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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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海军部和陆军部对金梅尔、肖特封锁消息，不让他们接触1941年夏到该年11月下旬的重要电文。也许因为马歇尔担心日本人会因此发觉美国已破译他们的“紫心”密码；也许是因为情报官员的职业怪僻，竭力要保护新情报来源；也许是因为军种之间、部门之间竞争之故。
虽然马歇尔和斯塔克两人都感到有必要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动战争，但两人都强烈反对挑起对日战争，理由是陆军和海军皆未作好两线作战的准备。直到11月27日赫尔向日本提交最后通牒的最后一刻，马歇尔和斯塔克还要求罗斯福作出有克制的反应。
总统本人直到量后一天还在左右摇摆，尽管史汀生、伊克斯及其他日本问题专家一再敦促他作出决定。而一个星期还不到，罗斯福便面临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策，华盛顿收到大量情报，表明下落不明的日本“机动部队。正向东朝着夏威夷开来。这些情报包括“勒赖号” [ 注：12月10日凌晨3时37分“勒赖号”在洛杉矶码头刚靠岸，普雷斯顿·艾伦少校走进报务房，要求将航行日志交给他，电台台长阿斯普隆德坚持将日志交给了伯恩特森准将，伯愚特森又将日志及从11月30日到12月7日的其他材料交给海军军官，在海军档案里查不到这些材料的记录，也没有查到上面这件事。马特森客轮公司准许作者随意查阅其档案材料，其中包括格罗根的日记。 ] 、第12海军军区(霍斯纳上尉和一等兵Z)、爪哇的塔·普尔顿将军和索普将军送来的警告。最后还有兰内夫特上校在海军情报局的会晤情况，这有兰内夫特武官处日志记载材料为证 [ 注：兰内夫特上校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一直担任驻华盛顿海军武官。1946年尼米兹将军亲自授予他优秀指挥官奖章。他的奖状上写的是：“……兰内夫特少将以高超的技巧和主动精神执行自己的使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协助……他对海军军械局作出的贡献是对盟军舰艇完成防御和进攻战斗任务无法估价的帮助。”见注释。 ] [ 注：大约在1960年，兰内夫特将军毫不介意地对他一位老朋友塞缪尔·默里·罗宾逊(前采购和物资局局长，他开创了历史上最大的造船计划)说，他不断看到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完全意外的文章，不禁感到惊奇。12月6日，海军情报局军官曾用海图向他指出日本特遣舰队距檀香山只有400英里，偷袭怎么可能呢？ ] [ 注：罗宾逊惊愕不已。他对此一无所知，恳请兰内夫特去问斯塔克偷袭怎么会发生。那天下午，罗宾逊将军给了一个简短的回话：兰内夫特没有必要去问斯塔克，罗宾逊本人刚给斯塔克打了电活。斯塔克拒绝对此问题发表评论。 ] 。
战争结束10年后，塔·普尔顿将军问索普将军，“你是否真的把我给你的情报上送了？”索普保证是送了。塔·普尔顿说他当时就不相信富特总领事会将电报全文发华盛顿，所以他自己也发了一份给荷兰驻华盛顿陆军武官韦吉尔曼上校——电报提到了进攻夏威夷和菲律宾。韦吉尔曼告诉普尔顿，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天就亲自将电报交给了马歇尔；而这位参谋长却说，“你能认真对待这种电报吗？”
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证实，荷兰事前确实知道日本的进攻计划。1980年他对作者说，在1943年的一次会议上，荷兰皇家海军的康拉德·E·L·赫尔弗里希中将对美国珍珠港遭偷袭表示莫名其妙。赫尔弗里希说，荷兰人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知道日本要攻打珍珠港。“我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他感到十分惊讶，”魏德迈回忆道，“当我表示我十分怀疑这份情报已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为华盛顿所知时，赫尔弗里希觉得毋容置疑，他清楚地记得荷兰政府已经通报了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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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这里的是个企图硬碰东方的愚人。”
拉迪亚德·基普林
到12月4日，罗斯福及其小小的顾问圈子，包括史汀生、诺克斯和马歇尔，面临三种选择。他们可以向日本和全世界公布日本“机动部队”在向夏威夷逼进；这毫无疑问会迫使日本人调头返航。第二，他们可以通知金梅尔和肖特，日本航空母舰已在夏威夷西北，命令他们派出所有远程巡逻机寻找日本舰队。日本如此秘密组织的进攻，其成功必须完全依赖突然性。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如在距离目标很远时已被发现，它就不得不返航。
在赫尔向日本递交最后通牒一个月之前，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认为我们参战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日本。”如在瓦胡岛扔下一颗炸弹，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十字军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要知道美国一半人口要求和平——第三个选择要达到如下目的，不让金梅尔、肖特及其他所有人(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以外)知道真相，日本人不会察觉他们已被发现，仍继续向发起攻击的地点挺进。这就注定日本要发起攻击。如果金梅尔、肖特及其他人知道内情，他们就可能打草惊蛇，作出使日本人觉察到他们的进攻计划业已败露的反应。
这是个深谋远虑的冒险计划。但罗斯福象邱吉尔一样，敢于赌博，冒险程度那时看来也不太大。回想一下罗斯福收到的马歇尔1941年5月写的那份备忘录吧，备忘录把瓦胡岛描写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保证能使任何敌人的特遣舰队在接近珍珠港之前就被摧毁，罗斯福在海军服役很久，对海军力量深信不疑。同时，他还收到报告说日本缺少飞行员，日本飞机又只是二流的 [ 注：多数美国人亦持与罗斯福相同的看法。著名的漫画家J·N·“J”达林用一张漫画表达了这个看法。漫画是一个戴着角质玳瑁眼镜，个子矮小、龅牙獠嘴、怒目圆睁的日本兵，徒劳地在给一个大气球吹气。在太平洋对岸站着一个头戴海军帽，信心十足的山姆大叔，背后藏着一把弹弓，狡诘地笑着。 ] ，美国太平洋舰队不仅不受什么损失就能阻止日本进攻，而且能重创日本“机动部队”。“暴君”特纳是美国海军中最厉害的将领之一，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对海军调查法庭说，“我那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已出海，我觉得，有了已经得到的通知，我们的岸基飞机及航空母舰在日本舰队返回本土之前，定能狠揍他们一顿。”
这样的失败对日本军国主义将是灾难，也许一举能使日本不再成为太平洋的威胁。而且，金梅尔的两艘航空母舰将会驶离珍珠港，而留在港里的舰船不会有被击沉的危险，空投炸弹威胁不大，鱼雷进攻不起作用，因为珍珠港水浅。
华盛顿在12月6日和7日只有这样做才是合情合理的。有哪位作家能笔下生花，劝服读者同意我们军政领导人在那两天的所作所为呢？我们能否相信，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晚上陆、海军头目居然不知去向？能否相信他们后来作证时一再说的他们记不得他们究竟在哪儿了？有人提醒海军作战部部长，那天晚上他跟罗斯福通电话了，而他却想不起来当时他们是否讨论了日本第13部分电报，这可能吗？我们能想象一位看了电报后曾说“这意味着战争”的总统，会不立即把陆军、海军指挥员以及陆、海军部长召到白宫来吗？诺克斯的密友詹姆斯·G·斯塔尔曼，1973年写信给肯普·托利将军说，诺克斯曾告诉他，12月6日那天夜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和史汀生、马歇尔、斯塔克、亨利·霍普金斯、总统一起在白宫度过的：他们都在等待他们已知道要发生的事：攻击珍珠港 [ 注：12月10日诺克斯一到珍珠港，问金梅尔的第一个问题是“偷袭前一天晚上你收到我们的电报了吗？”金梅尔说没有，诺克斯说他们肯定发了。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是说漏了嘴；他是指第二天中午马歇尔发出的电报。而诺克斯在给罗斯福的报告原文上写到：“11月27日陆、海军司令部已收到一般战争警告，而陆军部12月7日午夜给陆军发的特别战争警告直到那天攻击发生后数小时才收到。”这难道也是说话漫不经心而漏嘴了吗？12月6日夜里白宫开会(正如斯塔尔曼报道的)，会上是否决定当夜给夏威夷发一警报——一个后来未让诺克斯知道就撤销了的警报呢？ ] 。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第二天上午还在继续：马歇尔坚持说他在11时25分之前尚未到办公室，而史汀生的副官哈里森少校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他上午10时左右在陆军部长办公室里看到过这位参谋长。“我看见他并跟他说了话，谁要说他在外面骑马都是扯谎，因为我那时见到他了，跟他说了话。”麦科勒姆中校和约翰·R·迪恩中校(马歇尔的助理秘书)也都见到他了。
斯塔克上午9时15分看了14点电报，1小时后又看了那份下午1时日本要递交的电报，那他为什么不同意部属的请求立即打电话通知金梅尔呢？还有马歇尔，他为什么看了所有电报并说这意味着立即交战，却给珍珠港和马尼拉发了一份无关痛痒的电报，一方面表示他不知道那下午1时必须递交照会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意思”，一面又说“要根据情况进行戒备”呢？还有，他为什么不接受斯塔克提出的利用海军无线电设施发电报，或者使用他们自己的保密电话，而是要通过西部联盟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发电报呢？马歇尔不使用电话的借口，是日本有可能窃听电话，从而获悉他们“紫心”密码已被美国破译。7个月前十几份截获的电报说明日本已担心他们的绝密密码已被美国破译。珍珠港遭袭击后不久，华盛顿与夏威夷之间的电话联系又何等普遍。
6日和7日发生的一系列错误令人难以置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说得通：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假戏真做，罗斯福及其圈内的人是知道日本偷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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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后不几天，掩盖事实真相的活动就开始了。据一位接近马歇尔的军官说，马歇尔下令禁止走漏消息。“先生们”，参谋长对6个军官说，“让这和我们一起进坟墓。”这位未透露姓名的军官现仍健在。他1961年5月4日跟邦纳·费勒斯准将和查尔斯·C·坦西尔博士一起吃午饭。据费勒斯说，这位军官说12月7日马歇尔在给肖特发电报问题上显然行动迟缓，这就是为什么参谋长要约束部属不得透露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他自己后来很方便地宣称他忘了珍珠港事件前一天晚上他在哪儿。
掩饰真相的做法在继续；罗斯福修改了诺克斯写的珍珠港事件报告原文，而罗伯茨委员会的报告则更使掩盖活动变本加厉。罗伯茨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坦利将军后来说，罗伯茨大法官把事实“扭曲得像蛇一样”。斯坦利的直率批评使他获得杰出服务勋章和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但在莫斯科他就接触不上怒气冲天的共和党人和满腹狐疑的记者了。
掩饰活动仍在顽固继续。罗伯茨委员会认为主要是马歇尔和斯塔克玩忽职守，而非金梅尔和肖特，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和海军调查法庭则修改了这一结论。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尔又修改了陆军和海军委员会的报告，这使多数公众相信罗伯茨事实上是受别人摆布，几乎没人注意政府、陆军和海军要人颠倒陆军珍珠港委员会和海军调查法庭的调查结论。他们强行塞入没有截获“风”电讯的证明材料。此举非常成功，国会听证会多数报告结论是没有这种电报，只有萨福德一人相信它的存在。而英格索尔将军、杜森伯里上校、佩蒂格鲁及萨德勒都作证说他们见到过，但他们的证词不受重视。此件确实存在的有力证据是1977年1月13日拉尔夫·布里格斯对“历史学家、海上安全司令部”作的采访录音。1980年经作者要求，国家安全局和海军的作者提供了录音正式文本(抽去少许涉及安全问题的材料)。布里格斯应募入伍，参加海军，后提升为军官，转业后仍搞无线电专业，是有34年工作经验的专家，级别为联邦政府职员13级，战后他担任反情报侦查官员和海军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安全分析人员。
显然，所有“风”指令电讯已被丢失或销毁了 [ 注：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其它重要电报和文件也都不翼而飞，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文电包括：12月10日驻旧金山海军从“勒赖号”船上没收的材料；索普和塔·普尔顿的电报；“三轮车”交给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提纲和其它材料；第12海军军区追踪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行踪的记录；1941年12月3日格罗根向第14海军军区报告记录原件，人口统计局搜集的日本美籍公民姓名的记录。 ] [ 注：也许本书读者会进一步提供被扣压的材料，因为今天的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不再遮遮盖盖了。 ] 。据一位前海军情报局军官、《珍珠港事件前一周》一书的作者A·A·赫尔林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海军部二处一片恐慌，“有个军官，那时在情报局，现仍在海军，后居要职了，他告诉记者，有天早晨他到办公室保险柜一看，许多‘魔术’文件都神秘地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事实上海军情报局把绝密、秘密以及不太秘密的档案文件都干净彻底地进行了打扫，据一位即时正在值班的军官说，彻底到连一张1941年11月、12月份海军部序列表都不保存。”
有人听了萨福德上校听证会的证词后，说他是撒谎的骗子，有人说他是聪慧然而古怪的天才(他得了幻觉症)。他在退役前不久发明了高级电子对抗机，他说这主要是他牵狗散步时想起的。这解决了“逃避我们监测达15年之久”的难题。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因萨福德发明的约20项密码技术给他颁发了十万美元奖金。直到死的那天为止，他竭尽全力使世界相信确有“风”指令，他从不把拉尔夫·布里格斯拖进这场漩涡，布里格斯的海军生涯没有受影响，萨福德此举值得称颂。
V将军 [ 注：V将军的姓名将在他死后公布。那封写给一位杰出将军的信保存在总统图书馆档案里。 ] 也许是最了解珍珠港事件内幕材料的健在的人。他最近在一封信里评论道，如果有何事例证明罗斯福和马歇尔应为珍珠港悲剧负责的话，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手法，特别是马歇尔使用的手法。
马歇尔参谋长在各种调查会上的证词与其显赫职务所具有的威望和荣誉很不相称。可悲得很，这样位居要职的人居然撒谎，而他两个备受宠幸的部下比德尔·史密斯和杰罗也不得不撒谎。这两人在12月5日都不同意给夏威夷通报任何情况，萨德勒给陆军珍珠港委员会作证时就是这样说的，萨德勒后来向克劳森修改了自己的证词，因为克劳森挟有马歇尔的军阶和威望。然而萨德勒后来在国会作证时又再次推翻了自己的证词，宣称他将文件给了杰罗和史密斯，V将军也在信中写道，他并不知道罗斯福采取了什么手法压制电报和阻碍行动的，但他的确知道杰罗撒谎，也知道他为什么撒谎。
为什么杰罗和史密斯(这俩人也许是马歇尔最亲近的部属)阻碍对12月5日电报的调查呢？他们的行动如果没有马歇尔的指示是难以令人相信的。而马歇尔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那时已是他们的总司令，即总统的忠实仆人。
同样可悲的是，像史汀生、赫尔、诺克斯和福莱斯特尔等堂堂要人也参与了掩盖事实真相的活动，并使金梅尔和肖特两个无辜的人蒙受不白之冤，充当了替罪羊 [ 注：肖特退休，默默地过着恬静的生活。《星期六晚邮报》愿付他一笔巨额稿酬，请他与人合写一篇反罗斯福的文章，他拒绝了，1949年9月3日他死于埃尔伯索。金梅尔从未放弃为自己昭雪的战斗。“我的主要使命是使整个珍珠港事件曝光——支持我活下去的正是这点——”这位不屈不挠的将军84岁时，即逝世前两年对美联社说。“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是否会水落石出，所有能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都被销毁了。”但他预言，历史终将为他昭雪的。他从海军同事中获得的支持远远超过肖特从陆军军官得到的支持。1957年金梅尔在安那波利斯被同学选为校友会主席。 ] 。这是不公正的，亚纳尔、理查森、金、斯坦利及哈尔西等名闻遐迩的将军公开提出批评，说明海军主要将领的愤懑和厌恶情绪何等之深。
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尽管有缺点，但仍不失为是卓越的领袖。他像世上大多数领导人一样，深信只要达到目的，手段便也是正当的。所以真相就被隐瞒了。
更大的悲剧是，对日战争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哀悼那些牺牲者；首先是在瓦胡岛牺牲的2403人，然后是那些事业被葬送的人，像金梅尔、肖特、萨福德、布拉顿及萨德勒。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必须哀悼千百万在这场太平洋战争中捐躯和伤残的人：双方的陆、海军战士及许多国家的无辜平民，特别是日本的老百姓，他们受了炸弹和原子弹的摧残，最后的牺牲品是当今世界的现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东方这场战争将是什么状况吧。就不会有广岛，也许就不会有核战争的威胁，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在朝鲜打一场损兵折将、不得人心的战争，以及在越南打一场更可悲的、使美国经济削弱、使国内冲突加剧的战争了。
收获是日本和美国从战争结果中吸取了教训。前者认识到，她的真正盟邦不是轴心国；后者认识到，只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与民主世界一致的日本，方能稳定亚洲，阻止日本传统的敌人俄国的统治。然而一小部分受千百万人最崇敬的人却相信，为了民族利益，有必要施展不光彩的诡计——煽动一场日本原想避免的战争。用尼采的话来说，这真是“人哪，太有人的特点了”。
已经犯了的错误及日、美双方犯下的残酷的暴力行为，不能被遗忘——只能被认识。他们过去是敌人，今天成朋友，今后必须继续是平等的伙伴。
附录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 1982
我将本书最后清稿送出版商后，确信本书揭露的事将会起抛砖引玉作用，会带来进一步的揭发。这里有几个新的材料，应对历史学家及研究这桩错综复杂的珍珠港案件的学者有用。
1．一份在阿留申群岛服役的人写的关于“机动部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航空母舰编队)在北太平洋活动的报告。罗伯特·E·伊斯雷尔是驻荷兰港陆军部队连长。他用静电复印机复制了报告原件(在他手里)并寄给了我。报告是阿拉斯加防御司令部发给第37步兵司令部的，收文时间是1941年12月6日上午1时5分。报告如下：
无线电报：
海军报告
日本船在
荷兰港东南270英里
以前我曾从一等兵Z处获悉，荷兰港有一个无线电测向站，1944年测向站有个军官告诉Z，他们也在追踪“机动部队”在北太平洋的行踪，Z想不起此人的姓名了，但说，如果我给他一份在荷兰港服役过的人员名单，他相信能回忆起来。我请求美国海军提供一份所有在荷兰港服役过的情报军官和通信军官的花名册。结果一个也找不到。有个研究员，叫戈登·海德·埃文斯，自从读了《可耻》之后，一直努力从美国海军历史中心和国家档案馆里寻找“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的日志和记录，未果。“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1941年是从菲律宾的甲米地，经中途岛和夏威夷一直延伸到荷兰港，这些记录如果还没有被销毁，现在就应该公开，再不解密就没有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了。
2．卡尔顿·G·凯彻姆上校的信札。凯彻姆是匹兹堡大名鼎鼎的居民，他的信说明了·埃德加·胡佛掌握了日本航空母舰舰队向珍珠港开进的情报。凯彻姆被阿诺德将军看中，负责为空军在超过服役年龄的人中，物色具备特定条件和经历的人员充当军官。这是一顷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工程，1942年秋天结束。凯彻姆说早在1942年他应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本德邀请，参加了在华盛顿陆－海军俱乐部召开的特别会议，与会人员是几个经严格挑选的议员和政府官员。据凯彻姆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在国会开会期间每两周聚会一次，吃饭，打牌，以及自由讨论那些在其他场合属于机密的问题。本德告诉凯彻姆，胡佛(他是这个小组成员)对他们讲，总统及其最亲密的顾问门对日本进攻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胡佛(仍据凯彻姆说)与小组里他非常熟悉的人(凯彻姆除外)随便闲谈，不拿任何稿子。他讲话之前提醒小组成员遵守小组的保密规定。
“我将在那里听到的一切看成是一种特权，不可对任何人重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凯彻姆写道。但是现在看了《可耻》上的材料与他听到的不约而同，他感到不应再受那个保密要求的约束了。“当然我不能逐字逐句地引用，但我对当时听到的话印象极深，肯定我这里送给你的材料原则上准确无误。胡佛先生说，从1941年秋初到偷袭珍珠港前几天，他从几个来源频频收到情报，要袭击我们了，情报一次比一次具体。他说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在这期间也从许多来源得到情报，除了胡佛先生送给他的以外，他提到的情报来源有荷兰使馆和荷兰在远东的秘密情报部门。他提到一个英国商人，后来又提到香港的英国秘密情报机关。他说罗斯福先生还从在日本的某政府机关收到一份情报，但我记不起是谁了。他至少还提到一个情报来源，只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胡佛先生说，除罗斯福总统外，知道这些情报的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亨利·霍普金斯、诺克斯部长，我想还有史汀生部长。不过，我没有多大把握。他说，他非常肯定情报没有传到马歇尔将军，没有传到太平洋的指挥官肖特将军和金梅尔将军。总统对胡佛说不要向任何人提及这些情报。不要扩散到联邦调查局去，也不要让他们那时派驻太平洋地区的人知道，只由总统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胡佛说最后一份或几份情报是夏威夷某个监听站报务员发来的。胡佛说这些情报表明日本舰队在逼进，并说这些情报是攻击(珍珠港)之前几天收到的。据我记忆，(小组)对下述事实曾作过某些讨论：大约攻击前三天电台便停止了工作，小组对下面情况也作了一些讨论：陆、海军指挥官事先应该能够得到通报的，他们应该能将舰队和军营里的士兵疏散，使伤亡减到最小程度的。对总统的领导也说了一些尖刻的话，时至今日我就不去援引了。”
1975年匹兹堡的哈特书屋出版了凯彻姆的自传《一位再度服役的上校的回忆，1942－1945》。凯彻姆在书中记载了这次小组会议情况。“吃饭时的谈话”，他写道，“是极其有趣的，主要是因为话题是关于华盛顿在珍珠港遭受袭击之前，早就知道此事非常可能发生，轰炸菲律宾克拉克机场也极有可能。我想他们不准引用谈话的规定早就失效了，那是三十几年前订的，但是今天我仍遵守。”
3．追踪开往夏威夷的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踪迹的进一步证明材料。1941年11月中旬，“机动部队”从日本内海出发时，南云将军命令各舰关闭电台，严格执行，这是历史事实。日本电视台为纪念袭击珍珠港41周年，播放了一个2小时的特别节目：《寻找珍珠港之谜的答案》。节目导演及制片人绀野采访了罗伯特·哈斯拉赫。哈斯拉赫是荷兰驻华盛顿使馆雇员，眼下正在撰写1932－1942年期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密码和情报史，他展示一封信，是一个名叫汉宁的荷兰海军上校战后写的。汉宁，据说是位为人严谨的军官，决不报告道听途说的材料，而只报告他知道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汉宁的信是写给荷兰皇家海军参谋部的。信中说，从分析日本无线电台通讯联络情况看，可以断定在1941年11月最后一周里日本舰队在千岛群岛附近实施大规模集结。换句话说，荷兰人由于截获了日本无线电信号，在1941年11月就查到“机动部队”北上千岛群岛单冠湾的踪影。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就是为突袭珍珠港而在千岛群岛集结的。如果不是特遣舰队里某个或某几个舰艇违反禁止使用无线电的命令，查到舰队踪迹又怎么可能呢？
绀野为日本电视台制作特别节目时，也从日本自卫队战史办公室编写的官方历史(《夏威夷之战》世事书屋出版社出版)中发现，随同“机动部队”行动的有两艘潜艇，其中一艘I－23，1941年11月30日(东京时间)报告发动机发生故障，最大航速减至有效能力的80％。潜艇掉队了，很快便落后很远，无法用灯光信号或旗语联系。《夏威夷之战》一书中再无I－23，12月6日(东京时间)前活动的记载。12月6日发现I－23终于修好发动机加入主力部队，这艘潜艇并未装备测向器，它怎样找到特遣舰队位置的书里没有交待。
需要进一步研究I－23，研究与无线电台关机有关的问题，这也许是有益的。1941年11月末荷兰人发现“机动部队”行踪这个新材料证明威尔金森将军和一等兵Z的报告是正确的。这两个人都在12月2日发现了特遣舰队的踪迹。当时气候十分恶劣，“机动部队”两天未能加油。小舰的舰长面临紧急情况时，可能使用小功率发报机与其他舰艇联系。当时小功率发报机通联范围据信不超过50英里。大家知道，今天这种小功率发报机在一定气候条件下可发射到很远距离。绀野在研究过程中采访了当时“机动部队”舰艇上的报务员。他们所有人发誓说他们从未违反电台关机的命令，即使小功率发报机也未使用。然而有几人承认他们确曾跃跃欲试，因为雾实在太浓，风浪太大，不用发报机就无法与其他舰联系。
绀野还挖掘出其他重要材料。他在檀香山找到伯恩斯中尉警官的两个部属。一个是威廉·凯纳，一个叫理查德·米勒。凯纳说他这位后来当了夏威夷州长的前上司，曾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天和他谈起过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希弗斯关于珍珠港将遭攻击的情报。米勒说，希弗斯本人对他说起珍珠港将遭袭击。关于那个南斯拉夫双重间谍波波夫，绀野也找到了新的材料，并对其他尚需进一步探讨的事件提出了若干绕有兴趣的问题。据绀野讲，所有这些资料将提供给研究人员。
4．如劳伦斯·萨福德上校在证词中一直顽强坚持的一样，两位日本重要海军军官证实，12月4日(或在此前后)在美国东海岸收到了“风”指令电报。实松让上校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海军历史学家。他在自传《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写了他个人对这个有争议的电报所了解的情况。1941年他是中校，任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使馆有两名海军副武官)。使馆办公楼是一座两层楼建筑，武官处在二层，1941年11月19日，报务员从武官处隔壁的收报机里接收到东京发出的电报，那时东京正在建立著名的“风”密码体系。到12月4日晨，武官处工作人员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等候“风”指令的到来。那天下午，报务员荻本剑持上士跑步冲进武官办公室，叫道：“风来了！”荻本公开身份是使馆文职工作人员。两星期来他一直“全神贯注”地搜索信号。实松让闻讯跑进报房，及时听到播音员呼叫“Higa shi no Kaze ame”(东风，有雨)，呼叫连续了多次。谁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他们开始毁掉密码机、秘密文件和电报密码，只留下为处理最后一分钟工作所必需的材料。
另一个海军副武官是寺井吉特少校。他在1982年8月18日一次采访中也证实了上述故事。他回忆他12月4日下午如何回到办公室，见到办公室收到“风”指令后的一片混乱和骚动的情况，在此前一天我也采访了实松让，我告诉他一级准尉拉尔夫·布里格斯作证时，曾说他是上早班时收到“风”指令的。不是下午，实松让说那有可能，东京对这等重要电报需发几次，布里格斯收到的定是12月4日较早时候发的一次。为什么荻本没有听到早发的信号呢？实松让解释道，荻本是使馆唯一的报务员，不能一天24小时监听广播。荻本与实松让同住在附近一座公寓楼里，每天早上9时上班。奇井(现在是退休中将)也说布里格斯听到的可能是早发的信号，而此时荻本还在睡觉。
萨福德作证时，开始说他相信是12月3日晨听到“风”指令的，后来又将日期改为12月4日，布里格斯在正式录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是12月4日。战后他从秘密档案卷宗里查阅“风”指令时，能找到的只是1941年12月2日的日志而且是在图片卷宗里找到的。他当时想：这可能是“风”指令吧。结果非也。假如是的话，这些材料也会被销毁的。
与珍珠港事件有关的人看了《美国的耻辱》后，作了不少评论和建议，他们的评论和建议对研究人员同样是感兴趣的。理查德·E·克拉格少校二战期间在华盛顿海军密码和信号实验室里主管研究和开发。他是劳伦斯·萨福德上校的同事。他提供了有关海军NO．3密码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的许多详细材料。
乔·F·理查森是J·O·理查森将军的儿子。他说《可耻》是反映这个题材的书刊中“最全面、最有见地、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但也指出我有个地方是疏忽大意了。“今天，在我们知道这场悲剧的全部情况后，许许多多人无法相信罗斯福居然故意扣留可以挽救许多生命、舰船和飞机的情报。事后了解的情况使人感到这罪恶太大，使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为此，我对你319页上的总结没有强调所有(接触材料)的人对英国成功袭击(意大利)塔兰托的意义都缺乏认识而感到遗憾。这是整个灾难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而这一环从未得到足够的强调。
“如果罗斯福也像海军一样，相信珍珠港不怕空投鱼雷攻击，当然也知道炸弹对舰队基本上不起作用，那么他决定不命令夏威夷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就更可理解了……”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已改进了他们的鱼雷，装了木制稳定器，因而在珍珠港的浅水中也有很好的浮力。
亨利·克劳森以前是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副录音员，曾被史汀生部长选中，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特别调查，现为马桑尼克公司主要执行经理。他写道：“你潜心撰写《可耻》而揭示了珍珠港悲剧的真相，这一努力令人非常钦佩，……祝你好运，祝你找到更多线索，乘胜前进。”有个线索来自一个读者。他来信中谈到一封信，声称是罗斯福的一个女婿写给金梅尔将军的，内容是关于珍珠港悲剧发生前，我们究竟知道多少。托马斯·金梅尔上校就此追根究底。他记得曾将这封约翰·伯蒂格写的信读给父亲听过。托马斯·金梅尔写信给将军的一个秘书，得到秘书回信如下：
“我与你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是1967年1月到3月，目的是帮助你父亲回复在珍珠港事件25周年之际收到的信件，他在家中向我口述，然后我将信及口述记录拿回家打字。
“有一封信是伯蒂格(安娜·罗斯福的前夫)写给你父亲的，说1941年12月6日晚，‘全家’正在白宫吃饭，席间父亲被叫了出去，回来时说战争可能第二天就爆发，他话的意思就是如此。伯蒂格先生的信说，事隔多年，他要‘澄清事实’。真相至今未白，他辗转不安，那时由于与罗斯福家庭的姻缘关系，他感到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你父亲给伯蒂格复信，表示感谢。
“那时信在我手中。我与我丈夫就是否应该复制这封信进行了辩论。我们决定，这封信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无权复制。多少年来我们希望我们当时作的决定不是这样就好了。
“我在1967年这段时间里处理的回信都有复写的副本。来信附在复信的后面。信都归还你父亲了，请他按自己意愿处理。”
沃尔特·迪安·肖特上校——肖特将军的儿子写道，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像金梅尔将军那样为自己冤案昭雪而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他的回答实质上是：他要为战争竭尽全力，所以他去福特公司工作，充当吉普车总装厂(在达拉斯)的交通经理，督促将这些重要的车辆迅速运到部队。他不能既做工作又为自己的案子奔波，而且对他来说，美国利益第一，那时是如此，永远是如此。那时他已知道G·马歇尔不是他的朋友，马歇尔将他在罗斯福政府中的地位置于他的荣誉之上。不过爸爸肯定陆军委员会将宣布他完全无罪。他丝毫不能相信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的荣誉会被践踏。
“国会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后他很伤心，但仍认为历史将最终宣布他无罪，就像你现在已经宣布他无罪一样。国会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后，我特别记得他说过，‘可怜的乔冶·马歇尔，他将是唯一不能写他自己回忆录的高级将领。”’
关于韩基洙问题，托马斯·W·吉勒特——参议员盖伊·吉勒特之侄，提供了更多的情况。1967年他在缅因州的巴斯与他叔父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在那时他才告诉我他与韩基洙接触的情况。叔父并说韩是在1941年11月底同他接触的，告诉他日本航空母舰编队正按战斗序列向东开进，攻打珍珠港或巴拿马运河，而不是向南。
“盖伊叔叔然后说，他亲自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并把情况交给了他。总统的回答是‘谢谢，此事要查一下。’我猜想，那次淡话相当简短。
“几天后，就是(1941年)12月初，盖伊叔叔又打电话给总统，盖伊叔叔对总统副官说，这(电话)与几天前同总统讨论的问题有关。副官去了又回来答称总统很忙，总统说此事已经处理。
“我问盖伊叔叔(他已接近90岁了，几个月后得了中风)为什么他不把这写个回忆录？他的回答是那时他是忠诚的民主党人，战争期间他从不猜测罗斯福总统的意图，他肯定罗斯福是要利用日本进攻达到全国统一行动的目的，舍此别无他途。他感到罗斯福完全错误估计了日本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当我建议说现在把这事弄清楚还为时不晚时，盖伊叔叔相当厌烦地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说也无用了。’”
托马斯·吉勒特和他母亲核对了上述情况。“她说盖伊叔叔要求见总统，由于问题的性质非同一般，他亲自见了总统。同时，(她说)韩来找盖伊叔叔，因为以前盖伊叔叔出面阻止把反日朝鲜学生遣送回朝鲜，因为到了朝鲜他们肯定会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害。”
上述材料及其他材料、录音采访谈话以及关于《可耻》的书札1983年6月以后可以在纽约海德公园弗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我的文件卷里找到。
很久以前，有些人为了国家安全和对军队、对罗斯福总统的忠诚而保持沉默，这些人现在可以揭露珍珠港事件的秘密了。有些人认为此事已经过去40年，不应再抖落出来。其实，把所有材料公开是防止现在和今后的领导人犯类似错误的最好办法。材料保密期已过，希望掌握宝贵材料的人能像凯彻姆上校一样，现在站出来，以免为时太晚，当——如果——盟国也终于向研究人员开放他们所有珍珠港事件的档案时，大家还可以了解到更多事情。
1982年8月21日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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