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的10月会议
由于俄军推进到巴尔干，又由于波兰的最近事态发展，在英美同俄国人之间迫切需要进行会谈，以便在对德作战中协调行动，设法就巴尔干地区达成一项行得通的协议，并再次努力来解决波兰问题。因此，丘吉尔和艾登在1944年10月初突然访问了莫斯科。丘吉尔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写信给米科拉伊奇克，希望他作好准备，如果丘吉尔能够设法重新恢复8月间中断了的波苏会谈的话，就请他带几位同事乘飞机到莫斯科来。米科拉伊奇克早就听说，英美政府是支持他的方案的(该方案于8月30日提交给三大国)，但俄国人则把它交给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接着他又接到艾登发来的电报，保证在波苏领导人会谈时丘吉尔和艾登也将在场，并支持波兰人的方案(米科拉伊奇克坚持以这一方案作为会谈的基础)，还说，如果会谈成功的话，所有与会各方将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艾登说，这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伦敦的波兰人必须利用莫斯科的友好气氛。米科拉伊奇克于是立即从伦敦动身，并于10月12日到达莫斯科。
俄国人、英国人和在伦敦的波兰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谈，于10月13日举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代表美国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会议开始后，米科拉伊奇克首先为8月30日的波兰政府方案辩护；他在回答丘吉尔提的问题时，谈到俄国人在波兰的交通线的安全将由波兰人负责，这时，俄国人就针对这个方案完全未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避而不谈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而提出集中的批评。斯大林说，若不承认寇松线“是一个基本原则”，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就不可能建立关系。米科拉伊奇克说，他无权放弃“我们国家的百分之四十八的领土”；当斯大林把他叫做帝国主义者时，他补充说，即使承认了寇松线，剩下的那部分波兰的独立也不会有保证。这句话激怒了斯大林，他怒气冲冲地责问米科拉伊奇克，是不是意指苏联威胁着波兰的独立。
然后，莫洛托夫提到德黑兰会议。他要求在场的亲身参加过那次会议的“见证人”，在他万一引证失实的时候加以纠正。他说，他记得罗斯福在德黑兰说过“完全承认”寇松线，认为这是俄波之间的公正边界，不过罗斯福当时要求“暂时”不要公开这个意见。因此，莫洛托夫说，所有三大国对寇松线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说完这话之后，显然有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哈里曼严格按照他的观察员身分行事，对莫洛托夫的说法没有作任何纠正。莫洛托夫接着说，当时还认为把西面的边界推到奥得河是公平合理的；这一次他得到了艾登的支持，艾登说，确曾商定“按照波兰人希望的那样”以奥得河为界。丘吉尔把准备划归波兰的新领土描述为一直延伸到哥尼斯堡以西和以南，并问波兰“新的联合”政府，能不能在保留该问题于和会上最后解决的条件下，承认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米科拉伊奇克仍然表示拒绝，甚至当斯大林和丘吉尔提到斯德丁(什切青)也将划归波兰时，他仍不同意。丘吉尔然后把有争论的问题归纳为两点：第一，事实上承认寇松线，但波兰人仍保留权利，可以在和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实现友好谅解，从而使这两个机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政府。这时斯大林站起来并且坚定地说，俄国人不能同意丘吉尔的那个“事实上承认”的公式。斯大林说，在最后划定边界时可以有一些小的变更，在三至七公里的范围内向东或向西移动，但“必须承认寇松线为苏波将来边界的基础”。
丘吉尔和艾登在13日晚上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作了一次商谈，接着于10月14日会见米科拉伊奇克，试图找到一个折衷建议的基础。丘吉尔说，这是决定波兰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决心设法说服米科拉伊奇克，叫他不要怕“某些波兰人”，而要负起承认寇松线的责任。他提醒波兰领导人，要是他们在1944年1月间他建议承认寇松线时就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有着俄国人的支持，甚至也许会在波兰酿成内战)，而且很可能已同俄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他以前就曾说过，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了寇松线，俄国就不会继续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为斯大林亲自向丘吉尔表示过他对该委员会一些成员的不满。而且，如果现在能达成协议，它将会得到英美的支持。可是，米科拉伊奇克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所说的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承担的义务，因此不相信波兰将会得到任何保证。
根据波兰人的一些报道说，这时，丘吉尔责备波兰领导人，说他们不懂得这里涉及到的利害关系有多大；他说他不会由于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或由于他们坚持要行使他们的“无限否决权”，而“破坏欧洲的和平”；如果他们一味固执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再过问这件事”。他提醒米科拉伊奇克，英国在二十五年前帮助过重建波兰。英国现在又在作同样的努力，但米科拉伊奇克却“不愿配合”。米科拉伊奇克仍对莫洛托夫所说的那句话耿耿于怀，说波兰的命运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被断送了。丘吉尔回答说，德黑兰会议拯救了波兰。他接着说，如果波兰的领导人继续固执下去，那将意味着波兰的灭亡。据同样的一些波兰人的报道说，艾登这时插进来排解，但未能阻止米科拉伊奇克作出一个戏剧性的姿态。他要求丘吉尔让他空降到波兰去，因为他宁可现在死去，“而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丘吉尔说，不管怎样，他将拟定一个折衷方案于当晚交给斯大林。当有人问他，如果他处在波兰人的地位，他是否会同意割让英国的领土时，丘吉尔回答说：是的，“并将因此而流芳后世”。有人指出，任何英国议会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丘吉尔回答说，波兰人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对俄国宣战了。
英、俄、波之间的谈判继续到10月19日；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次会谈中，一些观点得到了部分的澄清。斯大林坚持必须承认寇松线是一条确定了的边界，而不是象丘吉尔所建议的那样只是一条分界线。他不同意把利沃夫和加里西亚的油田留给波兰。对丘吉尔提出的在波兰成立以米科拉伊奇克为总理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建议，他也拒绝。他说，在伦敦的波兰人必须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必须在双方同意下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10月19日，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决定，波兰流亡政府应继续与俄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米科拉伊奇克应回到伦敦去劝说他的同事承认寇松线，明确地把利沃夫让与苏联，在这之后将作进一步的努力，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
10月24日和27日，米科拉伊奇克向波兰流亡政府的内阁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了俄国人提出的条件。他说，在东部边界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一个“英苏联合阵线”。他谈到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处的领土，如果波兰承认寇松线，俄国人和英国人答应把这些领土给予波兰。如果能就波兰成立一个新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就可以在俄国人保证不加干涉的条件下治理波兰，他们不仅可以把1939年8月23日的英波协定延长二十年，而且还可以和俄国订立一项范围广泛的条约，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在波兰其余的领土解放之前”立即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丘吉尔在10月27日向下院作了报告。他叙述了关于波兰问题的重大争端，并且说，虽然他对于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感到遗憾，但他觉得已经比以前更接近于解决了。他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回到莫斯科去恢复商谈，并希望作出“妥善的安排”，使米科拉伊奇克在波兰组成一个能够得到所有已经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各国政府承认的新政府。如果波兰人浪费时间，那就非常可惜了。以前他们拒绝接受英国的建议，结果产生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再拖延下去，那就只会加深波兰国内各派波兰人之间的分歧，妨碍盟国的共同行动。
10月26日，米科拉伊奇克在第二次召开内阁会议之前，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波兰为什么不愿在压力下屈服而承认寇松线，并申述了波兰应保有利沃夫和该地区的油田和钾碱矿的论据。电报追述了总统答应过在适当时候为波兰人保有利沃夫而进行调解，他要求罗斯福澄清美国的态度，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他的“权威和影响”(尽管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间访问华盛顿时已得出结论，深信在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是不便在解决波苏问题方面采取直接行动的，但他仍然发出了电报)。
1944年秋，罗斯福的民主党和杜威的共和党各自的全国委员会，正在考虑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切可能因素，包括大量的“波兰裔选票”，双方都把这批选票看作是可能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继10月8日杜威在纽约波兰裔美国人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之后，罗斯福于10月11日在白宫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领袖。罗斯福在竞选旅行中于10月26日在芝加哥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查尔斯·罗兹马雷克，他的竞选事务管理人就利用这件事为竞选大造舆论。当罗斯福不在华盛顿的时候，波兰大使把米科拉伊奇克的电报交给了国务院。电报转给了当时在芝加哥的总统，可是与此同时，有人对切哈诺夫斯基说，“在选举日以前不多几天”竟然有必要请求罗斯福进行干预，这是非常不幸的。
在伦敦的波兰内阁于10月30日开始进行审议，第二天，罗默尔向英国政府提了几个问题。11月2日，英方的复文说，英国政府赞成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推进到奥得河，把斯德丁(什切青)也包括在内，而且不管美国政府可能干些什么，英国将继续支持这个方案。英国政府准备承担责任，由英苏共同保证新波兰，这一保证将继续有效，直到由“拟议中的国际组织”作出全面保证为止。复文还说，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协议比在波兰政府改组问题上达成协议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后一个问题谈判破裂(在这个问题上英美都将支持波兰人)，对波兰政府所处的地位来说，将比前一个问题谈判破裂较为有利。
当天晚上丘吉尔会见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波兰领导人，要求他们立即答复。次日(11月3日)，波兰流亡政府内阁终于一致决定拒绝“莫斯科会议所定的条件”，要求在波兰流亡政府参加下重新考虑整个问题。当晚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英国政府，但在波兰领导人和艾登举行会议之后，决定等待罗斯福的答复。米科拉伊奇克除于10月26日致电罗斯福外，还曾向国务院发文探询，要求阐明美国对波兰的态度。
11月7日，罗斯福第四度当选总统，但直到11月21日，哈里曼在赴莫斯科途中经过伦敦时，才把罗斯福11月17日的复信交给米科拉伊奇克。罗斯福在复信中说，他本来宁可把关于美国政府态度的整个问题推迟到战后解决问题时来谈，但既然波兰人要他谈，他现在就扼要地表明美国的观点。他重申以前表示过的希望，即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波兰人民享有不容干涉的权利”来管理自己；他说，如果波、苏、英三国政府就波兰疆界达成协议，他的政府不会反对。他的政府按照传统政策不能保证具体边界，不过米科拉伊奇克也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将“负责维护普遍的安全”，其中也包括边界的安全。谈到波兰的新边界，他说，如果波兰人民愿意的话，美国政府准备在迁移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提供帮助。他的政府一旦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还准备帮助波兰国家的战后复兴工作。哈里曼对米科拉伊奇克说，总统希望表示他对波兰政府在莫斯科会谈后的处境的关切，而且进一步答应“在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与支持。他还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愿意的话，哈里曼可以向斯大林提出利沃夫和波兰油田的问题。11月23日，在另一次谈话中，米科拉伊奇克告诉哈里曼，他已经同波兰各政党领袖商量过，除了他自己的农民党外，他们都反对总统的建议。因为他们只要在利沃夫和钾碱矿及油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调停，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其他各点上都承认寇松线了。米科拉伊奇克一方面遇到他自己的政府反对向俄国人作近一步妥协，另一方面又碰到丘吉尔愈来愈不耐烦，因此在11月24日辞职，波兰农民党的几位部长不久也跟着辞职。新内阁由其他政党的成员于11月29日组成，继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总理的，是社会党领袖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此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中都留在波兰境内。
12月15日，英国下议院就波兰问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由于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英国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丘吉尔和艾登不得不为英国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进行详尽的辩护。丘吉尔在辩论开始时，提到他在2月22日和10月27日的两次讲话。他批评波兰人坐失时机，说他们“根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把他们比作《古罗马神言集》故事中的特尔奎纽斯·索帕布斯。由于拖延而耽误了时间，最后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一个早就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正由于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变得更加不利了。丘吉尔为米科拉伊奇克谋求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进行辩护，指出他之所以决定辞职，是因为“遭到在伦敦的同事们顽固的抵制，他们的否决权就象以前曾经大大加速了波兰覆亡的无限否决权一样”。他预料，由于波兰政府的这一失着，俄国人和波兰地下政权之间，将随着红军在波兰的推进而产生纠纷。他说，自从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来，波兰政府“几乎已全部改组，对这一改组方式的某些方面，我肯定不能表示赞许。英王陛下政府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朋友仍然是照耀着波兰最近前途的唯一灯塔。”他接着为那些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的关于波兰的一些新安排辩护。他谈到了准备划给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新领土，并且说，至于就俄国和英国来说”，波兰人“可以在牺牲德国的情况下，自由地向西拓展其领土”。很久以来，英国人早就认为，要解决欧洲这一地区内由于民族杂居而造成的问题，最好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得很成功的人口交换的办法，来一次人口迁移。他说，因此，在准备划给波兰的德国领土上，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赶走那里的德国居民。辩论到后来，他的政府受到猛烈批评，议员们说不该坐视波兰丧失其两次大战之间的东部国土(即里加条约的边界线与寇松线之间的那片领土)，丘吉尔则说，波兰人在西方所能获得的土地将抵偿其损失而有余。他还为英国政府支持苏联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并将利沃夫地区并入苏联的立场辩护。
首相然后对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各种因素而不能明确地阐述它的立场表示遗憾。他提到他以前曾几次讲过领土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缔结和约时解决，但他特别强调波兰应该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紧急，他还说，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双方同意的改变”正是就这样的例外而言的。丘吉尔表示他期望美国政府发表一个有力的声明，同时他主张应谨慎从事，指出在“大联盟”各国之间发生争吵是危险的。他说，应记住联盟各国必须同心协力，才能使设想中的国际组织顺利实现，但是他强调，虽然如此，英王陛下政府在波兰问题上仍将按照他所阐述的政策办事。
丘吉尔对美国迟迟不承担义务提出的批评和他希望美国发表声明的愿望，在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华盛顿政府不可能继续保持沉默。结果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大部分内容同11月17日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复信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它同意丘吉尔提出的把波兰问题作为例外处理的建议，并宣称如果“直接有关的联合国家”一致同意的话，美国政府将不反对在战争结束以前解决波兰的边界问题。
(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卢布林波兰临时政府
上文曾经提到，1944年7月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曾通过法令，确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临时行政当局”，并把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同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合并成为新的“波兰军”。7月26日，苏联政府同这个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互换外交代表，从而给予该委员会以事实上的承认。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其7月22日的宣言中声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宪法，而不是波兰流亡政府所依据的1935年宪法。9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鲍列斯瓦夫·贝鲁特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以1921年宪法所根据的民主原则作为典范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行使着议会的职能，并且根据法令使自己具有前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特权。他说，它的基础是民主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是以波兰已解放地区成立的各“人民议会”的权力为依据的；它将产生将来的华沙临时政府。
11月，在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后两天，苏联报纸发表消息，说华沙居民通过决议，赞成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这个决议是一个开头，接着在12月间就发表了一系列说是由各个“地方组织”和工人群众大会通过的类似决议。这一连串决议在 12月 31日达到了高潮，当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卢布林举行全体会议，四个组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民主”政党——“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以及三个分别从农民党、社会党和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集团——联名向大会提出一项呼吁，要求把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随同这一呼吁，还有一些“农民”组织和“工会”组织通过的类似决议。于是贝鲁特提出了一个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的立法草案，接着由出席全体会议的一百零五名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这次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一些别的法案，把贝鲁特原来担任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职务改称为“总统”，扩大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权力，使其能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代为行使职权。贝鲁特“总统”然后任命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临时政府总理，并授权他组织“内阁”。新政府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不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所欠的债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还明白表示没有可能同伦敦的波兰政府和解，说那个政府的班子在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之后比以前更不能令人满意了。而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也大受谴责，因为据说在他10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和访问结束后国家军所搞的恐怖活动，他是知情的。闭会前，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1945年1月3日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华沙仍旧是波兰的首都。
局势的发展引起了罗斯福的忧虑。12月16日，他给斯大林一个私人电报，要求俄国人不要在即将到来的三大国会议之前承认“卢布林委员会”(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他说他希望三大国会议能在1945年1月20日他的就职典礼以后举行。斯大林在12月27日作了答复，说如果卢布林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就“没有任何重要理由推迟对它的承认”。他说，米科拉伊奇克那次来莫斯科同卢布林代表们磋商，起到了号召人们对波兰境内红军搞破坏活动的作用，而阿尔齐谢夫斯基政府在伦敦成立，则“造成了波兰和流亡政府之间深刻的裂痕”。他说，卢布林委员会已通过自己的一些行政措施提高了它在波兰的权力和威信，而且它已承认了红军需要在波兰有一个平静可靠的后方。他说，相反地，“逃亡政府”却在那里制造内战的威胁。因此，他建议各盟国应一致同意立即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换外交代表，以便最后承认它为波兰的合法政府。
12月30日，罗斯福复电表示深为失望。他说，美国不会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为它是否代表波兰人民还很成问题，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在波兰解放之前是决定不了的。他说，很难相信斯大林加在米科拉伊奇克身上的那些罪名，因为他认为米科拉伊奇克是有可能一同来解决波兰问题的少数几个波兰领导人之一。如果俄国人推迟到三大国会议之后承认“卢布林政府”，这对俄国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不方便”。他再一次要求斯大林等待即将举行的那次会议，暂缓承认“卢布林政府”，因为他深信，三巨头会晤时是能够找到解决波兰问题办法的。
1945年1月5日，苏联的广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于1月4日正式通知苏联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因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承认这个临时政府，同它互换大使，并已任命V·Z·列别杰夫为苏联驻波兰大使。《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解释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是出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要求，它还赞扬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从1944年7月成立以来在对德作战中和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真理报》宣称，“逃亡政府”却把“它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搞罪恶的政治阴谋上，一心只想破坏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社论接着说，“根据人民的意志，在从德国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土上建立的临时政府，是以民主的1921年宪法为基础的，是代表着最广泛的各界民主人士的，它的成立”，理所当然地将被看作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大事。
斯大林在1月17日发布的命令中宣布，红军和波兰第一军一起解放了华沙；次日，1月18日，“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的成员进入了这座自从1944年8、9月间起义以来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他们在断垣残壁中安顿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