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系。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赞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赞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理由。他说起义之所以必须举行，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坚决抗德的大无畏态度，以驳斥俄国人宣传的所谓国家军在执行“等待”政策，从而在暗中帮助德国人的说法，而且也是为了防止那些急待奋起抗德的华沙人民接受“人民军”(现已与那些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波兰部队合并)的领导，以及防止他们日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因此，博尔的希望是，国家军至少应在红军入城十二小时以前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其市政机关，而且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团结会议一致支持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俄国人将被迫对国家军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不象在波兰东部采取的那样隐蔽，而是公开使用暴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震动国际舆论。既然国家军的计划是独力解放华沙，因此防止同红军指挥员协调行动，显然有利于博尔，而且事实上他在7月间就已向各地的国家军司令员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尽可能不和俄国人协同行动。
俄国人显然指望红军在8月上旬进入华沙，并且希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然后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部队进军援助波兰首都，而这支新的“波兰军”将把那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打算由于国家军领导的起义而落空，因此设法使“博尔的起义”或政变(他们以后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归于失败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所以，在起义的头几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通知他们城内的同事说，华沙起义不能指望俄国人帮助，他们应尽量设法少浪费生命。
7月下旬，在俄国的攻势面前，德国人的撤退似乎正在变为溃败。华沙几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上挤满了车辆，挤满了德国军队和平民。有一段时间，华沙的德国民政当局撤离了该市，市内已是一片紧张期待的气氛。博尔在他的总部里不断接到很多报告，说东线的德军部队在崩溃，俄国部队在逼近华沙市郊，维斯杜拉河西岸华沙周围地区德军后备力量明显不足，等等。莫斯科电台和前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办的电台经常广播文告，号召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人，到7月底时这样的广播似乎愈来愈频繁了。7月26日，博尔通知伦敦说，他将把起义的日期和时刻报告波兰政府。由于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伦敦，由一位内阁部长克瓦平斯基发出一个回电(显然没有能及时到达)，回电中说由于索斯恩科夫斯基曾指示要避免举行公开起义，因此如果博尔下令起义，必须由他自己负责。
尽管华沙驻有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队，警备森严，但由于国家军的通讯系统组织得很完善，还是能够在通知发出后二十四小时内动员四万名男子和四千二百名妇女。7月27日，当德国总督菲舍尔回到华沙，采取措施要把居民动员起来建筑工事时，发动起义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人民军”领袖们已在张贴通告，号召华沙居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奋起抗德。7月31日，博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红军已占领了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很多地方；在听到苏联部队已突破普拉加前沿德军防线的消息后，博尔就得出结论，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同副总理和国家军的参谋部人员进行了一次磋商，当扬科夫斯基同意博尔的决定后，就发出了在次日(即8月1日)下午5时起义的命令。事先已向伦敦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让国家军正式取得战斗人员的地位，同时请求派波兰伞兵旅来支援华沙，并供应弹药武器。 后来，在选择起义时间的问题上，博尔受到了很多批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新“波兰军”的那些波兰人不无理由地指责博尔的战略错误。据后来透露(博尔还引了德国古德里安将军供词中的话来证实这一点)，虽然德国人似乎是在混乱中溃退，事实上他们却正在后撤到维斯杜拉河防线，沿着这条防线，他们筑有非常强固的防御工事，而且他们还打算守住普拉加，作为河东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说俄国人当时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打算不用正面攻击而改用包抄行动来夺取华沙，这就需要时间和准备。而且，红军在波兰的7月攻势过分拉长了交通线，因此他们自然应该在维斯杜拉河这一天然障碍前暂停一下，以巩固战果。俄国宣传部门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力的论点，说博尔根本没有打算把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这次起义不要依靠俄国人的支持。根据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博尔认为该地区德国后备力量不足的估计似乎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就提到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于7月30日开入华沙，增援防守普拉加的德国第七十三步兵师。也许，俄国人攻势的放慢有助于德国人调集后备部队，因为在起义稍后阶段，除负责镇压华沙起义的党卫队大队长冯·巴赫的部队外，又增加了“骷髅”师和党卫队“北欧海盗”师。
在起义开始时，国家军和华沙人民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为能够发泄积累了五年的对德仇恨而兴高采烈。在发动攻势的最初二十个小时内，波兰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西岸约占华沙三分之二的地区。波兰共和国国旗又一次在华沙上空飘扬：国家军的报纸《新闻公报》每天发表战况和国家军领袖们激励人心的讲话，街上偶或可以听到以前的革命歌曲“华沙维扬卡”的旋律。可是德国人迅速击溃了河对岸普拉加区的起义，固守着那里的桥头堡。华沙的铁路交通在起义期间一直中断，公路交通则绕道驶经架设在华沙北面的浮桥。战斗是残酷的，因为德国人把波兰人当作“土匪”对待，有时拿平民作盾牌用。在开始几天，由于人们情绪激动，波兰领袖们阻止不了弹药的大量消耗，不多久博尔就不得不下令节约弹药。波兰的攻势力量因此减弱了。考虑到武器比较缺少，市民们在同德国装甲部队格斗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夺得了好几辆坦克和大量的装备，博尔在8月4日接到报告说，已有五十辆坦克被击毁。打坦克的最有效武器是用一瓶汽油制的叫做“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
起义期间，博尔无疑掌握了华沙人民的绝对领导权，因为甚至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部队当时也同国家军和华沙人民并肩作战。然而到8月4日，德国人在俯冲轰炸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攻势集中在奥霍塔和沃拉。8月7日，博尔被迫把他的司令部从沃拉转移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到8月10日，德国人已能把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部分地区、市中心、若利博日、莫科托夫、波维斯莱和切尔尼亚科夫孤立起来。专门镇压起义的老手冯·巴赫，大约在8月的第一周来到华沙负责指挥这次攻势。
8月10日以后，形成了一个多少有点稳定的格局。双方的防线可以辨认出来了，波兰人在德国人攻势下失去的土地经常通过反攻而收复。在各个被孤立的地区之间利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建立了通讯联系。8月4日，由两架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进行了试飞后，接着从8月11日到16日，每天晚上都有英国、南非和波兰飞行员驾驶的从意大利境内基地飞来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空投食品和武器弹药；但由于飞机的损失很大，不得不改变空投的地点，把物资改投在市郊的一些接收点。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在8月2日就广播了起义爆发的消息，莫斯科电台起初却对此保持沉默。在7月下旬和斗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波兰人就听得到维斯杜拉河对岸俄国重炮的炮声，也看到了俄国战斗机同德国飞机在市区上空交战；但在8月4日那一天，炮轰突然停止，俄国的飞机也从华沙上空消失，到了8月10日，俄军向华沙的推进显然已经停止了。
与此同时，米科拉伊奇克已决定继续他的行程，离开罗去莫斯科。在德黑兰，他接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副本，在电报中，他们要求斯大林给予友好接待，并改变其(指斯大林)对波兰政府的态度。米科拉伊奇克在他的同事格腊勃斯基和罗默尔的陪同下，于7月30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的接待是冷冰冰的，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并同俄国人签署了互派使节的协议，这一消息并没使局势明朗化。第二天，当莫洛托夫冷淡地问米科拉伊奇克来此干什么时，米科拉伊奇克回答说，他想要会见斯大林，以便讨论联合抗德和波苏关系等问题，并拒绝了莫洛托夫要他首先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其后四十八小时内，米科拉伊奇克通过英国人的途径，首次获悉华沙发生了起义，这就使他在8月3日晚上9时半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有了思想准备。
在回答米科拉伊奇克关于联合抗德方面的问题时，斯大林暗示波兰国家军并不想抗德(俄国人一直不无理由地怀疑，实质上波兰抵抗运动对他们的敌视至少不亚于对德国人的敌视)；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指出国家军在德国占领区从事抵抗和破坏活动的事实，指出红军曾公开感谢过它的帮助，指出西科尔斯基曾试图为国家军取得俄国人的援助(当时斯大林曾说为时“太早”)。这时，斯大林说，国家军没有大炮和坦克，不知能不能控制华沙的局势。米科拉伊奇克问红军是否将提供必要的支持，斯大林于是表示他不信任波兰流亡政府，他说，流亡政府怀疑他想占领波兰。他提请米科拉伊奇克注意苏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这协议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之后签订)，并坚持说波兰国内现已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当局。他宣称波兰必须承认寇松线，它将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但不包括哥尼斯堡。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说这违反大西洋宪章和以前的波苏条约，斯大林说可以对寇松线作一些有利于波兰人的调整。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必须首先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取得协议，因为从今以后斯大林只想同一个而不是同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他还说，他不能帮助国家军，因为他们与俄国人之间没有建立联系，但他愿意用飞机空降一些通信军官去建立这样的联系。
米科拉伊奇克最后同意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在8月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由三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会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安德雷伊·维托斯和“罗拉”-齐米耶尔斯基将军。米科拉伊奇克又一次拒绝承认寇松线，拒绝废弃1935年宪法而改用1921年宪法的建议，会议以僵局结束。但他还是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请求，呼吁他们援救华沙人民。这个请求显然使他们有所感动，虽然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坚决否认华沙有任何战斗(在米科拉伊奇克访问期间，俄国人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一直对华沙当时究竟是否在进行战斗表示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博尔发来的电报为证)。齐米耶尔斯基则表示了要向华沙的守卫者提供支援的愿望，要求得到关于他们所在地点的更具体的情报。次日，米科拉伊奇克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最有权威的成员、波兰工人党的共产主义者领袖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他是不久前刚从华沙回来的。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援助华沙人民，帮助维护波兰的主权，设法阻止俄国人逮捕国家军的成员，贝鲁特对之毫无反应。他说，他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比边界更重要。但他准备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承认他(贝鲁特)是新波兰政府的总统，米科拉伊奇克就可以回到波兰当他的总理，此外还可以把十八名内阁部长中的另外三个部长的职位给与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的同事。米科拉伊奇克不同意，说只有在达成的协议(指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合乎宪法”、合乎波兰“最高利益”的情况下他才会回来。这次会见终于不欢而散，因为贝鲁特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如果他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朋友回到波兰来，他们是会接待他的；但是如果他以一个不再被苏联所承认的政府的总理身分回来，他们将把他逮捕。次日，莫洛托夫也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议，打算亲自听听前几次会议的结果。他很快就发现米科拉伊奇克将继续拒绝共产党人的建议，要在他的访问期间达成协议，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见没有象第一次那样亲切。当斯大林问华沙是否有战斗时，米科拉伊奇克拿出了卡卢金(他在起义发生后不久来到博尔的司令部，自称是红军的情报官)致斯大林的信，具体列举了华沙守卫者的需要，请求斯大林给予援助。斯大林告诉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原曾指望红军于8月5日或6日到达华沙，但德军的坚强防御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小小耽搁”。他说，第一次会见后派往华沙的两名红军通信军官都在跳伞降落时牺牲了，但他将查询有关这个卡卢金的情况，如果这些信件和请求是真实有据的话，他将派一名苏联联络官去，并将尽力去帮助波兰人民。
米科拉伊奇克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果的访问之后，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伦敦。
共产党报刊继续按照俄国人的调子否认或贬低这次起义。他们说，那只是“逃亡”政府在幻想华沙有什么战事，他们还指责国家军与德军勾结。莫斯科电台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8月8日才承认起义的事实，它表扬了“人民军”的英勇，同时否认国家军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攻势已在华沙市郊停下来的指责。8月13日的一份塔斯社公报(莫斯科电台和英国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份公报)说，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和起义者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联系，所以华沙的事态发展，只能由伦敦的“逃亡者集团”负责。
(二)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之围
德国人在华沙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他们运来了重型攻城武器，除了坦克部队和步兵部队通常所有的设备，又加上炮兵掩护外，他们还使用维斯杜拉河上的炮艇、装甲列车、迫击炮和专门引起爆炸的小型“歌利亚”坦克。但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保持他们高昂的斗志。每个被孤立的地区每天都各自出版报纸，报道战斗情况。华沙守卫者所办的“闪电”电台在整个起义期间始终按时向华沙、向全波兰并向外界广播。波兰人控制区的扬声器以一种可悲的傲慢语气叫喊着要德国人投降。地下兵工厂不顾炮轰，继续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英国皇家空军的空投接济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粮食开始缺少起来。在华沙城外农民的协助下，市内有些地区可以用偷运给他们的粮食来增加储备。然而，鉴于供应情况十分严重，博尔于 8月14日通过伦敦给波兰东部的所有国家军部队发布了一个命令，要他们兼程前去援助华沙，希望这个措施能有助于该市居民的士气，并希望能有更多的武器和物资偷运过德军防线。从8月16日起到8月27日止，给养都是空投到卡姆皮诺斯森林，这是华沙城外的一个集合地点，也是一支有几千人的国家军游击队的隐蔽所；从那里把给养转运到若利博日，再通过德国人阵地下面的下水道而运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
8月17日，冯·巴赫派人向波兰人提出条件：如果他们投降，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给予国家军士兵以战斗人员身分，这样就可以作为正式战俘对待；如果他们拒绝，华沙城和全城居民就要被消灭。博尔说，他当时下令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而是在市中心区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作为间接的答复，在这次攻势中，国家军竟然从德国人手中夺得了几座建筑物和几小块地方。
8月19日，德国人开始集中力量攻打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使用了四万人左右的兵力来对付五千名国家军。在这个半英里见方的地区内还有二十万平民。德国人每天进攻，采用精确轰炸、重炮和迫击炮的排炮轰击，用“歌利亚”坦克扫平障碍物，然后继之以坦克和步兵的进攻。国家军战士虽然十分缺少弹药，仍设法守住了大多数阵地，同时运输队和市民们则通过下水道建立了一条组织得很好的通向若利博日和市中心的交通线。德国人在9月初发现了这些活动后，就开始封锁下水道，投掷手榴弹和瓦斯弹，有时把燃烧着的汽油倒入下水道，当时下水道里挤满了人，有的正在运送给养，有的在传递消息，有的只是在走动。
8月27日，同外界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的危险变得严重时，博尔偕同副总理扬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参谋人员，在夜间穿过德国人防线下面的一千七百码下水道，把他的司令部转移到市中心区。然后他和该区的国家军司令员“蒙泰尔”一起制定计划，准备把仍然守卫着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一千五百名战士救出来。8月30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密切配合的攻击，但被德军的猛烈火力所击退，于是他们在9月1日下令从下水道撤出一千五百名国家军留守部队，同时撤出的还有五百名市民和一百名德国俘虏。8月29日，有消息说英美政府已正式给予国家军以战斗人员身分，但这对于留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那些没有自卫手段的市民们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接着就被德国人占领了。
波兰东部的国家军部队试图按照博尔的命令从俄国人的后方驰援华沙，在途中被俄国人包围并被解除了武装。
米科拉伊奇克“空着双手”从莫斯科回到伦敦之后，在8月13日和14日向斯大林连续发出呼吁，要求派兵援助华沙。斯大林在几天之后回答说，虽然作出了派兵援助的尝试，但“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仔细的研究之后”，他相信华沙的这次行动是在红军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是一次“造成居民不必要损失的轻率冒险”。而且，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企图造成“苏联统帅部欺骗华沙居民的假象”。因此，苏联统帅部不准备再过问这次起义了。
与此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再三敦促斯大林，要他援助华沙的波兰人——如果办不到这一点，至少在西方盟国援助他们时从旁给予协助——但是除了斯大林早已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种冷酷的否定答复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早在8月4日，丘吉尔就打电报给斯大林，说皇家空军正在给华沙的波兰地下军空投装备和弹药，措词中含有俄国人当然也会去援助波兰人的意思。可是斯大林5日回电时，在语气中对波兰人是否在认真行事表示怀疑。
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准予使用俄军防线后面的空军基地，以便用穿梭轰炸的办法给华沙空投补给品，斯大林对此断然拒绝，理由是，他虽然答应过米科拉伊奇克将给予帮助，但是到了8月12日，他已从伦敦波兰人所发表的言论中得出结论，这次起义是由那些仇视苏联的人鼓动起来的。8月16日，维辛斯基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的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之后降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同华沙的冒险行动发生关系”。斯大林还拒绝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在8月20日联名向他发出的一项呼吁，在这一呼吁中，他们提到了世界舆论，希望俄国人自己给波兰人空投武器和给养，或者同意在英国和美国飞机去空投时给予协助。8月25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如果斯大林拒绝英美的又一次联合请求，不肯让派往华沙上空给波兰人空投补给品的英美飞机在苏军后方降落和加油的话，那就命令这些英美飞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他说，俄国人是不敢向他们开火的。但是，罗斯福没有同意。丘吉尔在9月1日把他的这个建议告诉了米科拉伊奇克。9月4日，他又发了一个措词更强硬的电报给莫斯科，要求俄国人重新考虑那种自己不肯援助华沙又拒绝美国飞机为此目的而在苏联基地上降落的决定，暗示这种拒绝“不符合盟国之间的合作精神”，也许会对今后的英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就连这个照会，也没有对斯大林产生什么影响。他仍然拒绝改变他的立场。同一天，丘吉尔再次向罗斯福呼吁要他命令美国飞机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三)米科拉伊奇克未能实现的政治方案
1944年8月30日，米科拉伊奇克分别给英、美、俄三国政府送去一个在解放后的波兰成立政府的方案的副本，他认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可能会接受这个方案(他早先曾拒绝过该委员会建议的方案)，俄国人也可能会同意(他原来希望该方案能得到他自己的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批准；但伦敦的波兰社会党和国民党都反对它，社会党还另外起草了自己的方案，而地下的议会，即民族团结会议，虽然一致通过了它，却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已而出此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政策，而且是受到博尔坚决反对的)。
波兰政府内部的不团结，在这个方案的辩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很久以来一直很明显：俄国人认为寇松线以东的土地是苏联的领土，并要求(一)承认寇松线，(二)从伦敦的波兰政府中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其他几个明显反苏的领导人，(三)提供某种保证，务使1939年以前的那种独裁不致重演。然而，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虽然毫无疑问是了解这种形势的，也了解国内的混乱局面，却不能一致同意米科拉伊奇克的方案，何况这一方案本身还没有达到俄国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呢。
这一方案在第一部分中规定，在将来解放后的波兰政府中，目前波兰流亡政府里有代表的四个主要政党，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都应有均等的代表权。准备在华沙成立的这个新政府将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并就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问题同红军签订一项协定，以保证维持俄国阵线后方的秩序。战争结束后，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离波兰，并应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立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新政府还应立即进行各项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同时将同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盟，并同美国保持“最亲密的友好联系”。
如果说计划的这一部分俄国人也许还有可能接受的话，那末下面的部分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它声称，考虑到波兰在战争中的表现，决不能让它在战争结局中蒙受任何领土损失，它的文化中心和主要原料基地都必须保留在波兰疆界之内。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都是波兰的文化中心，而在波兰人的心目中，里加条约边界线以西的其余领土是波兰的主要原料基地；因此这一新的方案并不表示他们以前关于里加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容侵犯的说法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而且，关于遣返公民问题，方案中还提到了那些被放逐在苏联的前波兰公民，说应该把他们送回波兰(虽然这个早在1941年下半年就曾引起过麻烦的问题，在俄国人看来是早已结束的了)。方案还规定成立战时内阁，以统率波兰的一切武装部队，虽然波兰东部地区的部队在作战上仍将暂时受红军的统辖。人们可能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是否知道，当他把这一方案送交莫斯科时，根据过去几次会谈的情况来看，这个方案要得到俄国人赞成，是极不可能的，虽然，在他本国人民中，这也许是能够取得最大限度一致的一个方案。
(四)起义的结束
博尔虽然很明白如果他被俄国人俘虏将会遭到什么命运，他还是在1944年9月初决定把他自己的身分以及他的副司令和参谋长的身分一起向俄国人暴露。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地下议会议长和博尔的新参谋长奥库利茨基等人的姓名则仍然保密。
斯塔雷-米亚斯特科陷落后，德国人接着在9月6日占领了波维斯莱。前一天，德国人派人来谈判从被围地区撤出平民的问题，并再次提出类似上次提过的投降条件：如果波兰人同意放下武器投降，国家军战士将被给予战斗人员的身分，否则城市的残余部分连同它的守卫者都将被消灭。博尔希望俄国人将会发动进攻，并且援助华沙，因此拖了好几天没有答复。
波维斯莱陷落后，德军转而集中攻击维斯杜拉河旁的切尔尼亚科夫。9月10日，河对岸的长期宁静突然被俄国人大炮的吼声所打破。与此同时，苏联的战斗机又出现在华沙上空。红军已经开始进攻普拉加，同一天俄国人通知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一个空军基地供穿梭飞行向华沙供应补给品，尽管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要求再稍稍延迟一些时候。博尔可以看到，红军在进攻河对岸的普拉加，而德国人则在靠近红军最前沿的地方进攻切尔尼亚科夫。9月12日，红军占领了普拉加，并宣布占领的部队是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第一科希丘什科师。次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办的电台广播了一则消息，正式宣布波兰第一师在普拉加“与红军并肩战斗”，号召华沙的守卫者们坚持战斗下去。“不管那些没有取得红军的同意而过早发动起义的人的动机是什么”，对华沙人民的支援终于要来了。
9月13日晚，有若干架俄国飞机试探性地空投了一些给养和武器，从9月14日起，苏联空军每夜向华沙空投补给。皇家空军通常是每夜空投一次补给，而俄国人则使用载重较小的飞机，一夜之间要进行好几次空投，都是从低空投下，不用降落伞。虽然很多补给品因此而毁坏，但博尔说，他的守城战士从这些俄国的空投中所得到的帮助，不论在物资方面或士气方面，都很有用，而且相当多。
到了9月15日，整个普拉加都落入了苏联人的手中。尽管博尔多次通过伦敦并专门派出信使渡过维斯杜拉河，想争取援助，并试图同红军协调行动，都没有能够建立起联系，直到9月20日，才有两名苏联空降人员在华沙降落，博尔的副手“蒙泰尔”通过他们用无线电同俄国司令部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建立了联系。
经过长期的、令人气恼的拖延之后，待命在意大利准备空投补给品的美国空军机群，终于在9月18日飞临华沙高空。虽然用降落伞投下的补给品有很多箱被风吹到德国人那边去，但波兰人还是好不容易弄到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比物质上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守城战士们的士气，因为它象征着西方盟国对华沙起义的支持。
在俄国人占领普拉加之后，德国人恢复了对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的进攻(这两个地区都沿维斯杜拉河)。为了回答“蒙泰尔”和切尔尼亚科夫区司令员要求支援的呼吁和进行合作的建议，科希丘什科师派了两个营到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虽然国家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一起战斗得很出色，切尔尼亚科夫还是守不住。两支部队都有一些人从下水道逃到了莫科托夫，科希丘什科师有一些人退回到维斯杜拉河对岸去了，而国家军的“佐斯卡”营则在试图逃越德军防线的时候被消灭了大半。切尔尼亚科夫终于在9月23日陷落。莫科托夫在守军遭受了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之后于9月27日陷落。在若利博日，到了显然不能再继续抵抗时，科希丘什科师的残余部队，就同“人民军”的一部分，在俄国人的排炮掩护下，撤退到维斯杜拉河彼岸，但该区司令员“齐维希耶尔”和他手下的国家军战士则遵照博尔的命令，停止了战斗。9月28日，博尔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报告莫科托夫的陷落，并说，如果到10月1日红军还不发动进攻，那末，他因为粮食断绝，将不得不停止斗争。他还通过无线电向罗科索夫斯基发出大意相同的最后呼吁。但到9月29日，仍未接到答复，他于是派人通知德国人，说国家军愿意讨论停战条件，并在同一天与德国人签订了撤退平民的协议，然而华沙人民对此没有什么反应。
9月30日，博尔接到通知说，他已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接替索斯恩科夫斯基的职务。由于他已决心与他的部下共命运，所以，他任命奥库利茨基(这个人的身分一直没有泄露)接替他为波兰境内的国家军司令，并在9月30日命令奥库利茨基带领一批能干而可靠的参谋人员离开华沙，以继续进行斗争。10月2日，国家军的代表会见了德国人，就停战条件签署了协议，这一协议对国家军的军人及其妇女辅助人员，一律给予1929年8月27日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待遇，虽然它对“人民军”或波兰工人党的人员没有作出安排。根据该项协议，凡华沙的国家军军人在起义开始前干过的事或在地下组织中担任过职务，一概不追究其责任；对华沙人民也将不援用集体负责的原则来追究其在起义期间或起义以前的行动的责任。居民撤离时，将使他们尽可能少受痛苦，同时协议中还包括关于遣返德国战俘和医疗伤病员等的内容。博尔和冯·德姆巴赫在第二天作了最后的安排。
博尔的部下守住了小小一块地方达六十三天之久，这块地方在他们看来象征着波兰的独立。他们共有一万五千人阵亡(德国人的损失则是一万人阵亡，七千人失踪，九千人受伤)，一般居民的伤亡更为惊人。博尔明白，如果他和他的许多部下落在俄国人手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他以体面的条件同德国人签署投降协议，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他和伦敦之间的最后几次通讯，特别是博尔的最后一份报告，反映了华沙守卫者的勇敢气质和世界各地波兰人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博尔在那份报告中说：“我们部队的表现是了不起的。它使敌人也敬佩。”
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最后一天出现时穿着便服，他的部下以及在这壮丽的两个月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其他人也都如此。作为向华沙——这个曾经是波兰共和国首都的一堆瓦砾——表示最后的敬意，也是象征性地提醒那些在一旁等待着的德国人注意波兰人不朽的勇敢精神，他开始唱起了《波兰未亡》这支歌，其余的华沙守卫者也陆续跟着唱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