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 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丹麦 第五章 挪威
地图
地图索引
第一编 走向经济复兴的
最初步骤
导言
一、主题与卷名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三、国界的变动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一、主题与卷名
本卷的主题，是写“希特勒的欧洲”瓦解后的事态发展。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军事侵略频频得手，显赫一时，一度曾使旧大陆的好大一片土地形成暂时的统一局面，其版图最大时，北起北角，南迄利比亚沙漠，西自加来，东至斯大林格勒西郊。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为了军事上、政治上、从而还有经济上的目的，这一广大地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统一了起来。这是由一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以欧洲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超民族的大国，其昙花一现的兴亡过程，已在第5卷中作了记述。本卷所记述的，则属于世界史中的下一个篇章，内容是“希特勒的欧洲”废墟上发生了哪些演变。
“大联盟”消灭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粉碎了德意志的短命的欧洲帝国，组成这一联盟的三大国政府当时在描述他们经过力战而刚刚完成的这番事业时，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词，而且就此一直使用下去。不光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连俄国人，也把他们的这一共同事业叫做欧洲的“解放”；因为，时至二十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就象“民主”和“科学”两个词一样，至少在口头上是谁都得表示赞赏的。那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和信任的气氛，超越了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地理界线，在这种气氛下就得使用这种褒扬的字眼。可是实际上，在军事分界线的英美一侧和俄国一侧之间，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在德国军事上全面崩溃之后，按照三大战胜国事先达成的协议，两支胜利大军已沿着从波罗的海南岸到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对峙的局面。西方盟国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从各自进驻前德军占领区的第一天起，就互不同意对方的自我标榜，说对方的作法并不是使早先沦于德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双方都指责对方建立当地的政权是滥用权力，这些政权并不真正表达当地的“民主”意向而是强加在名为“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头上、为他们新主子的利益服务的。在西方，人们无疑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俄国军事控制下的原“希特勒的欧洲”的非德国地区，俄国人确是在这样行事；他们也同样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其他非德国地区，西方各大国总是一俟军事条件许可，就立即把真正的、完全的政治独立权利归还给遭受希特勒荼毒的非德国人。西方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对方俄国人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同俄国人嘴上所说的，是不是也那样表里一致，直到1954年动手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时，双方都还是继续使用“解放”这个词，不过含义则截然不同。含义不同是客观存在，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这一有争议的词，而代之以“重新组合”这样涵义明确、不致有何争论的字眼。不管人们所说的欧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从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欧洲”开始走上灭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这段时期内欧洲确实发生了一次“重组”，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之初，那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被强行统一于一个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那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却已摆脱了德国的控制而“重新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规模，纳入了另一种政治结构。到1946年底，西欧加上希腊已组成了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在欧洲之外的北美，而东欧除去希腊，则组成了另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同样也在欧洲之外——即在俄国。显然，欧洲的这一重新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事。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东方”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意大利南部。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采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战后之战”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赞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象希土“人口交换”(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九百五十万人，也许已接近一千零五十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并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并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大俄罗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二十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迁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因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冲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冲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冲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冲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的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辟的孤立飞地。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六十万左右。在科夫诺、维尔纳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浪潮从奥托一世在位时起持续到现代，算起来已不下一千年。一千年来这股浪潮一直侵占着斯拉夫人的地盘而不断推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后退。1939 年，波兰的军事抵抗垮了台，两次大战间的那个波兰国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之后，希特勒即同苏联政府商定，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以内的苏方领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统统撤走，这个范围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加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领土中居民属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东部各省。就这样，大批日耳曼人被迫迁离了他们在东欧的家园，其中有一些是从十三世纪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希特勒命令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并入德国版图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的东南边界上，其用意是用他们作为一道“人堤”，掩护这道堤坝西北后方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于一个日耳曼族独裁者的教条主义政策而不幸受害的这些日耳曼人，还没有来得及在波兰完全安顿停当，向西作最后进军的俄国军队就赶了上来，于是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是迁入德国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国难民队伍来自东普鲁士以及奥得-西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本土，计约七百五十万人。当丘吉尔决定同意以那条大致与波兰族聚居地区东部边缘相符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战后边界时，他的心里其实也已经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国土地来补偿波兰的领土损失，借以安置从寇松线以东地区流散出来的多达三、四百万的波兰族难民，这块德国土地的面积应尽可能小些，但要容纳得下这许多波兰族难民，好让他们在那里重建家园；他也已经打算听任德国居民从德国所割让的这块土地，被赶到德国的其他各地去。事实上，让数目大致相等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各自离开乡土向西迁移的这个办法，看来最初还是丘吉尔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且当斯大林要求以奥得-尼斯河线作为波兰的未来边界时，他之所以会默认，是因为他思想上认为议论中的那条河是指东尼斯河而言，而且相信这条线以东的那部分德国领土事实上已可以满足从波兰迁出的那些人的需要了。及至他发现斯大林心目中的那条河是西尼斯河时，他就力持异议，因为按照该项建议，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数目比他先前设想的不知要大多少。可是，他的抗议是徒然的。因为，虽然根据正式的讲法，德国未来的东部边界问题须留待最后的和会予以解决，但波兰人和俄国人一朝进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所有前德国领土上的德国居民都驱逐出去了。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保护下复国之后，大概有数达二百七十五万名的日耳曼族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另外大概还有十七万八千名日耳曼族人被逐出匈牙利。至于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则并没有被正式驱逐出境，但是在1951年，某些地区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凡体格健全的男子都被集中起来，遣送到苏联去做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罗马尼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又还给它的那块前匈牙利领土上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则由俄国人作主保留在那里，这有点象苏联卵翼下的一个保护国，它成为俄国人干预罗马尼亚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
芬兰在1944年9月第二次投降之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芬兰族居民就因此而不得不第二次抛弃家园，再度易地安置，这一次终于定居在芬苏新边界以西的芬兰领土上了。
遭遇最为悲惨的，则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民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有一部分人在大战期间被遣送到德国去做工；有一部分人则在战争后期俄国人第二次占领这三个国家之前设法渡过波罗的海，逃到了瑞典。可是，俄国占领时还留在这三个国家里的那些中产阶级居民，后来显然就全部被放逐到俄国去了，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则为大俄罗斯和其他殖民者所填补。俄国人有意通过这一不人道的办法，竭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民族各自的民族生活都给扼杀了。这一非日耳曼族的新兴中产阶级原产生于农民阶级，是两次大战间在这三个国家发展起来的，至此即告消灭，回顾1700-1721年“大北方战争”中爱沙兰和利夫兰这两个波罗的海省份最初并入俄罗斯帝国时，该地日耳曼族中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的遭遇，两者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俄国的吞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是宣告了他们的死刑，相反倒是让他们得以进入有利可图的内地，使他们都发了迹。波罗的海贵族可以在俄罗斯帝国的军界和官场大展其才；而资产阶级则在波罗的海口岸同俄国内陆间的日益扩大的贸易事业中大有可为。这一历史对比，正是这二百二十年间文化倒退的一个可悲标志。
东欧的这几起破坏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总的结果是一笔勾销了一千年来日耳曼族、波兰族和立陶宛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动在民族分布上的影响，使民族分布图又大致恢复到了公元1200年以前的原状。这样，就只有在奥地利，日耳曼移民的后代和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后代还得以保有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一带，日耳曼人从十二世纪末叶以来建立的各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中，也仅有卢卑克一处仍为日耳曼族的聚居地。斯德丁、但泽、哥尼斯堡、美美尔、利鲍、里加、累发尔这些城市，无论就其名称或就其居民来说，都已不再是日耳曼的了。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过去七百年来一直为日耳曼族所居住，到后来发展到人口比当时的英国城市谢菲尔德和美国城市休斯敦还多。布雷斯劳这个名字本来就一直表明它原是个斯拉夫城市，而现在它又重新成为一个斯拉夫城市了。在一个斯拉夫民族和另一个斯拉夫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十三、十四、十五世纪时，非斯拉夫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斯拉夫族的波兰王国曾征服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广大地区，其后成立了一个愈来愈波兰化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征服这些地区所得的好处最后也都归于波兰人一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彻底地扫除了这段历史在民族分布方面的影响。
民族分布图上的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复原的了，哪怕部分的复原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以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而且甚至要以所有被卷入的人们再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包括那些参加或被迫参加在名义上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也在所难免。不管这段可怕的历史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在1954年的今天看来，1939-1946年间的那一场“民族大迁移”总是一个重大事件，很可能要在旧世界的这西北一隅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界的变动
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意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着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意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意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石勒苏益格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并南石勒苏益格，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西欧唯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石勒苏益格的气度。1935 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的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系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并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部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并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并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现由俄国人作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意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铸成的一个大错(那次和会曾决定把近五十万南斯拉夫人置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今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还有待于最后处理，但是，目前仍处于意大利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和现被置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为数都比较少。威尼西亚本部的东北角，居民是讲南斯拉夫语的，但从公元1420年到1797年一直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从1866年起又一直隶属于意大利王国，1946年四大国委员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在访问威尼斯-朱利亚的同时也去该地访问，他们直接得到的印象是，这些操南斯拉夫语的前威尼斯国国民颇似瓦莱达奥斯塔区里那些操法语的前撒丁王国臣民，从政治感情来看完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希望继续当意大利国家的公民。现处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那些散处在萨拉、阜姆、伊斯的利亚以及“的里雅斯特乙区”里的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乙区”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划归南斯拉夫管辖，实际上已为南斯拉夫占领)，则不如奇维达莱区里操南斯拉夫语的意大利人或“的里雅斯特甲区”里的居民那么幸运。就以“的里雅斯特甲区”而言，当地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同当地的意大利多数民族一样，一概照旧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保护。
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以北的东欧，同该线以南的东欧并同西欧对比之下，就显得第二次大战后领土变动极大。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最北部分，对两次大战间的苏芬边界所作的三处有利于苏联的修改中，有两处是恢复早先的原状。苏联从芬兰收回了镍矿蕴藏丰富、并有出海口通向北冰洋的佩特萨莫地区，这样苏联便又重新同挪威接界了，其实早在十四世纪，挪威拓荒者就由西向东，俄国拓荒者则以诺夫哥罗德为基地由东向西，分别开发了这一带海岸，从此一直到1918年，这里的边界一向就是沿着目前这样的界线划分的。在1944年，苏联重新确立维堡(芬兰语叫维普里)西北卡累利阿地峡的1940年俄芬边界。这一行动，其实就是夺回了从1721年到1918年两个世纪中一直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虽然当地的居民并非俄罗斯族。苏联并吞爱沙尼亚以及包括里加市在内的那部分拉脱维亚(指相当于1918年以前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利夫兰省)，其情况也是如此，
苏联现已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里加湾的东岸取得了一大片临海的土地，北起维堡(维普里)，南至哥尼斯堡(现改称加里宁格勒)。两次大战间一度独立自主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现已丧失了独立，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维尔纳地区在两次大战间原为波兰所占，当时一直是立陶宛和波兰间激烈争夺的对象(该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犹太人曾占绝大优势，乡村居民至今仍以白俄罗斯族为主)，现则划给了苏联的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两次大战间属于波兰的所有其他领土，凡是在寇松线以东的，现在都已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分得。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还从罗马尼亚那里取得了居民为乌克兰族的布科维纳西北半壁和比萨拉比亚西北角，以及各族杂处的比萨拉比亚东南端(布扬克)。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是俄罗斯帝国于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得的，1918年它被罗马尼亚占领。但对于这一暂时性的既成事实，苏联事后始终没有承认，现在，苏联又从罗马尼亚手里夺回了这个地区。经过这一项领土变动，苏联便成了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正象俄罗斯帝国从1812年起到1917年崩溃时为止一直是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一样。比萨拉比亚没有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那些部分，则同德涅斯特河以东罗马尼亚族人居住的一小片领土合并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再往西去，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那是并没有被苏联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在事实上已被划给了波兰。波兰所分到的东普鲁士部分还包括马祖里湖泊群以南的一条狭长地带，那里的居民讲的是波兰语，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是新教徒，在民族感情上则是德国人。波兰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的那块领土；收回了两次大战间波兰在西普鲁士的那条“走廊”；而且，这条波兰走廊原来的短短的海岸线(两次大战间波兰政府曾在这里兴建了格丁尼亚港)，现在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一线，在奥得河入海处还越过了这条河，把什切青港(斯德丁)也包括在波兰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已由苏联指定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没有为西方各大国所承认的那条与前大不相同的战后波兰西部新边界，就从这里划起。它沿着奥得河上溯到该河与其西岸支流西尼斯河的汇合处，然后再沿西尼斯河一直上溯到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即奥得河与易北河的分水岭厄尔士山脉，在这里，这山脉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奥得河河口起到厄尔士山山顶为止的这条事实上的波兰西部新边界，是阿登山脉以东，可以一举穿过北欧大平原的最短的一条交通线。
时至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事务不得不以一种空前的行动规模来进行，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欧的战后国界线肯定要比两次大战间原有的国界线更为合理。例如，俄芬边界现在就不再象1918年到1944年间那样近在列宁格勒市的大门口了。从西北方面通向这座城市的陆道，现又与城市本身同属一个国家管辖了——本来在1721年到1918年间情况一向就是这样，两百年来，城犹原城，地仍此地，只是名字始而叫作圣彼得堡，继则改称彼得格勒而已。又例如，沿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一带的几个前属日耳曼人的滨海城市，从累发尔一直到但泽，现在都同其经济上的后方腹地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对塔林(累发尔)、里加和利巴雅(利鲍)来说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对格但斯克(但泽)来说是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来说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次大战间那条插在两块德国领土中间的波兰“走廊”现已消失；现在的波兰也同苏联一样，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长度已足以与其领土的幅员相称，因为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波罗的海作为海外贸易的进出通道。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北欧平原上的西部疆界，正好位于波罗的海与中欧诸山间平原宽度较小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合理化了的边界以内，民族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历史上日耳曼族和波兰族人口向东推进的浪潮曾在地图上留下突出的痕迹达数百年之久，现则已统统抹掉。波兰在十四世纪把最西面和最北面的一些领土丢失给了日耳曼人，同时则从乌克兰人那里取得了东加利恰的统治权作为补偿；而现在，十四世纪以来第一次，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波兰国家的版图又重新一致了。
欧洲东北部这一次在民族分布图和政治地图上同时大刀阔斧地作了合理化调整，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为这一长期来扰攘不宁的地区保证有一个比过去较为和平繁荣的前途，这在今天1954年还无法预见。但是这次变动中有一个已成为既成事实的特点，而且是以个可悲的特点，即为了东欧的这一番结构的改变，人类备受苦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这一次通过野蛮手段强迫实现的惨无人道的人口再分布中，受害最深的，除被德国人消灭的犹太人外，便莫过于德国人自己了。在东欧，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一千年中，日耳曼人一直和犹太人共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对非日耳曼族、非犹太族的受惠者很可宝贵，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本身也大有好处。向东流动的日耳曼族移民和犹太族移民是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工艺的两大主要传布者；当时他们的贡献深为东欧国家的一些开明的政府所重视，这些政府往往为了吸引日耳曼移民到它们的领土内定居，特地给予他们土地和商业特权，甚至城镇自治权。因此，在1933年1月之前的那千年之中，日耳曼移民主要通过“和平渗透”，不断向外扩散，从易北河下游两岸一直扩散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结果是，日耳曼移民和当地原有的非日耳曼族多数居民均受其利。对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东欧的这一文化势力范围，较之用德国武力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帝国都更为有利，更为光荣。可是希特勒，这个苏台德区日耳曼移民的儿子，曾经夸口说他的第三帝国将历千年而不衰，到头来他在历史上所干的却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之久的日耳曼移民区从整个东欧(包括他自己的波希米亚故乡)的地图上统统抹掉。
希特勒做了两件不但手段卑劣而且也是鼠目寸光的事情，从而决定了东欧所有的日耳曼移民区被消灭的命运。他或以利诱或施威胁，要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充当第三帝国的第五纵队，配合第三帝国进犯其东方的一些邻国；这样一来，对因此而被当地的日耳曼同胞出卖了的那些国家来说，就不能再容忍日耳曼少数民族存在于他们的国土之上了。然而，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不惜以两个日耳曼族居民区的居民作为牺牲，亲自示范，教东欧怎样消灭日耳曼移民区。希特勒同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根据协议，南蒂罗尔地区操德语的奥地利居民必须狠心地作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国籍，要么抛弃自己的家园。希特勒同斯大林也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协议规定：1939 年瓜分线的斯大林一侧领土上的日耳曼族移民，都应迁移到希特勒那一侧去。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一旦第三帝国失败，东欧各地的古老的日耳曼移民区就必然要被消灭。希特勒把这些散处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搞得不容于人，同时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这样，就使这些日耳曼移民区不可能存在下去。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在1870年和187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有六、七年时间，欧洲的政治地图显得比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在那几年里，五大强国和一个没落了的大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占了欧洲的绝大部分，一些小国则嵌在这六个大国之间的缝隙里，特别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其政治格局是最为简单的了。那时。除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是这一广大地区仅有的其他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外，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是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或拥有宗主权的藩属。然而，那时欧洲地图上表面标明的颜色却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例如，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早在 1768-1774年俄土大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瓦解了，而到了1798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瓦解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使西方各大国面临了一个“东方问题”。1875-1878 年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埃迪尔内以西和以北一带国土的瓦解过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帝国迟早必将彻底解体，至此已经成为定局。东色雷斯以外的“欧洲土耳其”终于在1912-1913年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而到了1918年，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连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一大部分。也都已走上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一小块残余领土除外)所走的道路。
1875-1878年和1912-1918年的两次欧洲政治大动荡，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在两个方面大为改观。经过这两次大动荡，中欧和东欧原来简单的政治地图大大复杂化了，相形之下西欧的政治地图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上，西欧那些建立已久的较小国家——瑞士、三个低地国家、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反而少于中欧和东欧几个被肢解、被割裂的帝国领土上迅速崛起的那一大批新兴国家了。这些新兴的国家现占据着这样一大片领土：南起希腊，北迄芬兰，西自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东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处境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四个国家都象楔子似地硬挤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伤而未残的大国之间，但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新兴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人们虽不明言，却都公认，这些国家“尚不足以自立于今日世界的艰难紧张环境之中”；可是，同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建起来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条文中，在讲到这些阿拉伯国家时，就直言不讳地写下了上面那句话)，欧洲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被置于大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国际联盟盟约中给予所有会员国的一般保证，就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倚靠了。不过有关各方同时也都承认，如果真要让这些新兴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除国际联盟提供的安全措施外，这些国家总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更实质性的保障。大家还承认，仅仅在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订立——些防御性条约(如参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各国很快就做到的那样)，还是不够的。欧洲各新兴国家总的力量本来就不强，又何况这些国家也象其周围的各个大国一样，是分做前战胜国和前战败国两类的，换句话说，是分做“富国”和“穷国”两类的；而仅仅缔结一些区域性的同盟，既不能向“穷国”保证物归原主，也不能向“富国”保证其领土完整。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这两类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向周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国寻求庇护，或拜倒在其霸权之下，它们意识到，如果要保卫自己，或是要伸雪旧恨，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于是，“富国”一类的新兴国家便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而“穷国”一类则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卫星国。
中欧和东欧那片象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来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法国的力量——至少，在法国军队还据有着莱茵河桥头堡的情况下——是否强大得也足以保住这一布满新兴国家的地带，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呢？还是，德国和意人利将能在这里取法国而代之呢？还是，苏联终将成为中欧和东欧四个十九世纪帝国的遗产承受人呢？
这宗未卜属谁的彩物，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虽然这些新兴同家不论总的说来还是各个说来都是弱的，但各国的领土、物质资源和人力合在一起，如果被有效地掌握在外来的某一个大国的手里，则获得这笔资产的那个大国就会超过侪辈，取得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在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期中，英国同美国一样，都真心诚意地而且明显地力求不介入中欧和东欧的纠纷。法国和意大利则都不足成为争夺中欧和东欧的敌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掌管好这笔资产；而且，法国也同英国美国一样有个不利条件，即在地理位置上同新兴国家地带没有直接通路，中间被罗马-柏林轴心隔断了。当时，在地理位置上，在本身力量上，有可能把这一批新兴国家一起并入自己的国家而使自己变得愈益强大的，唯有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当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心目中所想望的，无疑就是要通过这一场武力的赌博，第一步征服中欧和东欧各新兴国家，第二步进而征服全世界；而后来当他沿着这条道路达到其胜利的顶峰，使第三帝国不仅成了整个新兴国家地带的主人，而且也成了东至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联西部广大领土的主人，成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除瑞士和瑞典外的整个西欧大陆的主人时，他那征服世界的目标确是已经在望了。
“希特勒的欧洲”的解体，早在1942年秋天就开始了，此后则逐渐加速，这就又一次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1875-187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比1912-191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还大得多。这一次的真空遍及于整个欧洲大陆，因为，虽然瑞士、瑞典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也象在第一次大战中一样，始终没有遭到侵犯，但如果三大战胜国真要一致决定剥夺其独立主权的话，这些国家是谁都维护不了自己的独立的。当时的形势很明白，这个新的欧洲权力，真空是要由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大国来共同填补的了，但是如何填补，则还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一直到后来，三大国就怎样占领战败的德国和重建的奥地利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就自然而然地也对上面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含蓄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无心而作出的答案。
占领德国和奥地利，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各用一支在盟国联合指挥下由盟国共同组成的驻防部队占领全境；也可以把德国和奥地利各自划分成几个区，分别由一个盟国单独占领一个区。两种方案都被考虑过，但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因为当事者认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由几个盟国联合占领德国或奥地利都是不好办的。作为解决这样一个局部问题的方案来说，把德、奥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的决定也许是深谋远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各大盟国为德、奥这样一个局部问题选定了这项解决方案，实际上同时也就决定了由“希特勒的欧洲”脱胎未久的这个巨大权力真空地带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假使战胜国通力合作共同占领德、奥的办法当时果真可行的话，这本来很可能就是走向建立一个全欧政府，也许还是最终走向建立一个全球政府的第一步。反之，当时决定把德、奥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占领区，这也就意味着作出了一个决定：凡介乎德、奥两国苏联占领区和苏联西部边界之间的一切欧洲国家应属于俄国势力范围，凡位于德、奥两国美、英占领区以西的一切欧洲国家则应属于美-英势力范围。这样一来，欧洲一些国家战后的结盟关系也就此定局——德、奥两国的苏联占领区与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成了贯穿德，奥心脏地带的一条军事分界线，在该线俄国一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好，英美一侧的丹麦、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也好，它们归入哪一个阵营，都就此定局了。而且，欧洲国家的这一重新组合，是和当时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已被消灭的这个地方，德、奥境内苏联占领区和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商定的分界线，大致也就是俄国的势力同来自北美的、经英伦三岛这个中继站而到达欧洲大陆的势力处于均势时的交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