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粹侵俄的影响
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同这一政府保持联系的在波兰国内活动的地下武装部队，对苏联怀有敌意，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苏联曾于1939年9月17日从背后攻击了波兰部队，当时苏联政府同德国人合作，再次瓜分波兰。后来由于1939年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两项法令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那里的居民大部分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并入苏联两个相应的共和国，又加深了这种敌意。俄国人侵入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时曾俘虏不少战俘，苏联把这些战俘连同苏联占领区的居民大规模流放到苏联，这就使波兰人更为愤慨。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波兰人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如这个事变导致英国人和美国人态度的变化一样；波兰总理兼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将军在 6月23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表示，希望俄国宣布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无效。苏联政府起初不愿考虑对这个条约的领土条款作任何修改；但是，由于7月间德国人在军事上一再取得胜利，再加上英国政府的压力，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同波兰人举行谈判的气氛。经过长时期的并有英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谈判，波苏两国政府于7月30日在伦敦达成了协议，协议由西科尔斯基和苏联大使I·M·迈斯基签署。
通过这项协议，苏联政府承认纳粹和苏联之间关于领土变动的1939年条约已“失去效力”。苏波两国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波兰保证将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协议。苏联在协议中还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上成立一支波兰军队，并由[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后任命一位司令指挥，这支军队将隶属于红军最高统帅部，该统帅部内将包括一名波兰军的代表。详细办法待以后的协议中商定。”协议附带的一项议定书表明，苏联政府“对于所有作为战俘或根据其他充分理由而拘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给予特赦。另一份秘密议定书还表示，所有各项公私要求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考虑。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意味着波兰态度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使波兰与盟国之间的合作过程变得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在反对纳粹德国的剧烈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着一场波兰的新旧概念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波兰人，特别是军官，他们同毕苏茨基和贝克的波兰有过较深的关系，仍希望看到波兰能强大得足以在普鲁士和俄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一派人的理想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波兰，把那个国家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永久保持下去，并试图对它的邻国采取冷淡生硬的不采协态度。他们必然认识到，只有在他们的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波兰。但是，也另有很多人——那些赞同西科尔斯基想法的人和以前的某些反对党的领袖们——他们决心不让独裁或反动的波兰复活，希望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朋友，但应该是真正独立的而且具有健全的民主基础。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因素，它注定要产生最深刻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设想的波兰，大大不同于凡尔赛条约和里加条约所建立的国家。当红军在1944年进入波兰时，人们记得1920年时红军曾进入过波兰，当时的目的是扩展俄国的革命，而且，在毕苏茨基靠着魏刚的帮助把俄国军队赶回去以前，甚至还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过苏维埃政府。同时人们也记得，波兰对于有争议的东部领土的主权是以1921年的里加条约为根据的，后来西方国家就把波兰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含糊地同东欧的现状等同了起来。但是俄国人认为这些领土是在他们处于被胁迫的情况下硬夺过去的，决不承认这是最后的解决。此外，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的人种地理方面极端复杂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国对外关系发表讲话时，为9月间俄国人的入侵波兰辩解。他说，入侵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由于波兰的瓦解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困境。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标志着波兰国家的完结——“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本来就是依靠压迫非波兰族居民而存在的”。英法政府为“恢复以前的波兰国家”而“继续目前的战争”是“荒唐可笑的”。
可见，俄国人是反对1921年的俄波边界的，而波兰人则没有忘记五次瓜分(最后一次近在1939年)，因而对俄国人疑虑很深；但是只要作为他们共同敌人的纳粹德国还拿着武器，双方最好还是撇开这样的问题而共同对敌。然而不难预见，随着战局的转变，象这样根深蒂固的分歧必然会再次出现。
继1941年7月30日在伦敦签订俄波条约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博胡斯-希什科将军于8月14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明白地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任命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安德尔斯已着手在那里组织一支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在8月间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指挥的时候，刚从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获释，当时身体很衰弱，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1939年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了八处伤，以及后来在苏联监狱中又受虐待的缘故。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当他努力从当初被押在苏联各处的监狱和劳动营里的大批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时，他受到俄国人的礼遇。安德尔斯得到伦敦波兰政府派驻苏联政府的新任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和由博胡斯-希什科率领的来自伦敦的波兰军事使团的协助。在开始时，波兰人被转移到古比雪夫(萨马拉)，这支军队的最初集中地在附近的布祖卢克。从8月到12月，安德尔斯募集到了好几千名在苏联的波兰人，他们那时被特赦释放后，乘德国人向莫斯科进军的混乱时机，利用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运输工具向着古比雪夫这一总的方向迂回曲折地移动。虽然很难说这批波兰人的命运比当时俄国人的遭遇坏多少，但在布祖卢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这些新兵在俄国的初冬季节来到这里，都害着病，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经受着风吹雨打。安德尔斯在替他的部队搞装备、食品和御寒服装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一开始，他和科特就同苏联当局在履行特赦和释放波兰公民问题上陷入了一场外交战。据安德尔斯说，在组织这支队伍的初期阶段，波兰人就由于几千名非常需要的军官和军士的失踪而深感不安，这些人从1940年春季起就不知下落。他们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就更加担忧了。1941年12月，当西科尔斯基从伦敦到达莫斯科进行视察，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德尔斯陪同他去莫斯科，并亲自向斯大林陈述了他在设法使劳动营中的波兰人得到释放以参加他的军队，以及在为他的部队获得装备和粮食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由于气候寒冷，安德尔斯还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苏联更南一些的地方。在这次会见中，西科尔斯基建议应该让波兰人转移到中东某个地方去——譬如说波斯，那时波斯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着——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英美的给养并在较暖和的气候中训练。斯大林表示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花招，西科尔斯基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愿意建议让这支军队留在苏联，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给养和装备的话。虽然波兰人在失踪的军官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这次会议在改善波苏关系方面是成功的，斯大林似乎极愿意合作，他答应了波兰人大多数的请求。苏方同意增加波兰军的兵力，答应作进一步努力，以使那些被拘留的波兰人获释，并命令红军参谋部的潘菲洛夫将军负责为苏联境内的波兰军提供军粮和装备。会谈于12月4日结束时，斯大林和西科尔斯基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保证在对德战争及以后的和平时期中都相互合作。第二条写道，为了执行7月30日的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两国政府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军事上相互全力支援，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共和国武装部队将与苏军并肩打击德国强盗”。
按照斯大林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作出的一项决定，这支波兰军队于1942年初从布祖卢克转移到了塔什干附近的扬吉尤尔；同时由科特在12月和1月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波兰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大大扩充了的波兰军队和救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当时在科特的主持下，向那些因特赦而获得自由的波兰人分配了救济物品，这些东西大都是租借法的物资。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苏联境内，任命十九名外交代表和他们的办事人员，以推进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尽管有了这些较为协调的气氛，苏联当局在1941年12月初重新逮捕了几个波兰领袖，包括两名犹太人社会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另有迹象表明在关于前波兰东部领土上非波兰族居民的身分问题上，正在同苏联当局发生一场新的争论。
1942年初，安德尔斯与伦敦的西科尔斯基磋商之后，拒绝了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要他分别派几个师到前线去与红军一起作战的请求(他后来说，他不愿把他那些身体疲惫、配备简陋、还没有训练好的部队一支一支地派往前线，因为到了前线，他们很快就会被吞掉而失去作用，他宁可把他们集结在一起，直到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战斗)。据安德尔斯说，“朱可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将军对这个答复明显地不满意。”的确，这个事件预示着波苏关系的转折点，因为苏联领袖显然怀疑波兰人不肯行动是别有原因的。这一拒绝后来被俄国人解释为违反斯大林-西科尔斯基宣言的精神，特别是违反其中的第二条，在这一条里波兰人保证“与苏联武装部队并肩”战斗。从此苏联官员对苏联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意图显然有了怀疑。并且，随着俄国人军事地位的改善，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同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或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合作了；照安德尔斯的说法，俄国当局不再掩饰他们在设法阻挠他组织这支军队了。
1942年3月，波兰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口粮将被缩减到二万六千份(虽然那时他们的兵员有七万人)。斯大林在答复安德尔斯的呼吁的回电中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美国参战，因而减少了经远东运到俄国的粮食供应。因此，他说，有必要“减少对不在作战的各个师的供应”，以优先满足正在作战的各个师的需要，但是，如果安德尔斯希望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请他来。安德尔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月18日，斯大林同意对俄国境内的波兰士兵供应四万四千份口粮，并让安德尔斯把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撤退到波斯。苏联当局执行这项决定时有魄力，也很有效率，3月间，在同英国官员磋商之后，就把第一批约四万名士兵和难民经由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到了波斯。一直到8月间，经过长期交涉，包括安德尔斯乘飞机到伦敦去了一趟(这期间，他在苏联的部下的境况更坏了)，他才终于又使十一万五千名波兰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撤到了波斯。安德尔斯自己也到了德黑兰。
在撤退时，安德尔斯得到消息说，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已擅离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职守，并带走了他所掌管的全部文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俄国人还占领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时，曾有一些波兰军官自愿参加红军，贝林格就是其中之一。1942 年初，他因在安德尔斯军队中犯了不服从上级的罪行而被调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后来他在战争时期作为红军中的一支波兰部队司令员出现时，他的那次逃离职守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波兰“地下政权”和“国家军”在1939年秋天成立之后的改组和活动，已经在另一卷中作了叙述。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们的活动集中于打击在波兰的德国当局和德国武装部队，并接受伦敦的波兰政府的领导，通过该政府与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地下组织取得协调；同时他们通过空运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物资给养。
可是，“国家军”和“地下政权”并不是进行抗德秘密活动的唯一组织：还有一些较小的、统一不起来的集团，他们抱着不同性质的目标。有由苏维埃游击队发展而成的“人民近卫军”，他们的领袖是从俄国空降下来的，他们组织了波兰工人党，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的化名，因为在1942年1月的波兰，“共产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后来这个集团同一些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内不那么保守的政党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合作。此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他们公开反俄，在战争后期同苏维埃游击队和各个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抗。1942 年，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发生了摩擦，每一方都不愿隶属于对方，共产党人指责国家军执行“等待”政策；而社会党和农民党的地下出版物则攻击波兰工人党，就象他们过去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治制度一样。1943年初，波兰共产党领袖提出国家军领袖必须废除1935年宪法，并立即公开对德国人发动战斗，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时，冲突发展成为僵持局面。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将军提出了一个反要求：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领袖应当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接受在波兰的波兰当局的领导。他还要求波兰工人党领袖明白表示他们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不听命于某一外国。结果，没有就任何一方的要求达成协议。
波兰“地下政权”和苏维埃游击队的互不相容，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它的根子在于波兰各社会主义政党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在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敌人，参与过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社会党和农民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俄倾向，自从反俄情绪(以及反普鲁士情绪)同波兰独立的理想密切联系起来后尤其如此；因此毫不奇怪，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间有很多著名的社会党领袖。另一方面，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很弱小，1937 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有几位共产党领袖在1940-1941年间重新出现，在苏联占领下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部领土上工作，但是随着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又消失了。这样，在波兰国家军和苏维埃游击队之间产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尽管社会党和农民党本身分成各个派别，它们总是地下政权和波兰流亡政府中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党，随着波兰的苏维埃地下武装用波兰工人党这个名字重新建立了波兰共产党后，一场宣传战就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打响了。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虽然安德尔斯发现在签订1941年7月30日协定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苏联领袖比较合作，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并入苏联仍然有效。然而，波兰人却声称波兰的边界仍然同1939年时一样，是里加条约所确定的那些边界。这些相互冲突的看法就是战争期间逐渐发生的大多数争吵的根源。
1941年11月，在驻阿拉木图的俄国将军谢尔巴科夫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征召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犹太族的前波兰籍公民参加红军，而不让他们参加苏联境内的波兰军之后，这个问题在波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换文中被提了出来。当波兰人提请俄国人注意这个事实时，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该项法令已使那些“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11月并入苏联的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成为苏联公民。照会说，虽然苏联出于“善意和特别照顾”，把归并以前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波兰族居民看作是波兰的公民，但这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因为波苏边界问题还“有待于将来解决”。当西科尔斯基在12月间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强烈暗示波兰流亡政府应该只管波兰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犹太人，而且按照安德尔斯的说法，当波兰军转移到扬吉尤尔时，苏联当局曾发出过指示，禁止“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以内非波兰族的波兰国公民参加波兰军。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在12月9日的照会中阐明了波兰的立场：在1939 年 9月以后苏联占领时期援用苏联国籍法是违反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苏联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复中，否认1939年有任何违反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情况，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占领该地区，只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结果”，把这些地区归属于苏联罢了。
1942年一年中，这场关于国籍的争论，连同波兰军官失踪问题和苏联境内波兰公民特赦执行问题的争论，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1943年1月16日，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他们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的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殊对待的办法，这一问题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对波兰国内的波兰部队来说，是挫伤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对盟国所有各条战线上的波兰部队也莫不如此。安德尔斯描述了这一演变对他正在伊拉克训练的部下的严重影响，说：他们很明白这对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人和对于那些没有被强迫迁离有争论的波兰东部领土的大多数波兰族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族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苏维埃乌克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攻击伦敦波兰政府的很多成员，骂他们不该反对“西乌克兰”与苏联的乌克兰合并。波兰政府于2月25日作了答复，宣称他们期望俄国恢复里加条约所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与此同时，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尔于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苏联改变态度的原因之后，于2月26日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会谈中，斯大林承认两国政府在看法上有明显冲突。
1943年2月间，由于发表了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一封信，说1941年12月间重新逮捕的波兰工会领袖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已于1942年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冲突就更加激烈了。3月8日，波兰外交部长拉茨齐尼斯基提出的强烈抗议，遭到了苏联政府3月31日照会的坚决拒绝。同时，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争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苏联在3月1日的声明中提到寇松线，说这是符合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要求的西部边界，波兰则在3月5日通过波兰电讯社再次重申，1939年在这些地区举行的公民投票是违反国际法的，而波兰对这些领土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
(四)卡廷事件
(1)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春，西方各盟国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对于来自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互相残杀已有许多世纪的地区所发生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报道，无暇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多数消息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还觉得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够难维持的了，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传出了一则使西方人的情绪大为震动的报道，它透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万人冢，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则广播说，墓冢里共有一万多具尸体，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子，这些屠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起初，西方人简直不相信那些曾在华沙犹太人区和其他地方干了那么多暴行的纳粹所表现的对俄国人的义愤。但是对波兰人来说，这个报道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别人很难体会的。因为被这样杀害的那几千个人，正是波兰军事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本来很可以在建立未来独立的波兰的事业中起强有力的作用。不管是谁下的毒手，波兰业已永远失去了这些被害者的才能。
4月初，在华沙的德国人特别召集一批波兰人，向他们发表了这个消息，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然后把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再把他们送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证实这项报道。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观察报告送往伦敦，并表示相信，那些确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估计的“一万多具”要少得多。几天后，另有一批波兰人，大多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送去参观这些墓冢，其中有些人还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在这批代表访问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身分是确凿的，但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去散布这项消息，德国人于是强行“组织”一批批波兰战俘去访问现场。
纳粹在4月1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对这样一个败坏俄国人名誉的机会感到如此兴高采烈，以致他们的报道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其中有些报道，由于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控告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团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国和卫星国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了报道。其中罗伯特·布罗斯写的发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报上的报道，被轴心国的电台广播了。从这些记者所写的报道来判断，他们似乎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波兰领袖们过去就失踪的军官问题向俄国人作了旷日持久的、徒劳无功的查询之后，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无可奈何地相信这批军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尔斯军中的士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宣布后，整个军队陷于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4月15日，安德尔斯向伦敦的波兰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综述了他和他的部下于1941年和1942年间如何徒劳地探听那些军官们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领导人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组织证实这些尸体身分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到达，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组织的一个人员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经过两天的沉默，俄国人在4月1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骂德国人“无耻捏造”，并把这次屠杀的罪名推到德国人头上。公报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墓冢，公报说，靠近现场的格涅兹多瓦亚村是一个历史上的埋葬场，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4月17日由苏联情报局发布的另一份公报说，纳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它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层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并把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推到“盖世太保档案库”头上。
波兰人尽管感到惊异，起初还是谨慎行事。4月15日，伦敦发行的一家波兰报纸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指控“将会象过去常见的那样，证明是谎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不再讲究谨慎了，波兰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了一份公报，叙述了失踪军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兰当局为了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复，因此，虽然波兰人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以便使这些指控“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鉴定”，并已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到现场去。同一天，伦敦的波兰政府在一篇声明中公开证实了这一意图，这篇声明还提到纳粹的某些暴行，这就在道义上使纳粹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把波兰政府的这一请求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的代表作了同样的请求。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各种相互牵连的问题，波苏关系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处于紧张状态。自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出苏联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两国政府间的距离每天都在扩大。在当时看来，使波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卡廷事件。但是，当4月19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时，波苏关系发生了这种剧变就很明显了。这篇文章猛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人干下了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人民委员”头上，因此，文章说，波兰同红十字会的联系(在德国同该会联系的同时)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文章说，波兰民族并不相信这些污蔑，并以厌恶的心情唾弃这些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西方盟国的新闻界人士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进行，没有注意到波苏交涉的背景，深恐这次事件会引起波苏关系的危机。在他们看来，波兰人似乎选择了一个特别不适当的时刻帮助了敌人的宣传，并且对一个友好的盟国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责。然而西方报纸的评论并没有能阻止波兰外交部长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对失踪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4月20日，塔斯社确认《真理报》的社论是与苏联官方意见一致的，并又一次攻击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
4月26日，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个照会。照会说，波兰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就“背着苏联政府”与德国人同时采取行动，一起要求红十字会作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搞报纸宣传运动。既然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并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因此，俄国人“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事态的这一变化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吃了一惊，他们当时表明，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弥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断谁是谁非。报纸舆论对联合国家的两个成员国竟发生不和，对波兰政府竟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即在战争的这一关键阶段，在盟国间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时刻，居然根据德国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争端，表示深为遗憾。《纽约时报》认为俄国人和波兰人都落入了纳粹的圈套。它批评波兰人不该提出这个争端，俄国则不该贸然中断关系。《泰晤士报》只批评波兰人，说他们助长了戈培尔的这一胜利。外交界开始了紧张的努力来弥合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尔斯基、丘吉尔、艾登和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之间举行了几次会议。与此同时，波兰在伦敦的内阁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并于次日发表。宣言说，“在波兰共和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波兰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还说波兰方面早于上一次公报(1943年4月17日发表的)里就已指出德国人无权妄图利用这一悲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奸恶目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指责他们同希特勒勾结而为自己辩护。经盟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后，波兰人在4月3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认为他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由于被德国人用于宣传目的而已失效，丘吉尔因此在5月3日(波兰国庆日)给波兰人的一封信中，赞扬了他们在协同盟国一致抗击德国人方面作出的努力。5月4日，斯大林在书面回答《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记者所提的问题时，宣称他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说他愿意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关系，因此人们认为事态已有所好转。但是恢复外交关系的任何幻想都被维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对报界的声明中，回顾了自从1941年7月30日的协定签订以来同苏联境内波兰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由于波兰人拒绝与红军并肩战斗，又利用分配救济品的便利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他们已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态度“只能成为真正友好亲密的苏波关系的障碍”。
尽管波兰人在5月7日对这些指控作了否认，但争吵的根子显然比关系破裂时所暴露的问题深刻得多。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心希望关系能够恢复，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俄国人4月26日的照会中所用的措词是“中断”关系而不是“断绝”关系。
(2)后来的事态发展
国际红十字会由于俄国人不同意作中立的调查而拒绝调查卡廷事件，于是德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中立的”欧洲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虽然也有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但是主要却是由被占领的国家和卫星国的医务专家组成的。1943年4月28-30日，这些专家在卡廷花了三天时间，据说他们访问了见证人，了解了一直在进行的挖掘和查验工作，并亲自进行了几次尸体解剖，然后在这次访问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提出了法医学上的看法。调查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墓冢、尸体的状况和尸体上发现的物品，同时也发表了他们所作的结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人都是在1940年3月和4月间用相同方式枪杀的。德国人在宣传中试图把这次调查说成是由一个“中立的”团体进行的，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的专家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国家。因此这一调查报告没有对世界舆论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德国人继续利用这项发现在宣传上可能带来的好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鼓励各色各样的人去访问墓地。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各个地区，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间，都组织了这种旅行。德国人把一批批的战俘送到现场。他们鼓励访问者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还组织大批轴心国和卫星国官兵去参观这个地区，并要求他们用航空信把他们的印象告诉家人。纳粹甚至还拿出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证实他们的说法。
1943年9月中旬，在德国人被红军逐出这个地区之前，柏林的德国新闻总署发表了他们所收集的证据的详细摘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使人感兴趣，它叙述墓冢的发现经过，还有对墓冢内容的描写。其他两部分是关于向国际红十字会所作的呼吁，以及盟国方面在外交上处理这个事件的情况。
1943年9月，在德国人的这一摘要发表后不久，俄国人收复了这个地区。这一问题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1944年1月正当俄波边界发生争议的时期，苏联报纸发表了一份由“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特别委员会由院士、教育家和各种官员组成，在各种苏联法医学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未经说明多少时间的工作之后，发表了这一报告，以证实苏联关于卡廷事件的说法。据这个报告说，下述说法有事实为证：
以前波兰各次照会中所提到的那批波兰战俘军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俄国人把他们从科泽尔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特别营地”；1940-1941 年期间他们在那里从事建筑和修路工作。德国人入侵时，这批战俘未能及时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手中。那年秋天，德国人对逃散在那个地区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的搜捕，把他们一小批一小批送到卡廷森林(据这份报告说，在苏联统治下，卡廷从来不是禁区)。就在那里，一个表面上打着“第537工程营”的特种警察队处决了他们。尸体当时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墓冢来进行挑拨。他们于是威胁当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证词，同时掘开坟墓，拿掉一切写有1940年春天以后日期的文件，并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尸体上。1943年3月，德国人从别处用卡车运来很多尸体，放入这些坟墓，借以增加数量，来达到宣传目的。他们使用五百名俄国人干这项工作，后来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的枪决用的是典型德国方式，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一万一千具尸体。
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用一些证人的证词、苏联法医专家的报告以及苏联当局掌握的一些“文件资料”，来证实上面这些说法。俄国人认为这一报告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罪责。但是，根据西方的法律标准，证据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在1946年纽伦堡审讯时就表现得很清楚。苏联检察官鲁坚科企图要法庭不加讨论就认可这个报告，纽伦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鲁坚科的这一企图，以及他在德方证词的对质下两度改变说法的事实，都是苏联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证；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还没有被允许用作证据。纽伦堡裁决中对卡廷屠杀事件避不明确表态，这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国际意义，并不在于是谁(德国人、俄国人还是波兰人)的说法正确。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为波兰从一开始就确信这是俄国人干的——不仅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关的那些波兰人是这样确信的，而那些同安德尔斯一起从俄国撤出来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为英美政府在面临这一抉择时，采取了偏袒苏联政府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在当时以及在此后几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掌握的和波兰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卡廷事件的情报。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后，这些证据才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出来。的确，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终因素；西方盟国在采取了偏袒俄国人的态度之后，现在面临着有必要把这一不可调和的争执弥合起来的难题。
(五)苏联扶植的政府和军队的由来
安德尔斯的军队开赴中东之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有一系列新的事态发展。一家原在利沃夫发行的名叫《新天地》的报纸，当初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突然停刊，已在不久以前复刊了。1943年3月1日，《自由波兰》周刊的创刊号出版了，不久后它就自称是一个叫做“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的机关刊物。这一伙人对战后波兰问题的观点，同苏联政府的观点一致，譬如说，从该周刊的5月13日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时，有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即原来随着波兰大使馆离开古比雪夫而结束了的领导苏联境内波兰人的一些机构设施和权力地位，现在将转交给波兰爱国者联盟了。6月2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6月18日，公布了代表们给斯大林的感谢电上的签名，因而也就透露了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领袖是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她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妻子，本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军事领袖是贝林格(不久前擅自逃离安德尔斯队伍的那个军官)，他转变到苏联的立场已有相当长的时期。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其他成员是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波兰血统的人，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基础，是同情苏联的观点。
1943年1月20日的《新天地》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塔德乌什·W”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倡议，波兰爱国者联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建议在苏联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以便同红军“并肩”战斗。该组织然后将这个决议提交给苏联政府，要求准予开征兵员。塔斯社于1943年5月9日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已批准这个请求，同意成立一个师，就以波兰爱国者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命名。贝林格将担任指挥。5月25日，通过苏联征兵局开始了这个师的征兵工作。9月1日，红军报纸《红星报》宣布科希丘什科师已开往前线。
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新的地下工人政党也活跃起来了。“人民近卫军”在其领袖“罗拉”(齐米耶尔斯基)领导下，不断巩固他们的力量，并在7月间改名为“人民军”。共产国际已于5月间被斯大林解散，作为对盟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友好姿态。但在1943年夏天的华沙，波兰工人党的一些组织者，在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鲍列斯瓦夫·贝鲁特领导下，政治上很活跃，力图得到各左翼集团的合作。他们通过波兰工人社会党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争取该党的合作，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当时该党脱离了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WRN)，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不赞成国家军和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对苏维埃游击队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动机，贝鲁特又争取到农民党的一些左翼派别和其他一些政党的合作。有报道说，1943年12月1日，在华沙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左派的地下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后来这一代表会议连同波兰爱国者联盟一起，发展成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3年的夏天给国家军和波兰流亡政府带来了极严重的挫折。6月间，德国人俘虏了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因此，副司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被任命接替他的职位。7月4日，波兰人遭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打击，曾经领导他们、鼓舞他们前进的那位军人总理西科尔斯基，由于飞机在直布罗陀附近的海洋中坠毁而遇难。他原曾希望看到当时在盟国各处前线上作战的波兰军队打回波兰去，就象过去波兰军团做过的那样，同时希望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内秘密政权会配合行动，领导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并承担起解放后的波兰的行政管理工作。波兰人在悲痛中一定意识到西科尔斯基的政治智慧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他能够在各个温和派领袖同比较保守的文官和支持流亡政府中保守政治派系的职业军官之间保持平衡，并使他们相互合作。西科尔斯基还曾卓有成效地提出了一项同捷克人修好的政策，从而使在伦敦的捷克和波兰政府举行了会谈，以消除宿怨，并为战后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预作筹划。1940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告，此后进行的商谈，促成了1942年1月23日签署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议。这个协议是向建立一个人们广泛期望的战后联邦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该联邦将与1942年1月15日希腊-南斯拉夫协议中所拟议的希腊-南斯拉夫联邦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西科尔斯基死后，这些关于中欧联邦的计划才被放弃，因为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计划。西科尔斯基之死所引起的伤感并不只限于波兰人。1943年7月6日，丘吉尔对他作了动人的颂扬。
农民党的一位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7月14日受命继任总理。他同西科尔斯基一样，也有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波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以及流亡政府的很多其他官员和军官——都曾是毕苏茨基的支持者，都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不会使新总理的不幸处境有丝毫改善。
米科拉伊奇克和盟国方面的想法一样，都强烈希望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1943年10月，当艾登打算去莫斯科时，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以促使关系恢复。当时国家军正准备在德军后方展开广泛活动，并且希望这些活动能与推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苏联领导人的答复很明确，莫洛托夫表示，只能同“对苏联抱善意”的政府恢复关系。伦敦的那个政府，特别是索斯恩科夫斯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不仅如此，莫洛托夫再次指责了国家军不同德国人作战而是采取“消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