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托政权的头几年中，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一味顺从。鉴于共产党的纪律和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忠诚，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威胁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国家。南共领导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培养对苏联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为陆上最大军事强国，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东欧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时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所怀有的那种带着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传统感情。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南斯拉夫抛弃了它的一些旧友而结交了一些宿敌。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了它的敌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传统的朋友希腊，同样成了敌人。法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虽然在法国共产党参加巴黎政府期间，偶而也对它说了几句有礼貌的话。新结交的朋友中，一个是罗马尼亚，过去曾是它的盟国，但从1941年起却是德国的附庸国；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分到过一小片南斯拉夫领土作为希特勒赏给它们的酬劳。在南斯拉夫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为友好国家相待，因为它也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虽然南斯拉夫的对捷友谊因后者在抗德战争中表现不好而带有浓厚的藐视色彩。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民族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则将它称之为帝国主义。它向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亚，都提出过领土要求。由解放战争激起的、并由现政权的宣传有意培养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变成了左右对外政策的一个积极因素。新统治集团，那些在游击队伍中起家的军官和官吏们，不仅希望赶走入侵者，以社会“新政”取代战前的政权，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强大的，至少在巴尔干半岛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种观点受到共产党中老资格领导人的鼓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战前虽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学说的训练，但是，由于他们同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而使他们的观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由于采用了新的准联邦制的国家组织而更有所加强。南斯拉夫的各个非塞尔维亚民族，过去都是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的，现在他们的独立民族地位既已获得理论上的承认，他们就开始提出要牺牲邻国的民族领土要求，并要求承认这些主张为整个南斯拉夫的主张。拒绝这样的要求是十分危险的，即使政府有意拒绝的话。斯洛文尼亚人要求从奥地利和意大利取得领土，克罗地亚人要求从意大利取得领土，马其顿人要求从希腊和保加利亚取得领土。这些要求的一个有利之处是，除了保属马其顿之外，所有这些领土都是由西方“反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占有着的。这样，南斯拉夫帝国主义就正好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相一致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同对苏联的顺从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无限忠于南斯拉夫的爱国主义是同无限忠于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这暂时在外表上还不很明显。
南斯拉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北方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受经济方面考虑的影响很大。南斯拉夫需要波兰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冶金产品及机器。1946年3月和5月，它先后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名义上这些条约是针对德国或德国的任何同伙的，实际上矛头都指向西方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表面那样亲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一事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纯洁的，他们用不耐烦的优越感对待差劲一些的弟兄们。他们觉得——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捷克在解放自己方面没有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应该为那些对解放有过贡献的人做些事情了。南斯拉夫正在着手从事一个雄心勃勃的迅速工业化的计划。它需要工业设备，而在大量重建工作完成以前，它并没有多少东西好用来偿付所需的设备。捷克人能提供大量这种设备，南斯拉夫人认为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捷克人供应设备的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那些更为英勇的斯拉夫亲属。精于生意经的捷克人对这些论点不感兴趣。泛斯拉夫主义的花言巧语就是他们愿意提供的商品，至于要供应机车和机床，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匈牙利的关系比人们预料的来得好。匈牙利领导人，一则自己国内驻有苏联占领军，再则充当过希特勒最后一个附庸的这一污点还有待洗刷，是经不起同南斯拉夫人闹别扭的。根据1946年的巴黎和约，匈牙利有义务按“1938年的价格”用商品向南斯拉夫支付赔款。1947年3月，南斯拉夫同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打算通过它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匈牙利能够提供南斯拉夫所需要的不少设备，却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南匈关系的改善，也是因为相对地说来南斯拉夫政府给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比较好。在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匈牙利族人中被怀疑有“反动”情绪的，可能要比犯有同样嫌疑的塞尔维亚族人或克罗地亚族人处分得更严厉些。但是，新的宪法体制一经实行，伏伊伏丁那自治区的匈牙利族居民就和操斯拉夫语的南斯拉夫公民享有同等地位。在那些匈牙利人占多数的城镇或乡村中，行政权掌握在匈牙利族共产党人或能够为共产党所接受的非共产党匈牙利族人手里。1947年12月签订了南匈结盟条约。
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则比较复杂。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直是阋墙兄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所有彼此敌对和兵戎相见的年代里，以及在所有较为短暂的相对友好的时期中，两国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手足之情和强烈的仇恨同时并存，既相信南方斯拉夫人的伙伴关系，又不可调和地争夺着有争议的领土。甚至在南保两个共产党之间，也不仅有从事于共同革命事业的同志关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在俄国人面前争宠的勾心斗角情况。在刚解放时的兴高采烈情绪中，两国都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信两国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已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作为联邦一员的马其顿共和国，应是走向南保间更密切关系的一步。正如一句常用的共产党口号所说的，马其顿将不再是引起不和的祸根，而是相互了解的桥梁。但是一旦承认了马其顿人是既不同于保加利亚人也不同于塞尔维亚人的另一个斯拉夫民族，那末主张把那部分由保加利亚于1913年取得的、马其顿人喜欢称之为“皮林-马其顿”的马其顿领土包括到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中去的理由就变得极其有力了。再有，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成为一个联邦，那末，就要决定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之间将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使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发生严重摩擦。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南、保联邦的协议草案，送给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2 月，南斯拉夫副总理爱德华·卡德尔率领代表团到索非亚讨论这个计划。保加利亚人不象南斯拉夫人那样渴望组织联邦。他们宁愿两国结成一个简单的联盟。但是，当他们同意讨论联邦问题时，便出现了重大分歧。南斯拉夫人建议，保加利亚应成为扩大后的南斯拉夫联邦中的第七个共和国，保加利亚人则主张联邦应由现有的两个国家——由六个共和国构成的南斯拉夫和由一个共和国构成的保加利亚——在对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当然，保加利亚独立的时间比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中除塞尔维亚以外的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来得长，人口和土地也比它们中任何单独一个共和国都来得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让一个民族竟然同人口加起来是它两倍左右的三、四个民族处于同等地位，那是不公平的。没有达成圆满的协议，只好把这一争执提交给莫斯科。在1954年写作本书时，西方还不了解莫斯科当时持什么观点。但是，等到发现西方国家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任何合并时，整个计划就被搁下了。苏联政府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西方国家发生争论。西方国家之所以反对，一则是因为他们关心希腊的安全——这种安全可能由于它北面边界上出现一个单一的强大国家而受到威胁——再则也是因为它们有意不让保加利亚因为同一个盟国方面的国家合并而逃避它同希特勒结盟所应得的后果。
保共领导人虽然在原则上承认皮林-马其顿同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合并，置于南斯拉夫版图之内，但是，他们却显得并不急于使之实现。他们争辩说，这只有在一个由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共同组成的联邦国家中才能办到。在组织联邦的事被无限期地推迟后，他们还希望皮林-马其顿问题也拖延下去。1945年间关于这件事没有听到什么消息。1946年初，南属马其顿发生了一些内部纠纷，因为马其顿议会的议长安东诺夫-特森托辞去了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7月间他被捕了。他被指控为图谋搞一个“完全独立的马其顿”。8月2日，马其顿总理拉扎尔·库利舍夫斯基在斯科普里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在南斯拉夫国界之外提出马其顿合并问题，那是明明白白的挑衅，是不利于马其顿人民的独立和利益的。”如果说这种计划是在马其顿之外的任何地方酝酿的话，很难设想不是来源于保加利亚，因为过去五十年来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扩张就是在支持马其顿“独立”这一常用的幌子下进行的。根据南斯拉夫方面的报道，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1946年8月6日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原则上同意把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可是，这项决议不仅在提法上有某些保留，而且从未公布，显然甚至还没有对党员传达过，这就使得它对南斯拉夫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了。1947年8月，铁托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会谈时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保加利亚人仍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皮林-马其顿同南属那部分马其顿的合并，应该等未来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建成之后实行。可是，铁托还是迫使对方作出了这样一点承诺：保加利亚政府将容许其管辖下的马其顿人有充分的“文化发展”。当年年底，这个诺言兑现。当时有九十三位南斯拉夫教师被派往皮林-马其顿“去协助正确地教授马其顿文学和马其顿历史”。后来不论来自南斯拉夫方面或保加利亚方面的报道都表明这些教师的活动并没有使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更接近于达成协议。六个月后，当贝尔格莱德和共产党情报局的破裂公开化时，保加利亚政府立即把这些教师驱逐出去了。
这里不妨顺便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这件事的始末一直讲到南斯拉夫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的前夕。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访问布莱德，改善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一般关系之后，11月间，签订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条约，这是苏联集团中任何一国同以前的敌国签订的第一个联盟条约。事先显然没有把订约的事通知过苏联政府。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接见记者访问时，就东欧组织联邦的事情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招来了1948年1月29日《真理报》的攻击。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奉命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时告诉两个代表团说，他不赞成搞什么东欧联盟，而是希望能看到分别组成三个联邦，即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南斯拉夫人现在更是不想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了。他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这时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知道保加利亚受莫斯科控制的程度要比南斯拉夫受控制的程度大得多，同时也知道，把保加利亚包括在拟议中的新联邦里面，就会使莫斯科有一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联邦施加压力和控制的更有效得多的手段。这无疑就是莫斯科在这时主张搞联邦的原因。根据卡德尔本人的说法，斯大林当时曾宣称：“条件已告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该合并起来，然后再把阿尔巴尼亚归并进去。”南斯拉夫代表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3月1日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就达到了危急阶段。
有两个因素影响着南斯拉夫同希腊的关系；一是希腊内战及其余波，二是马其顿问题。甚至还在德军占领期间，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就曾为了希属马其顿问题发生过摩擦。但是，只要希腊共产党还有希望在整个希腊掌权，那末将来的希南边界和希腊境内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的未来地位都可以视为次要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政府表面上没有向希腊政府提出关于马其顿的任何正式要求。但是，对斯利普里共和国政府中那些热中于马其顿民族主义的人来说，他们喜欢称之为“爱琴马其顿”的那个地区的前途却决不是一个次要问题。时常有人发表演说，鼓吹必须从希腊的君主-法西斯枷锁下“解放”爱琴马其顿。实际情况是，自从1922年被土耳其人逐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重新定居以来，希属马其顿已不再是一个斯拉夫区或者甚至也不是半斯拉夫区了，现在该地居民密密麻麻地都是希腊族人了，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对南属马其顿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当他们为新近获得的国家地位而兴高采烈时，对于那些令人烦恼的事实却漠不关心。他们这种过分的做法对希腊的反共宣传者颇有用处，同时使希腊共产党人感到为难，不过，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对南斯拉夫政府政策的影响。当希腊内战于1946年底重新开始时，南斯拉夫的支援是给整个希腊共产党人的，而不是只给希腊西北部操斯拉夫语的共产党人的。只是到了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共之后不久，希腊共产党才不得不站到保共那一边来反对南共。支持一项矛头指向南斯拉夫的“解放马其顿”计划。
从战胜德国之日起，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日趋恶化。根本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看作是“民主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英勇先锋。确实，他们比苏联政府本身更迅速地表现出对西方的更大敌视。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敌视的具体原因。英国于1944年12月对希腊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行动，在贝尔格莱德引起了真正的惊慌，贝尔格莱德似乎认为，这“同样也是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南斯拉夫要求取得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一部分，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尖锐矛盾。这里我们只要提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两点考虑就够了。第一，他们认为意大利曾给南斯拉夫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应该迫使它作一些补偿。而南斯拉夫自己则因为受到战争破坏，没有力量支付赔款。通过割让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它可以对南斯拉夫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工业资源。第二，南斯拉夫认为奥地利人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残暴，不亚于德国人。奥地利不仅给德意志帝国提供了一个希特勒和一个卡尔滕布龙纳，而且还提供了两个在占领南斯拉夫方面居于领导职位的人物——诺伊巴赫尔和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在南斯拉夫人看来，盟国竟然会支持奥地利反对南斯拉夫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论点如果是通过外交途径并以外交语言提出来，本来也许能使西方政治家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南斯拉夫人却宁愿在报刊上讽刺挖苦，诋毁人家有邪恶的动机，辱骂，夸口，并以武力威胁，从而不必要地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另外还有两点不满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得更坏。一个不满是关于那些被称为战犯的人的引渡问题。当傀儡的卖国贼已有不少被送回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的傀儡总理米兰·奈迪奇将军。可是，南斯拉夫对“叛国罪”和“战犯”这两个词汇的解释却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概念所能容许的广泛得多。西方政府坚守自己的原则；南斯拉夫当局则把西方的行动看作是出于罪恶的反动动机；在那些终于漏网的人中间，有一些只要公开露面就会被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克罗地亚的卖国贼、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安特·帕韦利奇。他的漏网在南斯拉夫引起了真正的和广泛的愤怒。第二个不满是西方军用飞机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飞行时经常穿越南斯拉夫领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在的里雅斯特和卡林西亚问题上的敌对情绪，以及一切共产党政府所共有的那种唯恐边境不安全的思想，这种种合在一起，就使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些飞行有着一种阴险的目的，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种目的。1946年8月9日，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都丧命，从而使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愤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南斯拉夫经济之得以恢复，主要是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向联总提供资金的，主要又是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也经常由于南斯拉夫同奥地利英国占领区之间的边境线上发生事故而受到损害。英国士兵误入了或据称是误入了南斯拉夫领土不多几码路，就被关进南斯拉夫监狱，在很不舒适的条件下拘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遭到侮辱，有的还遭到虐待。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被南斯拉夫士兵枪杀了。
同苏联的关系从外表看来非常好。1945年3月签订南斯拉夫-苏联联盟条约。南斯拉夫发言人在联合国总是支持苏联的行动的。可是，在骨子里矛盾却在日趋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计划。苏联提出要组织一些南苏“合营公司”，类似于已设立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那种公司，在建议中还有一些南斯拉夫人所不能接受的要求。苏联出口到南斯拉夫的货物价格定得高，而从南斯拉夫进口的货物则价格定得低。苏联官员傲慢的态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官员的反感。苏联的保安人员在南斯拉夫居民中，特别是在铁路人员中发展间谍。苏联政府硬要南斯拉夫人以非常高的价格接受大量苏联影片和书籍。贯串着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性是对一个小盟国的傲慢和藐视，总括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有思想正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以往一直是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他们通常总是专门用它来描绘西欧人和德国人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联对南保关系的态度是令人害怕的。1948年2月卡德尔在莫斯科同保加利亚人商谈之后，莫洛托夫命令他签署一个已经拟好了的、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在一切对外政策问题上同苏联商量的文件。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那一系列措词尖刻、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的信件往返。
南苏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本章(第八章)一开头就谈到的那个问题。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铁托建立了他自己的民事和军事的国家机器。他下面那些新的军官们和行政官员们之有今日，都得归功于他。他们的忠心首先是向着他的。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是由苏联“军事和政治专家”一手建立或在他们的主持监督下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把铁托作为对等的一方同他合作，或者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傀儡。如果平等相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证明是忠诚的同盟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不忠于苏联，他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同情西方的迹象。但是他们是不愿扮演傀儡角色的，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有效控制使他们有可能成功地拒绝扮演这种角色。有一段时候，莫斯科似乎决定把他们作为同盟者相待。尽管当地的苏联代理人表现得骄傲自大，苏联的领导人却大谈友谊。1947年9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有权有势的A·A·日丹诺夫允许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他自己也表示支持南斯拉夫人，致使杜克洛和隆哥两位先生狼狈不堪。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或日丹诺夫势力下降的结果。到1948年3月，斯大林已决定支持他在南斯拉夫的最傲慢的代表，并使铁托丢脸。不过，丢脸的却是斯大林。
