后，放在皇帝周围进行考察。然后等用人的时候，这些人就有用武之地。又因为地方上人才需求比较大，所以选拔的人才很多被下放到地方。这样一来，通过几次转折，这些人的为官水平，就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如果在地方做得比较好，有可能又被调回中央，而做得不好的则可能被贬到地方，我们说董仲舒对汉武帝的文化贡献不小，可是汉武帝仅仅让他做了地方王的相，就是因为他行政能力不行。
所以，汉朝以来，那种血统及身世决定论，就没有市场了，变成了真正的“学而优则仕”。于是重心从贵族、从血统上移植到了读书人这个载体上，某种程度上放宽了选拔的范围，为缓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矛盾，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缺口。今天看来，这也是平衡一种极端的折中办法，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另外设立大学，也延续了人才的更替，使得官方不用在紧急时候才访天下名士，而是在平时，就源源不断地从地方上吸纳贤良，可以说开储备人才之先河，也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总而言之，汉朝把大气象都占尽了，有好皇帝，又有强人为之建立好制度。所以汉王朝才破先秦之暮色，开新汉之朝风。其人才之胜，用才之准，为后世人杰所盛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