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 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丹麦 第五章 挪威.2
就这样，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分割占领也决定了欧洲很多其他地区的命运，可是意大利和东南欧的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因为，在欧洲的这一地区，俄国势力和美英势力之间的平衡线并不是穿过奥地利和德国的。这里的界线位置，除非能象划分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事先谈妥，否则就得试着去找，也即是说，对崩溃中的希特勒帝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双方就得去竞相占领。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莫斯科曾就这一地区的问题争取达成协议，他在半页纸片上写了如下的建议，作为英苏之间的一项谅解：在希腊，英国同美国一起应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苏联则拥有百分之十；而在罗马尼亚，双方势力的比重则应颠倒过来(就是说，那里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应归苏联)。丘吉尔在计划中还提出：在保加利亚，苏联应占决定权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应各占一半。丘吉尔把写有这些决定人们命运的数字的半页纸片推到桌子对面，斯大林在上面用蓝铅笔勾了一下，又递了回来。
诚如丘吉尔随即就向斯大林指出的那样，作成这笔非正式外交交易的方法和速度都可能给人以一种玩世不恭、不够郑重的印象。可是，这两位政治家在1944年秋天这样谈妥的百分比，如果从全盘来看而不是就各个项目分别来看，那确乎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后来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这一部分彻底瓦解之后进行的最后重组，证明当时预计的准确程度相当惊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在罗马尼亚操有决定权的百分之百，美国则接替英国在希腊掌握了百分之百；虽然苏联在匈牙利的势力也达到了百分之百，而不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但这里的所得却被1948年的损失抵销了，那年苏联在南斯拉夫，连丘吉尔划给它的百分之五十也一并丢掉了。只有在保加利亚，最后的结局明显地不同于丘吉尔的预计，因为在那里，西方国家连丘吉尔当初要求的百分之二十五也没有到手。不过，苏联在保加利亚取得百分之百决定权的这一好处还抵不上由于土耳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带来的损失。先是，苏联曾威胁土耳其，要它同意对外高加索的苏土边界作一番调整，并把黑海海峡一带的土耳其领土和领海上的几个基地租借给苏联，但是结果都没有如愿以偿。因此到最后，苏联势力范围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便起自波罗的海南岸，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达于黑海西岸。罗马尼亚连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划在这条界线的苏联一边，而希腊连同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则归在西方一边——南斯拉夫人经过了短时期的亲身体验，尝够了俄国霸权的现实滋味，终于把先前自愿同苏联建立起来的友好结盟关系割断了。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组，就是把德国武力征服下的欧洲统一局面，变为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局面；这种分割是由于各大战胜国未能保持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恰恰曾经是被它们打败了的对手的唯一的然而却是非凡的建设性成就。希特勒用强力造成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是针对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诚然，希特勒解决欧洲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蛮横的，是通过侵略行动来实现，采用野蛮手段来推行，而且是以此来为德国民族的自私目的服务的，这一切都使欧洲那些不情愿的受益者们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欧洲为了摆脱德国的残暴统治，竟不得不把这种残暴统治带给欧洲的仅有的一大好处抛弃掉，以作为一部分代价，这是欧洲很大的不幸。如果再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欧洲”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之后，处于分界线俄国一侧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与过去唯一的不同只是德国的残暴统治换成了俄国的残暴统治(除芬兰外都是这样)，这就越发使人感到不幸了。但最不幸的还是：德国的对手胜利后造成的欧洲结盟新貌，使希特勒的受害者们和反对者们赖以熬过整个战争的那些希望都落了空。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各由一个非欧洲的超级大国充当盟主的这一新秩序，不仅没有给这个备受破坏、困顿不堪的大陆带来它所渴望的那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免于恐惧的生活，反而带来了又一个回合的政治对抗和紧张相持，大有爆发成为一场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
欧洲战后分成俄国势力范围和英美势力范围，这个局面本来已很不幸，而不久前曾经结成同盟对共同敌人作战的两个大国集团的一场争吵，又进一步使事态变得如此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根据那套强权政治经来看，大家知道，若是仅仅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而缔结同盟，则胜利到手，同盟往往也就分崩离析。大家也都知道，取得的胜利愈彻底，同盟的拆伙大概也愈快。这个道理似乎很可以说明，1945年合力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些大国为什么到了1946年就会闹翻；因为当初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苏联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联合，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即将被德国人毁灭的共同危险；同样也很明显，在1945年欧洲胜利之日，第三帝国军事力量之耗竭，尤甚于1918年第一次大战停战时的第二帝国或1806年耶拿之战败北后的普鲁士。然而，对1945年的战胜国来说，历史上的这两个先例却也是两个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就是说，对德胜利不管看来多么彻底，往往难免与时俱逝。那末，这些连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教训，为什么未能在1945年欧洲胜利日之后保住最近这一次反德同盟而不使散伙呢？
也许，美国人之所以对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估计不足，是由于他们对始终存在着的德国军国主义威胁没有充分觉察的缘故；因为美国人也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在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美国一度也同英国一样有被德国武力征服的危险，那时英国要是垮了的话，美国可能也会感到自己是支持不住的。可是，俄国人的头脑就不至于这样不开窍，1946年苏联之不惜同美国和英国闹翻，是不能用这一条来解释的；因为，俄国人在一生中已经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军队的蹂躏破坏，这种一而再的可怕经历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畏惧德国的烙印。那末，为了什么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赢，苏联就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日益挫伤它西方盟国的善意呢？为什么在那些靠俄国武力而摆脱德国占领或支配的东欧国家的战后重组问题上，苏联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许西方盟国有一点点实际的发言权呢？为什么1946年4月29日莫洛托夫要拒绝贝尔纳斯提出的一项为期二十五年、到期还可展期的四大国条约的草案呢(该条约草案规定，德国应完全解除武装，应采取检查措施防止其秘密重新武装；万一条约遭到今后哪一届德国政府的破坏，四大国应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为什么在同年苏联政府宁愿放弃美国建议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不肯接受美国的建议所附带的经济条件呢？为什么在1947年苏联自己既拒绝马歇尔援助，又不准它的东欧卫星国接受这项援助呢？
推测起来，俄国人是不相信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嘴上所讲的友谊和建议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于真心的。相信了这一点的话，就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信念冲突了；而且，尽管克里姆林宫里的决策者们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一样根本没抱多大虚幻的信念，但是他们象十六世纪的红衣主教一样，也难免要受到他们自己那个世界里当时流行的信仰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条的约束的；而共产主义的信条则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资本家”一律都是凶恶成性的野兽。可是，克里姆林官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态，继续把色迷迷的美国“资本家”搂在怀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他们肯定决不会由于缔结了拟议中的那个针对德国的相互提供保证的条约而给自己招来什么危险；订了条约以后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收受下来，用这笔意外之财加强自己的实力，静待将来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国老百姓再一次迫使华盛顿政府撒手不管欧洲那些历来使人受到损害的纠葛之后，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苏联政府偏要这样直率地在美国人面前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的敌意呢？要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存心要引起美国人对苏联的警惕，是要促使他们奋起反对俄国的图谋，那末，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妙的办法，倒是无过于此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是如此。
当然，由西方来解释俄国的政策，至多只是作些猜测，看来最说得通的一种猜测就是：苏联政府在采取行动、挑起同美国的争吵时，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不过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同美国保持友谊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而就准备承受这一较轻的祸害。俄国要同美国保持友好的话，代价是必须放弃它在东欧和中欧的目标；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一定是认为，为苏联的安全着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所能获得的好处，肯定要胜过对美关系上化友为敌所会造成的损害。
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在这种战争条件下，苏联防止另一次来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并不在于同德国以西的一些岛国订立同盟，因为，这班岛民至多也只会象上次大战中那样，迟迟才来开辟第二战场救援俄国，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下一次说不定还会同他们的德国资本家伙伴勾结起来，一起对俄作战。苏联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永远置于红军的军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就西方观察家所能推测的而言)，有两个非军事性的条件如得不到满足，这一军事控制还是不保险的。一个条件是，红军通向后方的交通线沿线各国，也就是从德国境内的红军前沿阵地到苏联西部边界以内的红军基地之间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经济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预，不论这种干预表现为私人工商企业，或表现为多瑙河内河航行权之类的条约权利，都要一律清除干净。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必须是顺从苏联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顺从的程度必须是苏联政府能够信得过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简直不惜牺牲西方的一切友谊，决心使用一切手段，正当的也好，不正当的也好，务必要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中把听话的政府都搞上台去，并使它们长此保住政权。在苏联政策制订者的心目中，这一首要目标凌驾于其他考虑之上，这正仿佛是一块礁石，一等到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下去，露出了礁石时，战时的大联盟就触礁破裂了；因为，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有关的国家中，唯一能够指望听命于莫斯科的，只有实权操在该国共产党人手里的那种政府；但是，在大部分这样的国家中，如果真是让人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愿的话，要由选民以多数票自愿选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是永远办不到的。
当红军在东欧和中欧节节推进，把德国人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而产生了现在该怎样重新组织这些国家的政府的问题时，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发现他们是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须既是“民主的”，又是对苏联友好的；可是，由于双方都把“民主”政府理解为自己那一种色彩的政府，而现时俄国的政权性质和西方国家又大相径庭，因此双方的协议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要使双方真正能够就双方同意的原则中那两项条件的基本实质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必须使俄国人相信，在现已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国家中，他们尽可以容忍西方观念中的那种“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组织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苏联的安全。然而有这样体制的政府而真能见容于俄国人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芬兰。
乍想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在这许多国家中俄国人偏偏挑中了芬兰予以优容宽待，甚至还颇加尊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各个卫星国中，早已证明芬兰是俄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尽管第三帝国业已崩溃，芬苏边界也已移至维堡以西的新线，可是芬兰那无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紧贴在列宁格勒的旁边，近得令人不安。那末为什么苏联唯独要对芬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呢？要是它在别处，特别是在波兰也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同西方盟国的友谊本来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国人的对芬政策可能决定于这样两个考虑，第一，在这一地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处于极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实上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再在政治上采取进一步的保险措施就显得多余了；第二，他们深信，芬兰人已经有过教训，知道芬兰若要生存，决不可再刺激苏联来把芬兰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教训必将成为芬兰人指导今后行动的方针。
芬兰投降之后，由于芬苏边界的后移，由于芬兰把它南海岸上赫尔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岛的一个基地租让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取得了从芬兰湾南岸起直到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并包括加里宁格勒在内的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从德国移到了苏联手里，因此，苏联政府十分放心：今后与苏联为敌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利用芬兰作为进攻列宁格勒的“跳板”，在战略上是再也办不到的了。再者，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苏联对芬兰较为宽大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要是苏联把国际棋盘上的这个小卒吃掉的话，瑞典看到俄国人这一步棋威胁太大，可能会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国的阵营寻求保护，对此俄国人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而芬兰人呢，他们对俄国的反感并没有消释——这种反感还是在 1890年前后到 1918年之间由于一再要使芬兰俄罗斯化而种下了根子的，1939 年以后又由于两次俄芬战争而进一步加深了。但芬兰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苏联手掌之中，现在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因此他们如果还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话，今后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俄国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俄国人才愿意让他们保留这份独特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时，苏联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段交界地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不但对它过去的敌国芬兰是如此，对它的盟国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对于这两个盟国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种含意的所谓“解放者”的角色，红军赶走了挪威极北地区和丹麦波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国驻军之后，都及时撤出。因此在斯堪的纳维亚，那不可避免的重组过程终于获得了一个使有关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区，即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欧洲半岛整个颈部地带，情况就没有这样良好。在那里，苏联要取得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困难，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处境也不是那么有利。不错，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跟芬兰人不同，他们对旧敌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仇恨，遗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塞尔维亚当权的那一派，今天有双重的理由同苏联关系格外密切，一是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国人支持他们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迹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丘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复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相形之下，苏联对待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各国，除芬兰外，手法都极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诚然，红军从来没有象英国军队在希腊那样同卫星国内的哪一派公开打过仗；因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而闹翻时，俄国人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来；而在其他有关各国，红军都牢牢控制着局势，任何反共派别都无法同它打上一仗，见个高低。可是，俄国人最大的成就也仅是避免了公开的战斗而已。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没有把敌人争取过来，反而连朋友都给搞得离心离德了。
铁托元帅同俄国人向来有种种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联系，而俄国人却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是他们在东欧和中欧最大的一次惨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仅次于此的另一个严重失着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执行的政策，在那里他们搞掉了贝奈斯的政权，因而失去了捷克资产阶级的好感。可是，俄国政策上的这两个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了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这两件事是争吵的后果，不是争吵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人不敢再冒风险，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为上；他们之所以拧紧螺丝，致使铁托要维护其独立，又使贝奈斯失去其独立，其动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那时贝奈斯的确也和铁托一样，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苏联保持牢固的同盟的，这跟泛斯拉夫情谊之类的感情因素是两码事。凡是捷克人，不论属何党派、属何阶级，都对1938-1939年间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没有能够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国的吞并，而在这两个西欧大国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笔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苏联是没有参与其事的。而且，后来到1945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解除之后，在贝奈斯领导下重建起来的全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个自绝后路的行动——把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除留下极小一部分外统统驱逐出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胜利日以前的经历也好，在胜利日以后采取的行动也好，都理应使其对红军有所依赖，把红军看作是防备德国复仇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尽管如此，俄国人一定还是担心，既然俄国与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择的话，贝奈斯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只怕会站到西方一边去。这一担心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总之，俄国人准是因为存着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
至于俄国人为什么要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各个非共产主义政党实行“划一化的革新”，这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希望实行彻底变革的强烈要求，虽然这些激进分子的宗旨并不是要在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其革命色彩已极强烈，为此激进分子担心反革命势力会进行反抗，因而他们就赞成同苏联友好，如果这样往后就能取得俄国人支持的话。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正需要俄国的支持来实现其革命纲领这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中有利于苏联的一个因素，因为当地的这种革命势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同过去决裂，因而也势必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匈牙利人传统上对俄国所怀的敌意和保加利亚人传统上对俄国存有的疑虑一并消除。可是事实证明，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俄国人政治手腕不够精明，不能利用这一机会，更正确地说也许是不愿意利用这一机会。他们本来很可以运用外交手腕促使当地的非共产党政权自愿亲俄，从而充当这些政权的保护人，以谋取苏联在军事上的安全保障。不过，俄国人在保、匈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导致苏联同西方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症结所在是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要找到一种能使西方和俄国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困难的。
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苏联对待波兰的态度是检验苏联总的意向的“试金石”，这有好几个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 年英国就曾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看作是检验德国总的意向的试金石。当时就是因为英国向波兰作了一旦波兰遭到德国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证之后，德国却侵入了波兰，英国才对德宣战的。然而，英国并没有作过决不允许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保证，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绘欧洲的政治地图时，对于波兰兼并那一片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英国曾表示反对，这是记录在案的(当时苏联由于暂时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于波兰向东扩张的领土要求)。英国人当时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确定了一条线，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就应当在这一线，因为该线以东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兰人了；而一当“希特勒的欧洲”加速瓦解，俄波边界问题重又提出来时，俄国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丘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的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唯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认为三大国不应牺牲德国而厚偿波兰。关键性的重大争执，倒并不在于波兰的未来边界，而是在于它未来的政府。斯大林认为符合苏联安全要求的那种波兰政府，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民主”的，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傀儡，要不是俄国那双力大难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的。斯大林坚持要把这样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强加于波兰，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度安插进去的不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很快也就给斯大林排挤掉了，这才是使战时的“大联盟”在战后归于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
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末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猛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斯大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上提请丘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三十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
斯大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鉴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斯大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斯大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斯大林的不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斯大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斯大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丘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那末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决的。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在一度曾沦入“希特勒的欧洲”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惨痛经历虽为时不长，却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是希特勒遗留给他的后继者们的最棘手的遗产之一。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中，正常情况下的各种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罪恶，而正常情况下的罪恶却变成了美德。只要掌权的当局是通过军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末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尽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历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复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战后最初一个阶段，在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前抵抗运动人员命运如何，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国的民族传统；二是重组后该国处于两大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哪一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重组时的去向，部分地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决定于军事方面的事态演变，部分地还决定于三大国之间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当地人民并不曾有多大的发言权；至于南斯拉夫，决定该国在重组时的去向的，也并不是该国大多数人民按宪法程序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南斯拉夫国内一个武装抵抗组织以武力战胜了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
在重组后处于两大势力范围新分界线西方一侧的那许多西欧国家中，前抵抗运动人物想要在战后政权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失败，其实也象他们当初的雄心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宪政条件下从事政治活动，理想主义者以及不满现状者就无法保持他们在反对短命的外国征服者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地位，这是不足为怪的。战时在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理想主义者中间，象皮杜尔那样具有政治才干、能够在战后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无几。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曾对抵抗运动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但并未赢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到历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便无法以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立宪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国家，而不是象分界线俄国一侧除芬兰外的其他各国那样备受势大难敌的占领国的干涉践踏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在经过了重组的各国，凡文化传统彻底属西方式的，包括芬兰，当然还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党无不遭到了这样的失败；而在西方传统也很彻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看来共产党人的遭遇本来也未必会好些，要不是俄国人插了手，把当地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硬拉上台的话。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当地共产党人即使没有苏联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后取得政权的，虽然这样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们事实上是不靠别人帮助而夺得了政权；而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说当地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外国援助的话，看来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国人给的。至于希腊共产党人，他们在战后最初一个阶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在那个阶段斯大林遵守他同丘吉尔的约定，俄国不向他们提供援助；但虽然如此，要不是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遭到英国武力的抗击而被挫败的话，希腊几乎肯定也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腊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即使该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没有俄国援助的情况下夺得政权，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多数希腊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搞的政变遭到外国强有力的反击而被挫败之后，希腊接着举行了一次尽可能自由的大选(希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那里，西方的那种“民主”当时还只是一种引进不久、没有完全适应于本地环境的外来事物，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尽可能自由的了)，选出了一个由反共分子占多数的议会。希腊共产党人发动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失败之后，却出现了反共的结局，这一事态发展使人们联想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或许也未必反映着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综观经过重组的各国在战后最初几年的不同遭遇，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时，本国文化政治遗产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大于其现今所属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外国盟主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希腊和芬兰两国遭遇之间的对照特别鲜明。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腊原是划在西方国家一边的；而且上面也已提到，斯大林在这之后的最初一个阶段的确不错，没有在希腊插手。可是，尽管英国运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诚而机智的不懈努力来促使素来不和的希腊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种“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结果还是免不了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悲剧，冲突的一方是希腊的一派，另一方是一个素有亲希腊感情的西方大国，该大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希腊人民有机会争取到一个真正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希腊自己的政府。希腊依然保留着本来的政治传统，其西方化还只是表面的，正是这方面的缺陷，终于使希腊陷入了内战，虽然它比较幸运，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站在战胜国的一边，成为其保护人的那个西方大国本身又是具有议会立宪制的那种“民主”的政治传统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面，芬兰原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曾不得不以俄国人所开的条件向苏联投降，可是，多亏它过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历史给它留下了西方的宪政传统，所以它终于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议会制度维持了下来，虽然它现在完全处于苏联势力的支配之下，俄国熊的两只前爪紧紧地把它圈在中间。
在西欧，对比一下挪威、丹麦、荷兰为一方和比利时、法国、意大利为另一方的战后不同遭遇，也能明显看出在经过重组的国家，本国的历史遗产对于决定国家的战后命运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后三个拉丁国家同前三个条顿国家一样，那里的共产党人既没有长时期参加战后内阁，也没有试图用不合宪法的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一样，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们在这历来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较之早先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时所扮演的那种既当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显得可怕；何况在这几个拉丁国家中，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总形势肯定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现在这种静待时机的策略的。在这些国家，几个条件促成了共产党人大为走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起作用，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资产阶级不愿作出必要的最起码的让步来使无产阶级相信有可能不经红色革命而实现社会正义。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一面胆战心惊，深恐性命不保，一面却继续死抱着钱包不放。一些温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国或荷兰的话就会加入工党来谋求实现其目标，但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往往都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态度认真的左翼政党。拉丁国家战后国内政治中这一不幸的、从长远来看很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同这些国家议会制的历来实施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那里议会制实施得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只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太平日子里也许是例外，那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只有自由党和天主教党两个政党。反之，条顿国家战后在政治上日子比较好过，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去议会制实行得比较成功。条顿族的荷兰和只有一半是条顿族的比利时之间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认为唯有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实质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持这种论点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那末这个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必然会导致政治安定，那末比利时就应该是战后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当时欧洲肯定以比利时最为繁荣——这部分地是由于复国后重建的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明智、大胆、及时，部分地也是由于比利时比较幸运，在欧洲战祸中遭受的创伤不怎么严重，在中部非洲还保有一个完整的殖民帝国，那里的居民还是象驯服的“土着”的样子，那里的地下资源有大量的铀矿。可是另一方面，荷兰则不得不放弃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帝国。以前荷兰的国内经济依赖这个殖民帝国，较之英国依赖英属印度有过之无不及，而现在，战争给荷兰造成的破坏和饥馑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借助于这个殖民帝国的资源，而恰恰在这时荷兰把这个殖民帝国丢了。要是经济史观的理论真是一把万能钥匙的话，那末，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情况既如此悬殊，前者的政局理应动荡不宁，而后者则应能在国内政治上欢度一个和平融洽的蜜月。然而，事实上，战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处境不仅不能反映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相对地位，实际情况倒是恰恰相反。荷兰目下的经济困难，勾销不了它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养成的立宪自治传统的有利政治影响。由于荷兰的工党具有英国式的选民基础，打破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政治分野，所以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避免了各个教派政党同反教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之间选民尖锐对立的危险。比利时的宪政传统不象荷兰那样悠久，它迟至1830年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实行立宪自治；因此，当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业已退落、政治重建的任务需要比利时同荷兰一样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潜力时，比利时尽管经济特别繁荣，却还是不能弥补它在政治传统上比较嫩弱之不足。在战后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比利时的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佛兰芒族和瓦隆族之间，在位国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都立即出现了巨大的政治裂痕；特别是因为这三条不同的界线大有并合成为一道深刻的裂口之势。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现象就格外具有危险性。
根据上述情况，似可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对于经过重组的欧洲国家来说，即使象重新组合那样天翻地覆的经历，也不如各国本身的传统和精神气质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眼下被划在俄国势力范围或西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偶然性的遭遇，归根到底，未必就能决定它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