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
(一)波兰对雅尔塔宣言的反应
1945年2月12日，雅尔塔会议的正式公报发表，其中包括那段好不容易才搞出来的波兰问题宣言。第二天，波兰流亡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承认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他们反对的是没有同他们商量，虽然在会议之前递交给他们一份英美备忘录，曾经使他们期待着来同他们商量；他们认为，把寇松线“强加给他们”是对波兰的第五次瓜分；而按照雅尔塔会议所规定的方式产生一个新政府的决定，只会使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合法化”。在俄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有英美大使在场，也保证不了波兰的基本权利会受到尊重。
甚至连米科拉伊奇克(人们认为雅尔塔的某些决定就是以他的建议为基础的)，也强烈表示异议。他指出他一向主张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加里西亚油田；他说，他认为东西部的边界应同时确定。而且，他所建议的由民主人士组成波兰政府，从来不是指现有波兰临时政府的扩大和改组而言。
在意大利，安德尔斯于1945年2月13日写信给第八集团军司令麦克里里将军，要求把波兰第二兵团的人撤离战线，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作出这些决定之后，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要求这些人作更多的牺牲。但在2月15日和16日同麦克里里将军和马克·克拉克将军举行的会议上，他被说服把他的人留在前线，因为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去替换他们。他飞往那不勒斯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会商，后者劝他保持冷静，以待事态的发展。接着，安德尔斯应拉奇基耶维奇总统之请飞往英国，于2月20日到达，第二天受到丘吉尔接见。丘吉尔向他保证，波兰并没有被出卖，雅尔塔的决定还是有其公平合理的根据的。他还说，如有必要，盟国没有波兰部队也可过得去。2月26日，当安德尔斯还在伦敦的时候，他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代总司令，因为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已是德国人的俘虏。然而，自从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后，波兰流亡政府已经丧失了盟国的同情，而且，虽然他们决定他们的部队继续和盟国并肩作战，直到把德国打败，但是安德尔斯和他的部下却发现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孤立了。
(二)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协议未能履行
从1945年2月24日到4月2日，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在莫斯科会晤了多次，作为三人委员会来安排同波兰领导人磋商，以便改组华沙临时政府，并且决定邀请哪些波兰人来磋商。不同的解释和观点，在雅尔塔会议上原是用模棱两可的词句掩盖起来的，现在却顿时暴露出来了，三人委员会为克服这些分歧而作的努力毫无结果。当该委员会向华沙政府提出准备同它的代表一起在莫斯科进行协商的其他八位波兰领导人名单时，它回答说，参加协商的人应该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应该声明同意雅尔塔商定的原则。因为消息非常少，莫洛托夫于2月27日建议英美政府派人到波兰去观察和汇报那里的情况；但是克拉克-克尔坚持这决不能含有正式承认华沙政府的意思，哈里曼则建议他们应该等一下，等到他们与华沙政府谈过之后再说，这时莫洛托夫收回了他的建议，虽然其他两人都曾表示原则上同意。莫洛托夫对于别人向他提出的一张二十人的名单表示反对，他说，他所比较了解的唯一的人就是米科拉伊奇克，而他确信此人是不会得到华沙政府同意的。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则拒绝了莫洛托夫建议的另一份名单，因为它让临时政府享有四对三的优势。3月5日以后，三国政府参加处理这一问题，英美方面认真接受了莫洛托夫2月27日的建议，莫洛托夫这时却试图把这一建议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他说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这会伤害波兰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这个问题应该直接同华沙临时政府交换意见。在4月2日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取得进一步进展，主要障碍是英美方面坚持要请米科拉伊奇克来参加协商。
同时，自从3月8日以后,由于丘吉尔一再向罗斯福提出请求，因而罗斯福在3月29日，丘吉尔自己在4月1日分别亲自致电斯大林，对有关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协议未能履行提出抗议。4月7日，斯大林给他们两人发出了正式答复，还附了一份给丘吉尔的私人电报，对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在大使委员会上采取的立场提出了反指责。
罗斯福在3月29日给斯大林的照会中表示，他对雅尔塔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对贯彻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波兰的各项决定所遇到的困难，深感不安。他说，他对俄国人那种明显的漠不关心感到迷惑不解。问题的核心在于苏联政府对雅尔塔决定的解释，特别是他们把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和华沙临时政府看作实质上是相同的那种明显的假定。他指出，这种解释不符合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甚至也不符合作出这些决定之前的讨论；他强调指出，那种只是拙劣地伪装起来的要想永久保存华沙政府的解决办法，美国政府是决不会接受的。莫斯科委员会有权决定该邀请哪些人去莫斯科参加协商，这一权力决不能受华沙政府的限制，也决不容华沙政府分享。他不会排斥莫洛托夫所建议的邀请对象，他期望美国政府的建议也能得到同样的考虑。作为第一步，他建议委员会先召集少数几个能够提出其他人选的波兰领导人。三国政府的首脑应当运用他们的影响，务使波兰的各个对立集团不再相互妨碍，使那里保持平静。他还提出，应按照莫洛托夫2月27日提出的并于当天马上收回去的那一建议，让委员会中英美方面的人员访问波兰。丘吉尔在4月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也是同样的意思。
斯大林在4月7日给罗斯福的答复中声称，委员会工作的陷入僵局，是因为英美大使把雅尔塔宣言解释为应“取消”华沙临时政府，换上一个完全新的政府。他指责哈里曼关于新政府中可能连一个华沙临时政府的成员都没有的说法。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是从波兰国内邀请五名波兰领导人，从伦敦邀请三名，但英美政府现在却要求允许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邀请数额不限的波兰人。委员会只应邀请那些愿意接受雅尔塔宣言、包括接受寇松线的规定并真诚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的波兰人。至于派观察员去波兰的建议(本来是莫洛托夫提出的)，斯大林的回答重复了莫洛托夫所使用过的论点，即波兰人将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尊严的侮辱。在给丘吉尔的复电中，斯大林说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反对意见可以收回，如果他公开声明接受雅尔塔宣言并赞成在波苏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话。
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意见，认为他们应联名给斯大林一个答复。然而，就在起草这个答复时，罗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准备让他签署的那个复文，后来经过讨论，作了某些修改，由新任总统杜鲁门和丘吉尔同意并签字后，于4月18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给了斯大林。他们在复文中说，希望纠正斯大林对英美政策的错误印象，他们否认斯大林所说的美英政府要求允许委员会每个成员邀请数额不限的波兰人。他们提到罗斯福曾建议过，作为第一步，先邀请少数几个波兰领袖；他们对斯大林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华沙临时政府是否有权否决候选人。雅尔塔宣言中肯定没有提到这样的权利。他们觉得，俄国人似乎正在退回到雅尔塔讨论开始时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上去。
同时，旧金山会议在有关波兰代表权的问题上发生了节外生枝的纠纷。3月5日，报界获悉，会议既不向波兰流亡政府也不向华沙临时政府发出邀请。3月12日，波兰流亡政府发出了抗议照会，并于3月14日进一步由切哈诺夫斯基向斯退丁纽斯提出口头抗议。切哈诺夫斯基被告知说，打算等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按照雅尔塔宣言成立之后向它发出邀请。3月21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在下院作了同样的答复。
另一方面，有人千方百计想要把华沙临时政府请到旧金山来代表波兰。3月9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院递交一份照会，建议如果雅尔塔的决定未及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完全实现，应邀请临时政府的成员。接着，华沙政府于3月22日向四个发起国(美、英、苏、中)送了一份照会，敦促它们“以目前行使着职权的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波兰代表”予以邀请；3月31日塔斯社又发表了一个公报，声称苏联政府盼望对方早日答复他们3月9日的照会。同一天，斯退丁纽斯递交了答复。他再次表示他的政府希望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能按照雅尔塔宣言的规定早日成立，以便能及时向它发出邀请；但他说，鉴于莫斯科委员会正在进行协商，他的政府不准备邀请华沙临时政府。
(三)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被捕
华沙起义结束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向德国人投降之前，把波兰国家军的领导大权委托给了奥库利茨基上校，奥库利茨基上校偕同少数经过挑选的军官和几位没有暴露身分的波兰地下政权的高级政治领袖，偷越了华沙周围的德军防线，并且在俄国人“解放”波兰后，仍秘密地留在波兰。鉴于苏联对待国家军部队的那种做法，特别是在曾经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地区的做法，那些在俄国人防线后面成立的游击队当中，有些人对占领该地的红军抱敌对态度，那是很自然的；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和1945年初，俄国人和华沙临时政府不时抱怨说，流亡政府领导下的部队在红军后方采取敌对行动。正是根据这个理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若干星期中，波兰地下政权的领袖被指责为奸细和叛徒；也正是在波兰国内的这种气氛下，米科拉伊奇克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建议在华沙举行一次波兰地下政权领袖会议，作为建立一个代表一切民主人士的政府的第一步。他自己后来说，在他辞职以后，波兰民族团结会议的成员对以阿尔齐谢夫斯基为首的伦敦流亡政府感到不满了，于是他们自己主动采取步骤想同俄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1945年2月末，他们开始同俄国人会谈；对方告诉他们，苏联当局迫切希望各种地下政治力量公开出来，以便能被“吸收到独立的波兰民主力量的整个潮流中去”。这些会谈是在莫斯科委员会审议的同时进行的。
俄国人逮捕十六名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情况，是不清楚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在3月初接到一个名叫皮缅诺夫的红军上校的书面邀请，请他去出席地下政权的代表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代表伊凡诺夫上将之间的会晤，以讨论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扬科夫斯基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鼓励和流亡政府的批准，但他们都建议他要小心从事。从 3月17日到27日，在华沙郊外举行了以扬科夫斯基和波兰地下政权的其他领导人为一方，以皮缅诺夫上校为另一方的预备性会谈。皮缅诺夫要求澄清地下领袖们的态度和将来的打算，双方交换了政治观点。皮缅诺夫显然使扬科夫斯基相信，他是得到朱可夫的授权的，于是就决定在下周开始正式谈判。波兰领袖们同意暴露自己的身分，俄国人则主动提出将释放被捕的某些地下领袖，并提供一架飞机把八名波兰地下当局的代表送往伦敦同那里的波兰领袖磋商。奥库利茨基、扬科夫斯基和普扎克显然是在3月27日那天被邀请去同伊凡诺夫会谈的，第二天其他十三名地下政治领袖则似乎是被邀请去出席朱可夫元帅举行的一次正式午宴。前一批人可能被告知说，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伦敦，而后一批人则可能被告知说，将让他们飞往朱可夫的司令部。事实上这十六名波兰领袖全都用飞机被送到了莫斯科，关进了那里的卢卞卡监狱。
伦敦的波兰政府向英美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从中调停，并于4月6日发表了他们自己的一份公报，描述了一些同地下领袖失踪有关的情况。这事件开始被广泛宣传，更增加了英美两国国内对俄国人在东欧和东南欧种种活动的日益增长的普遍的愤慨情绪。4月9日，哈里曼在莫斯科就这一谣传询问了维辛斯基，得到的回答是，这些谣传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也跟着提出这样的询问，得到了类似的答复。4月12日，波兰政府就维托斯的被捕发表了一个声明。可是，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暂时减弱了这一声明的效果，也暂时减弱了由于俄国方面继续保持沉默而日益增长的普遍关切所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继续对英美的询问置之不理，甚至在莫洛托夫和艾登都起程前去出席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会议之后仍然如此。4月27日，伦敦的波兰政府打电报给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吁请他们“查清失踪人员的遭遇”；5月2日，在英国议会里，国务大臣理查德·劳面对着议员们就此事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波(华沙政府)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年4月21日
4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莫斯科美国大使馆，说他们正在准备签订一项波苏互助条约，类似于他们已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缔结的那种条约。同一天，斯大林向哈里曼建议，作为打开莫斯科委员会所陷入的僵局的一个办法，他们应该采用在建立南斯拉夫政府时使用过的那个公式。哈里曼说，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问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哈里曼在那天以及在4月18日，曾两次试图说服俄国人暂缓签订这项条约，等莫洛托夫到了华盛顿再说，那时，美国的看法就可以告诉他，但哈里曼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丘吉尔在4月16日和4月22日分别把米科拉伊奇克的两个声明电告斯大林——第一个声明表示接受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决定，另一个则明确表示接受寇松线并放弃利沃夫——但也没有能使他改变政策。俄国人在4月21日给哈里曼的答复中说，他们已经通知华沙临时政府，同意缔结这项条约：这件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它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就在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斯大林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它规定：对德作战期间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相互援助，按照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原则加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消除德国或者直接、间接地与德国结盟的任何国家“重新发动侵略的威胁”；在遭受任何这样的国家所发动的袭击时实行互助。条约的第三条写道：缔约双方将“以最真诚的合作精神参与一切旨在保证各国和平和安全的国际行动”。而且，任何一方“未经彼此同意”都不得同德国签订一项使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或安全受到损害的停战协定或和约。双方都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同盟或联盟。此外，它们还保证将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合作。
这项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苏联已下定决心要在东欧推行一项单方面的政策，而不管它的盟国会有什么反感。这种印象在旧金山会议筹备时期已经在不断加深，不仅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圈子里是如此，一般公众也是如此。丘吉尔曾于4月24日到29日之间主动同斯大林进行了电报联系，但通过这些电报往返，他从斯大林那里所能得到的唯一东西是后者答应劝告波兰临时政府，要他们收回反对邀请米科拉伊奇克来磋商的意见。甚至在旧金山会议开幕之前，当盟国关系由于波兰问题而接近于危机时，那些希望看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感到幻灭和忧心忡忡了。
莫洛托夫在4月22日到达华盛顿时，有人向他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忧虑。他被告知说，用南斯拉夫公式去解决波兰问题是违反雅尔塔协议的，美国政府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人们对莫斯科委员会所面临的僵局表示失望，并说俄国的态度已在那些信奉盟国合作的人中间引起了疑虑。有人直率地告诉他说，苏联政府没有遵守雅尔塔宣言，而据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不论在行动上或在意图上都从未违反过这个宣言；不仅如此，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决心推进他们的世界组织计划，不管有什么分歧和困难。
尽管斯退丁纽斯已在3月31日表明了他的态度，俄国人继续在报纸文章中，并通过外交途径，催促着要邀请华沙临时政府出席旧金山会议。甚至在1945年4月25日会议开幕之后，莫洛托夫还在竭力主张接纳华沙政府为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一员。
5月3日，莫洛托夫在旧金山同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一起出席一次宴会，他突然通知他们说，他的政府已逮捕了早先报道失踪了的十六名波兰领袖。5月5日的一则塔斯社公报证实了他的话，公报说，以奥库利茨基为首的那一批波兰人是由“苏联前线军事当局”逮捕的。他们将被交付审讯，被控的罪名是：在红军后方进行破坏并在那里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
5月5日，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就这一事件发表了正式声明。他们提到以前曾为此进行过的调查，对事态的新发展表示深为关切，说这一新发展对波兰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宣布他们已向莫洛托夫要求一份被捕波兰人的名单和一个详尽的说明。
正象4月间罗斯福的去世转移了公众对波兰领袖失踪的注意一样，从5月1日德国人宣布希特勒毙命起到5月8日(欧洲胜利日)止的那几天里，德国崩溃和投降的各个演变阶段也势必暂时冲淡由于莫洛托夫宣布逮捕十六名波兰人而笼罩着旧金山的悲观气氛。但是波兰流亡政府5月6日向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政府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它们劝使俄国人释放这些领袖。他们抗议说，俄国人邀请这些领袖出席一个会议，然后把他们逮捕，这是犯了欺诈罪。5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发表一项声明说，如果这些波兰人曾经考虑到他们将被控从事反红军活动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向俄国人暴露自己身分的。
斯大林在回答《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5月11日提出的问题时说，逮捕一事同成立新波兰临时政府的事毫不相干。这些波兰人是根据一项同英国的保卫国土法相类似的苏联法律，并遵照红军同波兰临时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而依法逮捕的。他们不可能被邀请来进行什么谈判，因为苏联领导人是不会同危及红军后方的犯法分子谈判的。然而，他重申雅尔塔宣言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础，并提到三个条件：第一，在重建波兰政府时，必须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为将来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核心，就象承认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核心一样；第二，这样产生的波兰政府必须对苏联友好，决不能推行反苏的“防疫圈”政策；第三，波兰政府的重建必须有同波兰人民保持联系的波兰人士参加。
(五)哈里·霍普金斯的最后一次出使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消息，加剧了西方对俄国人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径所感到的困惑和愤怒，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盟国自从罗斯福死后，在上年年底所采取的几项触怒俄国人的行动，而使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波兰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而给旧金山会议带来的阴黯气氛下，哈里·霍普金斯不顾身体有病，还是被说服飞往莫斯科，试图通过同斯大林直接面谈，解决几个妨碍美苏关系的问题。霍普金斯于1945年5月25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十一天。他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时说，问题的讨论需要他在莫斯科多久，他就准备留多久，斯大林回答说，他的时间悉听霍普金斯支配。
霍普金斯对5月26日开始的一般性讨论显然是作过仔细准备的。谈话一开始，他便试图对关系恶化的原因提出美国的看法，而斯大林则扼要地谈了苏联对西方盟国，主要是对美国的不满，来作为回敬。象在雅尔塔一样，波兰问题在谈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霍普金斯必须依靠哈里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
霍普金斯说，他对波兰问题感到关切，并不是关切这一具体问题本身，而是把它看作为他的政府同俄国人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个象征。他试图说明罗斯福对世界事务的想法，并把美国国内那些一成不变地非议苏联的人，同支持罗斯福政策的大多数美国人区别开来：正是这些大多数人，现在由于俄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它在波兰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而逐渐感到幻灭。
为了消除苏联怀疑美国政府的任何根据，霍普金斯小心地把英国的政策同他自己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两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政策区别开来。他向斯大林保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着重说明他们对波兰没有特殊利益。他们将承认任何一个对俄国友好的同时又是波兰人民人心所向的波兰政府。
然而，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坚决认定，波兰的麻烦在于英国保守党人希望沿苏联边界重新建立一个“防疫圈”。他表示深信，只有苏联对雅尔塔宣言的解释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他说俄国人不是傻子，决不会稀里糊涂地接受任何别的解释。他承认俄国人在波兰的确采取了一些单方面的步骤，例如承认华沙临时政府和签订波苏条约。采取这些行动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西方盟国没有恰当地加以理解。首先，这里有红军后方安全的问题。他说，等盟国间就波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后再采取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卢布林政府在保卫红军交通线方面证明很有帮助，在没有其他可靠政府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不能不承认卢布林政府。他提到了最近英国在希腊采取的行动，他对霍普金斯说，至少俄国人还没有被迫在波兰采取类似的行动。波兰不会被“苏维埃化”，而是将有一个类似比利时或荷兰那样的议会制政府。他详细说明他为什么希望有一个友好的波兰。他十分强调地谈到了德国的进攻所造成的破坏，坚持今后一定要使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重演。以往，波兰不是太弱而阻止不了德国人，就是索性同意他们借道通过。这就是苏联希望有一个强大友好的波兰的理由；他不想排斥盟国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5月27日的谈话中，斯大林建议在未来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十八个或二十个部长职位中，有四个由英美大使所提名的波兰人担任。如果其他各方同意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可以进而考虑具体人选。他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可以被接受为四个人选之一。霍普金斯随时都把会谈情况告诉国务院，并通过国务院告知英国政府，他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
在5月30日的会议上，他们两人对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和基本人权等概念都表示看法一致；不过斯大林说，在战争时期有必要限制这样的自由，在和平时期限制则可以少一些。当他谈到战争时期必须对战线后方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有所限制时，他明显地提到了被捕的波兰领袖。他还说决不能让“法西斯”政党行使这样的权利。
霍普金斯似乎并没有接受斯大林5月27日提出的关于成立新波兰政府的那个建议；最后双方同意应邀请十二名波兰人来同莫斯科委员会一起协商：伦敦来三名(但不是来自流亡政府)，米科拉伊奇克应是其中之一；波兰来五名；华沙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来四名。
5月31日晚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密谈，试图劝使他释放被捕的波兰领袖。斯大林说，这些人不能释放，而是必须予以审判；因为根据苏方掌握的证据，他们从事于阴谋破坏活动。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受了丘吉尔和波兰流亡政府的骗。不过，他暗示这些波兰领袖将得到宽大处理。
霍普金斯最后这一次出使莫斯科的明显成功，使旧金山会议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葛罗米柯(俄国驻美大使，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对否决权问题的解释曾一度使会议陷于停顿；但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使代表们有可能在起草宪章方面再次取得进展。这一协议还使莫斯科委员会得以恢复工作。协议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6月12日，在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了将予邀请的波兰领导人名单，莫斯科委员会已同意邀请这些人于6月15日前到莫斯科，按照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进行协商。
丘吉尔曾给米科拉伊奇克看过斯大林发来的一个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称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是“盟国事业的破坏者”。之后，在4月15日，米科拉伊奇克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接受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决定，并表示他支持对苏友好的政策；他决定接受委员会的邀请，因为丘吉尔曾力劝他参与协商。丘吉尔对米科拉伊奇克说，由于他在波兰很有声望，他应该前去，并设法“不仅把你的脚而且把你的腿也伸进门里去”。
推迟了很久的莫斯科协商终于在6月17日开始。莫斯科委员会退居幕后，让聚集一堂的波兰人自行商讨大局。6月23日正式宣布他们已就成立联合政府一事达成协议。正如俄国人所一直坚持的，临时政府仍保持着它的基本结构，虽然它现在已正式“改组”，以包括农民党、社会党、民主党和基督教劳工党的一些成员，同时还为战后的波兰商定了一个纲领。就象雅尔塔会议上所决定的，新政府将称为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六)十六名波兰人在莫斯科受审 1945年6月18-21日
使盟国间的关系在战争后期搞得这样极其复杂化的环绕波兰问题的政治斗争，于 1945年6月在莫斯科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正当那些按照霍普金斯方案应邀前来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在商讨波兰的政治前途时，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厅里却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6月18日至21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开庭，对十六名波兰领导人进行了审讯。他们从3月间被捕以来，一直在受预审，这是苏联司法程序中公开审讯前的特有步骤。
象苏联以往的审讯一样，主要不是对被告席上的被告人起诉，而是通过他们，对他们在伦敦的、苏联司法权所管不到的领导人起诉。实际上，波兰流亡政府以及他们的地下政治组织和国家军都同这十六名被告在一起受审。
审讯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员看到被告虽然被驯服，但他们的身体看来还好，而且对审讯的进程极为关心。在西方人看来，很多被告的自我丑化似乎是可耻的，虽然苏联检察官阿法纳西耶夫指出，按照苏联法律，悔改表现是一个“可以减轻罪行的因素，法庭在判刑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西方人眼中，苏联的司法程序始终是非常奇怪的。由于它是从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一贯正确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不相信就是犯法，不服从就是大罪。
起诉书和阿法纳西耶夫最后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被告的罪状是夸大其词的，但被告的供述却揭示了一幅图景，颇能说明华沙起义后波兰国内的事态发展。当红军的推进使国家军在有争议的东部地区的通讯联系处于混乱状态时，余下的国家军支队有些变成了游击队，从事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既反对俄国人又反对华沙临时政府领导人。1944年，根据伦敦来的命令，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自称“尼埃”(波兰语“独立”一词的简称)的秘密地下组织，它所确定的宗旨是保持波兰的独立。1944年12月，奥库利茨基显然通知过俄国人说，国家军业已解散，但同时发出了秘密命令，要把主力部队的核心保存下来，把武器弹药和秘密电台隐藏起来。它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为发展这个组织做更多工作，就被俄国人逮捕了。
这次审讯还有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它透露出波兰地下政权里各个政党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以及地下政权和伦敦流亡政府之间已经扩大了的分歧。扬科夫斯基指出，农民党、社会党和国民民主党分裂成为各个派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有的支持华沙临时政府，有的支持流亡政府。据巴京斯基说，农民党的军事组织“农民大队”从来没有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那样的国家军贵族领袖们真心诚意地合作过。米科拉伊奇克辞职后，农民党就一直不赞成波兰流亡政府，拒绝参加同“尼埃”有联系的政治组织。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拒绝接受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看来引起了整个地下组织的反对。民族团结会议曾表示同意雅尔塔宣言，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伦敦，伦敦显然没有理睬它。地下政权方面的大多数党派于是决定公开活动，这就引起了谈判的建议，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被捕。
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总结发言中要求法庭判处徒刑，不要求处以死刑。法庭宣告所有被告除三名外全部有罪，并把四个主要领袖分别判处以下期限的徒刑：奥库利茨基十年，扬科夫斯基八年，比恩和亚休科维奇各五年，其余的人则分别被判处十八个月到四个月的徒刑。然而，阿法纳西耶夫着重指出，这次审判是要“给苏联和进步人类的一切敌人，给所有那些妄图举起他们罪恶之手来干扰苏波人民友谊的人一个严厉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