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承认未曾看过证词。金梅尔向他保证至少6个其他证人听到过斯塔克的证词。金梅尔说，“我确信斯塔克是在宣过誓后对法庭说的谎，听了斯塔克的话之后，我对海军深感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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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稿接踵而来的批评迫使史汀生寻找反驳陆军委员会指责的新资料。他把这一工作交给亨利·克里斯琴·克劳森少校，克劳森曾担任该委员会助理记录员。他在入伍之前是一名律师，曾任加利福尼亚北部行政区美国助理检察官，以后在金门桥修建期间担任总工程师的首席律师。战争爆发时，已经在陆军后备队的克劳森自愿提供法律服务。他曾经为牵涉进俄亥俄一件空中丑闻的军事审判起诉，造成最终定罪。这种经历，加上手持参议员杜鲁门给陆军部写的推荐信，使他分配到了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目前他是军法署署长手下的职员，军法署署长对陆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异议颇深，他交给克劳森一份未被调查的主要人物名单，要他穷追不舍。有争议的布拉顿上校和萨德勒上校是其中“要进一步讯问”的最重要证人。
被史汀生挑选出执行这一新使命是一个机会。对克劳森来说，陆军部长是这场战争的大人物，而且他本人并非完全同意陆军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对马歇尔的指责过重。总之，从史汀生的观点讲，克劳森是执行一种困难而敏感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准备就绪后，克劳森1945年2月开始在华盛顿调查，集中在“风”指令上。摩西·佩蒂格鲁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是布拉顿在情报部门的助手，他作证说，“大约在1941年12月5日”，他现在想不起来的某人给他看了“表明日美关系岌岌可危”的“风”指令。他记下了这份“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电报，因而，他应想不起来的这个人要求，准备了一份拍往夏威夷的电报。
卡莱尔·杜森伯里上校接着划押起誓，他是指示佩蒂格鲁草拟这份电报的那个人，电文如下；“联络指挥官罗彻福特立即通知第14海军战区司令有关东京发出的气象预报的广播。”
杜森伯里作证，“我记得发这份秘密电文的原因是，情报官收到了被破译的截获的情报，尤其是‘风’密码，表明了美国面临的危险。”
克劳森定期向史汀生汇报他的进展。3月初，他报告，他正在使重要的证据大白，即肖特对与日本立即开战有更多的了解，而他则很少承认这一点，他清楚“风”密码，得到了预先通知，日本人在进攻前夕将销毁使馆的密电码与文件。
克劳森的上级确信现在已是中校的他找出了推翻陆军委员会调查结果的线索，派他去对珍珠港事件收集更多的证据。
在雅尔塔，三巨头在战后世界划分上达成一致。胜利在望，俄国人渡过奥得河，美国从突出部战役遭受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后，渡过了莱因河。在柏林，希特勒像鼹鼠一样成天钻在他的地堡中，做着黄粱美梦——在这最后时刻，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如梦初醒，携手对不信上帝的红色俄国进行讨伐。
掩盖有关珍珠港事件真相的努力正在转交给参议院中忠诚的民主党人。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尔两人把相同的议案送给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议案禁止披露任何密码之事。3月30日，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在参议院提出了他的议案。
翌日，金梅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偶尔看到有关这一议案的一则费解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在波士顿的拉格，然后匆匆忙忙整理行装，离开他在布朗克斯维尔的寓所，前往华盛顿。他在试图搞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时，接到了拉格打来的电话。他说，参议员弗格森在加勒比地区时，这一议案在参议院已获通过，已经送到了众议院。
金梅尔孤注一掷，开始给众议员和参议员打电话，他仅仅想了解，如果众议院步参议院的后尘，珍珠港事件就不会被完全揭露出来了。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他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后者是由纽约的哈里斯海军上将介绍给他的。他来到迈耶的办公室时，这位出版人已让他的两个高级作者到场。4个人讨论了这件事，翌日早晨，邮报的头条新闻攻击了托马斯议案。对民主党试图隐匿珍珠港事件真相的很有刺激的挞伐接着刊登在4月12日的期号上。“我们不再能依靠参议院使国家免遭对我们自由的行政剥夺，强调这一点实为憾事。”在议案通过前参议院仅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并且禁止旁听。“由于不是有气无力，就是面色困倦，不是缺乏兴趣，就是明显抱怨，参议员们同意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的无稽之言。然而这一议案将封住任何想公布最初是密码电报的情报的人的口。结果将是使这一著名时期的历史置于保密状态，因为整个这段历史都可追溯到一份密码电报。你会相信，如果这一议案通过，它试图不让公众知道的几乎每件事情都首先将置于密码状态。”
该日稍晚传来消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佐治亚去世。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 注：这一天，在驱车去住处的路上，麦克阿瑟对他的军事秘书邦纳·费勒斯准将说，“嗨，老头子去了。这个老头子，如果有一条谎言够用的话，他就永远不会讲实话。” ] 。拉格从波士顿赶来，在哈尼菲和拉文德的帮助下，为他们在国会的朋友起草了讲话。讲话十分有力，以致参议院批准了重新考虑托马斯议案的提案；此时，这个欲要隐瞒真相的议案已经递交给众议院，这一问题被炫耀得太彻底了，结果它被众议院宣布无效。金梅尔后来写道，“我总是在想，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我们是否会获得成功。”
4月18日，福莱斯特尔会晤了新总统。他告诉杜鲁门，海军上将H·肯特·休伊特被选出来继续珍珠港事件的调查。“我告诉他，我对国会负有继续这一调查的义务，原因是我不太满意我们海军法庭提出的报告。”
休伊特调查在6天前全国庆祝德国无条件投降时拉开了帷幕。虽然休伊特上将是这次调查名义上的负责人，许多询问由他进行，但真正的工作由福莱斯特尔的特别助手约翰·F·桑尼特以及他自己的助手约翰·福特·贝彻上尉具体进行。
他的最重要证人是萨福德上校，他首先在海军大楼的1083A房间受到非正式盘问。一个颇有名气的纽约律师桑尼特问了许多有关萨福德对以前调查的证词的问题，他们讨论了他的证词与其他证人证词之间的差异。
萨福德在一份要存档的机密备忘录中写道，“我第一次遇见桑尼特海军少校时，他与其说担任调查官员的一名法律助手，不如说是已故部长诺克斯和海军上将斯塔克的‘辩护律师’，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目的看来是驳斥不利于华盛顿的任柯人(对此前调查)所做的证词，诱使‘敌对’的证人改变他们的陈述，导出他不能影响证词被推翻的引起怀疑的成分。他首先试图诱我推翻我关于‘风指令’电文的证词，使我相信我正患有幻觉症。”
5月18日和稍后的一两天，萨福德再次与桑尼特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在这些稍后的场合，桑尼特与第一次一样，试图劝我相信根本就不存在着‘风指令’电文，我的记忆一直在捉弄我，我把‘虚假的风电文’与我始终期望的东西搅在一起，我应该改变证词，以便使所有以前不一致的地方能自圆其说，由此了结此事。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想法赤裸裸地暴露在外，在一些情况下，它是含蓄话内，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未被说出，但显然是考虑的目的。”
萨福德清楚地记得在这三次协商过程中，桑尼特使用了下述说法：
“你是看来曾见过风指令电文的唯一之人。”
“风指令如何能在美国东海岸收呀到，而在靠近日本的任何地方则听不到？”
“是否曾存在一个风指令很让人怀疑。”
“改变你的证词决不是对你诚实的指责。”
“在如此长的一个时期之后，你记错此事决不是对你记忆力的指责。”
“你提到的许多证人都否认完全知道一份风指令电文。”
“你不必为金梅尔海军上将人中取栗。”
但是当萨福德5月21日正式出现在休伊特上将面前时，由各种启发、暗示、含蓄的恫吓和诱骗构成的接二连三的聪明猛攻丝毫未对萨福德起到作用，他重复了以前所作的证词，仅仅有几处些微改变。
萨福德离开房间时问休伊特。在这位海军上将的脑海中对存在一个“风”指令是否仍然存在着任何疑虑。据萨福德的备忘录记载，休伊特面露惊色，还未等他回答，桑尼特就说，“当然，我不处理这一案件，我不知道休伊特上特是怎样决定的，但对我来说，所谓的风指令是否曾被送出令人怀疑。”
休伊特思考了片刻，然后对萨福德说：“你没有资格问我是什么意见，但我将回答你的问题。除了你那没有根据的证词外，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份风指令电文的证据。我不怀疑你的真诚，但我相信你把含有风名字的其他电文之一与你期望接收的电文混淆了起来。”
就萨福德来说，他并不怀疑休伊特上将的诚实，“但我的确认为，桑尼特成功地蒙蔽了他。”
萨福德也确信，桑尼特对现为海军上校的阿尔温·克雷默也故伎重演。同一天下午，他传克雷默来私下协商，让他看了许多截获的情报，但是未对萨福德起作用的东西则在克雷默身上获得了成功，克雷默病情初愈，精神疲惫。翌日，他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对海军法庭作的这种正面证词，即他曾在12月初看到过“风”指令电文，其内容是，“东风，有雨”。
他承认见过“风”电文，但现在不能回忆起所用之词。“正如我以前在珍珠港作证的那样，‘Higashi no Kaze ame’也许是特指美国，但现在我对这一点则不能肯定，我认为我在那时是肯定的。”他解释说，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改变了最初的说法。
“出于那种原因，我现在至少记得，那份电文涉及英国，可能还有荷兰，而不涉及美国，尽管它或许也与美国有关。”
此后不久，他承认，前一天下午，桑尼特让他看了许多电文，恢复了他的记忆。如果金梅尔及其律师被允许到场，他们的盘问能够表明与桑尼特这次非正式会面的详情细节；以及是否给克雷默施加了压力以改变他的证词。
在后面的一次开庭中，拉格也会激烈抗议休伊特宣布鉴于克雷默的证词，兹决定不传唤诺伊斯海军上将为证人，这位上将以前的证词足以有据。此外，根据萨福德自己的证词，看起来他只是“认为在”41年12月4日左右收到了一份与美国有关的“风”电文，克雷默上校和一名值班官员让他看了一下，然后送交诺伊斯上将。……尚无任何其他证据说明收到一份与美国有关的‘风’密电。”
6月下旬，休伊特召见萨福德，但丝毫未问有关“风”指令的问题。显而易见，在休伊特及其助手看来，这一问题已无足轻重。萨福德离开华盛顿，前往马布尔黑德度假，7月3日拜访了查尔斯·拉格。他告知了与桑尼特打交道时的严峻考验，相信同样的措施被用于有利于金梅尔的其他证人，尤其是用于罗彻福特和克雷默。
拉格问这次调查可能会有什么结果。萨福德认为，休伊特将提出替华盛顿开脱全部责任的报告，把责任分给肖特和“不可抗力”。关于他们是否会试图把任何判断错误归咎于金梅尔，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萨福德离开时问，如果他在他也许做过的事情上招致责罚，拉格是否愿意充当他的代理人。拉格在一份备忘录中特别提到，“他提出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与我的那种关系使他有可能合法地与我无拘无束地谈论这些利害攸关的事情。”
休伊特在其官方报告中得出结论，“这次遭攻击前没有任何使用与美国有关的密码(东风，有雨)，电文被截获。”斯塔克因为尤其在遭攻击前那一周内没有用截获的其他日本电文向金梅尔提出警告而受到批评，但休伊特仍然认为，金梅尔“拥有足够的情报”表明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
金梅尔甚至在得知结论之前就牢骚满腹。他特别问休伊特他是否能够出庭，但遭到拒绝。休伊特致信金梅尔的传记作者唐纳德·布朗洛说，“我详细研究了早先每次调查中的每句证词，当然包括金梅尔海军上将自己的所有陈述。关于他出庭到案，我是很高兴听他的陈述的，尽管坦率地讲，我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补充他已经说过的话。然而，福莱斯特尔部长本人不同意金梅尔上将更多地露面。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因为其结果将是误解、怨恨以及一些原先友谊的丧失。”休伊特把责任推给了福莱斯特尔，提出了从未解决的一个重要之点。海军部长虽然拒绝允许金梅尔盘问证人和聘请律师，但批准这位海军上将出庭作证，“不管是应他的要求，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福莱斯特尔私下里指示过休伊特不要理会这种书面允许吗？抑或金梅尔上将主动行动了吗？
休伊特从未认为金梅尔无论如何犯了玩忽职守罪，在他的结论中，称赞他“精力饱满、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和积极主动地致力于使这支舰队做好战争准备”。他既不想替海军部开脱，也不想使金梅尔作为一个替罪羊。但是当福莱斯特尔看了休伊特的报告后，他把之视为证实了自己对海军调查结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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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在马歇尔的怂恿下，一个人进行的另一调查正在进行。萨福德在休伊特对他讯问期间，提到一种第三手说法，一个名叫比斯尔的上校“奉马歇尔将军的直接指示”销毁了“风”指令。他不大情愿地透露，这一说法来自威廉·弗里德曼，一个破译“紫心”密码很有名的人。休伊特随后与弗里德曼进行了面谈，后者作证说他是从萨德勒上校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卡特·克拉克上校曾经把马歇尔的信带给杜威，这次他又被这位参谋长利用来查寻反驳这种指控和其他指控的证据。7月14日，萨德勒进而证实，他被告知要把电文销毁。“1943年的某个时间，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艾萨克·斯波尔丁将军告诉我某事，大意是，J·T·B·比斯尔对他说，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全部文件正在销毁或已被销毁。”
3天之后，即7月17日，斯波尔丁将军向克拉克承认，他曾与萨德勒讨论过此事，但首先想使之存档在案，当时他“完全相信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决不会牵涉进我将给予证词的事情之中，我现在仍然相信，两人无一清楚这件事的整个过程”。
在军队服过役的任何人都会理解这种小心谨慎的否认，之后斯波尔丁说，1943年他与约翰·T·B·比斯尔上校在布拉格堡交谈过珍珠港事件。斯波尔丁对迈尔斯将军和海军未能跟踪日本特遣舰队表示吃惊。“我对他们的无知或未能侦察到这种情况而感到十分震惊！我记得我关于舍曼·迈尔斯的侃侃而谈，在职业方面我对他并不十分敬重，我想我记得告诉他……我认为舍曼·迈尔斯是个‘神气十足的小人’……。”斯波尔丁也披露，比斯尔告诉他“某些电报已经收到，放在情报官的档案中，他认为很有必要将之销毁。我模糊地记得，这些电文贬损陆军部，由他(比斯尔)本人负责销毁。我还记得，它们是机密情报，总统、国会、公众、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不了解它们是最好不过的了。我预感到比斯尔销毁了它们，甚至当时的情报官雷蒙德·李将军也不知道还保存着它们。”
接着就轮到了现为准将的比斯尔作证。他承认与斯波尔丁讨论过珍珠港事件，进而证实听到迈尔斯被称为神气十足的小人。但他否认说过任何电文已被销毁的话。他也不曾听到任何关于电文正在被销毁的事，除了1940年清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档案是个例外。
“你销毁了你称为极其重要的档案，因为如果众所周知这些档案还存在的话，将对陆军部十分不利，你在什么时间告诉过斯波尔丁这样的话吗？”
“我没告诉过他。”
就陆军部而言，这种断然否认使这件事就此了结。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设想，如果比斯尔于了任何不合适的或非法之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否认这种断言的。人们完全可能认为，他大概对老朋友斯波尔丁吐露了真情，从未想到这一内情会受到官方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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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森上校前往太平洋和欧洲。在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6月初走访了现为中将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 [ 注：该年初，斯塔克的代理人里奇蒙上尉在马耳他碰巧与史密斯和马歇尔将军同乘一车。里奇蒙说，“将军，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我曾与您在华盛顿市区发生过一点争吵。”马歇尔还认为他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里奇蒙。“我是斯塔克海军上将在调查法庭的代理人，我协助过哈特海军上将，问您几个问题好吗。 ] [ 注：” 马歇尔说，“好吧，顺便说一下，他们使我完全卷入了那件事。”他记不起12月6日和7日周末发生的任何事情。 ] [ 注：史密斯插话说，“将军，有一本包括全部事情的书，珍珠港事件后的那天，你让每个人就能够回忆起珍珠港事件前的日子和那一天发生的每件事情，各写一份备忘录，收集成单卷本。是我做的这件事。” ] [ 注：马歇尔想知道这本书究竟写的是什么，史密斯说，它仍然存放在参谋长办公室的保险箱中。 ] 史密斯起初反对询问他。他对仅仅是一个中校的克劳森“摆臭架子”，坚持此事应该上交艾克。但克劳森不是能被吓住的人，他奉职衔更高的史汀生指令行事。在面谈期间，史密斯断然否认萨德勒上校声称他曾在12月5日要史密斯和杰罗授权他发给夏威夷一份警告，但遭到两人拒绝。他也否认布拉顿上校的断言，即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曾交给史密斯一份内容有13部分的电报。他说他在12月6日下午9时左右就离开了办公室，因此当布拉顿交付电报时他不可能在办公室。
数周之后，克劳森在戛纳见到了杰罗，他也否认萨德勒的证词。此外，他从未见过任何“风”指令。“如果我收到过这样一种电报或警告，鉴于其重要性，我相信我现在会回忆起这一事实的。”他同样否认布拉顿在12月6日晚上曾交给他那份13部分的电报。
布拉顿现在是柏林管区参谋部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柏林管区的参谋长保罗·兰塞姆准将把布拉顿看作是“一个能力非凡的官员，尤其十分胜任情报行当，在俄国不妥协造成困难的形势下，他在柏林工作得很出色”。
是年7月，布拉顿行走在环绕柏林的奥特巴恩路上，他正要去英国防区司令部，这时一辆英国小车赶了上来，示意他停下。克劳森上校走出车，告诉了他这次使命的内容，他有权力讯问布拉顿。他们一坐到布拉顿的军营宿舍，克劳森就发现他把这次讯问所必需的文件遗留在了巴黎。他向陆军情报部门发报请求由信使把这些文件尽快送到柏林，但被告知这种材料属于绝密，讯问将不得不在巴黎进行。
布拉顿惊魂未定，去找朋友威廉·F·海姆利希中校，海姆利希是第15军作战情报部门负责人。布拉顿说了他如何不得不与克劳森上校去巴黎，担心也许回不来。然后详细地描述了日本进攻前发生的事件，他在军需大楼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描述了他以后与马歇尔的问题。他从办公室的保密箱中取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信封，解释说里面装着珍珠港事件之前数月内呈送马歇尔的情报摘要副本。这些摘要准备送交总统，布拉顿请海姆利希注意许多段落已被划掉，边上签着“乔·卡·马”。
海姆利希回忆说，“如果他回不来，我将亲手把这些文件交给他的家属。他没有说他也许回不来的原因，我想他也许直接从巴黎回华盛顿。”
7月27日，讯问在威尔士亲王旅馆进行。克劳森给布拉顿看了他在此行中收集的许多宣誓书。布拉顿看了比德尔·史密斯和杰罗两将军的宣誓书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证词，即他曾把有关珍珠港事件的那份13部分电文交给了这两位官员之一，在驳斥自己的宣誓书中，他说，“与我在此陈述也许相悖的任何我以前的陈述或证词……应该根据我在这里的陈述修改之和考虑改变。这份宣誓书现在反映的是我对所阐述问题的最佳回忆，一种比我以前在陆军珍珠港委员会作证时更好的回忆，是我的记忆在几个方面恢复之后写成的。”
布拉顿变乖了，返回了柏林，没说什么就从海姆利希处索回了他的直接影印文件。
克劳森的下一个证人是萨德勒。8月13日，他们在华盛顿会面，像布拉顿一样，他否认了以前的证词。他在12月5日从未与杰罗和史密斯两将军协商过有关对夏威夷的警告。他也未曾见过“风”指令电报。
3天之后，不知疲倦的克劳森前往波士顿走访了迈尔斯，他在寻找材料过程中行程已达约5万英里。迈尔斯将军否认，在12月5日曾就萨德勒可能从诺伊斯海军上将处收到一份可能的“风”指令的情报会见过萨德勒上校和布拉顿上校。
克劳森的调查结果使史汀生十分高兴。虽然这位走来走去的上校揭露出一些证据，引起对华盛顿发给肖特情报之程度的重重疑虑，但陆军部长对布拉顿和萨德勒那大为不利于马歇尔助手的证词受到否认而感到慰藉。进而牵涉到参谋长本人的任何新材料都未出现。毋庸置疑，克劳森和克拉克两份报告的纯结果将会使陆军部从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提出的指控中解脱出来。
7
在五角大楼的另一部分，休伊特的结论使福莱斯特尔同样如释重负。在这位海军上将的报告上签字时，福莱斯特尔发现，在阻止给金梅尔清楚表明进攻夏威夷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上，华盛顿的官员丝毫没有过失。他尤其否认存在任何截获的“风”指令。但他确实指责金梅尔和斯塔克未能表明“履行与其军衔及其指定职责相称的指挥所必需的高超判断” [ 注：休伊特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集粹》的一次录音采访中声称，“福莱斯特尔部长在这件事上有一些非常固定的思想。他想要我找到我不能找到和找不到的某些东西。我没有根据他的某些思想提出一份报告，我想他对这一点很失望。”遗憾的是，休伊特没有讲出福莱斯特尔的“思想”是什么。 ] 。
福莱斯特尔对休伊特的报告十分满意，致使他感到再无理由阻止让公众知道海军调查的报告。8月17日，既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三天，他与杜鲁门总统讨论了这一问题，杜鲁门曾因在《矿工》双周刊上的文章中攻击金梅尔和肖特而使自己搅进了珍珠港事件的争执。他对这一行动十分懊悔，现在决心使自己和其政府不沾上这一问题。他毕竟不曾卷进战前的政策，不必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这一问题使民主党政府免遭新的攻击，而不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他同意福莱斯特尔的意见，即最佳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快地彻底结束这一争执：第一步应该公布陆军和海军的报告。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下述理由不再能够成立，即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珍珠港事件的机密材料不得公开。精明的杜鲁门说，对这种材料的否认“只是增加和加剧了环绕在诸如珍珠港事件这样具有广泛国家利益的事件上的神秘气氛”。
史汀生或许不喜欢这一主意，但没提出任何异议，8月29日上午，杜鲁门、他的顾问以及陆军和海军两部的官员开始商定公布这两份报告的最后细节。但福莱斯特尔担心杜鲁门是“一时冲动”采取行动，所以提出要重新考虑。他本人和金对海军法庭报告的两个批文对金梅尔谴责很重，致使福莱斯特尔害怕公布这种批文会使这位夏威夷的指挥官不能收到诺克斯1942年保证的无偏见的军法审判。与此同时，海军部长认识到压制公布海军法庭的调查结果可能导致被指责掩盖真相。
福莱斯特尔对杜鲁门说，要解决这种两难窘境，要么是对金梅尔和肖特进行军法审判，要么成立研究这一案件的另一个委员会，他提出，虽然已宣布对这两个指挥官进行新的审判，但为什么陆军不公布它的报告，以及海军什么都不公布呢？
史汀生的两个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都起劲反对。为什么他们应该接受一项让陆军受谴责的建议呢？在这点上，总统结束了这一争执。他保证，尽管全部公开，金梅尔也会得到公正的审判。
在那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宣布，两份签署的报告将予以公布。他特别提到，在陆军委员会的报告中存在着对马歇尔将军的批评，史汀生在其声明中视之为尖锐问题，被描绘为毫无根据，参谋长“始终以其通常的‘非凡技能、活力和效率’行动着。我衷心赞成陆军部长的这种表达。”然后他进而说，“无疑，我最充分地信任我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战时领导人的技能、活力和效率”。
以这种方式向公众公布陆海军报告，致使报告被谴责它们的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尔的批文搞得模糊不清。其实，一些读者的印象是，陆海军报告进而证实金梅尔和肖特有罪 [ 注：当陆军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拉塞尔将军看了来自华盛顿的首批电讯时，他感到很厌恶。“当这些报道在华盛顿受到‘操纵’时，新闻界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几乎未置一词。对这些调查结果的批评则被大载特载。总统和陆军部长轻描淡写地为赫尔先生辩护，因为他在我们的报告中受到轻微批评，但马歇尔是他们重点营救的一个人。可拎的老斯塔克完全被遗忘了，他的玩忽职守与马歇尔的玩忽职守几乎没有区别。其实海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导致他不再承担所有应负的官方责任，而这些调查结果事实上得到了批准。这种实际上把斯塔克踢出海军的处理是多么奇怪——被总统和陆军部长描述为马歇尔非凡技能、活力和效率的例证。” ] 。“大多数新闻记者和电台评论员对这些公布出来的材料百般挑剔。海军部下属的宣传处发现相悖的反应来自64％的社论撰写人、54％的报刊专栏作者和68％的电台评论员。《基普林格华盛顿通讯》称之为一种掩盖手段。“这些高层人物现在正审判自己的行动。他们躲避所有谴责，相互进行洗刷，讲出部分真相。这也许是自然的，但不是诚实的……。”
政治评论家加布里埃尔·希特在共同广播网上做出的立即反应可谓是那些替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辩护的典型。“如果任何人今天晚上问谁完全信赖地支持乔治·C·马歇尔将军，我将回答：记下我的名字，……与千百万的其他美国人站在一起。”
杜鲁门在翌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阻止不满趋势一筹莫展。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连珠炮似的尖锐提问：报告为什么在美国军队进入日本的那一天公布？报告像某些人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开脱吗？他下令对金梅尔或肖特进行军法审判了吗？为什么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的通信中断？对最后一个问题，他给的回答只能产生更多的疑虑。“我得出结论，整个事情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在珍珠港事件形成的这种最后形势中，国家与任何个人一样承担着相同的责任。”
这种说法激起普遍义愤，纳什维尔的《旗帜》报表达的义愤具有代表性：“把责任强加给美国人民的企图是一种国家的侮辱。”但看来报告产生的最具破坏性的结果是对乔治·马歇尔的贬损，战时新闻处的一份新闻摘要报告，“毫无办法摆脱马歇尔将军的名声受到玷污这一事实。……他的名字与金梅尔和肖特列为一类，美国公众早就被引导，认为这两人对珍珠港悲剧负主要责任。”华盛顿谣言四起，马歇尔打算退役，要求军事法庭除掉他的名字。这种传闻被官员们说成是“一派胡言”，但华盛顿谣言制造厂则把之视为唯一的确证。
总之，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最后彻底调查的要求来源甚广，日渐增高。到了9月初，国会看来很可能要批准一次全面和公正的调查。5日，两个调查议案在众议院提出，翌日，参议院的一个议案有望出自弗格森参议员。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软弱无力地试图阻止国会的任何调查。他不无感触地说，“我希望国会能够忘掉此事”，然后长叹一声，“但我猜测它不能忘记。”
国会不可能忘记，多数党领袖巴克利宣称，总统不仅批准了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而且还敦促抓紧进行。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进而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一无所求。
《芝加哥先驱报》宣称，“虽然已故的罗斯福总统的名字在这次辩论中没有提到，但巴克利、弗格森和另外几个参议员的话清楚表明了一种意识，即如果把证据摆出来，只有国会的调查才能有望确定罗斯福先生承担的责任。”
参议院的这个议案被送到众议院，雷伯恩答应立即予以考虑。肯定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公众最终被允许参加对1941年12月7日以来曾威胁美国团结的一场争执的公开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