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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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10月
1944年6月初，意大利投降，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在东线，只剩下德军能抗击红军的进攻多长时间的问题了。美军对德国中部和东部的燃料工厂的昼夜轰炸大大地危及了希特勒的整个军火生产计划，而且盟军正为在法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登陆做最后的准备。
在太平洋，一支由535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正接近塞班岛。这支舰队载有127571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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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哈特的调查结束之前，拉格就意识到，为了“防止整个事情被搁置、埋葬”而发起进攻的时候到了。对金梅尔和肖特起诉的时限快要到了。如果不延期，他俩可能永远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公开听证了。拉格认为情况异常，他的当事人(即被告)急于同控告他们的人对簿公堂，而当权者们显然希望事情不了了之。另外，在法律上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国会给予延期是否经受得起攻击。“金梅尔若不援引起诉时限，可能被人认为他无能力去纠正一项司法上的缺陷”，哈尼菲后来评论说。“除了金梅尔和肖特，没有其他人放弃过时限令的权利。”因此，拉格断定，国会不仅有必要进一步延长时限，“而且应同时指示陆海军部长分别对珍珠港劫难进行调查”。
“上将，现在到了十字路口，”拉格对金梅尔说。“如果我去一趟华盛顿并促成延期法令的通过，我们将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将不再过问此事，你也就会不再受公众口舌的困扰了。”
金梅尔是个斗士。他说：“我决心要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我授权你全力以赴去干这件事。我已准备承担后果、困窘、误解、坐牢及其它任何事情。大胆去干吧！”
这样，拉格和哈尼菲便于4月中旬去了首都。拉格亲手拟订了文件的要点、次日哈尼菲对序言部分进行了润色，然后又进行了严谨的、最后的修饰，哈尼菲把草稿带到最高法院图书馆，在手写定稿前又研究了一番。由于没有打字机，他只好把稿子拿到麻萨诸塞州参议员沃尔什的办公室去，当时沃尔什是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使我大为惊骇的是，”哈尼菲回忆说，“当文件弄好并要送到众议员(杜威)肖特的办公室时，沃尔什却让一个在他的委员会工作的海军文书军士去送。我暗自思忖，‘如果这位年轻火碰巧把文件改投别处，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就会发现一名海军中尉正准备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打官司，他很快就会调我出海去。”但是，送文件的人却直接送给了肖特众议员，肖特随之公开要求再度延长限制令的时限并对两位司令官进行军法审判。
5月24日，一位参议员打电报给金梅尔，询问他对延长限制令的态度，金梅尔回答说，他希望尽快进行军法审判。“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一直希望如此，且在给海军部长的信中也这么说了。我要求的是自由、公开的审判，我现已准备就绪。”他等待海军部送他上法庭已等了两年半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关键的岁月里，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罗伯茨委员会的报告及报告的公开阐释强加给我的耻辱。现在，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全线展开进攻，我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公众将此予以澄清：我要求军事法庭在最近的可行日期开庭审判。”他被罗伯茨指控犯有渎职罪。“我要求以一种正规和公开的方式回答这一指控……在耻辱的阴影下度过一段拖长的、无法下定论的时光令人难以忍受，公众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我有一个美国公民出庭的权利。”
次日，他收到了参议员霍默·弗格森拍来的电报。弗格森是位来自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他打电报问的是同样的问题。金梅尔给了他一个类似的答复，该参议员的反应是，他提出了一份把6月份到期的法令延期的法案，希望这样会迫使在入秋之前立即进行审判。围绕建议中的延期之争有可能给共和党人和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提供把白宫同珍珠港劫难联系在一起的机会。这个机会最有可能在时机最佳的时候——总统选举前数月内来临。
6月5日，众议院围绕众议员肖特的决议案的辩论显出了希望，当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位民主党议员反对任何战时调查时，“呸”声四起，“丢脸！可耻！”声响成一片，“主席先生”，一位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议员慷慨陈词，“为什么已经过了两年半，还非得要把珍珠港事件的真相保密？会不会军法审判金梅尔上将和肖特将军将揭示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军方及海军指挥官们并没有疏忽大意，而疏忽大意的是政府中的部分文职头头们？……政府害怕军法审判揭露出来的事实会引起不利的舆论反应：处理‘国家事务’比这场战争更重要，而且随着大选临近，政府决心要掩盖珍珠港事件的真相。”
这场辩论于第二天(6月6日)便泄露了出去，一批民主党议员试图利用那场使国人触目惊心的“霸王”战役来煽起一场爱国的反击。“这将是众议院议员们的了不起的贡献”，纽约州的伊曼纽尔·塞勒说，“……如果我们不再就这个法案继续审议而丢弃它的话，这对于我们武装部队中那些勇敢无畏的指挥官及其统率下的小伙子们来说是一份很合时宜的礼物。”但是共和党人和他们的反对新政的同伙对这种论调置之不理。甚至政府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这是一场将要失败的战斗，杜威·肖特要求立即进行军法审判，延长限制令三个月的提案以305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一周之后，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指示陆海军部长立即着手调查与12月7日的灾难有关事实，最后金梅尔和肖特将出庭(亦即如果总统不否决这项法案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国会的脾气，他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位政治大师。他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他相信国会“无意使调查以一种妨碍战争努力的方式进行。凭着这种信任，我已经批准了这项议案”。“这暗示着，是史汀生和詹姆斯·V·福莱斯特尔(五周前接替死于心脏病的诺克斯任海军部长)而不是他，正试图阻碍对金梅尔和肖特的审判。他无疑考虑到了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在这场大选中，共和党人很可能使珍珠港事件成为一桩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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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成立，乔治·格鲁纳特中将任主席。但海军直到13日还没有选出自己的成员，13日这天金梅尔给拉格写信说，他仍然认为对事件的全部调查尚不充分。“缺乏行政、陆军和海军部的公平调查，是不会把事实弄清楚的……海军调查法庭在调查陆军部和海军部时能走多远将取决于调查人员的素质和有关机构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如果他们执拗地调查某些方面，海军调查法庭很可能会停止调查。”
同一天，海军调查法庭最终落实了人选。前总军法官、亚洲舰队司令奥林·G·默芬上将任主席。另俩人也都是很有名气的退役上将。担任过三届总统助手的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曾领导东部海疆防御指挥部，在战争最初几年里负责保卫东海岸。爱德华·C·卡尔布富斯1934年至1942年(只缺一年)一直担任海军作战学院院长，最同情金梅尔，深信金不应独自一人对珍珠港事件负责。
陆军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仍然在积极尽职。曾是一个二等兵的格鲁纳特是马歇尔的密友，并且很受陆军部器重。因为坚信肖特玩忽职守，他要求为陆军部辩白。陆军航空兵代表沃尔特·H·弗兰克少将是该委员会中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也坚信肖特必须承担后果，因为在日本人进攻前他肯定得到了足够的情报。第三位成员是亨利·D·拉塞尔少将，挑选他真有点奇怪。他在1942年5月被解职之前一直统率着一个国民警卫队师，他极度厌恶马歇尔，指责他在战争期间坚持反国民警卫队的政策。他钦佩肖特，但一直不愿意在委员会中供职，他一想到要卷入有关陆军在这场劫难中的责任的争论便赶紧退缩，他这次只是为了能给肖特举行一个更公正的审判才答应了下来。
7月17日，委员会中的海军成员开始做调查准备。一周后他们宣誓就职。他们准备于7月的最后一天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
金梅尔上将已经在华盛顿同拉格、拉文德和哈尼菲做最后的准备。迄今为止他只得到了萨福德一句不支持的话：在秘密海军档案中有有关截获的日本的电文。如果确实存在，那么现在该是出示这些电文的时候了。他去了一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办公室，很幸运的是，碰巧那天金上将为代理部长，在金梅尔提出允许他派一名助手查一下档案的要求之后，金欣然同意，“诺克斯先生允许你接触所有档案，所以我看不出任何拒绝你的理由。”
同一天下午，金梅尔派拉文德去查找失踪的电文。“我相当清楚他们大概其要找的东西。”拉文德回忆道，“但是当我被领进一个房间，看到那里有一堆厚达两英尺半的截获的电文时，我大吃一惊。”他查找的时间有限，而萨福德却给了他这么一大堆截获的电文，这里的负贵人——以前金梅尔的一名下级军官也帮了很多忙。拉文德从他认为早就应该给金梅尔的电文中挑了差不多43份富有代表性的电文。“我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察看着这些挑选出的电文，然后再看看几堆其它电文，当我意识到我手中的这些电文对金梅尔和死去的舰队官兵意味着什么时，我便感到恶心。”
那天晚上拉格和哈尼菲与拉文德在威拉得饭店一道用餐。“我发现了这些电文，而且还有别的，”他对他们说，但他仍然对已发现的材料感到恶心，以至于连饭也吃不下去。
这些电文对哈尼菲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当战争和残杀尚在继续时，我心中的嫌恶无以言表，我仔细考虑过，为什么熟悉他们潜在敌人最秘密图谋的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不让那些驻扎在远方、可靠忠诚的指挥官们知道这些材料，他们凭着身临险境的武装部队中同胞的血肉之躯，孤立无援、奋不顾身地守卫着防御工事。这是一系列难以置信、荒诞不经、无以伦比的错误，还是在搞什么邪恶的计谋？”
第二天，马歇尔的代表给海军通讯处主任打电话，严词抗议拉文德涉足秘密档案。他说，有命令禁止进行这种查阅。当那位主任说他未接到这种命令时，这位代表连忙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应该禁止这种调查的命令。
即使这些电文被单独存放并予以证实，但其副本并未给拉文德，而是置于海军通讯局的监管之下，拉格别无选择，只能坐等调查法庭开庭。那时他希望得到截获的电文的要求将会成为一桩有案可查的事。
斯塔克上将也在为辩护做准备。他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长之职后，被差往英国任美国驻欧洲海军部队司令，“这种派遣似乎当初就已定好了，因为总统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希望让斯塔克离开华盛顿。” [ 注：金在战后写道：“我从未能弄明白，罗斯福怎么，亦或为什么能解雇斯塔克上将，而不解雇马歇尔将军。在我看来，他俩同样可疑。” ] 金上将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但是斯塔克坚信他的“明升暗降”与金本人有关。通常，性情十分平和的斯塔克并非怀恨在心之人，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原谅金，因为是他斯塔克挑选金出任大西洋舰队司令的。虽然他在欧洲的新职务是个要职，但斯塔克还是觉得他有点耻辱地被匆匆赶出了这个国家。当他向自己以前的助手哈罗德·克里克中校道别时，他已变得萎靡不振。克里克一家都是上将的密友，他把他们的孩于当成自己的孙子，“他受到了伤害，失望至极，精神崩溃。”克里克太太回忆说，她过去常常同他打高尔夫球。
在英国，斯塔克负责制订诺曼底入侵的后勤计划，此次战役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他。当得知海军调查的消息时，他感到很惊讶，当他同戴维·里奇蒙上尉到达华盛顿时还没有做任何辩护准备。里奇蒙是法学院毕业生，没什么实践经验，他将帮助哈特上将，哈特主动要求作斯塔克的辩护人。军法署署长派了几位律师来帮忙，但他们热情不是很高，斯塔克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不怎么太高兴有律师”，他对哈特和里奇蒙说，“那样看上去似乎我有什么事情要隐瞒。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可能对所有这一切都不记得了，但我没有任何事情要隐瞒。”
两个听证会都于8月7日上午开始，在延长相连，相隔几百码的陆海军司令部中进行。有人认为它象陆海军俱乐部的附属建筑物。陆军珍珠港委员会比他们的海军同僚们晚了一小时召集会议，他们第一位证人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这个国家最受尊敬、最令人钦佩的军事领袖。
马歇尔承认，有关1941年11月27日给肖特的那份有争论性的“战争警报”的电文，他的回忆“很模糊”，因为那天他正在北卡罗莱纳的演习现场，直到晚上才返回。有关肖特说他只是在为阴谋破坏做准备的答复，他也记不清了。当弗兰克将军问，这位夏威夷人的回答是否很满意时，他说；“首先，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对这件事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对此事第一次确切的反应将会与心里的‘后顾’之忧相混淆。”
几分钟后，他的老对手拉塞尔将军开始向他施加压力。他非常熟悉美国有关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吗？“是的，先生。”他认为那种政策更确切、更有力吗？“我认为，对于此事我无可奉告。首先，我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其次，作为一名军官，我不愿就美国对外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后，他突然宣布：“我得走了，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事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一百多万盟军部队正试图横扫法国之时，这位参谋长却被传唤出了他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 [ 注：五角大楼始建于1941年8月11日。在它于1943年1月15日竣工后，陆军的人员就立即搬了进去，海军的高层官员们7年之后才离开军需大楼迁入五角大楼。 ] 其他陆海军军官们发现他们在此关键时刻被牵扯进两起冗长的调查中，这也是一件憾事。民主党人正在把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帽子扣在共和党人身上，然而，正是民主党政府导致了这种浪费。如果罗斯福在1941年时呼吁人民以国家利益为重，等到赢得胜利时再进行所有的判决的话，也就不需要对珍珠港事件作任何浪费时间的调查了。但这届政府总觉得有必要确定是谁的过失，并且拿两位善良的人作替罪羊。这不光在老百姓中，而且在陆海军里也引起了义愤，进一步的调查是不可避免了。
四天之后，肖特出庭作证。他说他对马歇尔警告的答复很简单，即华盛顿一直要他的司令部保持警惕以防止阴谋破坏活动。在那次历时很长的会上，肖特一再重申自己的观点，并无什么花言巧语。但是，他那充满失望和愤怒的感情是如此雄辩，以至于拉塞尔要不是有两位同僚，就会产生动摇了。
海军的调查越来越多地被指控感情用事，金梅尔表面上对斯塔克很冷淡，自从他认为贝蒂溜之大吉却未损毫毛，让他一人独受谴责以后，他就断绝了与斯塔克的私人联系。尽管受到了伤害，斯塔克还是在会影响他的老朋友的证词中小心谨慎，什么也不说。他依然钦佩金梅尔，并且在他1941年12月17日结束的最后一份述职报告中写道：“我一直认为，金梅尔上将在能力、诚实和品德方面是一位杰出的军官，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在每次听证会上，拉格都要徒劳无益地请求把已证明的截获的电报用以作证。8月11日，拉格变换了一种新花样，他让金梅尔念了一份陈述：他被告知军法官已经收到代理海军部长的一封信，拒绝向法庭出示海军部档案中的某些材料。金梅尔提出，如果这种材料保密性高得不能向法庭出示，那么何不要求法庭成员独自查验一下呢？
金梅尔与拉格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做，”金梅尔说，“也不想进行任何无理取闹，但我认为我必须强调这个事实，即我一直要求的这份材料对于正确审查目前正在作证的证人斯塔克上将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要求的是，在法庭记录中肯定地载明，为了此时能出示这份证据，我已穷尽了各种手段。”
默芬上将呼吁继续作证，但金梅尔打断了他。“我只提一个建议——代理部长的决定现在是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已决定不向法庭出示这份材料。”
“我拒绝您的说法，先生，”军法官哈罗德·比塞梅尔中校打断了他。
金梅尔坚持他的表达措词。“为了获得正确的裁决，在我看来，拒绝我和军法官几乎不比拒绝这个法庭重要，而且那是我在此问题上所作的每一份证词的责任。至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进行，我倒想恭听法庭的决定。”
比塞梅尔依然固执己见，“军法官凭着身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愿向法庭建议：金梅尔上将的要求——他们要亲眼看一看海军部档案中的这个证据，是不合常规的，非法的，因为它不允许其它有兴趣的团体或军法官进行通常的询问，而且法庭将承认记录中未提来源的材料。”
“我承认特殊条件要求特殊的程序，”金梅尔说。
默芬上将对此已十分明白，他命令法庭调查继续按斯塔克的证词进行。他对12月6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记不清了。“你能回忆起值完班后离开办公主是什么时候——下午或晚上的什么时间？”
“不，我记不得了。”
“你能回忆起星期六(12月6日)晚上你在干什么吗？”
“不，不记得了。那天晚上我在干什么我无法说。我记得——我认为我在家，但我不好说。我无法回忆清楚。”
“你能回忆起在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之间，你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收到过由一位军官信使送来的重要情报吗？”这是指发自东京的那个14点情报，这份情报中有13点于当晚送给了一批军官。
“不，我记不得了，关于那天晚上那种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阿道弗斯·安德鲁斯上将并不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听众。风闻安德鲁斯曾因他未被提升而指责过斯塔克。
这台戏由下一位证人R·E·舒伊尔曼少将继续演下去。舒伊尔曼以前是斯塔克和国务院之间的联络官。当有人问他1941年11月25日是否被认为是日美之间所有谈判的截止日期时，他拒绝回答，理由是这将泄露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情报。他声称他有拒绝透露国家机密的权利。
在法庭允许舒伊尔曼的声明之后，拉格又尝试了另一种方式。“你回忆一下你是否从海军情报局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当初确定的截止日期在后来某个时候又延长了？”
“这种问法同刚才一模一样，我同样拒绝回答，”舒伊尔曼说，法庭也说他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但拉格加强了攻势。要得到截获的日本电文的时候到了。“我认为金梅尔上将有权在这份记录上说明这样的事实：他从这证人中觅求情报，不止一次地涉及几项情报。对这位证人的询问对金梅尔上将来说正受到阻挠，因为，除了多少以我昨天下午询问斯塔克上将的方式，就几个不同的情报线索提几个问题外，我看不出有完成这次调查的途径。”
法庭重申，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不能再以这种方式提问了。
拉格以稍有差别的措辞问了同样的问题。舒伊尔曼再次声明了他拒绝透露国家机密的特权。法庭也再一次告诉他没必要回答。拉格现在借机提到了“风”电报。“你回忆一下是否在，或大概在11月26日这天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这份情报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日本人有向英美两国发动一场进攻的意图？”
舒伊尔曼再次提出抗议。他威胁说，如果再这样提问，他就离开法庭。默芬再次支持了他。
当拉格心平气和、不屈不挠地继续询问时，事情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这位波士顿的律师正试图从法庭记录中捞到许多，以至于将使截获的电文不得不拿出来。“你还记得在12月初，即12月3日或4日收到过海军情报局日本将向英美两国发动一场进攻的情报吗？”
这就直接提到了“风”电报，而且这时军法官舒伊尔曼才意识到拉格正在干什么。“我必须反对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代理人正把他试图取得的那种明白无误的情报写进记录中，尽管他知道基于两个原因这是可以拒绝的：一是国家安全原因，二是它超出了直接审问的范围。”深为头痛的舒伊尔曼要求法庭休庭。年轻的里奇蒙不知道“魔术”之事，问哈特这般小题大做若何，“你最好呆在那儿看看事情会怎么样，”哈特说完便离开了法庭。
几分钟后法庭重新开庭，宣布军法官的反对不能成立，但舒伊尔曼不必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拉格坚持按他的方式继续提问，因为这对他的委托人的利益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在12月4日或5日，”他问舒伊尔曼，“你记得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说夏威夷的日本领事正向东京提供有关美国在珍珠港的战舰数目、在港口的位置方面的情报？”
军法官基于前述同样的理由再次予以拒绝。拒绝不能成立，舒伊尔曼再次申述了自己的特权。法庭再次告诉他不必回答，这似乎像有点冷淡了，但拉格在提问中巧妙地获得了许多记录在案的情报。他一直坚持的提问方式也给了默芬、卡尔布富斯和安德鲁斯三位上将多次停下来进行思考的机会。
当海军部仍拒绝拿出一直未提交给金梅尔的那43份至关重要的截获的电文时，拉格建议这位上将给福莱斯特尔部长写封信，要求：由于这些情报反正无法拿出来作证，就应当着拉文德上校的面把这些情报封存好直至可以公布，金梅尔自己把这封信寄给了海军作战部的部长助理。
与此同时，调查仍在继续。在金梅尔的参谋长，威廉·派伊中将于8月19日作完证之后，来到了金梅尔的临时办公室，在那里有人交给他一份哈特调查时萨福德上校所作的证词。
平常十分稳重的派伊看着看着激动起来，“在这儿！在这儿！”他大声叫道。
“什么意思？”金梅尔问，
“哈，这就是你去年4月份告诉我的。我当时认为你发疯了。我相信这件东西一直使你大受苦恼以至于快要发疯了。”所有这些情报都被扣住不给夏威夷的司令官们，这对派伊来说真是难以置信，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有一个人，”金梅尔写道，“我成年后一直很了解的人，当我把发现的证据告诉他时，他断定说我发疯了，我一有机会就用毫无疑问的证据使公众相信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他和拉格都认定，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截获的电报弄出来。
此时有消息传到海军部说，美国潜艇——“锯盖鱼”号在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附近触雷，其指挥官曼宁·金梅尔上校随艇沉没。金指示沃尔特·德莱尼少将——金梅尔的一位密友告知金梅尔上将。他到达金梅尔办公室时，上将正和哈尼菲讨论一份陈述词。德莱尼说他得到了一些坏消息。“是关于曼宁的吗？”金梅尔问，德莱尼点头之后，他几乎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那些事终于发生了。”但后来他对他的儿子内德说，“猪崽子”——他指的是罗斯福——“杀死了我的儿子！”
他急匆匆赶到布朗克斯维尔去安慰他的妻子，但几天后又回到华盛顿在陆军委员会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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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肖特作证以来军需大楼那边几乎再没有添柴加薪。人们都在谈论他们不大清楚的有关11月27日“战争警报”之事，以及12月7日早晨未引起注意的雷达报告。但未见有什么新发现。
当金梅尔8月25日露面时引起了一阵兴奋的骚动。他告诉陆军委员会，尽管有错误的报告，他和肖特一直合作得多么好。在作证即将结束时，格鲁纳特将军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一直陪伴金梅尔的哈尼菲上尉怀疑陆军委员会对截获的电报之事一无所知，是在瞎干。于是他和金梅尔准备了一份金梅尔现在读的这份证词。他说，掌握在陆军和海军部手中的那些事关重大的情报一直未提供给肖特和他本人。在华盛顿，他们获知日本人已定于11月25日为截止日期，一天之后，一份最后通牒送到了日本。当金梅尔读到有关其它秘密电报的部分时，他注意到法庭内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清，“所有这些情报都没给肖特将军和我。”12月7日——发动进攻的准确时间也被获悉，“如果我们在进攻前至少两三个小时得到这个情报——这是相当容易办到的，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准备。”
格鲁纳特感谢了上将。他说，委员会曾得到某种暗示：这种情报确实有，但至今还未弄到手，拉塞尔对金梅尔以前的证词不屑一顾，但这份证词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一手托腮，然后抬头问，上将会给委员会提供这份情报的来源吗？
“我将遵从强加于我的限制，尽可能予以合作。”金梅尔正在想：“他们都知道去哪里弄到这份情报……都是他妈的混蛋。”
由于他最后一封给福莱斯特尔的信一直没有回音，金梅尔便询问什么时候能收到回信。他被告知他的信已被误投。上将会很友好地再呈上一封信吗？他又写了一封信，重复了他希望得到那43份电报的要求，象第一封信一样，是以私人名义发给金的助手理查德·爱德华中将的。“迪基”，这次他说，“它不会对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有半点好处，你可以告诉部长办公室的那帮家伙，丢了我的信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从今天起我要每天从这里发一封信，直至得到回信。”他的声音传得很远，金梅尔相信50码内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很快一名小职员跑来了。“上将，这是你的信。”真是一起不同寻常的巧合，第一封信恰好找着了。
一天后，金梅尔被告知，那43份电报将按要求当着拉文德上校的面予以封存。由于这样做既不能满足金梅尔的要求，也无法如拉格的意，后者建议搞一场演剧。8月27日举行的海军调查会结束后，当金梅尔和拉文德步入走廊时，金梅尔开始同拉文德讲话。他用一种足以使房间内所有人都听到的大嗓门说，既然显然那些情报不可能拿出来，那么他将不得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使人们知道对本案十分必要的重要情报正被压住。
这个诈术成功了。第二天上午军法官宣布，他有某些文件，很想把它们拿来作证，拉文德将永远不会忘记当那些截获的电报被列入法庭记录时默芬、卡尔布富斯和安德鲁斯三位上将的反应。“嘿，我从来未见过三位军官——三位能干的将军听到那些文件被人朗读时脸色一下子变苍白了……默芬上将把他的铅笔重重地扔到桌上，铅笔弹起差不多有十英尺高。卡尔布富斯上将一个劲儿地发抖，而安德鲁斯上将——我从未见过有人看上去那么可怕。从那以后，我们得到了所要的材料。”哈尼菲记得，默芬——一位瘦长的老头说，“耶稣基督，我们要休会了！”说完扔掉手中的铅笔。“他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金梅尔从未向肖特提起过有关截获的电报之事，因为他怀疑他的代理人托马斯·格林准将是马歇尔的人。但上将一离开法庭，便给格林挂了电话，他只是想知道肖特在得克萨斯。“该死的他为何不出来照顾自己的利益？给他拍个电报，告诉他我找他有事。”
肖特一回到华盛顿，金梅尔就把截获的电报的事告诉了他。“肖特，”他然后说道，“马歇尔是你的敌人，你难道还没有发现？他正竭尽所能欺骗你，并且从一开始就做得井井有条，我从我的所见所闻中知道的就是如此。如果你还和他粘乎，你就会陷入非常艰难的困境中。我可以把这告诉你。”
29日，在海军大楼上演的戏到了决定性时刻。劳伦斯·萨福德上校戴着一副角质边眼镜，当他就位证人席四下观望时看上去颇似教授，一点也不令人生厌。
在哈特调查时出庭后，萨福德赶忙查找有关截获的电报的档案，竟然找不到14点电报在何处。他问密码处值班的保管军官，截获的有关珍珠港的电报存放在哪里。回答是，克雷默翻阅了档案袋，要求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萨福德立即清查克雷默存放的档案，除了“风”指令外都找到了。为方便起见，萨福德复印了几份，然后把原件放回到适当的档案柜中。
萨福德把有关“风”指令之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海军委员会。他极度紧张，用相当高的声音讲话时，眼球不停地转来转去。“我认为那是一种成为癖性的敏感性忧惧，”哈尼菲回忆说，他猜测这种机警来源于多年与密码打交道之故。
第二天有人问，斯塔克为什么在12月7日上午不给金梅尔打电话，当时一位下属曾提过此建议。“打电话对我来说纯粹是事后诸葛亮，至于我不对之处就是我设有做更大的努力让他们提高警惕。”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承认，然后他对此做了特别说明。“……我后悔当时没有拿起电话，而不管是否保密，在事情明了后通知他们。”这种后悔就是珍珠港事件后的全部东西吗？“是的，这都是事后诸葛亮，这种后悔是在寻找我本可以做而没做的良心。”
更有甚者，一分钟后当有人问他，让金梅尔详细了解与日本有关的事情的进展情况是否合适时，他的立场软了下来。“我未曾考虑过。总的来说，我给他提供的一直是我认为对他有用的情况。”
然后斯塔克承认，他对于那份在海军情报局和通讯局引起轩然大波的“风”电文原件一无所知；他甚至无法回忆起11月26日赫尔送给日本人的那份重要照会。
这次听证会后，斯塔克向哈特透露：他真希望他是刚刚涉足进来，真希望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或许我已经累了，”他补充说，“亦或这部分麻烦正是我对金梅尔的一片深情和忠诚，正是我要求分担他的责任，并尽可能保护他的真正愿望；并且我竭力做到百分之百的诚实，这样我有时把事情弄得多少有点糟了。”
三天后，乔治·马歇尔沿着走廊从军需大楼来到了海军法庭。当他走进法庭时，出现一阵低沉的骚动。例如，戴维·里奇蒙就十分敏感。“我不知道马歇尔将如何接受一名上尉的盘问。”他对哈特说。
“嘿，我这儿有四颗星。开始进行吧，你想问什么就问他什么。如果有什么麻烦，我会支持你的。但你要继续下去。”哈特与军法官进行初次交锋后，已不再想盘问了，便指示里奇蒙接着干。
拉格意识到对付马歇尔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因为这不是在民事法庭上，如果他当着一群军官的面过于咄咄逼人地向一位被陆军最高军衔的光辉所笼罩的人施压，他将铤而走险，会危及金梅尔一案。同时为了挖掘出事实真相，他不得不一针见血，毫无遗漏。
他耐着性子不断询问马歇尔有关12月6日和7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但马歇尔只是说他想不起来6日晚上他在什么地方，且对7日的事情也很模糊。对于拉格提出的有关11月26日赫尔的照会和11月27日给夏威夷的警报这两个尖锐的问题，这位参谋长三次都想不起来了，一次用“不，我不知道此事”回答，三次用了“我回忆不起来了”，五次用了“我想不起来这件事”来作答。
一位多么冷静而精明的证人！哈尼菲想。在这冗长的问答中没有一点憎恶之意。马歇尔和拉格显然是在辩论，而且没有明显的胜利者。但如此老练地回避这些问题，却并未使他的信用增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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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委员会自8月29日以来，在旧金山的普鲁西迪奥一直对涉嫌与一名有嫌疑的德国间谍汉斯·威廉·罗尔有联系的小西奥多·怀曼上校进行取证。怀曼在1940－1941年任檀香山区的工程师，负责包括飞机库、跑道和航空警报系统的建造等许多活动。他的证词相互矛盾，毫无定论且枯燥乏味。陆军委员会于9月5日推迟了这种乏味的审问，计划把工作转向瓦胡岛的谢夫特堡事件上。
海军调查法庭也在计划马歇尔作证结束后去夏威夷。拉格将留在华盛顿，而拉文德和哈尼菲将陪伴金梅尔上将。在飞机飞往夏威夷的途中，机内人员之间洋溢着友善。在大多数成员入睡后，哈尼菲与安德鲁斯上将长聊起来，安德鲁斯最后问，上尉对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原则如何看，“上将，如果要老实地回答您，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安德鲁斯说，“我太赞同你了，我认为这是一项灾难性的政策。”不言而喻，这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人，哈尼菲想。这对金梅尔案来说是一个吉兆。
第二天，海军调查人在珍珠港的海军船坞开始工作。拉格已指示哈尼菲在克雷默被法庭、军法官或斯塔克的代理人弄糊涂或胁迫之前见一下他。拉格想弄到新的证据，而且因为证人作证时没有任何所有权，哈尼菲有权不拘礼节地盘问他。早晨，按日程安排，由克雷默询问哈尼菲，拉文德在走廊内等候。当上校走下电梯时，两位律师作了自我介绍。“我们不知道在这次调查中还有没有别人盘问您，”哈尼菲说。“我们有一些问题问您。”
克雷默很乐意交谈。
“你是否曾见到，或是否还记得一个代号‘风’的密码？”
“见过，”他毫不犹豫地肯定说。
“在这个密码指令中你记得最清楚的话是什么？”
他未加停顿地说，“东风，有雨。”哈尼菲和拉文德坚信克雷默讲的是真话。他刚从战区回来，无人提示或吓唬过他，且他说话毫无拘束。
几分钟后，克雷默在证人席上作证时讲了他是如何在12月3日或4日看到了那份“风”指令的，他把它交给了他的上司，“从此之后由萨福德上校负责。我相信萨福德上校当时直接去了诺伊斯上将的办公室。”
他能回忆起日语的单词来吗？“Higashi no kaze ame，我十分有把握，翻译过来就是东风，有雨。那是简单的日语。但是，那句话的意思是指关系紧张或中断关系，甚至也可能暗示与东部的一个国家即美国交战。”拉文德和哈尼菲十分高兴。他在这儿的证词同在走廊上说的一样直截了当。
克雷默相信这份电文打在了电动打字纸上，这将表明它来自美国的一个监听站。他补充说，他是从值班军官那里得到“风”指令的，这位军官从电动打字机上接到了这份电文。
难道克雷默就是那位去过通信官那儿并说过“在这儿”的那个人？
这一次克雷默把他过去的军衔告诉了萨福德。“我认为我陪着值班军官到萨福德中校的办公室去时是那么说的……我一获悉他已知情便离开了萨福德中校的办公室，而且我相信他立即去了诺伊斯上将的办公室。我知道诺伊斯上将对这份特殊而明了的语言密码(“风”指令)兴趣甚浓，因为他以前指示过我揭开这种纸牌游戏，以便他能够把它交给某些高级军官和部长(诺克斯)，所有人都认为应不分昼夜地马上把这些字告知那些人。”
“当收到那份‘风’电报原件时，根据你所知，它是否送给了海军作战部？’
“我相信送去了，先生。”这就是斯塔克声称一无所知的那份情报。克雷默解释说，那是“一封我们已寻找多日的电报，一封我们多日来做出了许多专门规定希望把它弄到手的情报”。
到9月13日，海军委员会也完成了在夏威夷的工作，启程回旧金山。两天后，他们为了询问“暴君”特纳上将而在联邦大厦碰面。首先，上将声明他对有关一份“风”指令一事一无所知，但后来他又纠正了自己的说法。“诺伊斯上将给我打过电话。到底是哪天或哪天的什么时候，这我记不清了，我认为是12月6日。”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风电报来了。’或者类似那样的话。”有人告诉过斯塔克这封电报的事吗？“反正我没有告诉他。我想是诺伊斯上将告知他的。”
特纳难道没想到，这份电报如此重要，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将其转达给金梅尔？
“没想过，我推测他知道了此事。”
而后，一份令人大为惊讶的情报送了上来，拉文德问，特纳是否知道金梅尔当时并来收到截获的那份日本外交电报。“我从未收到这样的电报。”他一直认为金梅尔当时看了所有截获的电报。
还有更多的电报要拿来。特纳重申，他曾认为日本对夏威夷发动一次空袭是可能的。所以空袭发生后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在港外，我想凭着给出的警报，我们将会赶在他们返回之前用我们的陆基飞机和航空母舰给他们痛快的一击。”
很显然，特纳的嘴已把不住门儿了。熟知他的那些人不知道他是否又喝醉了酒。
军法官被特纳的话弄糊涂了，因为自11月27日以来，金梅尔一直未接到任何警报。“哼，上将，如果您硬这么认为，”他问道，“您是否与海军作战部部长讨论过这种可能性？”
特纳并未回答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是踱来踱去，第一，他承认海军部知道金梅尔没有足够的巡逻飞机，而后又承认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进攻本来就不可避免。“我认为这种毁灭性的影响是本可以减轻许多的，但我相信没有办法阻止攻击的来临，除非运气好。”
三位上将一定被这位前海军作战计划局首脑的这番话弄得目瞪口呆。特纳不仅认为对珍珠港的空袭可能性极大，而且承认金梅尔既无足够的飞机进行正常的搜索，亦无足以避免空袭的武力。拉文德和哈尼菲发现盘问特纳实无必要。他的证词不会对他们的代理人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上午，诺伊斯上将在联邦大厦被约见。他混淆事实，否认曾收到过“风”指令，甚至对任何人都未曾谈及过这件事；之后他又指责说，特纳上将一定知道金梅尔当时没有得到截获的电报。“我记得特纳上将问过我们是用什么装置截获电报的，而且有人向他做过全面的解释。”这次听证会在下午12点30分结束，把以后的计划留给了华盛顿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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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史汀生为在陆军委员会作证做准备，其作证的时间可能是下星期一。“马歇尔将军快中午时来了，他和碰巧在场的麦克洛伊与我一同谈论了同一个问题，马歇尔把他在陆军委员会和海军委员会作证的进展情况分别告诉了我，我也把我挖掘到的有关我自己的证词的事告诉了他。”下午，他出席了一个有美英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而且相当冗长、紧张。我们用一部分时间请格罗夫斯将军给我们讲了讲情况。”同格罗夫斯——这位曼哈顿工程的监督人谈的显然是关于原子弹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