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是星期天，海军调查法庭在它开始的地方——宪法大街结束了调查，但陆军委员会并没有完事。第二天，史汀生在五角大楼被询问。“粗略地说，在其与大陪审团的关系上，我有点处于区检察官的位置上，”他对他们说，“并且，由于我的身份变成一名证人，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地‘注意我的步伐’，即对任何人都不采取支持或存有偏见的立场——这些人后来可能继续反对或关注你的报告中所赞许的行动。”
格鲁纳特将军说，委员会完全理解他的立场，又说，“委员会不是胆小鬼！”
拉塞尔将军咄咄逼人地盘问有关给肖特的那份警报的情况，表明他认为这件事仍不明白。然后他又问史汀生在警报送出去之后是否设想过从日本航空母舰上发起的空袭。
“嗯，我想过它是几种可能的袭击之一……”
“那么你对12月7日的空袭就不感到吃惊了？”拉塞尔追着问。
“哦，就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于即将发生的任何攻击都不感到惊讶；但我当时更加小心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对正在西南太平洋进行中的那场攻击知道的情况多。”
史汀生对于三位将军给他的这种待遇是不会感到高兴的，但那天晚些时候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我很抱歉地获悉……你一直为与陆军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发现的情况有关的传言感到忧虑。”那天早晨，他在委员会花了两个半小时，“并且我认为他们对于这些推测中的一些问题是满意的。虽然永远不会说出，但我在听证会结束时感到他们对我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很满意。我拥有一种据我所知其他任何证人都不具有的优势：我一直把我参加的会议逐日记载，并且在那段关键的日子里进行了整理，以便于使我的证词都以记录为据，这样就可以避免记忆错误造成的危险。对我个人来说，很难想象出有比这份已入档的记录更能表明密切合作的情况及急于要求警告我们的前哨站攻击就要开始了。根据我的记忆，你在整个那段时期工作非常辛苦，如果你现在为无知或恶毒的谣言所伤害，我会十分痛苦的。”
陆军委员会于星期五(9月29日)回到了军需大楼。那天上午10点半，马歇尔重新回来作证承认，12月7日他并未考虑要给肖特打电话。而且假如他曾考虑过，他肯定先打电话给麦克阿瑟，然后再通知巴拿马运河。此外，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打一次电话是要花很长时间的，“你匆匆忙忙干完另一件事。”而且要是正在外面等着作证的肖特在场的话，他将会发现插嘴说一句这份“急”电直至攻击发生后数小时才到达是不怎么费劲的。
下午肖特露面了，显然他已把金梅尔的警告记在了心里，因为他现在把马歇尔不是看作朋友和保护者而是看作敌人。他在陆军委员会面前把金梅尔证词的最后一部分全抖落了出来，“他写了一份证词，我倒很想念给委员会听，然后很想对此评论一番。”
肖特的代理人念着金梅尔的证词。这份证词透露，有相当多的有关战争已经迫近的情报既没有转给金梅尔也没有给肖特。
“我认为金梅尔本来是不会准备那份证词的，”肖特说，“除非他掌握了确凿的材料。我一直无从门道去使用那份材料，而且从念金梅尔的证词中看出，似乎还没有人向委员会提供过那份材料。”那天，他给陆军部长写了一封信，要求查寻一下陆军部的档案；如果在那儿找不到，就应该要求海军部来提供。
“将军，”弗兰克说，“你正在使委员会处于为你工作的地位吧？”
“我希望我正在使委员会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我想，他们应该考虑全面，我希望这不应该是一次片面的调查；但这是我的观点中一些十分重要的内容。”
弗兰克展开了攻势。“你在这个委员会的记录中是否发现有什么东西已经表明，该委员会未曾试图引导一场不公平的调查？”
“没有，我没有发现；我在该委员会的记录中什么也没发现——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做了；委员会也许拥有获得金梅尔上将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办法。但我认为，如果他没有可以支持它的材料，他是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证词的。”他是那样的悲伤，话都变了调。如果委员会有这样的情报而不记录在案的话，那么他希望给史汀生的信能导致这份情报为他所用。“我不知道委员会掌握着未记录在案的什么材料。他们可能已得到了我正在要求的所有东西。”他愤愤地转向弗兰克。“你的证词说我正试图让委员会为我工作，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我确实希望他们在委员会面前得到所有的东西，这对于全面了解本案是十分必要的。”
“那正是我们正努力要做的事，”弗兰克说。
委员会的反应是，在下周一之前要么以个人名义要么以一份签上名的声明给马歇尔送去一份需要回答的问题单。1941年12月6日在陆军和海军部里是否有这样的情报：“攻击的命令即刻就会下达？”假如这位参谋长在11月27日至12月7日之间获悉了这一情报，那么实际上在夏威夷给陆军武装部队的警报是否只会给阴谋破坏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呢？为什么在12月7日没有用电话警告肖特？从1941年10月21日一直到11月27日这段时间给肖特送去过什么警报？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没有一个是直接询问截获的日本电报是否应该拿出来并且让委员会做记录的。
6
星期六——9月的最后一天，鲁弗斯·“多哥”·布拉顿上校被传唤到委员会。严肃、有能力且细心——如果不是卓越的话——勤奋的布拉顿1941年担任陆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时是非常能干的，他负责日本事务，对于所有的日本东西都有兴趣，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他在日本所度过的三个很长的学期。作为一名学者和士兵，他潜心钻研过日本人的历史和习俗，而且日语说和写都很好。他和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一位安全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因为1941年秋从东京发给日本领事的那份“轰炸计划”情报也卷入了一场小麻烦。与卷入二楼抗命事件的海军同僚一样，他们也觉得这份重要电报应该转给太平洋地区的司令官们。在海军未被允许把警报发送出去后，这两位西点的上校想法通过一条特殊渠道把他们的警报转给了麦克阿瑟的主任情报官斯潘塞·艾金。这份情报使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提高了警惕。他后来写道：“……这不再是一起外交上的好奇事件；坐标方格是精确标明目标位置的标准方法；我们的战舰突然变成了‘目标’。”斯潘塞·艾金从一开始就坐卧不宁。“我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且菲律宾－美国部队在日军登陆之前占领滩头阵地。”这就是不给金梅尔和肖特的那份情报。
萨德勒和布拉顿在这件事情上的卷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们众叛亲离。蓄着浓密的络腮胡的布拉顿，在1942年初就把他的关注告诉了伊凡·D·耶顿上校。耶顿，这位远东问题专家刚刚被分派到陆军总参谋部。耶顿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布拉顿认为，“他曾给了情报官(迈尔斯将军)和参谋长以足够的警告，他们本可以在办公室而不是在家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他很清楚，这份证词会被马歇尔认为不忠，并且可能意味着所有提升的机遇全完了。”
1943年下半年，白宫命令陆军情报局研究日本从1935年到珍珠港事件这段期间的战争准备情况。布拉顿的记录中这么说。“这份命令送给参谋长的那天上午，”耶顿回忆说，“我发现布拉顿坐在桌子边，一手托腮，低头看着那份远东报告手稿。从他肩膀上面我可以看见旁注及划线标明的单词和短语。‘是谁催交这份报告的？’我问。‘老头子本人，’他回答说。马歇尔在编辑过程中删除了所有对他最不利的内容，留下的太笼统，很难把直接关注日本意图的原因解释清楚。我督请布拉顿，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必须立即把全部材料影印一份，并且把这个证据放在安全地方。”他这样做了。
布拉顿——一位老于世故者，神采奕奕，谈起话来像一位大学教授。他那张脸使同僚回想起一位“友好的硬汉子”。他已经被马歇尔的特别调查员卡特·克拉克上校盘问过，那个星期天当他面对陆军委员会时一定很恐惧。他讲了他是如何于12月7日上午8点半至9点之间收到那两份截获的日本电报译件的。这些译件很快一目了然。当时因其如此重要，他给马歇尔的官邸打过电话，只想告知他现在正骑虎难下。“我要求他的传令兵立即出去找到他，并且尽早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有一份重要的电报要送给他。”最后他在10到11点之间的某个时候接到了马歇尔的电话。“他说要去办公室里向他汇报，因为他正在去那儿的路上。大约11点25分，他一到达我便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他作了汇报。”
整个周末陆军部都在讨论如何处理肖特将军要求把秘密材料向委员会和他自己的代理人公开这个问题。一位参谋告诫马歇尔，如果这个要求因国家安全的缘故被拒绝，“政治家们就可能会对我们的动机产生怀疑，这会使总统难堪的。”这句忠告可能对马歇尔产生了作用，他建议史汀生给肖特发封信，允许他的代理人“当着委员会一位成员的面”审查记录。史汀生于星期一便照办了，那天马歇尔将第三次在委员会出庭作证。
在他前面的证人是萨福德上校，他讲了金梅尔是如何没法获准查找档案，从中寻找大约60份截获的日本电报的——他是指拉文德找到的那43份电报——还讲了这些文件是如何在做了许多努力后才在海军调查时被拿出来作证的。
“那时候是谁代表官方监管着这60份电报呢？”弗兰克问。是海军调查法庭的记录员，萨福德答道。“如果这两个委员会都要求得到这60份电报的复印件，那么这个要求应向谁提出？”向海军部长。然后有人又问萨福德“风”指令是否在这些电报中。“它仍然下落不明。”他讲了他是如何发现档案中缺少这份电报的。他还讲了克雷默是如何告诉他有关12月6日至7日那份日本14点电报的传递情况。
“你刚才把他的话引以为据，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说这番话的？”拉塞尔问。
“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克雷默便于12月8日或9日作了供述，当时我同他进行过详细讨论。我要求得到那份供词。我向有关的每一位都谈过，以弄清我的人是否在任何方面都疏忽大意，也想搞清楚这件事是否在任何方面都是我们的错。我作过非常认真的调查。”拉塞尔相信萨福德的证词，也相信他的说法：“风”指令被人故意毁掉了。“我个人认为这份电报因一种原因被人毁掉了，”拉塞尔后来写道，“马歇尔和斯塔克都不想让它公诸于众。马歇尔了解这件事。”
下午，马歇尔带着委员会给他的问题的答案回来了，他讲了讲有关使用绝密情报的特别保密规定，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1941年在给肖特和金梅尔送电报的问题上不得不特别小心的缘故。
然后弗兰克将军问，12月6日的那份13点情报为何没在当天晚上送交马歇尔。
拉塞尔对今天马歇尔态度的转变感到很高兴。“他不再是喋喋不休的推销员。现在他是一位有点生气的行政官员，他的回答因为只使用了尽可能少的词而显得十分轻率和直截了当。显然我批评马歇尔将军对委员会的态度一事已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拉塞尔接着询问。他说，委员会已获悉，进攻一发生就有一个情报官调查珍珠港事件。当时所发现的许多情况似乎没有转给陆军委员会，而且直到上一周委员会才知道这事。当然，他是指那批截获的电报。
马歇尔的密友格鲁纳特现在也参加了进来。他说，情报官证人完全有机会把该材料提供给委员会，但都未这样做。“现在，很显然他们要么忘记了，或回忆不起来了，要么他们不把我们后来得到的材料告诉给我们。”
马歇尔闪烁其辞。“哦，我不知道。”他既没见过也没同情报官迈尔斯将军谈过。
格鲁纳特讲了讲陆军委员会是如何设法从海军委员会那里刺探情报的。“当然，也很自然，委员会认为如果他们从海军委员会中提出已被人提取的情报，除了知道正被提出的情报外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呢？”
“还有那份相当重要的情报，”弗兰克补充说。
“嗯，我不知道，”马歇尔说。
“我不能想象那是故意的，”格鲁纳特说。
“我唯一能想到的与它有关的事情，”马歇尔说，“就是与这份绝密情报有联系的每个人在说起这件事时都十分小心谨慎。”
“那正是我要归咎的，”格鲁纳特说。
“而且很自然他觉得对此事无论说什么都不自由，除非他被特别授权，”马歇尔说；然后这次听证会就以一句“我想到的事情全讲完了”而草草结束，
布拉顿接着马歇尔作证。有人就12月5日发给夏威夷的一份电报之事询问布拉顿，他承认，就是那天上午他看到过那份电报但未能得到它。
“它就在那边的档案里，但他们不让你拿到，对吧？”
“是的，他们是不会让我把它拿到这儿来的，如果你是这意思的话，先生。”
“那好，你知道是谁发布命令不让把那些电报给我们的，上校？”
“不知道，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最上边的权力机关。”
避开那个问题后，布拉顿承认，他于12月6日晚上收到了那份长电报的前13个部分的内容，并且给马歇尔的办公室和国务院的值班官员各送了一份。他记得他把那份情报转至国务院的时间——大约在10点半钟；但是他对何时把情报放到马歇尔的办公桌上的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布拉顿显然压力很大，在进一步询问了该电报的发送情况后，他最后说：“先生，我正在努力回忆我是如何处理那几份送给迈尔斯将军、马歇尔将军和杰罗将军的情报副本的。我此刻无法核实或证明这件事，但我的回忆是，那三位军官6日晚上得到了给他们的情报。”
“你说的是‘三位军官’，你指的是谁们？”
“马歇尔将军、迈尔斯将军和杰罗将军，”他胆怯地说，好像是一位证人回忆完后要被雷电劈死似的。突然，他似乎想起了所有的东西，“通常我去国务院之前总是先把给他们的副本送给他们。”这些将会在晚上10点半以前做完。
他是否在那天晚上亲自把一份副本送给了马歇尔？
“没有。我很少亲自送给他。我把文件封在一个袋子里交给了他的秘书。”
“参谋长的秘书叫什么名字？”
如果多哥·布拉顿以前一直为前途担心的话，那么在那天他一定脸色苍白。“史密斯上校，比德尔·史密斯，现在是中将，”他说。是的，他就是12月6日晚上收到给马歇尔的那份副本的秘书。
7
第二天，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为了公开那份秘密材料增加了压力，拉塞尔只看出了一个不拿出材料的理由：“马歇尔及其总参谋部的亲密助手们不想让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知道他们据有这么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没有一份送给了夏威夷群岛上的肖特。”
那天格鲁纳特为此做了一些十分明确的事。“我是否可以未经某些高层的同意而请求陆军部所属部门出示档案并提供知道此事的人员？”他问马歇尔的代理人。回答是‘可以，”格鲁纳特立即回了一封绝密信，说明委员会已证实陆军部存有这些截获的电报的档案。“有人要求，所提之档案应让委员会审查……”如果不允许这么做，格鲁纳特请求“把那一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委员会”。
第二天，格鲁纳特的要求被批准了。陆军委员会终于得到了“魔术”。在10月6日最后一次询问证人时，这个“魔术”被及时记录下来，并且成为O·K·萨德勒的证词的特色。和布拉顿一样，萨德勒的军衔仍和1941年时一样。 [ 注：“我们对他们究竟为什么一直是校官一无所知，”拉塞尔说，“但我们确实还记得，在我们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中，有些军官说此种方式一目了然。如果一名军官想永远受到谴责的话，他只需好好猜一猜珍珠港事件就足矣。” ]
萨德勒告诉陆军委员会，诺伊斯上将于12月5日早晨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萨德勒，电报到了！”这就是“风”指令，诺伊斯不敢肯定该指令所指的敌人是谁。他认为，电报指的是日本将要同英国开战。“我要他把那一句日本话说出来，他却不知道。但请我告诉一下情报官。”
萨德勒把所有这一切都向迈尔斯将军作了汇报，“然后我去看杰罗将军，他是作战计划局局长。我按照诺伊斯所说的大意告诉了他。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份电报送到夏威夷去。我不是单指夏威夷——而是指巴拿马、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他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得到许多通知，’这件事就这样搁下了。然后我又去了总参谋部，跟(比德尔）·史密斯上校谈了同一件事情，他问我我干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已经同作战计划局和情报官谈过了，他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拉塞尔问，为什么萨德勒如此关心，竟致来回跑了“两英里”同杰罗和史密斯讨论这件事？“我肯定战争即将来临，而且会来得很快。”前一天，即12月4日，在“防御通讯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财政部长助理问他对战争迫近如何看，“我说，我认为他们将在48小时内开战。他转向雷德曼上校——他代表诺伊斯出席会议，问他看法如何，他说他同意萨德勒上校的说法。”
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这样结束了。现在的任务是写报告。海军委员会的听证会还在进行，而且已将其报告于10月19日呈交给了海军部长。这份报告与罗伯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完全相反。金梅尔并未从华盛顿收到所有可用的情报，他不能为他无法预知的事情而受谴责。然而，斯塔克上将“没有展现大家期望他作出的判断；他没有把他掌握的有关日本形势的重要情报转给金梅尔上将。”
第二天，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报告出来了。令拉塞尔十分高兴的是，他的两位同僚一直支持他的结论。即使这种调查有可能“削弱人民中的许多人目前仍对军队所抱有的信任”，他们也没有从真理上退却，对此他感到十分满足。拉塞尔本人对于马歇尔可能怎么想并不在意。“他对我无计可施，或者不会帮我任何忙——而这一点也不影响我。”
尽管陆军的报告声称，肖特为实施防卫计划做过“认真而真诚”的努力，但仍有人批评他仅仅采取了防范破坏活动的警戒措施。他也被指控未能与金梅尔达成协议以实施陆海军联合防御计划。但这些指控与法庭对马歇尔的指控相比仅仅只是轻微的责备，法庭指控马歇尔将军：
1、没有把有关国际局势和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全部通告肖特。
2、未能对肖特的电报予以说明：他只是为防止破坏作了点准备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3、未能在12月6日晚和12月7日晨警告肖特：与日本的谈判将几乎立即破裂。
4、虽然战争威胁日益迫近，却未能在11月27日后调查并决定肖特司令部的准备状况。
但是最尖刻的批评是在一份补充绝密报告中。马歇尔和陆军部因为在战争迫近之时把其掌握的大量情报只给夏威夷那么一点点而受到非难。“由海军部或陆军部送给夏威夷的情报实际上不过是这些情报中的一小部分。除了1941年11月27日送来的那份关于‘注意事项’的电报外，以这种情报为依据的夏威夷却未曾得到任何指示。为了给夏威夷的司令官们导向，把充足的情报安全送来本是可以办得到的……”
许多至关重要的情报分送给了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却没有送往战场，尽管陆军委员会的报告对偶尔的电报的总的说法可能有例外”。仅仅华盛顿的高层获得了这种情报。
这份报告又用几页讲了有关“风”指令以及对14点情报草率处理的情况。这份报告结尾部分罗列了马歇尔的渎职过失：
在12月4日和6日之间没人怀疑战争会在下周六和星期天，即12月6日和7日发生。
直到1941年12月7日上午，除了最后那份训令日本大使馆于12月7日1点钟——也就是炸弹落在珍珠港的正点时间，把那份长电报的第14部分连同前13部分的内容提交上去的电报外，日本人打算要做的一切事情对美国来讲都已大白天下。
那年10月20日，五角大楼充满着愤怒、愤慨和震惊。这种情绪甚至在白宫也感觉得到，由于罗伯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被陆军和海军的调查戏剧性地改了过来，故新的调查结果将不得不封起来直至其可以被驳倒为止。而且两个多星期后全国要投票选举总统。
那天晚上詹姆斯·福莱斯特尔确实公开透露过，海军调查法庭的报告已经提交给了他。他告诉新闻界，目前至少暂时还得置于机密状态。为了建立一套安全保密系统，他已要求金上将查清这种材料有多少已经给目前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拉格给福莱斯特尔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我请求立即公开海军调查法庭的调查结果，因为它与金梅尔有罪还是无辜有关。近三年来，他一直因为珍珠港劫难而忍受着公众对他的责难。他一直要求军法审判但一直遭到拒绝。对他的做法是不合美国人的习惯的。您给默芬上将的信已于10月20日向新闻界公开，在这封信中您暗示，现在已过了三年，海军法庭发现的事实可以作为“机密”或“绝密”扣住不放，因为公开它们将会妨碍战争努力。公开牵扯金梅尔无辜还是有罪的法庭调查结果肯定不会影响到战争。过去的不公现在无法补救，绝对的公正和常理要求立即公开有关金梅尔无辜还是有罪的法庭调查结果。
但是，在华盛顿的圈子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海军会发现所有的材料都是绝密的，对珍珠港事件的掩盖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