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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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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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晨，“托哥”赖弗斯·布拉顿上校来到他“军需大楼”的办公室。现在他已深信战争即将爆发，因为6个月来他从日本军事部署中已看出日本肯定是为了战争才如此调兵遣将的。从截获的“紫心”电报和领事馆电报来看，他十分肯定日本将在本星期天(11月30日)发动进攻。
第二天是感恩节。早晨布拉顿更加相信星期天将爆发战争。他办公桌上放着几份截获的电报，其中有一份是野村发给东京的，野村对赫尔简短粗暴的答复表示十分不满：“现在我们完全失败了，感到十分屈辱。”日本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给他们东京头子的电报更说明问题。他们建议，既然谈判失败，对美战争显然不能再拖延。
由于马歇尔正和妻子在佛罗里达度假，布拉顿立即将电报和情报局的分析报告送给史汀生。情报局分析报告说日本进攻方向“可能是菲律宾，或缅甸，或荷属东印度，或泰国。进攻缅甸是为切断缅甸路，进攻泰国则是为了在适当时候进攻新加坡。”
史汀生打电话给赫尔，询问外交形势如何。“我已经把照会给了日本鬼子，”赫尔几乎是满不在乎地说。“现在我不管了，事情交到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手里了。”
史汀生电话来的时候，赫尔正和他三个远东问题高级顾问开会。这三人是霍恩贝克、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和约瑟夫·巴兰坦，第一个人一如既往地敦促用武力对付日本。赫尔指出，马歇尔要求至少推迟三个星期，而斯塔克要求推迟三个月。霍恩贝克尖锐地反驳道，今年2月海军要求推迟6个月，而国务卿通过谈判已经给了他们所要的时间，如今他们又要延长三个月，总统现在应该做的是，霍思贝克说，“别再问海军要什么，而是命令他们做什么。”
霍恩贝克向赫尔保证，昨天的照会将诱使日本人摊牌，但他们不会马上开战。他白纸黑字把自己对开战时间的估计写在备忘录里。
如果这是下赌注的事，本文签名人愿下5赔1的赌注打赌，美国和日本不会在12月15日，或在这之前开战(杰罗将军保证到12月15日我们就完成若干部队的部署，“万事俱备”。)愿以3赔1打赌，美国和日本不会在1月15日(即离现在还有7个星期)或在这天之前“开战”；愿以1赔1打赌，美国和日本不会在3月1日或在这天之前“开战”……简言之，本文签名人不认为美国已处于太平洋“战争”的边缘。 [ 注：霍恩贝克他在自传草稿里竭力对错误判断辩解：“……我犯的错误是感情用事，把主观愿望和武断猜测记录在案。”1941年11月中旬霍恩贝克有个年轻同事预料日本绝望之际会诉诸战争，他大加训斥：“告诉我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是在绝望中走向战争的！” ]
殊不知在霍恩贝克开始写此备忘录之前，史汀生已认定布拉顿的判断是正确的，战争将在星期天爆发，他们必须为此作好准备。鉴于马歇尔不在首都，史汀生本人必须采取行动，他要求罗斯福授权他向危险地区，即巴拿马运河和夏威夷的驻军主官们，特别是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发出战争警报。
罗斯福想必感到自己像是他好斗的内阁同僚手中的一名小卒了。他曾打算给日本一个合理的答复，却又允许赫尔对其暂时妥协方案作了彻底修改。而赫尔又受霍恩贝克的影响，认为日本人谈判非常狡猾；几乎是一赌气把他自己的暂时妥协方案放弃了，给日本送去一份无法接受的答复。
自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以来，罗斯福就被一步步推向与德、日两面为敌的战争。罗斯福感到别无选择了，就令史汀生向部队发生“最后戒备状态”的命令，这位陆军部长如愿以偿了，他不再只是一介陆军部的文职部长了，而成了罗斯福总司令的副手。不久，诺克斯、斯塔克和杰罗进入他的办公室。后面俩人请求再宽限些时间，史汀生打断他们的话说：“我也乐于有更多时间，但我不想以美国受辱为代价，或放弃原则，显示我们软弱可欺。”
杰罗拿出一份他已准备好的发给太平洋地区指挥官的电报草稿，里面有一句措词是“日本今后不可预测的行动”。史汀生提笔在这句后面加上“然而只能随时都是敌对行动”。电报其他部分他都同意，上午11时8分用此刻不在华盛顿的马歇尔的名义发出。
金梅尔还在珍珠港与其作战计划参谋研究形势。“麦克莫里斯，你对突然袭击瓦胡岛的可能性有何看法？”他问。
“毫无可能，将军。”
东京直到那天接近中午时才听到赫尔照会的消息，照会立即送到皇宫，皇宫里此刻正召开御前会议。照会到达时已是午饭时间，会议正要休会。东条大声朗读照会，会上一片肃静，后来有个人说，“这是最后通牒！”东乡外相对谈判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不料得到的竟是这个答复，大失所望。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没人能够听懂的活；赫尔的照会“使他难以接受”。使会议室里每人感到特别气愤的是赫尔断然要求日军全部撤出中国。满洲是(日本)用不少血汗换来的，失去满洲经济上就意味着灾难。有哪个自豪的民族能投降呢？
赫尔的照会是气愤和暴躁的产物。然而可悲的是这份出语伤人的照会又被曲解了。对赫尔来说，“中国”不包括满洲，他无意要求日本交出满洲。美国照会上对这点应该说得清楚明白才是。然而赫尔即使说明满洲不属于中国，这样的照会也不会被日本接受。但这会使东乡外相得以劝说军国主义分子继续谈判；11月30日的限期很可能延长 [ 注：作者问过东条的许多亲密同事，如果赫尔澄清了这一点，结果会是怎样？佐藤将军第一次听说此事，他一拍脑门说：“我们如果知道就好了！”他激动地补充说：“如果你们说明你们承认满洲，我们就会接受的！”须须木将军(内阁计划局局长)，星野直木(东条的秘书长)以及贺谷财长不完全同意。贺谷战后仍是政界一位头面人物，他说：“如果照会将满洲排除在外，战与不战的决定将再作详细讨论。御前会议上将会热烈辩论是否不管共产主义的威胁立即从华北撤军。”至少，须须本说，“珍珠港事件是可以防止的，有可能会更迭政府。” ] 。
这样，两个都怕亚洲被共产主义统治的大国走上了冲突的轨道。怪谁呢？日本占领满洲，侵略中国，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继而南进，使自己走上战争道路，她几乎要完全为此承担责任。然而美国没有完全懂得，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是西方对日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危机以后，人口爆炸，急需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以继续成为一流强国，而西方努力阻止日本成为经济对手。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担心外来攻击，她怎么能理解一个国土狭小、人口拥挤、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又一直处于残忍邻国——苏联——的进攻危险之中的岛屿帝国的处境呢？是美国自己造成了相互仇恨、猜疑的气氛，因为美国禁止日本向美国移民，实际是扯起了种族歧视和肤色偏见的破旗，骄傲的日本人对此愤怒不已，这是理所当然的。
双方都没有英雄，也没有坏蛋，罗斯福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仍不失为视野开阔、富于人情味的人；天皇是位受人尊敬、爱好和平的人。俩人都受掣肘——一个受伟大民主的笨重机器所制约，一个被所受教育、传统习惯及其统治权力有限的束缚。东条和东乡不是恶棍；史汀生、赫尔也不是坏人。恶棍是那个时代。如果不是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两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堀起之后，社会及经济情况恶化，日本和美国是永远不会走到战争边缘的。
一个不需要打的战争看来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在塔克森，《亚利桑那星报》主编威廉·R·马修斯(潘兴将军的密友)正撰写一篇预报菲律宾——和珍珠港将遭突然袭击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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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8日，星期五，布拉顿上校送交史汀生一份日本在东南亚活动的情报。日本活动等于是“非常危险的可怕声明”，部长决定在总统起床之前给他送去。9点多了，罗斯福因瘘管感染仍卧床休息。他看了布拉顿报告之后，说有三案可供选择：“第一，无动于衷；第二，搞个性质像是又一最后通牒的东西，说明超出什么限度后我们将参战；第三，立即参战。”
史汀生说其实只有最后两案可供选择，罗斯福同意。“在这两案中，我选择后者，”史汀生说，等候总统首肯，但未能如愿。很显然，罗斯福对采取最后战争步骤尚在筹措之中。
在中午的战时内阁(由史汀生、诺克斯、赫尔、斯塔克和马歇尔组成)会议上，总统宣读了布拉顿报告中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几个段落：日本即将进攻菲律宾，或泰国，或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罗斯福然后说还有一种可能，即进攻泰国的克拉地峡，此举一开始就能有效地切断滇缅公路。
随后进行的讨论中，史汀生咄咄逼人，主张无论日军走到哪里，都坚决打击——毋需警告。其他人主张先礼后兵，先警告日本人；如果他们的远征军“到达某个地方，或某条线，或某一点，我们就打”。
总统同意后一意见，并建议给天皇发一封个人信件，请他帮助阻止走向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趋势。史汀生对此想法嗤之以鼻，说人们是不能警告一个天皇的；给国会写封信，报告当前危险，这要妥帖得多；然后可给天皇发一封密信，如果总统认为需要的话。
罗斯福不想争辩。他同意了。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华盛顿，把他的瘘管炎症带到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去治疗。他说他要在那里跟孩子们过一个已被耽误了的感恩节。史汀生想反对——这不是离开首都的时候嘛——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其他人也未开口。所以总统突然将自己置身于这场危机之外。
华盛顿的人都没有提醒肖特警惕当地美籍日本人的破坏。事实上，阿诺德将军倒作了布置。11月28日他发电报指示夏威夷空军司令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如下事项：防止对你下属的颠覆宣传，防止一切特务活动，防止对你装备、财产、设施进行破坏……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宣传保护措施仅限于对安全至关重要的”。
肖特认为电报等于肯定他自己采取的措施正确无误，陆军的飞机仍集中在一起，以防破坏。
11月的最后一天，东京命令其驻柏林大使大岛真将军 [ cdhyy注：原译小岛。 ] 立即向希特勒通报：英美正计划向东亚调遣部队，必须加以反击：
……非常秘密地对他们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日本国之间经某些武装摩擦而突然爆发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并说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快。
这份“紫心”电报被截获并很快在华盛顿译了出来。然而金梅尔和肖特却始终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通报。
在陆军部，霍恩贝克给史汀生送去一份根据总统布置而起草的给日本天皇的信，“我看了一下，”史汀生回忆道，“这是一份美国与远东关系史的声明，全面、冗长而且过份小心翼翼，诺克斯和我的意见被揉在里面了。整个文件长达十三、四页，且软弱无力。而我们星期五在会上曾说过信要写得有些力度的。可怜的霍恩贝克看上去实在累垮了。他工作非常辛苦，精神显然十分紧张，也十分疲倦。他说赫尔也累得苦不堪言”。
晚间诺克斯来看史汀生，俩人将他们起草的给天皇的信最后定稿。“这实际上是给日本的最后通牒，我们不允许日本对太平洋西南部包括中国采取任何进一步侵略步骤。”
日本此刻已是12月1日中午，限期已经过了12小时，“机动部队”正在开往夏威夷的途中。除非出现最后一分钟的外交奇迹，舰队现在看来已不可能召回了。
马特森客运公司的客轮“勒赖号”也正驰向与“机动部队”相同的目的地，只是航向相反。通常情况下这条船挤满了旅游者，不过这次船上的军人大大超过普通旅客。报务员莱斯利·E·格罗根(他称自己是“260磅的小胖子”)觉得，这条豪华型客轮现在倒像是军用运输舰了。格罗根47岁，是马特森客运公司最有经验的报务员之一。他收到一个微弱的、辨别不清的信号。信号来自西北方向。这个时节在这个地区尚有船只往来实属有点异常，谁在这风浪滔天的西北部海域干什么呢？他满腹狐疑，紧张地追踪这信号。信号增强了，声音更大了，他辨出信号是JCS，横滨，用的是某种日本密码。他应该午夜下班，但他仍呆在机房，帮助机长鲁迪·阿斯普隆德把信号记入航海日志。格罗根在航海日志里写道：
日本人使用“海军陆战队电台”的低频哇哇叫喊——全都使用日本密码，持续了几个小时。有些信号很强，有些很弱。信号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要逐字逐句转发。据我看，日本人没有采取对抗“信号侦察”的措施，而是大胆使用横滨电台(JCS)、大阪电台(JOS)及其他位于日本、有配套转播设备、由一个总台(可能在东京)控制的电台呼号呼叫……“勒赖号”客轮收到许多这样的信号，因而用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信号发射位置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注意到信号又重复出现。可能这是发给小船的，因为小船天线较小。信号主体来自西北部地区。现在是我们从洛杉矶开往檀香山的第二天夜里——因而信号发射地点就可能在檀香山的西北方向。
我在太平洋上航行了30年，从未在晚上9时(我们当地时间)在陆战队低频上听到日本横滨电台JCS的呼号，而且，信号然后还从太平洋某处用陆战队电台低频转发。
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这是小日本的战斗动员会。鲁迪·阿斯普隆德不断向伯恩特森船长报告，我想值班人员见我们用测向仪搜集了这么多信号，一定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吧。
现在是凌晨3时。经过一番兴奋工作之后我要努力平静下来。
草草记下这一点一滴之后，我希望将此记录好好整理一下，因为(我)感到有事发生了！整理也许是值得的，谁知道呢？
格林威治时间早晨3：30，
1941年12月1日
第二天(星期天)夜里，日本人的信号又被截获了。
鲁迪和我又像昨夜一样轻而易举地收到日本人加密的无线电信号——像以前一样，信号持续出现了2个小时。我们现在作一简要记录，星期三(1941年12月3日)我们抵达檀香山时就把记录交海军情报部门。
星期二夜里，当“机动部队”接近其目标时，信号更强了。
我们继续收集大胆的日本人“总命令”的信号——不会是其他别的东西，我们无线电测向很好，信号大多数来自我们西北方向；小日本在海上的舰船继续大胆重发他们的无线电信号，想来是为他们先头部队舰船中的小舰发射的，日本沿岸的电台JCS和JOS由一距离很远的配套电台(我估计在东京)控制。如果我们有台录音机，那么录音机就会证实我们自己记下的信号是正确无误的，而且我们知道有许多信号是逐字逐句重复发射的，因为我们已经记下从日本陆上电台最初发出的信号。
小日本使用“陆战队电台”低频时也真大胆。然而从我们迄今所见到的紧张情况看，可以有把握地说，要出事了，而且很快会出。究竟多快呢？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要出事——时间会证明的，今晚的信号来自檀香山的西北方向。从信号看，小日本定是集中了，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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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赖号”客轮上搜集到的信号清楚说明了未来事态发展的性质，旧金山市场街717号7层楼上也有一番兴奋和激动。这是第12海军军区情报处所在地。埃尔斯沃思·A·霍斯纳上尉最近奉命查找失去踪影的日本航空母舰舰队的位置。霍斯纳参军前是个通信专家。几天来他不断把情况灌输给他的助手一等兵Z。Z是个头脑敏捷的年轻人，20岁，电子专家。他投笔从戎，告别学校来到海军情报部门， [ 注：一等兵Z，珍珠港事件后升为军官，如今因在其领域取得的成就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录音带已由双日公司的卡罗林·布莱克莫尔和肯·麦考密克检查整理完毕，将向研究者们开放。 ] 当了志愿兵。他已设计出一个装置，现被海军所有登陆舰采用。Z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太平洋中过往商船发出的信号，以及四家广播电台，即无线电新闻公司、全球无线电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以及麦凯广播公司的报道，那天早晨，一家广播公司向他们报告说，他们收到了奇怪的信号(信号出现在此等频率上实属莫名其妙)，不知夏威夷西面发生了什么事。霍斯纳打电话问其他电台和船运公司：你们收到奇怪信号没有？有几家证实说他们也收到了。
Z拿了一张大海图，成功地标出神秘信号的方位。他对霍斯纳说这很可能是失踪的日本航母舰队。中尉报告了海军情报处长理查德·T·麦科洛上校，霍斯纳肯定这事不仅会报告海军情报局，且会立即报告总统。麦科洛与总统有私交，这是大楼里人所共知的。他能通过亨利·霍普金斯的白宫电话与总统联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爪哇的万隆，荷兰陆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发给日本驻曼谷大使的电报。电报用的是领事馆密码。这密码被荷兰上校J·A·维库尔在妻子和一群学生帮助下破译了。电报通知要进攻夏威夷、菲律宾、马来亚及泰国，进攻开始信号将由东京广播电台以气象预报形式从东京发出。这气象预报就是“风”密码体系。
荷属东印度陆军司令海因·塔·普尔顿将军手拿这份长电报来到隔壁大楼，其好友伊里奥特·索普准将(美国军事观察员)就在楼里办公。塔·普尔顿屏退索普的秘书，关上房门说：“我这里有份相信对你们政府十分重要的东西。”
索普看了截获的电报。“先生，这太重要了。如果你允许，我立即专程去巴塔维亚向我们国务院驻那里的高级代表汇报，然后今晚直接将报发往华盛顿。”
索普到达巴塔维亚时，美国领事馆已下班。他又到美国总领事瓦特·富特博士和海军武官保罗·西德尼·斯劳森中校下榻的英迪旅馆。总领事绰号叫“比利大叔”。他看了电报后只是讥笑一番，叫索普把它忘了。然而斯劳森认为这很重要。由于索普将自己的密码本丢在万隆了，斯劳森就用海军密码将报发往华盛顿。电报完成后已是午夜，主管海外通信业务的邮电局已经关门。俩人来到邮电局后门嘭嘭敲门，直到值夜班的工作人员来了才住手。索普解释说事情十分紧急，请用海底电报发出：无线通信可能已被小日本窃听。由于用的是海军密码，所以电报得送海军通信中心转陆军部。对方表示电报收讫无误，索普如释重负，心想陆军和海军已知道日本进攻夏威夷的警报了 [ 注：没有任何曾收到此电文的记录，没有人承认看见过它，在所有案宗中都未找到其副本。 ] 。
12月2日是多事的一天。那天约翰·E·M·兰内夫特上校(自1938年起任荷兰驻华盛顿海军武官)拜会海军情报局。他请威尔金森将军及其他情报军官介绍不断恶化的太平洋形势，情报局跟往常一样，对兰内夫特十分坦率，因为兰内夫特曾对美国海军有恩(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军械局长W·P·H·布兰迪上校去加勒比海看了荷兰军舰上40毫米博福斯高炮的表演后，发现这炮性能优于其他高炮，决心为美国海军购买一批。但有些麻烦。这炮是荷兰海军和两家私营公司，即黑兹迈耶信号公司和瑞典博福斯公司联合研制的，布兰迪深知要得到瑞典同意谈何容易，于是就向好友兰内夫持上校求索炮的图纸。兰内夫特未经请示其流亡在伦敦的上司，擅自从巴塔维亚获取一套图纸，送交布兰迪。数小时后，气急败坏的瑞典海军武官抗议他们侵犯专利权。兰内夫特向他保证决定是在伦敦的荷兰政府作出的，有何不满得去伦敦向荷兰政府提 [ 注：战后，前国防部长德克尔斯对兰内夫特说，算他侥幸，没有请示伦敦荷兰政府同意提供图纸，“我们将不得不回答‘不’”。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向博福斯和黑兹迈耶信号公司付了一笔巨款。 ] 。一家巴尔的摩公司根据图纸造出了第一门炮，并在阿伯汀靶场作了试验，很快就将装备美国的战列舰。
当一位美国军官指着墙上海图向他介绍情况时，兰内夫特大吃一惊。“这是日本特遣舰队，航向，东。”舰队位置是在日本和夏威夷之间。兰内夫特一言未发，心中奇怪美国怎会找到失去目标的日本舰队踪迹的，他电告在伦敦的荷兰海军总部，又亲自向公使亚历山大·劳登作了汇报。然后他在武官处日志里写道：“在海军部会晤海军情报局。他们在图上向我指出日本航空母舰的位置。航空母舰编队离开日本后向东航行。”
在珍珠港，金梅尔问其情报军官：失踪了的日本航空母舰现在何处？莱顿少校报告说，有几艘航空母舰在日本内海，但主力下落不明。
“什么？！”金梅尔吼叫了。“你不知道第一航空母舰分队和第二航空母舰分队现在哪里？”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想它们还在本国内海，只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至于其它舰船位置我却很有把握。”
金梅尔像平时那样，看着莱顿——表情严肃，然而眼睛眨了一下。“你是说它们可能已在戴蒙德赫德游弋，而你却不知道？”
“我希望他们到戴蒙德赫德之前就会被我们发现。”
情报局向兰内夫特通报的情况从未告诉过金梅尔。那天金梅尔写信给斯塔克说，太平洋舰队缺少辅助舰，1942年2月之前不可能在太平洋西部发动任何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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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星期二。史汀生这天忧心重重。总统已从沃姆斯普林斯返回华盛顿，但给天皇和国会的信尚未发出。霍普金斯请陆军部长放心，总统态度没有变软。史汀生观察了罗斯福下午内阁会议上的态度之后，对此也深信不疑。“总统随着形势发展而步步向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他已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他深信罗斯福不仅会写信警告天皇，而且还会通过给国会一份措辞强烈的信提请国人警惕。前景终于明朗。一旦日本人越过东南亚的某条线后，罗斯福的讲话就会调动日本人去放第一炮。而几天后这条线就会被越过，英国和荷兰就不得不打，美国也终于不得不参战。
然而罗斯福接见供应与分配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时，又流露出忧虑和不安。接见尚未结束，有人进来报告，来栖、野村和赫尔在门外等候。“形势看来如何？”纳尔逊问。
总统忧郁地摇了摇头。“唐，如果我们星期四之前与日本交战，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12月3日，他又几乎是趾高气扬。他对财政部长摩根索说，他把来栖和野村弄得“像一群到处乱窜的湿漉漉的母鸡”。他问来栖和野村，日本为什么派如此庞大的军队去印度支那，“我想日本人正竭力搪塞敷衍，直到他们作好准备为止。”
人口统计局终于把每个在美国的日本人的姓名、住址统计就绪，总数是126947人；加利福尼亚的统计材料就有大约50页之多。菲尔德博士打电话给陆战队司令，告任务业已完成，感谢他慷慨相助；再向卡普特及其同事祝贺一番；然后便驱车去白宫，把装有加利福尼亚材料的最后一个信封交给格雷斯·塔利。 [ 注：后为世界人类学家权威之一的菲尔德博士最近透露，几年后他要求看有关此事的材料。“当时的人口统计局局长康拉德·陶伯答称，有关此项任务的记录一条也找不到了！显然，我们的安全措施十分成功。”1980年，尽管有情报自由法，人口统计局负责行政的副局长仍写信给作者说：“很显然，对人口统计局实际上做的帮助存有某些误会。我们的记录表明，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罗斯福总统或政府其他官员均未要求人口统计局提供服务。”有人要求格雷斯·塔利就此事进行一次会晤，亦被拒绝。“很抱歉，对你们的事我没有任何可讲的东西。” ] 材料遂复制分送联邦调查局、各州州长和各州驻军主管。
那天华盛顿给金梅尔送去两份急电：日本政府已电示其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烧毁密码。关于日益逼进的日本航空母舰只字未提。
上午9时，“勒赖号”客轮像往常一样，在靠近著名的阿洛哈塔的码头停泊。格罗根和阿斯普隆德急忙穿过毕晓普街的几条街区，赶往城里第14海军军区情报处办公室。办公室在亚历山大扬毕尔汀旅馆里。他们向乔治·沃伦·皮斯少校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交出了材料，“少校听得很耐心”，格罗根回忆道。“在我们看来形势极为严重，至于少校持何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从他外表上看不出有何反应。然而鲁迪和我把重要情报交给海军后，就算尽了责任，感到无比轻松。情报的价值则由海军去挖掘。”皮斯允将情报转呈上方，但没有记录说明他已上呈了第14海军军区情报处长欧文·梅菲尔德上校，或上呈华盛顿 [ 注：皮斯在1945年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 。
从“勒赖号”看得见的地方，檀香山警察局间谍科科长约翰·A·伯恩斯中尉走进迪林汉姆大楼。他继续往二楼走，来到联邦调查局的首席代表罗伯特·L·希弗斯的办公室。“请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希弗斯说，他个子不高，有“联邦调查局毫无表情的冷面特务”之美名，并为此而自豪。但今天情绪明显急躁。“这事我没有告诉我的下属，但要告诉你。”他眼里闪烁着泪花。“在本星期结束之前我们就要受到袭击。”珍珠港要遭攻击！伯恩斯呆若木鸡，问他能够做些什么。希弗斯要他去同城里的人联系一下，看看是否有人已知道珍珠港将遭攻击，没有人知道 [ 注：伯恩斯后来当了三任夏威夷州州长。1975年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系的斯图尔特·格里·布朗、大卫·博伊兰及保罗·胡珀录制了《约翰·A·伯恩斯口述历史采访录音带》。三人都向伯恩斯提了这个问题。胡珀教授对本书作者说，他确信伯恩斯所谈情况是真实可信的，伯恩斯知道他快要死了。 ] 。
在旧金山第12海军军区情报处，霍斯纳上尉和一等兵Z已查明日本航空母舰编队位于夏威夷西北。它们是开往阿留申群岛还是开向夏威夷呢？情报送到麦科洛上校处，麦科洛又会(他们猜想)通过情报局渠道上报华盛顿，并通过亨利·霍普金斯呈总统。
那天夜里，《华盛顿邮报》副编辑巴尼特·诺弗睡梦中被一英国官员的电话叫醒。英国官员要求他立即到他房里来。诺弗一到，这位官员便非常激动地说，一个荷兰军官告诉他，在马绍尔群岛北面发现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不是开往荷属东印度，就是开往珍珠港 [ 注：诺弗遗孀为他写的传记即将出版，书里更准确地记载了这个插曲的全部情况。兰内夫特上校说他不是那个荷兰军官，这人可能是F·G·L·韦吉尔曼上校，已故。 ] 。英国人说他不能入眠，因为他肯定航空母舰的目的地是珍珠港。
12月3日深夜，12月4日凌晨 [ 注：萨福德认为是12月4日，然而布里格斯至今仍认为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见注解。 ] ，拉尔夫·布里格斯在M站(海军东海岸的监听设施)值班。劳伦斯·萨福德中校前些时候来视察过M站，检查了新电报机(用于测向控制)，他知道侦听组已进入戒备，监听“风”指令。他已有称职的报务员在监听东京的新闻和气象预报。
萨福德以前来检查工作时布里格斯还未来，但他现在已很称职，能搜索到任何“风”电文。他懂日文，但他直接领导DW上士，指示他专门注意三句话：Higashi no Kaze ame，Kitano Kaze kumori以及Nishi no kaze hare。DW向布里格斯解释了每句话的重要意义。第三句是“西风，晴”，可能是指与英国断交。
拂晓前布里格斯准时收到日本海军从东京发出的例行气象预报，他用日文电码抄下：Higashi no kaze ame：“东风，有雨。”他一时琢磨不透其中意思，因他估计预报会是。西风，晴”的。
布里格斯忙拿值班领班的保密本进行对照，这原来是发给公使馆、领事馆的战争警报，这就是说要与美国开战，毫无疑问！
他急忙跑到隔壁，把电文用YWX线路传到萨福德办公室，然后打电话给他顶头上司(他就住在站里)。“DW”，他惊呼道，“我想我已搞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好极了，我马上来。”DW命令布里格斯用TWX线路将电文传到城里。
布里格斯说他已发去了。他挂上电话，在值班日志里记下收报的情记，包括报文性质、日期、时间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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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这个多灾多难的一天，一个陆军航空队上尉秘密地将一份厚得像本小说、标着《胜利计划》字样、用棕色纸张包起来的文件带给孤立主义者参议员伯顿·惠勒。据惠勒讲，这个年轻上尉说他认为国会“在事关人类生命问题上有权知道总统行政部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惠勒浏览这份秘密文件时，血压升高了。“我强烈地感到这正是人民以及每个参议员应该知道的事”。
在惠勒看来，这像是一个在欧亚两洲投入总数高达10045658美国军队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他义愤填膺，将文件交《芝加哥论坛报》 [ 注：据威廉·斯蒂芬森传记的作者说，一个名叫“无畏”的英国人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上尉帮助下“编造”了这份文件。“这项骗局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孤立主义渠道向希特勒透露一项“秘密计划”，促使他向美国宣战。英国担心美国不会对德宣战，即使英国和美国的基地遭到日本突然攻击。” ] 驻华盛顿记者发表。
第二天(12月4日)晨，阿尔伯特·C·魏德迈少校到达军需大楼办公室时已是7时30分。他感到周围气氛异常，军官们转来转去，叽叽喳喳地谈论着，情绪激动。当秘书交给魏德迈一份《华盛顿时代论坛报》时，议论戛然而止。他看了通栏标题，惊恐万状：
F·D·罗斯福战争计划
目标是一千万军队：
一半随美国远征军作战
计划于1943年7月1日前登陆作战，打垮纳粹
魏德迈急速浏览了一下报道。这正是他数月来日夜不停为之操劳的《胜利计划》的翻版！“如果一颗炸弹投在华盛顿，我的惊讶也不会比这更大了……这是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美国准备参战，而且很快。罗斯福总统向人民作出的置美国于战争之外的保证就被看作是竞选宣传演说而已。”魏德迈是负责准备《胜利计划》并负责其安全保密的总参谋部军官，泄露计划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国提早参战。
他私下认为，除非美国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不应干预外国事务，而美国利益并非马上有何危险(职业军人一般皆持此观点)。不过尽管他有此看法，他还是全力投入战争——一场他感到美国尚未做好准备的战争——计划的制订工作。他是第一个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泄露计划的人，被联邦调查局彻底审查，结果是完全无罪。
12月4日，华盛顿官场一片惊慌。当史汀生从纽约看完牙医(他在牙医诊所泡了三个小时)回到首都时，发现助手们郁郁寡欢。“再也不能想出比这更卖国、对我们防御计划破坏性更大的勾当了。我第一次看到麦克洛伊情绪如此低沉。不过这事产生的效果却是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我鼓励他们振作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是正面迎击，如有可能，再利用此事把美国人民从可恨的麻木不仁和对这场战争完全无知的状态中唤醒。”
他打电话给总统。“我向他谈了我对形势的看法，高兴地看到他同意正面对付这场危机。”史汀生看到罗斯福“斗志高昂”，不再犹豫彷徨而感到宽慰。“所以晚间的讨论是以战斗和乐观的基调结束的。”
最近曾在报上预言袭击珍珠港的威廉·马修斯采访了诺克斯。马修斯问海军是否对突然袭击做好了准备，“是的，”诺克斯满不在乎地回答。“然而他们不敢突然袭击，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等于自杀。”
那天韩基洙打电话给国务院的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说朝鲜地下人员告诉他日本将在周末进攻珍珠港。他十分担心，从而给汉密尔顿送去下面长长的报告：
电话上已经谈了我们特工人员担心日本将在“本周末”突然攻击夏威夷，现请您注意与此密切有关的下列情况：
1．11月22日《日本时事》对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整个夏威夷群岛演习的报道。空军演习时间是从1941年11月到12月31日，“除星期天和节假习外每天进行。”
2．意大利杂志《今天》于1941年10月24日在罗马发表一篇文章，预料日本将与美国交战。文章预料日美战争将以日本海空军攻击夏威夷群岛开始，最终攻击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和巴拿马运河。
韩并提请注意日本松尾写的1940年10月出版的《三国轴心及美－日战争》一书。松尾在“日本突袭舰队”一章里写道，如果爆发日美战争，日本毫无疑问会抓住最好的时机先打击敌人。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重要情况，我们也真诚相信，12月是日本发动进攻的时间，也许就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日本突袭舰队已瞄准夏威夷……
无论您对我们工作有何看法，恳请您将我们的忧虑和这份情报呈总统并转夏威夷陆、海军指挥官。
在爪哇，索普准将又给华盛顿发去第二份关于进攻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报警电报。他非常不安，12月4日决定再发一份。这份是通过总领事富特发出的，然而“比利大叔”把谈及进攻地点的长长第一段完全删去，只提“风”密码。富特在结尾还加了一句：“索普和斯劳森已将上述情况电告陆军部。我对此抱有怀疑，不予重视。自1936年以来此等传说并不鲜见。”
塔·普尔顿将军估计富特可能淡化这份电报的重要意义，遂给荷兰驻华盛顿陆军武官F·G·L·韦吉尔曼上校发去一份详细电报，指示他转交美国军方最高当局。
索普后来又发了第四份电报，直接上报情报局迈尔斯将军。华盛顿表示电报收悉，命令索普不要再送这等电报了 [ 注：索普发的4份电报中，在陆军部档案里只找到两份：一份是经过删改的富特签发的，一份是索普的最后一份，但没有关于袭击珍珠港的一段，这份重要情报它传递过程中已被删改。 ] 。“这也许是因为陆军部感到我的电报有落入不该知道此事的人手中之虑，或是因为有其他什么充分理由。”
另一出好戏在北部的马尼拉开锣了，在亚洲舰队总部，肯普·托利上尉执行一项总统亲自布置的神秘使命。他奉命武装一艘“兰尼凯”帆船——一艘航行在岛屿之间的双桅杆的小船，船上要装一门炮、一挺机枪以及在海上航行两周的口粮——准备24小时以后出发。托利知道的情况是：他这艘船是三艘执行同样任务的船之一；他是去接替由小约翰·沃克尔·佩恩上尉指挥的“伊斯阿贝尔”帆船。“伊斯阿贝尔”已在去印支沿海的途中。三天前哈特将军收到下列特别指示：
总统指示，下列任务必须尽快完成，如有可能，在接阅电报两天内完成：派三艘小船组成“防御性情报巡逻队”。要按美国舰队的最低标准装备，由一海军军官指挥，船上配备一门小口径炮、一挺机枪足矣。任务是观察日本在西中国海和暹罗湾的活动，观察所获用无线电报报回。可使用菲律宾水手，水兵人数则要压到最低限度……
哈特读了电报惊愕不已，“这项工作作为战争措施是很不高明的”，他后来对海军历史局局长说。“派观察船去这区域执行任务作用不大，因为日本人肯定会发现他们……这就是说他们不会有机会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指示佩恩注意那些有价值的目标。在“伊斯阿贝尔”出发之前仅有他和佩恩知道真正使命，然后只告诉了他的执行军官马里恩·布阿斯上尉。他们对外只说是奉命寻找“卡塔利娜”。12月5日晨“伊斯阿贝尔。看到一架日本海军飞机。当船(原是一艘私人游艇)继续向东航行时，这架飞机整天出现。从空中看，“伊斯阿贝尔”甲板上有椅子，像是游艇，然而这显然是艘武装船，因为前后甲板上装有3寸的炮，驾驶舱上装有四挺路易斯机枪。
上午7时佩恩看到印支海岸距离只有22英里之遥，10分钟后他收到命令立即返回马尼拉。在回程途中他收到二份电报；珍珠港已遭袭击 [ 注：托利的船刚要出发时，(日本)炸弹已落在瓦胡岛上。战后托利深信这次执行的任务只是一个挑起对日战争的阴谋。布阿斯上尉(后晋升为上校)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船确是吸引日本上钩的诱饵。“我们的任务实质是：努力侦察日舰位置，通过电台报回，结果导致可能被击沉的事件。”哈特将军有机会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明三艘小船执行任务的真相，但他未讲。后来他向托利承认“兰尼凯”是派去作诱饵的，“而且我有证据，但我不想为之，我奉劝你也别干。” ] [ 注：著名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也认为三艘小船是用来引诱日本人的“捆绑着的绵羊”。“总之，罗斯福也毫无疑问像千百万美国人一样相信，为保护美国重要利益，需要这个国家参战。为劝服一大部分犹豫不决的舆论，他需让日本人打第一枪。” ] 。
华盛顿此时已是12月5日的清晨，《华盛顿时代论坛报》头版有半版都是《战争计划》的丑闻：
战争计划败露，国会震动，陆军拨款案岌岌可危；英国为美国远征前景欢呼。
三个副标题是：
国会咆哮，廷克海姆宣称共和国被出卖
英国报纸大肆宣传耸人听闻的新闻曝光事件
政府担心全国怒责秘密计划
史汀生打电话给总统；总统不主张就此事向报界发表谈话，史汀生反对。“好吧，”罗斯福说，“去跟他们谈吧。”上午10时30分罗斯福在自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此事无可奉告，也许陆军部长有话奉告诸位。一小时后史汀生走进记者招待会大厅，发现屋里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他的讲话非常简短。首先他问了两个问题：“如果美国总参谋部在当前世界形势下不调查，也不研究这个国家可能遇到种种现在可以看得见的紧急情况，以及对付每个紧急情况的可能办法，诸君会有什么想法？一个人或一家报纸攫取了这些机密研究材料，并向这个国家的敌人公开，诸位对他们的爱国精神又有何看法？”接着他解释，这事尚在研究之中，“它们从未形成政府批准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