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战争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过于政党的性质、各党派的规模、党派的数目等方面的变化了。诚然，法国的政党，同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政党比起来，一向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最显着的一个特色是它们为数很多而每一个都单独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常有人说，在法国，一般的政客都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党应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当选做官的投票者。总而言之，当时确是存在着过多的党派，其名称常常只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标签；这些党派，即使还不是直认不讳的机会主义政党，其据以立党并据以相互对立的东西，往往都是些比较琐细的概念和比较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义或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代表的议会里，当时的政府要确保一个足以进行工作的多数(哪怕只是确保暂时一段时期的多数)的话，就必须在这许多党派之间作成一些交易。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只是调动几个部长，以使议会内各党派各种意见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波动时能有所反映而已。这样，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国宪法体制下行政部门所固有的软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们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无策和更不稳定。不过，其中也有某些与之相应的有利之处。如果说倒阁容易，组阁至少也是很快的。政党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既松散，共同组阁的各党之间的关系也松散，这就有助于培养出那种特别有才华、独立自恃的政客，他们比较地不受党派的束缚，因而在必要时可以对党派间的争议作出仲裁，不费劲地充当联合政府的首脑。这一旧秩序也还有如下一个好处：由于经常有妥协的必要，就不会形成那种庞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团，而那样的集团是很可能会抛弃民主程序而诉诸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这一点，对于一个过去常常发生内讧的国家来说确是重要的。
到大战结束时，法国的大多数旧政党都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是由于人们把这些政党同引起战争、导致法国战败的种种事态联系起来，因而认为它们应该对这些事态负责，或是由于这些党的党员后来对维希政权所持的态度，或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判断政党好坏的后一个标准，如同判断个人好坏的标准一样，是看它们同抵抗运动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关系。法国解放一年以后，莱翁·勃鲁姆在1945年9月28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现象概括如下：
政党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决于它们接受了多少抵抗运动精神，或者说，取决于它们通过同抵抗运动分子的接触而使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多少变化。
照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激进党人和右翼方面的那些老组织都遭到失败而人民共和党却能取得惊人进展的理由所在。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和党无非是一些旧政党——天主教右派、中间派集团等——的大联合，不过这个大联合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曾由抵抗运动的放射性电流畅通无阻地渗透过的。
根据这种考验，一向在抵抗运动中拥有卓越地位的共产党势必成为最强有力的政党，事实上，它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旧的右翼政党如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过去就一向是很不巩固的，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了最信誉扫地、遭到最严重削弱的政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有好多曾归附于维希政权。但即使是中间的和左派方面原来的那些大党，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曾在战争和战败前夕执政而招致公愤，而且也因为它们在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军的态度方面，通不过抵抗运动所要求的那种严格的品德考验。甚至是那个激进社会党，在战前时代本来深得小商人和个体农民阶层很大支持，在议会中介乎左派和右派之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组织当时的每一届联合政府时，它总是随时准备提供几个强有力的部长人选来担任重要职务，但尽管如此，在战后重登政治舞台时，也不免大为逊色。这个党的国会议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曾在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虽然许多人后来已经改悔了，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共同敌人的杀害或监禁，但就整个党而言，它在抵抗运动中的表现仍是微不足道的，抵补不了当初的过失。
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形势也变得不利于象激进社会党那样组织起来的政党。激进社会党向来只是一些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人物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并不是一个结合得很紧的严密的组织，因而它一开始就无法在那些战后出现的、强大而且组织严密的“巨石般的庞然大物”面前保住它原有的地位。没有德高望重的赫里欧的领导(赫里欧被放逐在德国，直到1945年年中才回国)该党在自我重建时必然是缺乏自信，举棋不定。而且，它所奉行的主义，也已随着情势的演变而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虽然一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但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党——而当前的时代气氛则是革命的。诚然，它曾经两次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甚至同共产党结盟，结盟的基础是两党都讨厌戴高乐强有力的个人领导，都不喜欢他对国家的控制。但是，由于它固执地抱住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些老观念不放，反对国有化，至少是反对比较极端的计划经济形式，最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右派——特别是在皮埃尔·科特所领导的党内“极左”派寻求并取得了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从而孤立了激进社会党的真正核心并阐明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就更是如此。
激进党最显着的特征，除了它的改良主义热情外，就是它的反教权主义。但宗教与民主这一对老的对立面，已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而搞得模糊不清了，在战争期间，不仅天主教的教徒们，而且他们的神父和主教等，都抛却了他们的信条，同最极端的左翼分子携起手来，共同抵抗入侵者及其法国走狗们。的确，所有的政党战后都显得向左移动了，连那些实质上保守的党派(如人民共和党)也都带上了一些社会主义色彩，虽然它们更倾向于强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而不是象真正左翼政党那样更多地注重物质方面。甚至连一个新成立的君主主义政党，也出于机会主义和赶时髦两方面的动机而把自己命名为“君主社会党”。
乍看之下，更使人大感诧异的是社会党的衰落，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该党在莱翁·勃鲁姆的杰出领导下还扮演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然而，如同激进党一样，正由于它曾如此长期地参与管理国事，它才容易受到人们的责难，说它应对国家的战备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处理失当负责，这就不能不损害到它的威信。更糟的是，旧国民议会的社会党议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曾在1940年7月投票赞成授与贝当以全权，虽然后来这个党也曾力图赎罪，雷厉风行地把它战前的参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清洗掉了三分之二，并在抵抗运动中作出了一个总的说来是很好的表现。但是，这个党之所以衰落，还有其更基本的原因。在战后的法国，在那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气氛中，社会党同更富有生气、更毫无顾忌、更加机会主义的共产党较量，是肯定要败下阵来的。在勃鲁姆那样一些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战后时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确实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道义上的鸿沟。前者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后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国家的无限权力。虽然社会党人经常重申他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可他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政党了。甚至在1945年(8月份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勃鲁姆还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信念；可是，部分地由于他的主观倾向，部分地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正就是他，在法国把社会党引上了民族主义道路——扩充防务力量，把原来那条在防务和战争事务上应持不合作态度的信条完全置之脑后。他认定，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合法的、议会的道路来达到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解地连结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达尼埃尔·梅耶在《人民报》(1946年3月28日)上为该党提出的主张，说得更加彻底：“法国社会党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国际主义的。”
可是，这样一种值得赞美的和解精神却同战后法国的社会情绪不相协调，这一点很快就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党在工会方面的势力步步下降，最低时它在共产党占优势的法国总工会内所能掌握的票数只有五分之一略多一点；而且共产党在工会中的这一支配地位并不靠压服，而是更多地靠高明的政治手腕，通过说服来取得的。法国工人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自己境况的改善。举例来说，1946年7月间，就是依靠共产党坚决的领导，才挫败了政府的冻结政策，使工资得以普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党人对自己左右两边的力量都迁就容忍，但正是由于这样，却落得个两面都不讨好，使自己日益陷于孤立，日益削弱。例如，当该党一部分人建议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劳工联盟时，另一部分人反对，认为容纳资产阶级分子加入联盟，会驱使工人阶级分子更无可挽回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另一方面，它在实行这样一些建议方面的犹豫不决，以及它的迟迟不停止同共产党人的调情，又使它疏远了许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左派的法国人(这些人在过去也许是会归向激进党的)，同时却有助于壮大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的队伍。要不要同共产党人联合，确是社会党人特别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固执着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既然就技术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之间照理不可能存在最近二十年来事实上分隔着它们的那种巨大鸿沟。
1944年11月，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当时在巴黎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撰文报道说：
法国的社会党一般都是愿意同共产党联合的，要是能够使他们确信在以后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将会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话。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由于这一荒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们深感不安的是(我认为他们不安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同其他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一套道德准则，同党外的人打交道时用的却是另一套道德准则，而这后一套准则很难说是合乎道义的。
至少拉斯基是意识到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这一道德观念上的深渊的，但也象许多别的社会党人一样，他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荒谬的分裂”的事实。他却用这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谁都不能否认社会党[运动]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你只要和这些代表们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是作好了准备并热切盼望着执政的。”可是，这里他又让主观愿望来影响自己的估计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社会党人正明显地缺乏自信心，特别是，他们由于莱翁·勃鲁姆被放逐出国(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国)而失去了他们的导师和先知，其境况类似于赫里欧被放逐之后的激进党人。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党魁受到德国人迫害这一事实，再加上他在“里翁审讯”中的良好表现(这两点都大大有助于消除早先的幻灭感)，使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都拥有某些可以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这些资本的价值在 1946年12月间勃鲁姆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时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这次成功的组阁，又导致他的社会党同志拉马迪埃继他之后任政府总理，而另一位老资格的社会党人奥里奥尔之得以选任为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与此也不无关系。
因为实际上所有战前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由于战争和国家的被占领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战争结束时就有了一个需要填补的政治真空。在填补这一真空方面，一个崭新的政党——人民共和党——做得很起劲，也相当成功。这个党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就已开始秘密活动，当时乔治·皮杜尔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其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有莫里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东)凭他们的本能想到，新法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政党，它将建立在对大部分法国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则基础上。第一，新党将是共和主义的，将继承1789年的传统；第二，它虽然绝不自称为天主教的政党，但对道义力量和精神力量将持尊重态度；第三，要有助于推动那场因机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革命，促使其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虽然这是要合法地进行的，不能因此而扰乱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正式成立时，通过了一个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标，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业和信贷事业国有化、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等。因为，虽然人民共和党获得天主教会和许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们赞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会经济思想)，却深恐人们把它和“反动”这一概念等同起来，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党”。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政局中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党肯定能从许多方面立即赢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数其他政党不一样，人民共和党打入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的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它的主义的宗教基础吸引着许多具有这方面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会的会员们，而它那大胆的社会观点，则为它博得了社会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赢得人心的一点是，不论在它的人员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义中，抵抗运动的精神都是显而易见的。开始的时候，还由于它是对戴高乐“忠心耿耿的党”，因而捞到了不少资本。当它托庇于这位将军的威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断定他走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他作为一个反动分子的名气愈来愈大，将来只会妨碍它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发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丧的是，它发现，它一割断了这一关系，选民们就开始抛弃它。在戴高乐最后带着他自己的党“法兰西人民联盟”重又出山之后，离弃人民共和党的动向加速了，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戴高乐。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党不得不更加强调它同这位将军之间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着重表明并保持它有别于其他党派的特色。然而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个别重要人物的退党，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离去。
为了想抵销它同戴高乐和教会方面的关系，人民共和党不论在临时政府的日常施政方面还是在制宪工作方面，都在它认为正当的限度内(有时还超过这一限度)尽量地同左翼携手合作。但这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惊险表演，它在这种表演中有时不免失去平衡，有时差一点断送性命。它的合伙对象共产党人，变得愈来愈不肯迁就，愈来愈不意气相投了，而与此同时，原先支持它的人看到它同共产党搞关系而被吓走的却愈来愈多。同时，社会党人也远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老是在提心吊胆，怕同“带有戴高乐主义-天主教色彩的”人民共和党交往过密，会触犯自己党内更极端的左翼。后来，虽然晚了一些，人民共和党终于认识到，那个在共产党思想指导下草拟的宪法的第一草案是它无法容忍的，即使从互让和国家团结的愿望着想也还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它就退出联合政府，并力劝选民们拒绝这一草案——这一点它是做得恰当的。可是，它又去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主持搞宪法第二草案，并为此而勉强容忍了许多原则上不愿容忍的事，而且，正如后来(1946年11月)的选举所表明，尽管它费尽心机，它的这种做法使它失去了很大一批支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新政党——自由共和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自由共和党建立于1945年12月，创办人是右翼方面的一批第一流的律师-政治家——朱尔·拉马罗尼、安德烈·米特、约瑟夫·拉尼埃、弗雷德里克·杜邦等，它吸收了从前两个最有名的右派集团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的全部成员或其中的一部分。在1946年1月戴高乐暂时引退以前，法国的右派势力一直停滞不前，组织散漫，而且信心不足，因为他们对戴高乐究竟意欲何为并不真正有把握，虽然他们也许本能地感觉到他是在为他们服务。所以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这三个主要政党身上，这三个党从历史上看都是左派政党，虽然就目前而言，它们却分别地成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了。可是，随着自由共和党——一个公开反共的右派政党——的出现，人民共和党发现自己很可能代替社会党而成为中间派政党，而社会党则将自然而然地被进一步推向左派方面，推向共产党那里去。
而且，自由共和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人民共和党纲领中的那套进步加保守的混合物，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占先窃走了人民共和党的某些法宝，因为，人民共和党作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党联盟的一员，是不可能公开反共的。的确，许多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者现在反而觉得，是自由共和党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扞卫他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例如，自由共和党公开表示它坚决反对国有化，而人民共和党的议员们却不顾他们的许多选民反对国有化的这一事实，投票赞成国有化；又例如，对宪法第一草案真正、一贯、全面地加以反对的，除激进党外只有自由共和党一个党。自由共和党提出了它自己的草案并要求付诸表决，但以二百八十六票对三十七票遭到否决，而在这次投票中，人民共和党人却意味深长地弃了权。然而，在1946年6月举行第二届制宪会议大选时，自由共和党却采取了一个局部“切腹自杀”的行动：为使反共的票数不致分散，它在三十个选区内退出竞选，这样一来，就使人民共和党不再有从右面来的竞争了。因此，从长远看，自由共和党根本没有改变各政党间的力量均势，也没有时间去有效地改变法国人的投票习惯。结果，人民共和党竟成了法国的第一大党，但根据这个党此后在宪法第二草案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性——或顽固性——来看，自由共和党后来很可能对自己这一自我克制的行动深感后悔。
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成，给了人民共和党和自由共和党一个巨大打击。也许，在人民共和党的领袖们与戴高乐之间，从未真正有过足够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权宜的结合。的确，戴高乐从没有想要在这一结合中当一个积极主动的伙伴，虽则他在开始时也许愿意有这样一个表面上志趣相投的政党来利用他作为它的“福星”。当他们分手时，吃亏的是人民共和党，而不是戴高乐将军。
一开始，戴高乐的某些追随者就希望他会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个广泛的戴高乐主义者联盟，把除了共产党人和死硬的反动派这两个极端以外所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人统统包括在内。但最初戴高乐认为他的作用只是充当全民族的一个象征；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去参与政党政治的一般活动，或者去试图影响政党政治的趋向。可是，1946年6月16日，这位将军从他退隐生活中跑了出来，在贝叶发表了一篇论新宪法必须具备的条件的重要演说，而他最忠实的信徒勒内·加比唐就把这认作是他要组织一个政党的暗示。于是，法国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为第四共和国奋斗的戴高乐联盟”，其目的是要把那些接受“贝叶纲领”作为新法国的基础的各党各派人士集合起来。戴高乐的一些最杰出的追随者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戴高乐自己也并没有给予赞许；可是他也许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用的试探性气球。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这次谨慎行事是聪明的，因为，加比唐对盟员入盟条件掌握得不够严格，竟使该联盟成了许多可疑分子、反动分子和维希分子的避难所，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怀疑它又是那种战前曾使人们痛苦地熟悉的近乎法西斯性质的团体。这样的怀疑，再加上领导不善，使这个联盟起不了什么作用，并终于导致了它的毁灭。而且，戴高乐联盟最初成立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只是一个社团，作为一个社团，它的成员中包括着一些分属于诸如人民共和党、自由共和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等这样一些不同政党的人。但当戴高乐联盟的领袖们试图使它显示出更鲜明具体的政治色彩时，困难就来了，因为，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是主张对两个宪法草案都加以抵制的，但作为另一政党的人民共和党，却是参与了这两个草案的制订工作的，并且对第二个草案更是一直支持到最后一刻的。
所以，到了1947年春天，国内国际条件都已成熟，相对地说其声望还没有玷污的戴高乐又可以东山再起，担当政治领袖了。他本人在共产党问题上迄今还没有明确表过态：他所做的只是象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努力争取民族的团结，希望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较好的合作的表示——虽然他对于共产党人能否改变心肠无疑地没有某些人那样乐观。但现在，美国总统已经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发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向共产主义发动反攻的信号，而且这一行动已经在惊惶失措、无力自救的欧洲引起了极为巨大的反应。戴高乐现在只要在法国发出号召，就大可以希望趁势达到在国内反共、在国外反俄的目的。因此他宣称，不能再容许法国继续“沿着深渊的边缘徘徊了”，并当上了一个公开扬言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修改宪法大造舆情的新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袖。可是，这新党并不具体说明在第四共和国宪法中它要修改的究竟是那几条。考虑到它想要讨好的社会阶层的面是广的，而它的创始人又是信赖神秘主义的，它所提的反对意见也许非含糊其词不可，但这些反对意见却是用这样一些口号表示的：“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分权制”、“结束党派无政府状态”、“在法兰西自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等。尽管如此，它还是显示出了两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很不平凡的特点：第一，不相信或不理解政治上的各派分立是真正民主政府的基础，相信一些棘手问题可以靠直接诉诸公民投票来解决；第二，特别欣赏美国式的总统制。
建党后不到一个月，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拥有了一百万党员，在1947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它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席位——从前投票支持人民共和党的人有半数以上投向戴高乐阵营了。还留在戴高乐联盟里的那批人则全部归附，倒霉的加比唐地位下降，成了一般成员，而前社会党党员、人类学家雅克·苏斯戴尔却当上了总书记。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安德烈·马尔罗也是戴高乐将军在党内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的确，正象其他独裁性质的政党一样，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力量主要在于它把一些很不相同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度相互对立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个党的普通成员中，有着一些先前曾经投身到人民共和党内去寻找出路，而后来一等到出现了更右的党派(如自由共和党)时，就又投身到这些右派政党中去的分子。这些人来自教会人士、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特别是教会人士，他们有大批人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虽然即使在这些人之中，还远不是全部都倒向该联盟的。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些不同类的人的一个共同动机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于这一敌人，他们和他们的领袖现在终于可以指名揭发了。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挑战也不慢；他们给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回敬是特地成立一些“戒备委员会”，来同这个联盟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这个联盟同样地也引起了社会党人的敌意，甚至连人民共和党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他们在同共产党人长期携手之后不可能设想同该联盟合并，但也还不敢对自己从前的庇护者决裂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因此他们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戒备委员会”。但是，不论是好是坏，也不管人民共和党作出的种种姿态，法兰西人民联盟还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人民共和党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分子，至少吃掉了旧激进社会党的三分之二，并把三个极右派政党完全吞没，使其不再成为独立的组织。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成了右翼方面主要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大党；这也就为法国政界最终发展成为三大势力——共产党、戴高乐派和所谓的“第三种势力”——鼎立的局面扫清了道路。
原来的中间派政党，对于自己被那些“巨石”挤出政治舞台，并不完全甘心。它们中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在极左或极右的政党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宿；甚至在人民共和党中也无法找到这种归宿，因为，人民共和党一面标榜天主教教会主义，一面又标榜社会主义，在信奉反教会的个人主义的那些老派激进分子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因此，在 1946年4月间，以原来的激进社会党为核心，连同独立激进党、“共和青年”以及右翼组织“民主同盟”中较温和的一部份人，联合组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左翼联盟”的中间派集团。为使这个混合体带上一些必不可少的时髦的抵抗运动色彩，还把头号抵抗运动政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成员也拉了一些进去。但是它仍然有着原来那些老政党(如激进社会党)各自本来就有的弱点——就是说，它只是一些党派为了便于搞竞选而拼凑起来的松散联合，绝不是当时那几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的真正对手。直到后来，只有当那几个政党中的两个——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发现它们自己也同样地处在两大极端派巨人之间的无人地带时，一个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更称得上“第三种势力”的缓冲集团才得以建立起来。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法国政治生活结构的这一颇为迅速的简化过程，由于下面两个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速：一个因素是由戴高乐建议实施的新选举制度；另一个因素是新宪法产生过程中不免要有的一些相互勾心斗角的活动。解放后的一般倾向是主张采用“纯粹的”比例代表制作为法国今后选举制度的基础，虽然也有些地位牢固的少数派另有其他的看法。一个由激进社会党人领导的少数派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的“第二轮投票制”；另一个由勒内·加比唐领导的少数派则赞成采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那种只要得票比别人多就可当选的制度。而戴高乐却提出了一个最初似乎对什么人都不讨好的折衷办法。这是一种改变了的比例代表制，是以比利时和瑞典的选举制度作为依据而设计的，在这种制度下，投票时取舍的对象是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名单，落选名单所得的选票就算是白投了——不是象魏玛德国的选举制度所规定的那样汇合成全国数字而起作用。后面这一种特点往往是有利于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政党，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些抱怨的口实，说这是牺牲城市和工业区居民的利益而使富裕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权势长此保持下去，从而挫抑了目前正席卷法国的激进潮流。但其总的作用，则在于减慢任何这样的趋势，即或者走向两党制，或者走向进一步增加政党数目。因此，它有助于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由四、五个强有力的党派机器代替战前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纪律松弛、易于伸缩变化的组织。事实上，这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容许党的领导人或党的“机器”可以提名他们所愿意的人到议会里去作为党的代表。选民只投政党的票，谁当候选人则由党指定。
影响党派演变的第二个因素——宪法问题上的斗争——并不完全是由戴高乐挑起来的。正如早已指出的，抵抗运动内到处都渗透着共产党的强大势力，而共产党是支持人们希望有一个新宪法的普遍要求的，因为这样做他们既可以消除那种认为他们不太喜欢宪法的怀疑，还可以赢得一个机会来争取到一种便于他们控制和操纵以实现他们自身目的的宪法。但戴高乐也是代表抵抗运动的，而且也支持采取步骤来搞一个新宪法或至少对旧宪法作某些修改。部分是因为他真诚渴望能同法国人民的愿望一致起来，并感到有必要揭穿那些含沙射影地说他意在独裁的风言风语，而部分则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借此修改旧宪法中他认为应对法国最近遭受耻辱负有很大责任的方面。因此，就最广泛的路线而言，可以说在共产党和戴高乐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目的；但在具体细节问题上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分歧。抵抗运动的这两个孪生的象征，各自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又都各自抱着极大的决心，因此既不可能由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可能长此保持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双方在怎样实现法国复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所以，双方在一个短时期内勉力扮演了形势暂时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之后，就又回复到了他们原来自然就有的那种赤裸裸的相互敌对状态。
公开的斗争开始于1945年5月31日，当时戴高乐突然宣布，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被俘和被放逐的人正在陆续回国，选举制宪会议的大选应尽早举行，具体地说，应在当年的 10月份举行。此后不久，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在怎样制订和由谁来制订今后的宪法问题上存在着三派不同的想法。第一派坚持认为1875年宪法仍然有效，现在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按照这一宪法的规定选出议会，如果选出的议会愿意对宪法作一些修改的话，可以由它来进行修改；第二派主张选举一个全权的制宪会议以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宪法；第三派则建议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一个“被箍上了紧身衣的”制宪会议，其权力和任期都应有所限制，这些限制应由临时政府拟定，然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尽管戴高乐宣称他本人是不偏不倚的，但左派方面因为他多少还在考虑恢复第三共和国而深感震惊，同时他们对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也强烈表示反对。接着，戴高乐在作出了这一不偏不倚的敷衍姿态之后不久，就颇为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赞成什么，从而大大加甚了左派的震惊。7月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说，他已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不让选举出一个拥有全部最高权力的制宪会议，这样的制宪会议可能会无法控制，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因此，他自己的抉择是搞一个受公民投票的裁决所制约的制宪会议，虽然要是人民作出另一种选择——也还是通过公民投票——表示宁愿恢复1875年宪法体制的话，他也不会阻挡。如果采取前一种抉择，制宪会议的任期将被限定为七个月，而且在此期间它不得推翻内阁；将由它选举新的临时总统，但一经选出，它就不能把他撤职。
虽然左派方面对这些关于总统制政体的暗示感到惊慌，但在内阁中，即使那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阁员为了保持团结，仍然准备在形式上批准这个方案；可是在全国范围内抗议的呼声很高，戴高乐因此退让了一步，同意在公民投票时加上一个第三种选择——全权的制宪会议。这本来可能会使左派的不满平息下来，要不是戴高乐明白表示他将投入他全部个人威望去力争给准备召开的制宪会议“箍上紧身衣”的话。接着，老资格的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在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协商会议里遭到了否决(对于任何涉及到公民投票的事情，该会议都不再有丝毫兴趣)，可是却被戴高乐所采纳了，戴高乐是不受协商会议决定的约束的。奥里奥尔的方案建议，不要保证给总统以七个月不受任何机构约束之权，相反地应使他始终对制宪会议负责。另一方面，为使行政权不致过于削弱，折衷方案还规定，要推翻政府，必须由制宪会议举行直接的不信任投票，而且投票表决必须在两天前通知；仅仅政府的一项提案遭到否决，不应认为必须使政府辞职。
因而，总的说来，第一次竞选运动中斗争所围绕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宪法的问题，而是将来制订这一宪法的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权力。法国选民在投票时，很少有人明确地想到希望自己所选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宪法。除共产党外，所有新成立的或重新改组的政党，都还只刚刚来得及制订出或调整好它们的纲领。然而，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上，抵抗运动中的三个主要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一开始就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一，大家都坚决认为，法国需要另订一部新宪法而不只是旧宪法的修订；第二，一致拒绝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而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员戴高乐，却另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势力的支持，他根本不考虑各党派的这种明显的观点一致。这一事实，在1945年10月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与大选同时进行)的结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三大政党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席位数几乎相等，共产党以微弱优势成了数量上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尽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绝恢复第三共和国体制，却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奥里奥尔方案，赞成给制宪会议套上某种变相的“紧身衣”，反对授予它以无限权力。因此，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法国人民就在同一天里，一面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戴高乐的信任，一面又通过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使共产党成为法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不论是戴高乐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是因为，他们不仅在领导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独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给予法国政治以新的推动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
戴高乐的个人胜利有多大，这在筹组政府时很快就显示出来了。首先，他向新选出的制宪会议正式提出辞呈，并立即经全场一致通过再度当选为临时总统。接着，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由于他们赢得议席较多，因而有权优先选择重要内阁职位的要求，他断然予以拒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共产党人表示不再愿意效忠戴高乐了，要求由他们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出任总统。戴高乐于是又一次提请辞职，但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民共和党则表示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由戴高乐领导的内阁。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参与争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识到了争吵所包含的危险而冷静了下来，迅即达成了一项把内阁职位“公平分配”给三个政党的妥协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居然勉强同意了戴高乐玩的这样一个花招：把国防部分为“军事装备”和“武装部队”两个部门，只以“军事装备”部门让给共产党，而戴高乐则除了掌握总统-总理的职能外还保有国防部长的头衔。
然而，尽管戴高乐赢得了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胜利，一个新的局面却已经开始了，在这新局面下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放弃他那奥林匹斯山般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党派政治的角逐场中来，要么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时期内，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财政和军事政策问题上同制宪会议日益滋长的争吵，他对制宪会议所提新宪法草案建议的激进倾向所公开表示的不满，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导致了他的“坚决”辞职和“战略性”的退出政治。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继他任临时总统；再次成立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但戴高乐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内阁。
戴高乐原先一直希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能携起手来，从而在法国政界中出现一个中间派的温和力量。由于大选的结果，社会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党联合，他们就将拥有一个压倒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但如果同共产党联合，则掌握的多数将会更大。共产党人当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种联合而促成后一种联合。所有这一些勾心斗角、各自谋求有利地位的活动都发生在酝酿新宪法的那段时期内，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宪法蒙受其害。虽然宪法不是由制宪会议全体而是由四十二人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的，但委员会的席位是按照各党的实力分配的，即共产党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十二席、社会党十一席和其他党派七席。因此在这里，社会党人还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其地位并没有象乍看起来那么值得眼红。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同意：立法机构应该是一院制；总理应该由立法议会选出；共和国总统应该被剥夺一切实权。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同人民共和党人合力击败了共产党人想使将来的立法议会拥有无上权力的那种企图。引起与共产党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想要在宪法中写入一条“政党条文”，连同一些其他的办法，旨在给法国的政党加上某种程度的约束，特别是，防止那些反民主的党派利用民主自由来破坏这个新的共和国。
同时，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他们重新认清他们同共产党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并通过一种精明巧妙的宣传运动使社会党人很敏感，惟恐被人说成是“反动派”。而与此同时，人民共和党却在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上变得更苛求，更加不肯容忍后者在某些场合下所采取的支持共产党的行动了。所以到最后，社会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要求，同它一起订出了一个共同的制宪方针(1946年1月16日)，而戴高乐想要组成一个团结一致足以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中间派集团的希望也就再一次落空了。而且，如果在左右两派间真的出现公开破裂和僵局的话，则法国面临的前景，不是一部完全左派的宪法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宪法。
要是国家果真这样分裂的话，吃亏最大的当是社会党，因为，除非它能够把裂缝弥合起来，它势必会由于加入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而降低它的地位。这一点，樊尚·奥里奥尔很清楚，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地力求达成妥协。共产党人也并不是真的希望宪法搞不成；至少，他们希望自己所主张的那种草案能为全国所接受，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用“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垫脚石。而另一方面，人民共和党却很有可能在领导一场反对某种不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斗争中捞到明显的好处，因此它是不怕逼人家摊牌的。
因此，当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要把一项规定用公民投票来检验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条款删去时(这一条款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早先商定了的)，人民共和党就把事情闹得尖锐化了。当社会党和共产党拒不让步时，人民共和党就表示不再支持这个宪法草案(1946年4月3日)。几天以后，当人民共和党所提的、使法兰西联邦会议成为议会第二院的修正案也被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行动所挫败时，三党的合作关系就完全瓦解。奥里奥尔拼命奔走，力求在最后一刻把党派矛盾弥合起来，以求得某种妥协，但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因此，当制宪会议于4月19日开会进行最后表决时，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了，会议不顾人民共和党的反对，以三百零九票对二百四十九票通过了宪法草案。
由于这个草案在制订过程中受到了极端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它规定以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把传统上限制议会权力的各种牵制和平衡大部分都一扫而空。它远不是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正相反，却使后两者完全隶属于前者。议会将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议会内部，事情的安排又将是使最大政党的意志不会受到严重的妨碍。此外，附在这一宪法上的一个“民权宣言”也在某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中引起严重疑虑。因为这个宣言没有保证绝对的财产权(在某些情况下它限制财产权)，没有保证“教育自由”，也没有给出版自由以直截了当的保证。这三点遗漏中的第一点，在土地所有者中间引起了怕被剥夺产权的担心，因而自称为代表五百万左右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农地产全国联合会”号召它的会员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第二点遗漏则引起了教会方面的竭力反对，宣称对保障教会学校不作明确保证的宪法，是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所能接受的。至于第三点，则当然极容易被理解成为对民主的重大威胁。
人民共和党面对着对其公开标榜的理想那么多的挑战，而又掌握着那么多有利于其自身进展的有力杠杆，它的反应也许颇显得愚蠢和摇摆不定。它一直在真诚地谋求把大部分保守派选民拉向较为中间的立场，以使政府的稳定性和进步的社会政策能够同时得到保证，但是在制宪的头几个月内，它除作了一系列单方面的让步而外，很少有什么成绩可言。这些单方面让步中最主要的是，由该党撤回它关于总理应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任的要求，关于各少数党的正当权利应在宪法中有明文保障的要求，关于应使投票成为强制性义务的要求，以及关于选举法应包括在宪法之内，从而使选举法的任何修改都非得经过公民投票不可的要求等。还有，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民共和党人让好几个月的宝贵时间白白过去，只是在这之后才在制宪会议中提出挑战，来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议会应有两院而不是一院的要求；但当他们这样做时，所得支持之多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党所拥有的议会席数，因为他们所得的票数比通过他们的修正案所需要的只差二十六票。最后还有，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博得教会的支持，能吸引天主教徒们的选票，但终于还是在教育问题上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因为没有办法说服左派做到无保留地保证教育自由，他们就同意了左派方面提出的、同意把草案中那句关于教育是公办事业的话删去的这一建议。这句话的删去，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教会学校不会被关闭，现行的暂时权宜办法(教会学校继续办，但不给补助)将会维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一妥协在当时就差一点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教会的支持，而且很可能也是使它后来终于失掉那方面支持的许多失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