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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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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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众议员基夫提出指控，说有证据证明某海军情报官员“被迫”推翻了他有关“风”指令电报问题的证词。打那儿起，公众对萨福德、克雷默和“风”电报的兴趣倍增。基夫所说的某海军情报官员就是克雷默上校。他正被监护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神经精神病房。基夫向美联社透露：“他奉命住进海军医院。他们收走了他的制服，给他发了睡衣、浴衣和拖鞋。”他曾同克雷默谈过三次话，确信他对这种限制很生气。
但克雷默否认他在被监护，否认他不能与外界接触。他说：“我有病，住院接受几周的治疗。我生活得很好，没有受到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监护和盘查。医院对我的诊治尽善尽美，十分周到。”他说想什么时候出院都可以，并说他时刻准备着，国会听证会随叫随到，出席作证。
关于“风”指令，理查森的前任曾对他有过简要的交待，米切尔在一份备忘录中说：虽然先前的证词和有价值的报道使这一问题令人生疑，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说：“我们对‘风’密码电报事件全过程的所有反应，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整个一个庸人自扰。即使日本人广播时传出了信号，我们的陆军都和海军部也收到了这一信号，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国人民已经知道了一切。”米切尔希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但同时他又写道：他发现，围绕这件事出现的轰动效应使人必须继续搜寻证据。
这反映了民主党人的态度。他们不仅贬斥“风”指令的意义，还坚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风”指令。而共和党人及一些中立评论家则认为，不能绅士派头十足地对待这件事；电报的存在证明：华盛顿完全掌握了偷袭珍珠港的警报，应该提前采取行动挫败偷袭。
除萨福德本人外，这件事最最关键的人物可能就是空军一级准尉拉尔夫·T·布里格斯了。他清楚记得曾于1941年12月初接收到了“风”指令信号。当时他是一名优秀的报务员，被指派在海军东海岸监听站(M站)专门监视日本的侦听活动，他是日文教师，那天夜里在M站值班的人中只有他明白“Higashi no kaze ame”的意思是“东风，有雨"。
布里格斯到华盛顿时，国会听证会即将举行。他受命接替萨福德的工作，在海军通讯联络部安全情报局任职。机关现在内布拉斯加路的原女子学校。报纸含沙射影，有的说萨福德在“风”指令问题上说谎，有的说他思想混乱。布里格斯对此非常关切，但又无能为力，同其他情报人员一样，他的保密意识极强。他曾立过誓：不经官方允许和同意，绝不透露一个字。1945年12月初，他接到萨福德的电话，萨福德恳请他到18号楼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这时他才知道萨福德就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萨福德在电话中对他说：“我要跟你谈点儿事儿。是关于监听到的电报的事，就是日本人的那些电文，我正在查找。你也许能证实有这些电报，你也许能帮我摆脱困境。”
几步路就到了院子的南边。布里格斯找到了萨福德。此人温文尔雅，谈吐柔和，递给他几张短笺，而后突然问道：“你的签字是RT吧？”
布里格斯应道：“是的，先生，我的签字是RT。”收报员必须在每份接收到的电报上签字。
萨福德说：“我从记录上确认了这一点，我相信你就是抄收那则特别电文的人，你就是抄收那份‘风’指令电文的人。”
布里格斯紧张起来。他说：“噢，可能吧。”他不知道先前的调查已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但他感到一切尚属机密，也许是高度机密。
“那么，你记得起那份电文吗？”
“我想能记得起来。”
萨福德说自己曾有过电报，可不知怎么的，电报丢了。他记得在整理向罗伯茨委员会听证会提交的有关材料时还见到过电报。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来证实一下的原因。”
数月来，萨福德一直在寻找“风”指令电报，但一无所获。最后，他想到要找一找那个接收电讯的收报员。
可是，这一问题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现在还能使布里格斯说出真相来吗？
然而，使他欣慰的是：布里格斯承认了他是监听日本侦听活动的人员之一，并承认是他收录了那三份可能还存在的“风”指令电报。这些监听人员原是直属萨福德自己的办公室领导的，布里格斯看到，萨福德手头有张其他收报人员的名单和签字。萨福德还拿出了先前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这些是证词，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
布里格斯明白，上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熟知一切。萨福德证实了布里格斯就是收录“风”指令电文的那个人。布里格斯回忆道：“当然，我承认是我收录的电文。”1941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里，他发现自己在收抄“Higashi no kaze ame”。他立即查对监听报务密码，并肯定那就是所说的三份电报中的一份。除原文外，他还复印了两份，他做了值班记录后就给他的上司报务长DW [ 注：一些人的名字和材料被美国海军从布里格斯于1977年1月13日所作的正式谈话录音带上删节了，这些删节只涉及有关安全的材料，并不影响布里格斯所叙述的内容。 ] 打电话。DW住在站里，对他说：“立即报告华盛顿总站20G。”总站20G就是萨福德的办公室Op－20－G。
萨福德在说明了他进退维谷的处境后，问布里格斯是否愿意作为证人出席正在举行的听证会作证。布里格斯以为萨福德肯定有权提出要见他，并有权要他作证，所以就表示愿意出席听证会。
他俩见面后一、二天，布里格斯接到命令，要他向约翰·S·哈珀上校作报告，哈珀上校是海军情报站站长。此人刻板、威严，一副军人仪态，有着军人的刚毅神情，极其讲究军纪，极其看重军阶，认为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上校”军衔：这样的人就是他自己。他说：“布里格斯，我知道你同萨福德上校见过面，谈了听证会的事。”为什么不向他这位站长报告？“谁允许你去见萨福德的？”
“噢，谁也没有叫我去，先生。是萨福德上校叫我去的。”
哈珀的严肃表情说明此事不可原谅。布里格斯难道不知道是他、而不是萨福德是情报站站长吗？
“知道，先生，我知道。但萨福德上校并未说起您不知道我同他会面啊。”
哈珀没有继续这一话题，却说听证会上泄露的事已经太多了。他说：“关于这件事，你不要再同萨福德谈了。你无论如何不得在他的办公室里再同他会面；关于这件事，他如果还有什么询问和要求，你要立即向我报告。至于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我不能擅自透露。”他接着又说，“你不得应召出席任何听证会作证。布里格斯，听清了吗了”
布里格斯目瞪口呆；哈珀自己也显得很不自然。他于是语气和缓地说：“噢，布里格斯，也许将来你会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停了停，好象是要再说些什么，然而却挺起胸，直起腰，生硬地说道：“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了吗？行了，就谈到这儿吧！”
布里格斯想了很多很多。哈珀已召见过萨福德，同他谈了这件事吗？有许多问题要求得答案；但布里格斯意识到，再同萨福德接触必将危及自己的工作。他除了服从哈珀上校的命令外别无选择。而且他还有另外的负担。他妻子最近失明了，需要买一条导盲犬。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办呢？然而他认为，他必须同萨福德再谈一次。他给上校打了电话，对他讲了所发生的一切。萨福德一言不发，沉默了好长时间，奇异无比。
萨福德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好一会儿他才表示了歉意，说为了帮助他自己而使布里格斯被哈珀叫去受斥实在过意不去。他答应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同布里格斯联系。数日后，他同布里格斯联系了一次。他此时完全平静了下来。他说，不让布里格斯出席作证的决定可能源自国会联合委员会领导层中的某个人。萨福德认为，“高层当局”可能已下令中止进一步的听证活动，他对布里格斯的通报和帮助再次表示感谢。由于上校没有说出他所想到的“高层当局”的名字，也没有说明通过什么渠道向哈珀下的命令，所以布里格斯猜想，萨福德是被故意回避了，唯一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可为什么要掩盖真相？电报丢失了，是怎么回事？
这次被传唤的是哈尼菲上尉。他走出秘密会议室，接萨福德打来的电话。能劳驾哈尼菲到他家走一趟吗？上校的声音显得十分紧迫，哈尼菲立即要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敦巴顿大街2821号。他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萨福德夫妇迎接他。他们俩都穿着便袍，赶忙把哈尼菲让进门。他们说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就住在隔壁；他要是看到身穿海军服的来访者，就会作出一些推论。
萨福德夫人是个显贵、端庄的女人，显得十分烦恼；哈尼菲感到她丈夫被她弄得神经不正常了， [ 注：这时，关于珍珠港事件的争论似乎没完没了，她的神经已遭受了极大的损害，最近的一次晚会上，萨福德的一位同事普雷斯科特·库里埃刚开始同他谈话，她就举双手猛推库里埃的前胸，差点把他推倒。她边推边嚷道：“走开，你不能独占他。” ] [ 注：看到她丈夫在听证期间的艰难处境，萨福德太太比他还难受，虽然他从未责怪过不愿支持他的克雷默和其他同事，但露丝·萨福德却受不了了，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对萨福德的一位同事的妻子说：“你丈夫是犹大·伊斯卡里奥特！” ] [ 注：国会听证会下，她决不让人提及珍珠港一事，几次毫不客气地把到家里来拜访萨福德的同事和记者赶出了门。《矿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海伦·沃登·厄斯金就曾被她驱赶过。这事发生在1954年，她有一次为了收集材料给波士顿《旅游者》杂志写篇稿子，未经预约就径直造访了萨福德夫妇的家。 ] [ 注：一个慈眉善目、细语轻言的男人开门见她，说道：“我是萨福德上校。您有什么事吗？” ] [ 注：“我认为您是珍珠港事件真正的英雄。” ] [ 注：突然从楼上传来一声尖叫，就见萨福德太太冲下楼梯，边跑边喊：“不准提珍珠港，不准提珍珠港！走开，走开！” ] [ 注：萨福德说：“露丝，安静点，安静点。”然后转而对记者说：“我要说的在听证会上都说了。” ] [ 注：他妻子吼道：“别说了！” ] [ 注：萨福德继续温和地对记者说：“我坚持我的意见，但不能再说什么了。” ] [ 注：萨福德太大猛然抓住厄斯金的双肩，把她推出门，大叫：“你给我滚开！” ] [ 注：这件事在《旅游者》杂志上登了出来，弄得萨福德极其心烦意乱。要知道，他们夫妻俩还都是波士顿人哩。他给厄斯金写了一封信，向她提出了抗议，说他不是像她所描绘的那样”是个孤寂、悲凉的人物”，说他是个为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的人，他驳斥道，文章想“把我说成是个孤立无援、境况凄凉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要我再次作证，我决不更改一个字，即使要冒被逐出海军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您笔下对萨福德大太毫不留情，我深感遗憾。” ] [ 注：萨福德至死一直关注珍珠港问题，生前给一个专门从事出版揭露珍珠港事件内幕的团体写了大量信件。给萨福德的回信必须同时寄至几处，其中一处是太空研究中心图书馆。他的一位老朋友威廉·O·里德少将的妻子在那儿工作。 ] [ 注：那个出版团体的负责人是修正派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博士，萨福德给他们写了不少文章和长长的备忘录。他必须在别处书写，如果在家里书写，让他妻子看到了就会将其付之一炬。她要检查每封寄到家里的信件，令她不快的信件“就进入我妻子的私人储存盒了”。 ] [ 注：1962年他提醒查尔斯·海尔斯中校：“跟别的女人一样，萨福德太太非常细心、多疑。而又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她一听说珍珠港事件或知道要写另一本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书，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包括您的来信在内的所有信件，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 [ 注：时至1967年，萨福德太太的神经已十分脆弱了，上校提醒那些正在撰写一本新书的人：“快要送她到精神病医院了。”采取了诸如使用代号的多种安全措施，以防信件丢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3年萨福德去世。七年后，萨福德太太离开人世。 ] 他们俩看上去好象是一夜未眠，神情焦虑。萨福德说，他如果按计划出席作证的话，他同他夫人担心会有不利的反应，甚至会遭到报复。
哈尼菲要他放心，他只要说真话、不收回证词就行；有关日本电报的情报已有录音，他可以公开谈论此事。哈尼菲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劳伦斯·萨福德长期以来在美国海军是个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敢肯定这一点。而我同时又认为，谁也不敢起诉他，因为这件事已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
萨福德没有提及禁止布里格斯出席作证的命令。他一直没有说起过布里格斯这人的名字。哈尼菲驱车回到参议院大楼，心中有点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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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下午两点钟，塞思·理查森尚未开始询问萨福德，秘密会议室里就充满了焦急的气氛。米切尔对他作了简要交待后，这个新任首席律师就意识到他要与之交手的是个才气横溢而又心慌意乱的证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说的确收到过“风”指令电报，一副学者模样的萨福德在开始宣读他那涉及到“风”密码电报的28页声明时显得十分紧张。他宣读时忽紧忽慢，时断时续，显得心慌意乱，致使理查森关心地问他是不是“被吓着了”。萨福德说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亮个不停，使他心慌。摄影被阻止后，他宣读时依然紧张，时不时停一停，咬咬嘴唇，拿起杯子啜口水，他的情绪渲染了他的陈述，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报道说：“L·F·萨福德是个胆小、阴郁的密码专家，昨天在国会珍珠港事件听证会上断然宣称华盛顿1941年12月4日曾收到过一份发自东京的“风”指令电报(电文中暗示日本与美国之间将发生战争)。这犹如向听证会掷了一枚炸弹。”萨福德没有提及布里格斯；但断言，电文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设在东海岸的一个海军监听站(M站)侦听到了电报。“萨福德那引人注目的披露与陆、海军高级将领——马歇尔上将、斯塔克海军上将、威尔金森海军中将、当时的海军情报处处长和前陆军部情报官迈尔斯少将在国会听证会上关于‘风’电报所说的话完全相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萨福德宣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星期，海军部下令烧毁所有与事件有关的个人记录。
第二天是星期六，发生了新的轰动事件。萨福德指控海军上将休伊特的法律助理约翰·桑尼特想要他在陆海军联席委员会上推翻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在我第一次同桑尼特少校见面时，我就意识到，他不是以情报首脑的法律助理的身份、而是以已故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辩护人’身份来找我的。他的目的似乎是要驳斥先前听证会上那些不利于华盛顿政府的证词，是要诱使‘不友好的’证人推翻前言，是要对他难以否认的事实散布一些引起人们怀疑的空气。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力图要我推翻我那关于‘风’指令电报的证词，他还竭力要我相信自己得了幻觉症。”
接着他对理查森说，所有关于“风”指令的电报都丢失了，而克雷默保险柜里的那一份肯定被人偷走了。
理查森以一种显然不信任他的语气问道：“那么，你是否认为存在一个从白宫到陆军部和海军部、直至克雷默所在单位要销毁这些电报稿的大阴谋呢？”
“我证词中从未涉及过白宫。”
“那么，你是否认为存在一个海军部和陆军部要销毁这些电报稿的阴谋呢？”
萨福德紧张地答道；“是有那么个阴谋。”
“你认为都是一些什么人参与了这一阴谋呢？”
“我没有第一手材料。”
“那么，你只是怀疑了？”
萨福德说不仅仅是怀疑，并进而谈了他搜寻有争议的电报稿的详情。他所在单位负责档案的人们不知道电报稿已丢失。他说：“他们没有电报稿丢失的记录。他们无权销毁电报稿，也没有销毁的记录。”搜寻了几遍，片纸未见，他说：“电报稿真的从地面上消失了，不见了，就连记录电报的材料也没有了。我们单位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要永远保留电报的原件，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上它们，不知道多少年后又要用以回头证实某件事。”然后他又到M站和西雅图附近的贝恩布里奇站去寻找电传打字电报机，亦未见踪影。与寻找电报稿有关的信件也不翼而飞，全无踪迹。他说：“不光是‘风’电报稿，就连与电报稿有关的所有物件都不见了。”
理查森不相信这些责难，说道：“好了，上校，事实是所有为‘风’指令电报、就是否接受过或看到过‘风’电报作证的人都说从未见到过什么‘风’电报，是这样吗？所有证人都没有见过这类电报。”
萨福德反驳道：不是那样。珍珠港海军指挥部副司令英格索尔海军上将就作证说见过“风”电报，并说电报的意思就是要对美国开战。英格索尔说不清是在珍球港事件前还是事件后看到的电报了，但他肯定见到过，那是一份书面的东西。
理查森没有理会英格索尔的证词问题，却问道：“为什么有人要竭力掩盖有关你所说的12月4日那封‘风’指令电报的事实真相呢？他们为什么要销毁电报呢？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呢？”
“竭力掩盖错误是人之常情嘛。”
“那么，那封电报又造成了什么样的错误了呢？”
萨福德说：“事实是没有发出战争警告。事实是海军部收到的战争警告被高层当局压住了。事实是陆军部根本就不想发出什么战争警告。”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海军部、陆军部的军官们和美国总统收到电报后，都没有把战争当回事？他们都没有看重这份电报？”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发出警告。”
“上校，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发出警告，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过什么12月4日的‘风’指令电报。你不同意这么说吗？”
头脑发胀的萨福德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理查森不断反复提出类似的一些问题，弄得萨福德实在耐不住性子了，遂大声指责道：首席律师在诱使他推翻证词，并说他已不是迫使他翻案的第一个人了。 [ 注：在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已见不到这段对话了，拉文德在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就坐在萨福德的身后，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记得当时的全部情况，一切的一切都十分清楚。”上将对此并不惊骇，因为他自己的许多谈话段落就被从录音带上抹掉了，他的话常常被错误地引用。格里夫斯也在回忆文章中说过：关键性的材料从录音带上抹掉了。 ]
那天下午萨福德离开会议室时已是筋疲力尽了。他只能利用星期日休息一天，下周一还要来回答多数党人可能提出的更为尖刻的问题。
桑尼特在给报界的一篇声明中否认对他的指控，说他没有想要萨福德推翻他的证词。而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也说话了：“‘风’电报问题已弄得满城风雨。我受海军部之命来查清有关电报问题的全部事实，以消弭电报问题周遭的神秘氛围。我发现，有关存在着这样一份电报的谣传均源自萨福德上校……。请注意，萨福德上校在先前的证词中提到了许多人，说他们都知道有份‘风’电报，然而他们当中谁也记不得有这么一份电报。这些证人都错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除了英格索尔外，还有两个人——摩西·佩蒂格鲁上校和卡利斯尔·杜森伯里上校曾作证说见到过那份电报。要说桑尼特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桑尼特也清楚：克雷默同样曾作证说见过那份电报，但后来接受休伊特调查询问时推翻了早先的证词。
3
2月4日(星期一)上午，民主党人集中火力猛攻萨福德，卢卡斯首先发难，问他就“风”电报问题同克雷默联系过没有，萨福德说曾于1943年底给他朋友写过一封信，但没有留底，卢卡斯问道：“他的记性那时比现在强，对吧？”
“就这件事而言，是这样的。”
“好，你在那封信中是否说过电报问题有点拿不准，没有把握？是这样说的吗？我不知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没有看到过你的信，不过我们也许可能会弄到你的那封信。”
“我想，我并没有详细谈电报的事，……。我没有要克雷默做任何事，我只是问他一个问题。”
卢卡斯说：“明白了。”他接着大声喊叫道：“克雷默上校在吗？”
“在。”萨福德听出是克雷默的声音。
“上校，您有那封信吗？”
“有。参议员，我已交给律师了。”一摄影记者对着他拍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遮着脸。
萨福德同克雷默面面相觑，那真是个极富戏剧性的一刻。人们可以想见，萨福德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失望情绪。他上了卢卡斯的圈套；可这又是由于好朋友的出卖啊！他十分激动，他承认销毁了那封信的底稿。接着，他只好听卢卡斯宣读他的信。信中说他在准备一份密件，详细材料引自有价值的记录。卢卡斯读道：“‘我的记性不好了，想不起来一些细节了，……。’”他停下来问萨福德：对“风”指令问题也是这样吗？
萨福德承认：“就细节而言是这样。您看出，我记不起来那个时候的日期了，记不起来确切的日子了。我只记得是在那时的两三天内。”
卢卡斯继续念道：“‘我的记性不好了，想不起来一些细节了。这就是我要准备一份备忘录的原因。一年前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些事儿，这会儿就想不起来了，印象就模糊了，拿不准了。”
卢卡斯大声宣读了萨福德写给克雷默的信的全文，就连信中提到的人、电报和地方所使用的代码都读出来了。这时，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墨菲饶有兴味地接过了话题。此人是个爱尔兰人的后裔，好争吵，爱挑战；报界称他为多数党中最有能耐的干将，“思维敏捷，足智多谋，常战常胜”。萨福德先前作证说，自己是12月6日下午4点30分左右离开办公室的，那天夜里同朋友出门来着；是在7点钟吃的晚饭。墨菲问他：“你第二天即12月7日下午2点20分是穿着睡衣裤用的早餐，对吧？“
“对。”
“下午2点20分了，你还穿着睡衣裤用早餐？”
“是的。”
墨菲开始狠批他了：“这就是说，你认为战争要爆发的那个时间你还在家里。你曾到本调查委员会说过，战争将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爆发。你明明知道战争即将爆发的确切的最后时间，而你却在星期六下午4点30分离开办公室；你没有询问过你手下的任何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了你才找人询问。是这样吗？”
萨福德解释道：他的一名下级已将日本电报的前十三部分送交陆军部翻译。那天陆军部大概在忙于破译“魔术”。他手下的另一名军官也去请过克雷默来对他说了电报的含意了。
墨菲大声指责道：“我们说的是你，一位200人的主管！你，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而我们现在是在问你。”他指出，事实上12月7日那天萨福德身边根本没有翻译人员：“而你认为那天是要爆发战争的，对吗？”
萨福德承认，那天他办公室里是没有翻译人员。他想作一说明，但一直没有让他申述。他想说明的是：昼夜24小时都安排有值班军官的，电报一到就有人破译了；那天正是克雷默值班，负责翻译密码。
墨菲指责道：“而你却到下午2点钟还穿着睡衣裤在家里吃早饭？”
“是的，先生。”
“这份1点钟收到的电报没有及时送交有关人员，你没有一点儿责任吗？你不感到应负责任吗？” [ 注：墨菲的指责是不公正的，是粗暴的。正是萨福德在1941年12月份以前建立了24小时值班制，准备随时破译密码。他对一个助手说过，如果日本人要有什么动作的话，肯定是在某个周末；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的话，Op－20－G是要负责破译密码的，即使那天是陆军部负责破译工作，他们也是要干的。据此，他指示手下人每天在译完海军部的密码后帮助陆军部译报工作。 ] [ 注：萨福德的警惕性和远见卓识在12月4日收到了实效。那天中午陆军部的译报员就收工了；而Op－20－G的人仍在值班，他们破译了发自东京的电报。要不，那电报的前十三部分要到星期天才能破译出来了。 ]
“不，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有什么责任，……。海军三次正式调查已听取了全部事实，谁也没有提出我的责任问题。”
“他们谁也没有提到你的责任问题，对吗？有谁问过你有关你的责任问题吗？有谁问过你星期天不在办公室的问题吗？以前有谁问过你有关这类问题吗？”
“这类问题没有人明确地问过。”
“你认为最好的防护就是进攻，是吗？“
萨福德当时要能回答说这正是墨菲在做的就好了。他后来写道：“竭力使原告成为被告，竭力使受害人成为谋害人，是书上说的最古老的手法。”警告电报送到肖特和金梅尔手里太晚了的责任决不是萨福德和克雷默的错，而是斯塔克和马歇尔的过。上午10点刚过，一点钟收到的电报就已破译好送到斯塔克的手里了。那是在首批炸弹落到珍珠港之前的三个小时。
而当时萨福德被弄得惊慌失措了。不加思索地答道；“我认为最好的防护是说真话。”
墨菲接着拿起萨福德写给克雷默的另一封信，读道：“‘调到霍尔塞的参谋部门工作，对你来说真是交了好运了，对事业来说也是大好事啊。我看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呵。’”
墨菲问道：“事业指的什么？”萨福德说是指的金梅尔上将的事业。墨菲接着要人们注意听另一段话：
“‘……谨慎点，勤快点。我正着手整顿这边的事。15号(海军作战部的代号)的人一个也不能信任。’”
“1944年1月22日正值战争时期，你能说说那时你认为美国海军中都是一些什么人不能信任吗？”
萨福德答道：“那不是一种严谨的说法，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墨菲逼他说出人名来。萨福德拒不从命。墨菲吼道：“你不想多说？你拒不回答？我要你说出来。你是宣了誓的。先生，请你说出都是些什么人不可信任。先生，要知道，你所说的一席话是个不可小觑的指控，是对战时美国海军的一个重要部门的指控，请你说说明白。这同你的其他声明一样是要核查的。你说‘他们不能信任’。你是说的谁们不能信任？请点出他们的名字来。到底是哪些人不可信赖？”
卢卡斯帮腔道：“他说是他们全体。”
墨菲说：“我想要的是人名儿。这儿有人作了书面指控。”他慷慨陈词，好像是萨福德作了一个公开声明，而不是他在评说一封私人信件。他继续说道：“这是要核查的。先生，你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上校军官，却说‘15号的人一个也不能信任’，你指的都是谁？我不要那些笼而统之的陈述，我们要追寻细节，你说，都是哪些人不能信任？”
萨福德被弄得焦头烂额，可又没有律师来帮忙。拉格须加注意：在萨福德作证之前不能跟他谈话，不能与他通信，甚至在他作证时都不能同他相互使眼色。萨福德那双褐色的眼睛在他那角质架眼镜后边忽闪忽闪，透着一股精细谨慎的灵气。哈尼菲看出，那是“对严守机密的悟性和理解的一种反应”。那可能是一名从事多年密码破译工作者的警惕和习性的一种反应，哈尼菲看出，这个谦和的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他貌似胆怯和缺乏自信，实质上意坚如钢。在墨菲追问人名的情势下，萨福德一直保持沉默。
墨菲穷追不舍，犹如一条猎犬。他说：“请说出名字来。我等着哩。等着哩。海军作战部里到底有谁不能信任？请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先生，请说。你说15号的人一个也不能信任是什么意思？”
巴克利问道：“你不愿回答？”
萨福德说：“我不愿回答。”拉格、哈尼菲和拉文德当时可能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巴克利说：“本主席认为，如果你能够回答，还是回答的好。”萨福德无权隐瞒不该隐瞒的事。
萨福德坚定地说：“那是一封写给克雷默少校的私人信件。”
墨菲力图从另一角度打开缺口。他读出下面一句话：
“‘……过早的行动只会惊动陷害31号(金梅尔海军上将)和32号(肖特上将)的那些人，也将给8号(萨福德)和10号(克雷默)招来非常严重的麻烦。’”
墨菲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萨福德做得对，怎么会给他招来麻烦呢？先生，你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吗？我在等着哩。”
巴克利说：“讲吧。如果你能回答就回答吧，你总得对此说点什么吧。”
“我的意思是，军事法庭开庭前和国会指导下已着手进行的调查传讯前，不能发表任何声明和干类似的事情，以便我能站到证人席上、或克雷默站到证人席上来陈述事实真相。”
墨菲说：“噢，要一鸣惊人，是吗？”
“没有那么想，……。”
“如果你讲的是实情，你怎么会有麻烦呢？对说实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呢？”
“我当时几乎是孤军作战。”
“先生，有谁会找你的麻烦？”
不问自明，当然是上级罗。萨福德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今天倒真是孤军作战了。他断然答道：“所有怀疑我的证词真实性的人。”
墨菲无情地追问，谁在陷害金梅尔和肖特？“请说出他们的名字，这也是一项不可小觑的指控。说出来啊。你不知道陷害他人是一种最卑劣、最下作的罪行吗？”
萨福德随口而出：“先生，知道。”
“那好。有人在陷害金梅尔上将和肖特上将二人，是谁在陷害他们？”
“我不知道。”
“你指的是谁？你要克雷默防止谁？你说的是谁？”
“我是泛指陆军部和海军部，不是指某一个人，我也说不出是哪一个来。”
“上校，你总不能指控整个陆军部和海军部都犯有陷害他人的卑劣罪行吧？你能说具体点儿吗？”
“好，我说，是指参谋部的那些军官。”
墨菲胜利了，继续问道：“也就是说，你认为马歇尔将军领导下的美国陆军部参谋部和海军上将斯塔克领导下的海军部参谋部陷害过金梅尔和肖特，是这样吗？”
萨福德舔了舔嘴唇，用手绢擦了擦额头，说道：“我认为是那样。”
墨菲准备收网了：“好，我再问你：……为了收集海军作战部和美国陆军部参谋部犯罪的确凿、全面的证据，你可以向委员会说出一个个证人的名字吗？”
萨福德说可以说出4个人来，他相信他们“即使不会全力支持他，也是会给他一些帮助的”。他点出了克雷默和三名上校：萨德勒、布拉顿和佩蒂格鲁。
“萨德勒跟你说过，他认为马歇尔将军违犯了美国刑法吗？”
“没有直接跟我说过。”
“他说了什么使你以为他认为马歇尔将军、杰罗将军和其他将军们下令销毁——删去这句话。你在这封给克雷默的信中说这些人犯了罪。他说了什么使你相信他们犯了罪？我说的是萨德勒。”
萨福德被弄得头大了，但一直没有提高嗓门，没有发脾气。他谦和而驴头不对马嘴地说：“我不知道萨德勒上校到底要说些什么。”
“他能说些什么来证明陆军部参谋部有罪呢？你可以对委员会大致地谈一谈吗？你有什么线索吗？你有什么根据吗？你凭什么相信他们会在这些指控面前支持你、证实你的说法呢？你今天在这儿根据什么说这几个人会证实你的说法呢？你说这4个人将在这些指控中为你作证。这是要进一步审核的。”
萨福德说：“萨德勒上校知道‘风’指令电报。”
墨菲追问道：“还有什么？关于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部里其他人的罪行，他将会说些什么？你知道吗？”
“我相信，萨德勒上校知道陆军部销毁文件的事。”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曾对他讲过。
墨菲追问：“说陆军部参谋部犯罪，他能提出证据来吗？你知道，是否有‘风’指令电报与销毁或从档案中偷窃文件违反国家刑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对此他能提出什么证据呢？你说他是陆军部参谋部犯罪的可靠见证人。”
萨福德最后终于获救了。基夫向接替巴克利任主席的库珀提出动议：“主席先生，我并不反对询问萨福德；可假如让萨德勒上校、佩蒂格鲁上校和其他人出席作证，本委员会不是可以取得最佳证词吗？这不是比这位证人想他们可能会说什么要强吗？”
不一会儿，委员会就宣市当天休会了。人们都走了，萨福德还没有完全松弛下来，还在哆哆嗦嗦地整理他的稿纸。金梅尔的三名律师并不领他的情，但他们十分同情他。拉文德认为下午的盘问太残酷、太可怕了。萨福德在不恰当地陈述他12月6日和7日的行踪时，哈尼菲为他捏着一把汗。他为什么要说自己还穿着睡衣裤呢？多数党人抓住这点大做了一通文章。他们狠狠愚弄了他一番。哈尼菲后来回忆道：“其实那正好暴露出他是个设有经验的人。他一生是在准学术氛围中度过的，不是在竞争搏击中度过的，他不是那种在法庭上争辩的人，他不是一个辩才，没有争辩的才能。”墨菲和卢卡斯耍弄他时，没有人帮他，没有律师咨询。然而，哈尼菲认为，萨福德孤军奋战，独挽狂澜，寸步不让，太难能可贵了。他是当代的堂吉诃德。
记者们簇拥着墨菲。他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他对记者们说：“我们尚未触及问题的关键。好戏还在后头。”他明天就要唱这出好戏了。 [ 注：两个月后，杜鲁门总统将推荐墨菲出任负责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法官，墨菲在提名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的194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是他的国会事务助理。 ]
后来墨菲的述说了他“猛追不舍，反复盘问”萨福德的情景，述说了他同其他民主党人就“风”指令电报问题愚弄萨福德的计谋。布里格斯读到墨菲的述说后说：“我完全明白了，可怜的家伙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击之力了。”布里格斯如果有能力帮助萨福德找到丢失的电报的话，肯定是要帮一手的，只可惜他不知道电报落在何处，落在何人之手。
翌日(2月5日)上午，墨菲重新对萨福德12月7日的生活发起攻击：炸弹已落在珍珠港了，他还在睡懒觉，还在穿着睡衣裤用早餐。萨福德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对12月7日未能及时将预警电报送交金梅尔和肖特没有责任。不错，他那天上午是睡懒觉了，但他对电报第14部分和1点钟的电报的破译没有责任。
墨菲问道：“那天除克雷默外没有一个译报员在，是吗？”
萨福德说：“我管不了译报员的事。”
“你是说，你同译报没有什么关系？”
萨福德耐心地答道：“我不负责译报工作，我不负责对译报员下任何命令。”
“难道你不想保护美国海军吗？你说过，那天战争就要爆发了。你是在说你对有助于赢得战争的任何事都不负责任，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基夫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席先生，我认为对萨福德的回答不能作这样的理解。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提问。”听众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特别是女士们，她们开始同情萨福德了。基夫说：“证人有权要求得到光明正大、正正派派的对待。”
“我本来就想基夫先生是要说话的，看来他今天整天都会很激动的。说吧，你有什么反对意见？”
基夫提高嗓门儿，其声如雷：“我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证人说了，从组织上讲他不负责译报员工作。而你却竭力说明他是有责任的，进而说他不关心维护国家的安全。”旁听的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大厅中响起一片掌声。副主席库珀拿起烟灰缸猛敲主席台，大叫：“肃静，肃静，委员会需要肃静，客人们要守纪律。”
基夫说：“主席先生，听证会开始以来，我一直就坐在这儿，未吭过一声；而议员先生却说我一直在插话。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对待这位证人就更不公正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事态突变，墨菲大怒：“我想，我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听众席上某些人起哄也好，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好，我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我要继续追问下去。先生，我要冲破重重阻碍，不弄清事实真相决不罢手。”他转向萨福德说：“先生，你是通讯联络机关的负责人；你认为战争将会在星期天爆发，这些都是事实。”而负责译报员工作的是克雷默、而不是他，这也是事实。
这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爱尔兰人似乎瘪了一点，眼看无稻草可捞了，就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他转而问萨福德是不是同斯塔克海军上将闹过矛盾。
“没有，从来没有过。”
“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他不满的呢？你反他了，对吗？你认为他犯了罪，对吗？你认为他不能信任，对吗？你认为他犯有诬陷罪，……。”
“我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
“噢，先生，私下也好，公开也好，你说的总都是实话吧？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