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
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五十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六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七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三名自由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七十三席；社会党六十四席；自由党三十三席；共产党九席；无党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采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获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象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并不因参加了政府而放松对这个建议的攻击。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员任职，但该党拒不承担集体责任。随着粮食情况的日益恶化，共产党人越来越猛烈地攻击政府，责怪它没有能采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来满足需要。不仅如此，他们反对黑市，要求纯洁政府机关，要求逮捕通敌分子，他们发动的这一运动所反对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动前地下斗争战士们心弦的东西，而这无疑使共产党得以在许多爱国的、有干劲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们中间扩大其影响(这些人中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面对这一挑战，各个老政党最初的冲动是使自己团结起来，重新去抓过去曾是他们所垄断的权力。解放后不多几天，天主教党、自由党和社会党联合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没有邀请共产党一起签署。它们就组织新政府问题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在其中是没有份的。可是，一些目光比较锐利的政治家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任何政府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都会受到公众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共产党人分担一部分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改组后的皮埃洛政府包括了两名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通过抵抗运动，实际上垄断着武装力量，因为，抵抗运动约有十万名武装人员，比利时的警察只有一万名左右，而且没有武装配备，而比利时仅有的一些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则仍在进行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认为，策略的做法是不去反对抵抗运动的超过某种限度的一些愿望，——有时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已更正确的判断。例如，他们曾想在一段时期内暂且利用一下现存的粮食控制机关(德国人所建立的国家农业和食品公司)，虽然它里面有许多人员是可疑分子；但来自抵抗运动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得不对该组织进行剧烈的清洗，结果是它几乎停顿工作，而粮食情况则每况愈下。
敌人占领下的比利时国内的地下运动，早在1942年就得到伦敦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承认，该政府回国后又一再对地下运动在解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同时，对抵抗运动有必要加以控制，这一点也立即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组织自作主张地征用财物，捕人，对通敌分子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如此，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在解放后还把政治上的支持者吸收到抵抗运动中去。政府禁止这一类胡作妄为，列出了政府准备承认的八个抵抗运动组织，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运动各组织统一起来，编入正规部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不够而推迟实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时，政府已能宣布，从抵抗运动成员中吸收自愿加入陆军、辅助警察或宪兵队以及参加其他公职者，总数将不超过四万人。可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们虽也同意其成员并入正规部队，但在应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运动的人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军官带领下作为一些部队的单位去参加，对于要求他们在收编入陆军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极为不满。
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取消了抵抗运动的临时性地位，并责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这一行动触发了一次危机。在抗议集会遭到取缔之后，三个大臣——两位共产党人和一位抵抗运动代表——辞职。同时，驻比利时盟军司令部宣布，为了保护盟军交通线，盟军部队必要时将支持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比利时政府的请求下，确曾动用英国部队来守卫政府办公楼，但是，同共产党散播的谣言相反，他们并没有介入唯一的一次造成伤亡的事件。而且尽管有一些示威和罢工，大部分武器还是如期上缴的，自愿归编的抵抗运动人员编入正规部队的工作也顺利进行。
这场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吵闹，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同时它也敲响了皮埃洛政府的丧钟，并使英比关系十分紧张。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难处境中曾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帮助上。他们也希望同英国结成永久军事同盟，他们认为这不仅将是人们所欢迎的，而且也会有助于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努力所采取的形式——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国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象英国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他们觉得，英国人可以帮这样的忙：让比利时进口足够的食品，使食品供应情况总的有所改善，从而消除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还能够帮助比利时政府对付抵抗运动的潜在势力，办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使政府能收编更多的抵抗运动成员到正规陆军中去，同时提供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可是，在这一如意算盘得以实现之前，比利时公众由于看到英国人似乎在公开扶植现政权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坏印象。人们不懂得，英军司令厄斯金将军是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身分行事的，而且，还有两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约束抵抗运动部队的独立行动和后来用显示武力的办法来维持秩序，都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而且手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刚好是英国的部队。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台，竟标志着英国在比利时影响的下降和美国影响的上升，这一事实是有某些讽刺意味的。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由于比利时需要贷款和原料，而美国则对比属刚果的铀矿感兴趣，因而比利时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政府内部自由主义实业家这两方面的势力，就使比利时没有能象几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一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激进的经济政策。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处理抵抗运动和清洗等问题上的总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抵抗运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受人欢迎了，它的过火行径使它失去了许多原先所获得的同情。大多数守法公民都看出了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鼓动，也识破了共产党的粗暴的企图，即在其最得势的时候，通过把所有雇主统统都当作通敌分子来对待，来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清洗工作进度所以发生颇受责难的拖延，主要是由于法庭不得不作出极艰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敌分子区别开来。
皮埃洛政府所实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无党派财政大臣卡米尔·古特对混乱的通货进行的大胆整顿。到解放时，德国人从比利时勒索去的占领费总计达六百七十亿法郎。解放前比利时人就已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剧烈的步骤来控制占领费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尚在流亡时，伦敦与布鲁塞尔间就进行了秘密磋商来为货币改革作准备(准备发行的新钞实际上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有了这些准备，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后还不到一个月)发布一系列旨在限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法令。采取的办法是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钞票发行额和银行存款额冻结，并将这笔冻结的资金转为年息三厘半的公债。这些冻结的资金虽然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可用来抵付税款，包括不久后开征的资本税。
古特的行动尤其显得勇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行动招致了批评，而且招来了共产党人的正当批评，说它使那些靠少量储蓄过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牺牲穷人而有利于富人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动机象他的勇气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而且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确实而有益的结果，证明它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愿同共产党人共事的心情，参加了范阿克尔于1945年2月11日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中有六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四名自由党人，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
范阿克尔面临着立即需要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食品供应问题和煤炭生产问题。他着手采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这两个问题，并取得了成功。他亲自抓煤炭问题，而食品供应的改善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粮食大臣共产党人拉尔芒的组织能力，后面这一点很自然地被共产党宣传所充分利用，对抬高该党正在下降的声望不无作用。这两个迫切的问题一经解决，比利时就开始从它战争损失较轻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它的战争经历不同于它的那些不这么幸运的邻国，受到的损害是比较轻的)。首先，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本地工业拆迁走或改变为军工生产。他们让比利时工厂就地生产以供应德国国内市场。因此，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没有重新把军用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的问题。而且，比利时不需要在国内经济重建上耗用很多钢铁——它的主要产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输出以赚取外汇，同时它还有获得大量外币的其他途径。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属刚果为盟国提供作战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国还以高价购买了大量的铀。解放后，比利时又成了盟军的主要基地，安特卫普成了运进盟军供应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够积累起一大笔英镑和美元的余额。最后，虽然飞弹和后来伦斯德的阿登攻势给局部地区造成许多损失，但由于比利时的解放一开始就进展神速，这个国家整个说来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所有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种战时管制措施就已经能够予以撤销，进口税已可降低，比利时经济的宽裕成为欧洲的羡慕对象。
在这幅愉快和繁荣的图景中，杀风景的是，笼罩着一个“王位问题”的阴影。富足依旧，但人们的胃口却消失了。国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图。社会党早就下定决心反对任何这样的行动，而自由党则还保持着不太抱成见的态度。国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摄政辞职(1945年6月16日)，两天之后，社会党和自由党正式要求国王退位。天主教党领导人随即同意组织政府。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位议长已去萨尔茨堡附近的圣沃尔夫冈同国王进行会谈，并从他那里带回一个讯息，说目前他既不准备复位，也不准备退位。范阿克尔政府于是恢复执政，但六名天主教党大臣没有在内，他们都辞职了。继天主教党的这个行动之后，政府方面又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复位，这样一来，这几个党派在刚出现紧张和激情的时刻各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不可改变地固定了下来，从而导致了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面的持久化。
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宣布他愿意服从人民的裁决，不论它是怎样的裁决，也不论它是通过什么合法方式表达的。”但这也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因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过公民投票来表达这一裁决，而政府则同样坚决地认为只有议会有权作此决定。而且，因为战后第一次选举已定于1946年初举行，这整个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竞选的争端。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1946年1月，国王重提旧议，要求在大选后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重返王位问题，对此，范阿克尔提醒他说，议会已经作出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是同宪法抵触的。但是，事实上，大选成了一次关于王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因为没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与相比，而且还因为各党派早已根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站好了队。
上面已经提到过，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王位问题上具有明确而相反的观点，社会党想要制服强大的天主教党，就非得争取到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往往使它感到尴尬的)支持不可。范阿克尔显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拒不同意在大选以前就把选举权给予妇女(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选举权)，或给予三十万判有“不爱国罪”或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范阿克尔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党的担心。大选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大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范阿克尔对形势的估计。约有一百四十万张选票支持反国王的各政党，一百一十万张选票支持亲国王的各政党，而被褫夺公权的“不爱国分子”约有三十万人，妇女如有选举权，无疑也会使支持国王的票数略有增加。这样就证明全国两派意见的划分是势均力敌的。
天主教党(现自称天主教社会党)成了议会中最强的一个党，在参众两院中几乎都有议席的半数。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议会中还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组织一个保证能推行它现在所标榜的政策的政府。当该党领袖德施里日韦受命组阁时，由于他坚持要就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没有能赢得其他党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组织政府也告失败之后，范阿克尔再次受命并终于组成了一个内阁(1946年3月31日)，阁员中包括六名社会党人，六名自由党人和四名共产党人，天主教党根本没有代表参加。
当然，这个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国内各政党真正的力量对比。同时，它实际上也无力推行这样一个由左翼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可望采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自由党同社会党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数目的职位，但它享有这一特权地位的资格却远不如占有最少职位的共产党。在大选中真正受损失的是自由党。它和其他政党不同，在王位问题上党内意见是分裂的，结果，有许多右翼党员投了天主教党的票，有许多左翼党员投了社会党的票。可是，在参众两院中自由党人的票，对于维持一个足以压倒在野的天主教党的勉强多数来说是重要的，又考虑到自由党在王位问题上态度没有确定，而它对公众舆论的某些方面又有着持久而有力的影响，因此，用一些官职把它收买过来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来是得计的。大选前，共产党也许对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预感，因而曾约请社会党、自由党和比利时民主联盟同它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竞选的民主阵线，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各党都宁愿在自己的旗帜下用自己的纲领进行战斗。然而，共产党在众议院增加了十四席的事实(同天主教党的增加十九席对照起来看，虽然共产党总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时政界左右两极的力量在加强，类似于法国当时的事态发展趋势。可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前途并没有改善，因为它从进入联合政府的时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损伤。它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抱着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由自由党实业家们占据着要位的政府中的小伙伴，无力实现选民对它的委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威信。
是什么原因，使右翼方面的那个大党能够取得无可否认的成功，而左翼方面却相对地说来遭到失败，而且更糟的是，失败后又显得消极被动呢？第一，右翼试图抢左翼旗帜的那种做法(这在战后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比利时比在别国更为得手。国有化是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在社会党人中间也只是受到极不热烈的支持；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天主教社会党)的纲领是相当进步的。纲领中包括有如下建议：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政府一级起一直到各个工厂，都要有劳工代表参加。只要天主教社会党由于王位问题而自愿保持不参与执政的在野地位，就不会有要它履行其诺言的多大危险，同时使它多了个胜过对手的有利条件，因为它还能以一个未经考验的进步政党和改革派政党的姿态出现，而它的对手们却已有许多政党被迫背弃了它们的诺言。然而，甚至更为重要、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它与教派仍然牢固的联系，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增进了它通过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来的新的威望和影响。换句话说，在比利时，对该党的一些老的特征仍怀有好感的人，并不少于赞成它新的特征的人。这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时民主联盟这一天主教异端组织的几乎是轰动一时的失败中找到证明。上面提到过，该联盟强调它同抵抗运动的关系，是犯了一个判断上的和时机掌握上的错误；但它在过分强调它的反教派态度方面，肯定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对于试图使人们在共同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法国和某些其他的国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时总的说来却不是这样。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详细讨论基督敦的基本教义，这几乎是一种违反礼仪的行动。然而，比利时民主联盟还是赢得了象其他少数党那样参加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未必是它所应得的，是很少有什么宪法根据的)；因为范阿克尔选中了该联盟的两名代表来填补1945年夏天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后空出来的职位中的两个位子。
由于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巧妙地把进步和尊重传统的思想调和了起来，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担执政所会带来的责任，因此它能够对选民作有效而又广泛的呼吁。但是，人们却并不仅仅用它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评价它——它的行动似乎表明它自己也并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它。它的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快就完全从属于它对王位问题的态度，而被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所掩盖了。
国王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说的“征求国民意见”，他宁愿用这后一提法，因为“公民投票”意味着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这可能会过早地把政府吓得跳起来。他还坚持建议双方公布有关文件。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绝。1946年5月众参两院议长(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决定自行负责去作一次解决王位问题的尝试。他们建议设立一个非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将由一些律师组成)，其任务是，就双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国王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国王同意这一办法，但内阁表示反对，声称谈判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建议是违宪的——议会是有资格作调查的唯一机构——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的非议会性只会使人们更加怀疑有些事实被隐瞒着。于是天主教党就着手提出一项举行“征求国民意见”的法案，同时国王则于7月间自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比利时名流九人组成，“以确实查明他从1936年以来的态度”。
7月9日，表决一项对于在经济上犯有通敌罪的巨头采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时，范阿克尔政府以一票之差被击败。危机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来由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于伊斯芒斯于8月1日组成了一个和上届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内阁，唯一的不同是范阿克尔没有入阁。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与此同时，天主教党已从1946年秋天起改变了它的策略，宣称它准备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它并不因此而改变它在王位问题上的观点，但希望通过合作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它撤回了“征求国民意见”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现它重新上台的机会，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利奥波德派和反利奥波德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骚动更加频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大臣由于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问题而辞职，这又转而导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辞职。于是摄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斯巴克照办了；但这一次却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共产党和自由党。政府由九名天主教党人(天主教社会党)、八名社会党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两名无党派专家组成。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一百六十二个议席，而反对党方面有四十席。
当时，人们曾感到奇怪，共产党竟然会有意把一个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才使它能够参加的政府搞垮。事后看来，很可能由于当时美国政策有了变化，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因而促使共产党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而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这一行动正是这一改变的一个表现(不到两个月后，法国共产党也由于在某个类似的问题上有争执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装作按宪法办事了)。从此以后，比利时社会党人象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愿意同右翼党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该党的决策大权已从党内保守派转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战前，占优势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时虽已存在，但在制订政策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该党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一派的影响，该党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用完全合法的、宪法所容许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采取的那套煽动暴乱的危险做法，来谋求国王的复位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天主教党对调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当前者厌倦于按宪法行事时，后者却决定要按宪法行事了。对比利时来说，不幸的是，要把国王的事业从他那些最不体面的支持者手里拯救出来，已为时过晚。共产党人现在不再因担任官职而感到碍手碍脚，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同利奥波德派中的暴徒们吵架了；天主教党试图把这一争端搞得体面些，但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如愿。这一切，使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且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