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恐怖袭击，从战术向战略的转移
恐怖主义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当人类社会中出现压迫政权的时候，当人们奋起抵抗这些政权，发动起义、展开运动的时候，恐怖主义就悄然而生了。20世纪中期，反殖民主义运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长足发展，世界各地的反殖民运动澎湃而起，在刹那间就将西方殖民者辛苦经营多时的殖民帝国瓦解，早期的恐怖主义萌芽也在这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取得了新的发展。
此时的恐怖主义和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社会革命而生的恐怖主义不同。19世纪后半期的恐怖主义多采取暗杀政要的方式，影响有限，而20世纪中期的恐怖主义活动方法多样，如爆炸、暗杀、劫持人质、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其造成的政治影响，远非早期恐怖主义造成的影响可比。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没有将"自由战士"和恐怖主义分子区分开来，没有将暴力活动和恐怖行为划分清楚，不少在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政治活动家，都被不公平地当作恐怖分子，大受迫害。人们关注着他们的反殖民运动，认为他们每每在军事上陷于极端不利的形势，就会用恐怖行动打击敌人。
在1987年，联合国通过"各国人民都有自决、自由、独立的权利"的规定以前，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非一般暴力行动，在很多时候，都被人们当成"恐怖活动"。
A2 1987年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
S/RES/606
安哥拉-南非
S/RES/605
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
S/RES/604
塞浦路斯
S/RES/603
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RES/602
安哥拉-南非
S/RES/601
纳米比亚
S/RES/600
国际法院(瑙鲁)
S/RES/599
以色列-黎巴嫩
S/RES/598
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S/RES/597
塞浦路斯
S/RES/596
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RES/595
国际法院
S/RES/594
以色列-黎巴嫩
但在当时，这些"恐怖活动"还只停留在战术阶段。"恐怖活动"的发动者力量弱小，它们以这种方式唤起那些忍耐着压迫的人们奋起反抗，也以这种方式打击貌似强大的殖民国家。在这些被压迫国家中，有一部分人本来就从心底期待由本土政治人物来管理政事，他们即便不参与"恐怖活动"，也会有意识地和殖民大国划清界限。民族解放运动就这样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待力量强大之后，起义者就逐渐转变了行动方式，开始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要想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国家主权，游击战争十分必要。一些政治精英开始从游击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不过，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恐怖组织冒充游击队的情况。
后来的很多学者、政府都主张，将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非一般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区别对待，这是因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非一般暴力活动，严格地选择着它们的打击目标，总是尽量避免自己的炮火伤及无辜。尽管起义者非常希望将殖民者赶出家门，也绝对不会轻易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其他会扩大暴力伤亡规模的手段。小规模的爆炸、武装对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因为，起义之人清楚自己开展暴力活动的目标，他们必须保证行动的正义性。一旦发生了伤及无辜的袭击事件，他们还不惜大费周折地发表声明，对那些不幸死于他们行动中的无辜者表示沉痛歉意。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声誉，他们必须留神不会被强大的敌人抓住舆论把柄。他们的目的是将侵略者赶走，他们不会沉溺于暴力之中，只要这个目的实现，他们就会结束暴力，既不会将暴力扩散到其他国家，也不会持续袭击强大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这些社会革命集团、种族民族起义集团和恐怖集团混为一谈，也能明显的发现他们的"恐怖活动"和在今天肆虐的恐怖活动大不相同。前者严格地约束着自己的暴力行为，后者则刚好相反；前者把恐怖活动，当成困境中的"战术"，后者则把恐怖活动当作达到目的的必然途径，当成一种整体谋划--"战略"。
恐怖活动由战术升级为战略，不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活动"和现代恐怖运动的区别，也是恐怖主义本身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让恐怖主义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恐怖活动国际化有关。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当代恐怖主义中最有"活力"、成长最快、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型的恐怖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最主要动机就是宗教。同时，它们又经常将宗教当成粉饰恐怖袭击的工具。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可能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中产生，无论这种宗教信仰多么崇尚和平。该类型的恐怖组织，大多不会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暴力行为，它们喜欢将自己的敌人扩大化，而不仅仅将袭击目标锁定在某个执掌政权的个人或集团身上。这种类型的恐怖组织近几年发展迅猛，而近些年死于恐怖活动中的无辜者数量，也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